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天人之辩，简单地说，就是探讨天和人的关系的学问。中国古代哲学家把宇宙自然称为“天”，他们虽然也探讨“天”即宇宙自然的生成和发展变化的规律，但他们常常不是把“天”作为本体去研究，而主要是讲宇宙（天）与社会人生的关系，即天人关系。研究天道，是为了给人道即社会人生提供借鉴。

关于天人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家主要有如下学说：

首先，是天人合一，天人一体。但这个天又有神化的天和自然的天两种。前者认为天有意志，天是主宰一切的神，人要服从天的意志，这种思想源于原始社会先民们对自然天的神化和崇拜。在先民看来，浩浩苍天，喜怒无常，却威力无比。它可以使高山为谷，大河干枯；也可以使洪水像猛兽一样吞噬人的生命。人在大自然面前会感到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当人在大自然面前无可奈何，束手无策时，往往会以想象代替对它的认识。先民们对自然的天的神话和崇拜，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对自然的崇拜，发展到殷周时代仍占主导地位，而且在不断地变化。在他们看来，天是百神之君，更是社会政治、道德的立法者。国家中的君主只有“以德配天”，才能保证其对疆土及其臣民的绝对统治力；相反，若违背天道，必然遭到天的唾弃。所以，殷纣王昏庸残忍，商朝很快崩溃，文王崇尚德教，任人唯贤，因而周朝代替了商朝。在当时人们看来，这种政权的更迭乃是天的意志，因而天命不可抗拒。社会和人以及人的一切善性来源于天，这正如《诗经·大雅》所言：“天生承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尚书·泰誓上》云：“天佑下民”，《诗经·桑柔》云：“天降丧乱”。战国时，孟子以为天意与人性是相通的，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汉代董仲舒讲“天人感应”，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人之曾祖父”。人与天相类，人的形体、本性和社会道德观念都取决于天。“事各顺其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帝王的行为会招致“天”的谴告、惩罚，或奖励、护佑。有的哲学家认为天就是自然，人与天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天没有意志，没有情感，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类的产生和生存由自然的法则决定。庄子主张顺应自然，在他看来，天是有规律的，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人在天面前是消极被动的，因而主张“无为”。他说人不能干预天，如果干预天就如在日月光照之下却举起火把，在大雨滂沱之时去浇灌田园那样可笑。宋代理学家从唯心主义本体论出发，通过“物外为一”，论证“天人合一”。程颐认为天与人不是合二为一，本来就是“一”。所谓“一”，即“理”，指伦理道德。朱熹则明确表述为“天人一物，内外一理”。古代哲学家关于天人合一的各种学说，都追索天人的相通之处，以论证天与人的协调，和谐一致。

其次，为天人相分。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又主张“天人相参”，即主张人不能一味地等待天的恩赐，听命于天，而要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制天命，裁万物”，人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后来柳宗元、刘禹锡都提出“天人相分”的理论。柳宗元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变化既无神意的支配也与人事无关。“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从而否定了超自然力的天命神权的存在。刘禹锡对柳宗元的思想作了补充和发挥，他批判了玄学和佛教的空无本体论，对世界统一性进行了论证。他从唯物主义基础上区别“天之所能”和“人之所能”及其二者关系，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著名观点，认为自然界的功能，人类无法胜任，而人类的功能，自然界也有所不能胜任，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就在于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

第三，天人和谐。宋代张载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人相分”和“天人交相胜”的思想，主张“人不可以混天”。但他也注意到天人相合，他从宇宙论高度加以论证，认为天地是万物和人的父母，人处天地之间，天地之气构成了人的身体，塑造了人的性格和气质。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人性是天道的体现。因此，人类是我的同胞，天地万物是我的朋友，即所谓“民胞物与”。人不能过分地强调征服天，战胜天。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人和自然有可以相合的可能。同时他又认为人可以根据对自然界之天的认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和利用天，“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

中国古代天人之辩所提出的天人合一、天人和谐观念几乎贯穿、渗透到中国文化的一切领域。中国人常常说“这是天意”。中国医学、气功、武术、文学、艺术等无不渗透着“天人合一”观念。特别的意义还在于，中国古代这种天人合一与和谐的思想在今天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众所周知，现代工业的发展，在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的同时也破坏了生态平衡，污染了环境，这越来越威胁着人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在天人之辩中形成的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文化传统对于我们现代社会而言，仍是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