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就是人的身体，“神”指的是人的灵魂、精神、意识和思维等。形与神的关系是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古代，形神关系曾是人们长期论争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人有灵魂的观念产生很早，早在原始社会这种观念就产生了。不仅中国，在世界各地早期文明中都存在这种现象。这与原始人做梦有关，恩格斯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个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如果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动着，那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不自觉的朦胧的理解和想象，后来发展成为自觉的意识，把传闻当作事实，加以夸张渲染，把人死后变为鬼魂描绘得活灵活现。

先秦时期，《管子》书中有“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的形神论。但也有人很早就对灵魂的存在提出质疑。最早人们主要争论的是有没有鬼，荀子认为没有鬼，他举涓蜀梁的故事说明鬼神是人的错觉。他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题，肯定形是神的物质基础。汉至魏晋南北朝时，关于形神关系的观点已臻于系统化，形成了两大派别，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一派主张形神相离，认为精神主宰形体，形灭后精神可独立存在；一派主张形神相即，认为形体是精神存在的前提，形灭则神灭。东汉桓谭认为：“精神居于形体，犹火燃烛矣。”如果没有烛，“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王充说：“人之死，犹火之灭也。”这种争论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形成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佛教徒对桓谭、王充的思想加以利用，特别是利用薪火之喻的漏洞来论证精神不灭。东晋憎慧远说：“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认为神“感物而外物”，所以“物化而不灭”。灵魂是永远存在的。道教追求形神俱存，不死不灭，但认为形依靠神而存在。官方道教创始人葛洪说“形领神而立焉”。

面对慧远的观点，不少思想家著书立说，对神不灭论展开论战。其中真正动摇佛教神不灭论基础的是南朝的范缜。在他著名的《神灭论》中，范缜首次使用“质用”这对范畴解释形神关系。他开宗明义地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他还把形神关系比喻为刃利关系，认为刃为利之质，利为刃之用，即质即用，无质无用。“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这一逻辑论证从新的理论高度挫败了佛学。组织佛教徒对范缜进行反击的是梁武帝。梁武帝宣布佛教为国教，为消除《神灭论》的影响，于天监六年（507）命王公朝贵及僧正六十余人进行反驳。范缜不为所屈，仍坚持其形神相即和形质神用的哲学理论，驳斥了神不灭论的荒诞。双方围绕“贵贱”“形神”问题展开激烈论争，在这场论战中，范缜在理论上所向披靡，是这场论战的理论上的胜利者，但佛教由于统治者支持而在政治上占有优势。范缜的理论斗争不能阻止佛教的兴盛发展，但他的“神灭论”思想对后来无神论思想和反佛斗争起了积极影响。

宋明以后哲学家对形神问题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对神灭不灭的问题感兴趣，而侧重于从精神本源角度探讨这一问题，即精神是怎么产生的。周敦颐认为，先有形体，后有人的精神。朱熹也坚持形先神后的观点。王夫之认为人的认识是形神物三者相遇而发生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关于形谢神灭、形神相资、形质神用的观点，对于人们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和反对佛教神不灭理论有重要意义。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由于人体解剖学知识的缺乏，因而一直把“心”视为意识、思维与精神的器官，这种误解一直延续了几千年，直到明代才开始纠正。伟大的医学家、药物学家李时珍，根据多年的医学实践经验，在《本草纲目》中首次明确指出人脑是“元神之府”“神灵所集”。同时代的医学家金正希在《本草备要》中也提出“人之记忆皆在脑中”的命题。这一思想在清代王清任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而真正解决了人脑是思维器官这一形神之辩中必须首先解决的根本问题。据史书记载，王清任为了弄清心为何物，多次进行人体解剖，详尽地观察了心脏及心脏相连的主动脉、静脉的位置，并绘成脏腑图。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脑髓论”，认为传统之见把心看作是思维器官是错误的，由此他指出，“灵机、记忆不在心在脑”（《脑髓论》）的科学结论。在王清任看来，人大脑的产生，是由于饮食生血气，长肌肉，其中“精汁之清者化为髓”，并沿着背骨而上进入脑颅而成为脑髓。他认为脑髓是人的意识和精神产生的基础。王清任揭示了大脑的思维的器官，真正解决了意识的产生问题，这是中国形神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质的飞跃。也许正是从这一个时期起，中国古代形神之辩这一古老的问题才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