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关系的探讨或曰知行之辩，就是关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的探讨。知行关系涉及知识的来源、认识的过程、求知的方法和目的以及检验知识真伪的标准。关于知行关系的学说主要包括知先行后、知行合一和行先知后三种观点。

最早探讨的可能是知行的难易问题，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尚书·说命中》傅说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者”和“学而知之者”，但自己学而知之。他强调“行”“听其言而观其行”，提倡知行合一，知行一致，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他说：“耻其言之过其行”“讷于言而敏于行”，说话要谨慎。他把是否言行一致看作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他提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程序，把“行”看得比“学文”更重要。孔子的这一言行观，显然有其理论上的积极意义。

战国初期的墨子提出“三表”作为检验知识真伪的标准，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以此衡量知识的价值。这涉及行为在认识过程中检验知识的功用。荀子强调行先知后，认为行是获得知识的基础：“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水之深也”，他强调“行”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学”和“知”要落实到“行”，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神学家认为圣人“神而先知”“生而知之”。东汉的王充则认为孔子、孟子都不是生而知之。知识、技能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北宋程颐认为：“须是识在所行之先”“知之方行得”。南宋朱熹强调致知和力行不可偏废，但要究其先后，则“当以致知为先”。他认为“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知行相须”。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明代王守仁不同意程、朱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知与行是不能相分的，知就是行。他说：“知之真切驾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他强调知与行“合一并进”“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明清之际王夫之认为行先知后，知行相资，知对行有反作用。他继承了古代重行的思想，批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观点见“销行以为知”，认为“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力行而后知之真”。

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传统，是中国先哲推崇的一种安身立命之本，他们认为，一个人要取得成就，首先要具有广博的知识，要博览群书，但仅此还不够，还要从实践中学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被视为入世奋斗的前提条件。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还要践行，积极入世即从事社会活动，献身政治斗争，为君王、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效力。所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把知识、才能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儒家倡导“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古代的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追求建功立业，都是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倡导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这一传统对中国文化同样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