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善恶问题是伦理学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论争，主要存在人性本善、人性本恶、人性不善不恶和人性有善有恶等学说，而讨论的目的则是探讨如何使人成为君子和圣人的途径。

孔子最早提出人性问题，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认为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性”，即本性，人的自然质性。后来孟子不同意孔子“生之谓性”的命题，而赋予“性”以道德属性，提出“性善”说。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即仁、义、礼、智，此四者是“我固有之”的善之“四端”。他说一个人突然看见一个孩子快要掉进井里了，都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这就是人性之善端的表现。孟子认为人生下来其天性就具有这种善的萌芽状态，必须发扬光大，否则这种善端就会消失。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后天的教化极有必要。由于后天的教化使人性之善得到发扬光大，这是人之为人，人区别于野兽、人能成为君子的关键所在。

同样是先秦时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与孟子的人性论不同，他主张人性恶。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而人的本性则是：“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这种本性是与生俱来的，也就是说人生下来就有各种欲望。“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扶理好愉快，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持事而后生之者也。”（《荀子·性恶》）荀子认为这些对物质生活的欲求是与道德礼仪格格不入的，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因此，他认为人性是恶不是善。那么人性的善是怎么形成的呢？他说那是人为的结果。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是人为的意思。他说：“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在性与伪这对矛盾中，荀子更强调“伪”这一面。就先天说，“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于小人，其性一也。”都是恶。而人为，也就是后天的环境和教育，可以改造人性。“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所以他提出“化性起伪”的命题，强调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起礼义，制法度”，转化人的“恶”的本性，使之符合道德规范，便能成为圣人。荀子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儒效》）。

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提出性不善不恶的学说，“性无善无不善也”。（《孟子·告子上》）而善恶都是后天形成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还打了一个比方：“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杯的异体字）棬（曲木制成的盂）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告子提出“食色，性也”，在他看来，人生下来就有食色等性，这种本性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告子这一思想相当深刻，却不为孟子所接受。孟子把食色之性视为“禽兽之性”，荀子则视为“淫乱之性”，而告子则摒弃了这种错误观点。但在如何使人向善方面，告子与孟子、荀子一样，主张加强后天的教育，因为性既然无善无恶，所以，“为善固需教诲，为恶亦待诱导”，加强后天的道德教化就是必要的。后来的王安石也认为人之性无善无恶，有善有恶者是情而不是性，“有情然后善恶形焉”（《原性》）。因此，道德规范的教诲是针对情之善恶而制定的。与王安石同时代的苏轼亦持性无善恶说，他说：“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扬雄论》）清代龚自珍推崇告子性无善无恶说，认为只有告子“知性”。他遗憾于告子未能阐述自己的学说，因而作《阐告子》一文予以阐扬。

总之，尽管在人性问题上异说纷纭，但其宗旨却是一致的，即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