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常”“变”范畴中的“常”有恒久、常则、常住、不变等意义，因而和“静”即静止相通。在动静之辩中，中国哲学家主要探讨的是世界是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还是静止的、不变的；是以动为主，还是以静为主，动和静是什么关系；动（即事物的发展变化）有没有规律，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是什么。

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次把常和变、动和静作为一对范畴来考察，他是先秦时代我国朴素辩证思想最为丰富的哲学家。他有鉴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社会历史现象，有鉴于“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贫富贵贱的变化，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命题。在他看来，变化是道的必然运动，一切事物的发展都要向它的反面转化。他还注意到动和静又是互相转化的，所谓万物向反面转化，就是事物的动到了极点，而向静的方面转化。他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云云，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老子的动静观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对后世影响深刻而久远。

先秦时期阐述动变最深刻、最丰富的著作是战国时的《易传》。这部书着重从变化的原理出发，阐发了一套“变化日新”的动变哲学。其中以《系辞传》和《序卦传》最具代表性。在《易传》的作者看来，变化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传下》），意思是事物发展到了尽头就要变化，变化了就通畅，通畅了就能长久。可见唯有变化，宇宙才可以不穷而长久。《易传》还把变化的本质理解为“日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传上》）在这种发展观看来，阴阳万物都是新陈代谢，生生不已的。世界万物都在不停地进行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就造成发展和变化。

后来的哲学家大都继承了老子和《易传》的思想，强调发展与变化。庄子、荀子、张载、王安石、二程、朱熹、王夫之等都有精辟的见解。世界的发展变化有没有规律，在中国哲学家那里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不仅肯定世界是发展变化的，还认为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荀子说：“天行有常”，肯定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韩非则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称为“势”，西汉董仲舒认为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古代哲学家论证了动静相互依存的关系。东晋僧人僧肇主张“即动而求静”“求静于诸动”，认为“动静未始异”。北宋周敦颐认为“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程颐肯定“动静无端”。南宋朱熹发挥了周、程的思想，认为“动静二字，相为对待，不能相无”。王夫之提出：“动静互涵”“动静皆动”。

与动静关系密切相关的还有运动过程、运动方式以及运动原因的探讨。老子提出向相反方面转化的思想。《易传》认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肯定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根源。《列子》指出了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绝对性和连续性，“生者不能自生，化者不能自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王夫之在总结前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变化日新说，认为“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把运动变化看作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中国古代哲学家探讨动静常变的关系，落脚点仍然在于社会人生。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不同的哲学家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表现出不同的动静观。例如，运动变化的根据是什么？董仲舒虽然也肯定变，但把变的原因归结为天意，“天不变，道亦不变”。他是为巩固当时的封建统治服务的。王夫之“太虚本动”“动静者乃阴阳之动静”，则把事物的发展变化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又如，动和静的关系，一般都认为动是绝对的，而静是相对的，而魏晋时的王弼则强调“静为燥君，安为动主”“动起于静”“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把静视为绝对的，主张以静制动。他认为运动、变化是非根本的，而静止不变是根本的。他是出于维护社会现状和统治者的既得利益服务的。朱熹虽然认为动静相互依存，但最终还是“静者为主，而动者为客”。王夫之则认为“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二者互相包含，不可分离，并进一步提出“静者静动，非不动也”的观点，把静视为动的一种存在形式，辩证地解决了动与静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