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在这本小说中，有知识与知识的博弈、心智与心智的撞击、观念与观念的互否、真理与真理的辩驳。在你看来，怎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知识分子？

李洱：这有各种各样的定义。简单地说，首先他有自我意识，我就是我；另外一种就是他也是我，就是有公共关怀意识。他是他，我是我，我认为这个观点不是知识分子。我是我是第一步，那么他也是我，这样的人我认为他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确实要从私人空间进入公共空间，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他不叫知识分子，否则他只是一个艺人。知识分子就意味着你要进入一个公共空间，并且在这个空间里面注入个人的理解，试图让这个公共空间打上你自己的印记。写作，既是表达自我，又是与自我的争论，同时又必须与一个更广大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张杰：小说《花腔》写的是延安知识分子，这个题材还是挺小众的。

李洱：有些朋友可能忘了，《花腔》的主人公葛任，原名葛仁，也跟儒学有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批知识分子的生活，我当然也很关心，看了很多史料，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还有西南联大那一批人。许多材料有意思极了。比如瞿秋白在游西湖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漂亮，人间天堂；第二个反应是，应该填掉，马上填掉。为什么要填呢？因为国破家亡，底层人民都在受罪，而我却在游西湖、看景呢。一种原罪感缠住了他。我想，关注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可以发掘出许多对今天的现实依然有效的资源。

张杰：您对知识分子精神状况持续感兴趣的原因何在？

李洱：首先当然是因为我熟悉他们。可以说，几十年来，我每天都在与这个人群打交道，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每天都在深入生活。我熟悉他们就像熟悉自己的脸，熟悉自己的心跳。他们的爱之深、责之切，他们的历史感，他们与现实的摩擦系数，都与我们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有关。所以，我很自然地要去写他们，带着挥之不去的感情去写他们。其次，自然也有文学上的考虑。你知道，严格说来，中国新文学就是从写知识分子开始的，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写知识分子其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我自认为，自己受到这个传统的影响。

张杰：在变化如此快速、复杂而丰富的时代里，人内心的迷茫，其实是渴望一个作品，给它一个形式来表达、呈现出来。《应物兄》得到读书界如此热烈的回应，跟它精准描摹和表达的是我们当下时代有很大关系。

李洱：对于古今中外的所有作家而言，现实都是难写的。对于中国作家而言，现实肯定是最难写的，因为变化太大了。我有时候觉得，要真正理解中国的变化，人类的智力似乎有点跟不上。写现实，对中国作家构成了巨大挑战，这个挑战肯定比曹雪芹当年遇到的挑战大得多，它对作家的知性能力和叙事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我想我这辈子只写三部长篇。写一部关于历史的，就是《花腔》；写一部关于现实的，就是这部《应物兄》；如果上天眷顾，我希望十年之后能拿出我的第三部小说，关于未来的。当然，这当中我可能会写些稍短一些的小说。这么长的小说，我不会再写了，也写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