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夏天，我第一次见到李敬泽。在那之前，他已经编发了我的中篇小说《加歇医生》。那篇小说书写了知识分子的罪与罚，但最后又长出来了一条光明的尾巴。那时候我年幼无知，心中洋溢着过多的善意，仿佛美好的祝愿都可能变成现实。但写完以后，我就不满意了。奇怪的是，他竟然告诉我，他认为很好，还说编辑部的人也看了，好啊。如果说我对他的判断力没有怀疑，那是假的。所以当他约我再写一个中篇的时候，我对他说，我正在写的小说可能不太适合在《人民文学》发表。他说，你还是寄来吧，看看再说。那部小说名叫《缝隙》，至今我也认为那是一篇能让我满意的作品。但当时寄出之后，我就等着他的退稿了。我完全没有想到，他看完以后会对我说，他认为比《加歇医生》要好，要纯粹。当时我就暗想，这是碰到知音了。又过了几天，他写信告诉我，他已经给河南省作协主席田中禾先生打过电话，让老田写一篇评论，同期发出。直到我见到李敬泽，他才以朋友的身份对我说，其实他对《加歇医生》并不满意，他之所以编发了这部小说，是因为他从这篇并不成熟的小说中，看出了我的“写作能力”。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相信，我又看到了一个杰出的小说编辑。倒不是说他夸我几句我就摸不着东南西北了，就要拍马屁了。我其实是想说，一个杰出的编辑除了对文本具有敏锐的判断力以外，还要能够以文及人，看出一个写作者可能会有怎样的发展。为此，一位杰出的编辑甚至能够容忍作者某部作品的失败，并给他以适当的鼓励，所谓高眼慈心。至于这位作者对自己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并在以后的写作实践中能否及时做出必要的调整，那就要看作者本人的造化了。

也就是在1995年夏天的那次谈话中，他提到接下来他要编发的作家的作品。他写出了一串后来读者已经熟悉的名字，他们逐渐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但在1995年，我对这些名字还非常陌生。李敬泽告诉我，这些人很可能会开辟一个新的时代。显然，在那个时候，他已经非常敏感地意识到，文学内部已经悄悄地发生了一些转变，文坛的秩序也处于急速变化之中。我记得稍晚一些时候，我收到了他转来的红柯的小说。红柯当时还默默无闻，至少我本人对红柯还一无所知。李敬泽希望我能把那篇小说介绍到《莽原》发表。在那封信中，他告诉我，红柯是新一代作家中很特别的一位，不可小觑。时到今日，红柯所取得的成就，自然已经成了重要的佐证，无须我再多言。我还记得更晚一些时候，他又转来了张生的小说，以期张生能够同时在更多的刊物上露面。而对一些已经提前走红的青年作家，他的预言却相当苛刻，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惨遭淘汰。那些名字我就不说了，因为说出来已经没有人知道了。我的意思是说，日后的情形与他当初的预料可以说相差无几。

现在谁都相信，新一代作家的出现改变了文学的格局。人们也已经可以指认出上世纪90年代文学与此前的不同，甚至可以大致勾勒出文学发展的脉络。但是在1994年、1995年，甚至在稍后的一个时期，我相信文学编辑、文学批评家其实和作家一样，对文学的基本走向并不清楚，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我想是意识形态领域某种隐蔽的转换已经完成，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文化处境当中，风车变成了碎片，变成了日常生活，堂吉诃德失去了挑战的对象，因这种挑战而出现的潮流形式的集体创作，此时变成了对那些不易察觉的碎片的个人性的表达。对这样一种文学现状做出恰当的评价，确实并非易事。除了陈晓明等少数人之外，批评家整体缺席的现象非常严重。没有缺席的那些批评家，他们关注的焦点仍然是知青作家，关注的是他们的变化和可能性。顺便说一句，虽然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一文经常被人提及，但还是很少有人意识到，知青作家的变化未尝没有受到新一代作家的影响，就像后者在多年之后并非没有受到更新一代作家的影响一样。我再多说一句，倘若推远来看，90年代以后对日常生活的书写，甚至影响到了三四十年代文学史的改写，比如人们对张爱玲和苏青的重新认识。

李敬泽是最早对新一代作家做出评判的人之一。我相信，以后谈90年代文学，李敬泽是个无法忽略的存在。他与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主要作家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身在庐山，有一种可以被分离出来的共同经验。同时，作为一名编辑，他和作家之间有着一种互动关系，他甚至知道作家的构思过程，参与作家作品的修改，熟知作家创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这使得他的文学批评几乎与文学实践同步，有着贴肤之感，又仿佛鱼在水中冷暖自知。我认为，他对一个作家的总体性把握，尤见功底。譬如谈到红柯，他认为红柯是一个“肯定性”的作家。当红柯写到骏马和雄鹰，写到群山和美丽奴羊的时候，他并非不知道世界还有另外一维。但红柯愿意把目光投向诗意的大地，仿佛在为一个消失的美丽的亡灵弹奏。他认为，在红柯的“肯定性”之中，有着对世界的更深的“否定”。当然与此相关，他认为我是一个“否定性”的作家。事实上，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认知，我是一个在否定中寻求肯定的人。李敬泽曾经开玩笑但同时却是有根有据地认为，一个“肯定性”的作家与一个“否定性”的作家，在中国会有不同的命运。看来，我得相信这个宿命了。我还注意到李敬泽对海力洪的评论。海力洪也是一个我非常看重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奇妙的质地。他有限的几部作品总能引起我浓厚的兴趣，读他的作品我就像在重温童年时代的一种游戏：借助灯光变换着手指的造型，将那图案投映到墙上，使人又恐怖又好奇。而灯光未及之处，世界一片幽暗。这样一个作家也未能被李敬泽遗漏。李敬泽从海力洪的小说中读到了一种“幽微难测的现象学”：不知道他是描述了重，还是描述了轻；或许海力洪的真正意图是提供轻与重之间的微妙关系。就我所知，他对毕飞宇的评论，被毕飞宇认为是少有的能切中要害的评论。在同代人中，毕飞宇已是个“庞然大物”，其作品几近佛家所说的“真俗不二”之境。这样的人，似乎是很难说谁一声好的。前年秋天，在南京秦淮河畔的一家茶馆里，毕飞宇嚼着爆米花，敛住笑，对我说，你想不到李敬泽的哪段文字会一下子击中你，让你不得不停下来想一会儿。

或许是我前面提到的那种可供分离出来的共同经验，在评述同代作家的时候，李敬泽的文字忽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忽然又瘦金成妙，如T型台上的骨感美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同代人创作中出现的问题视而不见。在庐山上待久了，透过层层云雾，庐山的真面目终究会显示出来的。在我看来，其文字如深藏于匣中的剑，时刻准备刺穿脓包。在私下的交谈中，他的一些批评意见还会更加尖锐，这样的尖锐后来在他的批评文章中不时出现；当然他还保持着他一贯的善意，侠骨柔肠，如批评家施战军所说的，那是一种“绿色批评”，一种建设性的“在肯定中寻求否定”的批评。1998年秋天，我和他在云南的一个笔会上见面的时候，他对我说，他想约几个朋友就最近几年小说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做一次对话。当时李大卫也在场，李大卫一听就来神了，舌头就大了，好像口中含着一把弹簧刀子。那年冬天，在李大卫的单身公寓里，李敬泽、李冯、邱华栋、李大卫和我做了连续两天的对话，涉及的话题包括“个人写作与宏大叙事”“文学中日常生活的表达”“知识分子写作”“文学传统与创作实践”“文学的想象力”“新时代的先锋写作”。那是一次对已有的文学资源的重新检索，对文学真实图景的一次解剖，对文学新的可能性的一次小型研讨。早年的时光令人难忘，如今李大卫已经远走天涯，我偶尔会接到他的电话，听听他的美国之音，听他谈谈纽约的左派和右派。他的激情一如往昔。在国内的朋友还在写作，彼此之间在思路上已有很大的分野。这样一种分野在当时已经略有显示。不过在当时，我印象中的对话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些批评相当严厉，都有些捶胸顿足了。最后整理发表出来的文字，只是对话中的一小部分。我想，如果录音带公布出来，可能会引起相当多人的不快，当中甚至可能还包括像我这样参与对话的人。我记得，在谈到小说创作的新可能性的时候，朋友们的表情顿时多云转晴，大家仿佛又看到了希望，于是大家到外面的酒馆里纷纷举杯祝贺。席间又有好事者（那个人是我吗？）提起写作的种种困难，于是大家又放下筷子，一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悲愁模样。明眼人可以看出，这些话题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有着深浅不一的关系，其中不乏90年代文学的一些关键词。在所谓的个人写作的年代，在何以解忧唯有泡妞的时代，李敬泽发起的这场对话，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那份对文学的责任感是不容置疑的，还有那种对一代人写作的真正关注。更重要的，他显示了一种难得的情怀，那就是对文化公共空间的维护。

一个批评家当然要穿越他自己所属的阶层，他自己最早的文化群落。作为一个批评家，李敬泽对王蒙、李国文那代作家，也有着自己的解读。他对阎连科在题材选择和写作过程中的“化重为轻”“化轻为重”的分析，应该是一种独到的评价；经由他的分析，我仿佛看到了一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相比较而言，我其实更看重李敬泽对出生于70年代的一代作家的评论。我想起李敬泽的一篇文章的题目《飞鸟的谱系》。我感觉他在对一些重要作家的梳理中，及时探讨了像飞鸟一样掠过天空的那些作家之间的隐秘联系，他们的内在谱系，不同主题的演变方式，以及各自发展的可能性。我比较注意的是他对李修文、金仁顺、棉棉、周洁茹、戴来、朱文颖等更年轻的作家的评述。在这方面，他确实用力较多。我看重他的这些批评，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就是我在等着他告诉我应该怎么向年轻人学习，学习哪些先进经验、先进文化。就像当年对待自己的同代作家有着更多的宽容一样，他对更新一代作家也有着自己的包容，算得上锦心绣口了。他提醒我们注意他们小说中发出的声音，一代人特有的那种声音，伤感与仇恨同在，纯真与世故并列，反抗的痛苦化为占有的乐趣，白色在灰烬之上，灰烬在废墟之中，不及物与及物有如双兔傍地而行。他告诉我们，一些固有的主题在更新一代作家笔下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转换，并被赋予了新的经验。比如关于成长，关于父与子，关于都市，关于洗脚和洗头，关于泡、被泡和反被泡。旧瓶装上了新酒，或者旧酒当中加入海马鞭和人参，另加新的包装。等等，等等。文人笔，美人镜，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一个女作家听说我认识李敬泽，马上跑过来向我敬酒，要我一定介绍她认识。她告诉我，她只看李敬泽的批评。看到李敬泽表扬别人，她就以为表扬的是她自己；看到李敬泽批评别人，她就以为她早就改掉了那些毛病。我当时就大发感慨，看来李敬泽确实挠到了他们的痒处，摸到了他们的痛处。其实，他们什么地方痒过，我们的什么地方也痒过啊。而他们的痛处，也曾经是我们的痛处，并将在另一些更年轻的作家身上疼痛下去。

我常听有人说，文学已经失去了标准，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就更没有标准了——哎呀呀，差不多可以胡来了。对这样一种说法，我自然不能苟同。我相信李敬泽也不能苟同。只要人性没有大的改变，只要我们还没有变成外星人，只要这个世界允许文学存在的理由没有大的改变，文学的标准就不会有大的改变。但事情复杂就复杂在这里，世界确实又在不断地改变，文学又确实在发生着变化，文学的评价标准又确实需要不断地调整。李敬泽作为一名编辑，同时又是一个批评家，他在这方面当有更深切的感受。我注意到他近期的批评，在关注小说发展的可能性的同时，又在不断强调文学的标准，文学写作的基本规律，文学与时代之间不可割舍的联系；强调小说创作要穿越个人存在的黑暗背景，抵达一个可以共享的公共空间。只有在面对大量具体的文本的时候，你才会感到他的这些批评其实是有的放矢。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繁复的黑暗背景，不管你是身处绣楼、城楼，还是桃花源中的小木屋。个人的欲望或可穿透这个背景，但更多的时候你其实又加重了这个背景，使之在繁复之中又添暧昧。在如今的现实中，高眼慈心就具有了特别的净化意义。

2003年4月9日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