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应物兄》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带着调侃，又有点一本正经。通读整部小说，我还有一个感受：字里行间总带着幽默、反讽的调子。好像是有一个上帝视角。我的感受准确吗？

李洱：这部作品的视角比较复杂，包括有限制的第三人称，也有内在的第二人称，还有内在的第一人称。好在它没有影响读者的阅读。你所说的“上帝视角”，我只能说，它来自历史的纵深处，它就在那儿等着你。

张杰：书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尤其是知识人的言谈和举止，非常地道、真切，以至有些人现在就叫你“应物兄”。应物兄这个人物，有你本人多少影子？

李洱：确实有不少人把应物兄跟我本人联系在一起。不少朋友现在就喊我“应物兄”。以前，一些朋友喊我“李花腔”。我只能认为，这是朋友间在开玩笑。从写作的意义上说，如果应物兄是我，那么孔繁花和葛任也是我，甚至《应物兄》里面的那只“济哥”也是我。任何人写作的时候，他既是他，又不是他。在写作的时刻，他会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他既是福楼拜，又是倒霉的包法利先生，还是口含砒霜的包法利夫人，甚至还是捧读《包法利夫人》的读者。他带着自己全部的经验坐到写字台前，但他的经验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经历。按休谟的说法，经验就是活泼的印象。对写作来说，它其实是想象的综合；而所谓想象，则是记忆的生长。这种奇怪的体验，每个写作的人都有体会。作家把一个人写活了，人们常常就会把这个人与作家本人的生活联系起来。这是作家的写作给读者带来的幻觉。“应物兄”肯定不是我。我写的也不是某种具体的人、具体的高校。现在，北大的朋友说我写的是北大，华东师大的朋友说我写的是华东师大，我原来任职的高校说我写的是它。朋友们言之凿凿，把我也说得一愣一愣的。真的不是，切勿对号入座。有朋友说，我写的是老家济源，但济源并没有这么一所综合性大学。

张杰：《应物兄》的中心情节是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筹备成立和迎接儒学大师程济世“落叶归根”，围绕着济大几位著名老教授：古典文学研究泰斗乔木、考古专家姚鼐和古希腊哲学专家何为老太太，还有世界级儒学大师、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程济世，以及这些大师众多的门生、弟子和友人展开。《应物兄》最带劲的是，终于有作家写中国的当下，写当下学院里知识分子的精神众生相，而且写得这么好。我看到有人这么描述你：“始终坚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对此，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

李洱：这部小说中，学院知识分子人数的比例，只占三成。肯定不到四成。更多的人，生活在学院高墙之外。不信你可以挨个数一下。更多的人，是学院外的人。其中有很多人，就是我们的邻居，就是我们每天需要打交道的人。事实上这也是很多非学院知识分子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吧。当然我承认，我确实关心知识分子问题，关心他们的处境，也比较留意他们头脑中的风暴。我愿意从写作的角度，谈知识分子问题。这里只说两点，这也是容易被人忽略的基本常识：一、任何一个写作者，即便他是个农民，是个下岗再就业的工人，是个保姆，当他坐下来握笔写东西的时候，在那个瞬间，他已经脱离开了原来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他在回忆中思考，用语言描述，怀揣着某种道德理想对事实进行反省式书写，并发出诉求。所以，写作可以让每个人变成知识分子。二、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就是从写知识分子开始的，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事实上，中国文学的每次变革，都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变革。了解文学史的人，对此都会有印象。

张杰：在《应物兄》里有很多关于儒学圈的话题。为什么对儒学这么感兴趣，以至于要写进小说里，而且当成很大的一个主题故事背景？

李洱：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应对世界的学问。《论语》上来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它要应对外来的人和事。儒学的核心观念“仁”这个字，本意说的就是人与人的相处，互爱、互敬。我们所说的“仁义礼智信”，说的都是人与世界的相处，对吧？小说里，主人公也必须应对各行各业的人。这才是一个儒学家应该干的事情：万千世界一起进入他，他不是一个人，他本身就是一群人。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应对，这就是所谓“应物”。他接触官场、商界、海外、江湖，都是很自然的。对他来说，江湖之远，在此不在远方。小说也写了自然科学家、出家人。其实，只要处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大的场域里，这些人、这些物，就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不过，严格说来，不能就此认定这是一本儒学小说，就像你不能认为《战争与和平》是写战争文化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是写通奸文化的小说。但我们同时也都知道，一个中国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对儒家文化持什么态度，都无法脱离与儒家文化的复杂关系。我们现在待的这个会议室，沙发的摆放、照片的排列顺序，包括绿植的布局，甚至包括天花板的装饰，都是儒家文化的呈现。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个博物馆，你到国外的博物馆一看就知道，它们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在各种各样的学术当中，儒学和现实的关系最密切。儒学是入世的，儒学处理的就是现实问题。在国内，即便你一个研究西方哲学的人，即便你是个女权主义者，你与儒学的关系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