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很多读者知道你，是通过《石榴树上结樱桃》这部小说。小说的故事核是一个村庄的换届选举，讲述乡村女干部孔繁花寻求选举连任的一系列故事。结尾是个欧·亨利式的小反转：殚精竭虑、稳扎稳打应付危局的现任村委会主任，最后发现，她一开始就掉进了下一任设的局。你对乡土题材的小说，怎么看？

李洱：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乡村生活的小说，就是现在的乡村生活，因为你只要对乡村有了解，你就知道，现在的乡村跟二十年前的乡村完全是两个概念。二十年前的乡村，相对而言是比较封闭的，那时候的一些民居甚至与半坡时代的民居没什么两样，黄泥小屋，野草铺顶。现在的乡村，已经被卷入全球化了，人的价值观念也有很多变化，各种戏剧性情景的出现，都出乎人们的预料，甚至出乎当事者的预料。乡村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价值观、婆媳关系，还有养猪、养鸡、鸡蛋要卖到哪儿，诸如此类都出现了变化。读者可能更关心情节，其实那种石榴树结樱桃式的细节，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包括小说的语言也出现了很多变化，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用故事说出来的。

张杰：由于城镇化的迅速推进，现在乡村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下的乡土经验更加复杂，这带给作家全新的书写挑战。你是怎么思考的？

李洱：说到乡村的变化，我想，到了20世纪90年代，建立在家族伦理、土地契约之上的乡土文明，作为一种可以真实触摸到的文化形态，差不多已经瓦解了。商品经济的出现，使得古风荡然无存。全球化、互联网，好像拆除了所有的篱笆。欲寻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没了，再也没了。这是中国乡村发生的最大变化。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你又必须意识到，中国社会的性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是乡土性的。被某些人在电影中反复展现的所谓大院文化是乡土性的，一些国际活动的宴席是乡土性的，我们营造出来的光和影都是乡土性的。它就在那儿，一直在那儿。人们对某种文化的感知，对地域性的认识，是来自交流，来自另一种文化的刺激。正像族群意识不断被刷新，是来自流动、来自全球化的刺激一样。越是全球化，人们对传统文化、对乡村文化越是缅怀。所以对乡村生活图景，都应该放在一个比较大的文化背景下去考量。一种比较传统的乡村经验，在两千多年来的诗词歌赋当中已经得到了一遍遍书写。后来鲁迅的小说，给乡村经验的书写提供了另一种方法。鲁迅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乡土作家。他也是第一个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人。“乡土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显然就是另一种观念另一种方法观照和处理的结果。现在，鲁迅所提醒的方法并没有过时，只是我们现在的语境比鲁迅那个时候复杂多了，现在连启蒙都需要重新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