“义”指仁义道德；“利”指物质利益。义利问题是伦理学讨论的问题，也是中国哲学家热烈讨论的问题。

孔子最早探讨了义与利的关系，表现出尚义反利的思想倾向，他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论语·阳货》）他把“义”与“利”看成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区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强调“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他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当二者不可得兼时，“舍生而取义”。他游说梁惠王，当梁惠王问及“何以利吾国”时，他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汉代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命题（《汉书·董仲舒传》），深受后世儒者推崇。

与孔孟言义而不言利不同，墨子却把“利”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的标准，这与他重视发展物质生产的思想是有联系的。他说：“古者名王圣人”“爱民”“利民”而“又示之以利”。他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仁人”奋斗争取的目标。他所谓“兴天下之利”就是追求“富”（财富多）与“庶”（人众），前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后者是劳动力的生产。墨子要求增加社会财富和劳动力的思想，反映了当时壮大起来的手工业主阶层迫切地要求发展生产的愿望。他认为政治上的首要任务就是物质财富和劳动力增加，这种出发点与孔子轻视劳动、鄙视“利”的思想直接对立。

同样是儒家学派的荀子与孟子的义利观也有所不同，他没有把义和利看得水火不容。他认为义和利都是人所固有的两种追求，但他认为义是第一位的，而利是第二位的。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以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故义胜利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荀子肯定了追求利的合理性，但反对唯利是图的不道德行为。他说：“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又说：“惟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荀子·儒效》）他的认识比孔孟更符合人性存在的本来面目。

宋明理学继承先秦儒家和董仲舒的义利观，把义与利相割裂而更强调义而否定利。朱熹认为董仲舒之“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与延平要先生书》）。这种义利观是有悖于情理的，因此遭到明清时期具有启蒙思想的哲学家的批判，他们提出了义利并重的观点。主要代表人物是颜元，他说：“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闻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这种义利并重的思想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

“理”指宇宙的法则、道德的规范和理智的原则。“欲”指欲望、人欲，指对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追求。关于如何对待理与欲的探讨，即如何处理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也是中国古代理论家热烈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

先秦儒、墨二家都主张节欲。战国时代，统治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争城争地，战祸连年。他们生活奢侈，为了将世间的荣华富贵带入死后的世界，厚葬成风。孟子和墨子反对奢侈浪费，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而节欲的标准是“仁义”。墨子重苦行，主张“生不歌，死无服，以绳墨自矫”。在墨子的思想中，“非乐”“节葬”“节用”是重要内容。他从同情下层百姓的疾苦、减轻人民的负担的愿望出发，反对统治者的奢侈：“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夸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墨子·非乐上》）

荀子承认人欲的客观存在，他反对片面去欲或寡欲。他认为人的欲望永无休止，不可能完全满足，只要接近满足就行了；人的欲望是不可能排除的，但要有节制，只要善于节制即是合理的。他说：“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他论述了节欲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因此他主张以道制欲。他说：“以道纠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荀子·乐论》）

宋明理学家把“理”与“欲”对立起来，以为必须存天理，灭人欲。朱熹是代表人物，他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朱子语类》十三）在他看来，“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谓因天理而有人欲，则可；谓人欲亦是天理，则不可。盖天理中，本无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来。”（《答何叔京》）宋明理学家普遍接受了朱熹这一思想。问题是人欲如衣食男女是一个客观事实，是不能排除也是不可排除的。所以朱熹又承认基本的人欲乃是天理。当他的学生问他：“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时，他的回答是：“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十三）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对理欲关系问题做了新的说明，他的理欲观有精辟的见解。王夫之还进一步分析了人性问题，提出了“天理高于人欲”的命题。他说：“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四），“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同上卷八）。他充分肯定了人欲即人们对物质生活欲望的追求的合理性，而且把人欲的满足看作是同社会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他驳斥了宋明理学家们各种“离人而言天”“绝欲以为理”的禁欲主义谬论，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合理的共同欲望在推动着。满足人民的物质欲望，让人们正常地从事生产、生活，就是统治者应遵循的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