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据我所知，这部小说曾考虑过《焰火》《风雅颂》等书名，到最后才正式命名为《应物兄》。对于为何《阿Q正传》之后，中国作家依然不敢以人名作为小说的题目，你做过一个解释。你说，在一个社会兴旺发达，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体的时候，他才敢于以人名作为书的题目。这个解释很有启发。不过，在西方文学传统中，以人名做书名是很早就有了，比如塞万提斯的小说以人名为书名的居多。但他生活的年代，应该很难说每个人都成了主体。我的意思是说，中国小说不以人名为书名，或许还有别的原因。另外，不知你这里说的每个人是特指每个作家，还是泛指社会上的每个人？所以，还有必要再进一步问问你为何在这部小说里，以人名为书名，而且我印象中，这在你写作生涯中也是首次吧？

李洱：这个问题，我以前好像回答过。用人名做书名，20世纪以前比较常见，《包法利夫人》《大卫·科波菲尔》《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简·爱》《卡门》等等，太多了，数不胜数。它们通常都是现实主义作品，常常会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来对应某个历史时期，来描述某个人在历史中的成长。在这些书中，主人公带着自己的历史和经验向读者走来。这个主人公同时还是一面镜子，主人公、作家、读者，同时在那面镜子里交相辉映。你写了这个人，你就写了那段历史。也就是说，人物的生活和他的命运，自有他的历史性，自有他的世界性。但在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之后，这种情况就比较少了。其中原因非常复杂。简单地说，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人物的历史性和世界性大为减弱。当然在中国，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古典小说，一般不用人物的名字来命名。反倒是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现代小说家，开始用人物的名字来做书名，比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个中缘由，同样复杂。因为历史时空错置，鲁迅式的命名方式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虽是人物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却具有某种概括性、寓言性或者说象征性。鲁迅之后，这种命名方式就几乎不见了。为什么？非常值得研究。当我以《应物兄》这个名字来做小说题目的时候，我想，我表达了对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的尊重，表达了我对塑造人物的兴趣，同时我觉得它也具有某种象征性。

傅小平：对于应物兄，是否成了自己的主体，我是有所保留的。他对社会，对自己承担起了责任吗？总体看下来，他是有所逃避的，他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保持了某种像王鸿生所说的“间距性”。他虽然是局内人，但多少保持了一种旁观色彩。你怎么看？估计不少人都会问你应物兄有没有你自己的影子。王鸿生就在他那篇文章里写道：“要知道，应物兄额上的三道深皱，无意识地把别人的打火机装入自己口袋的积习，冲澡时用脚洗衣服，喜欢看‘双脚交替着抬起、落下，就像棒槌捣衣’，实在与生活里的李洱严丝合缝啊。”有意思的是，不少媒体都不约而同给你的名字也加了前缀，李洱顺理成章成了“应物兄”李洱。

李洱：应物兄是虚己应物，他当然有担当，他比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担当。说他没担当，说他逃避，这是你作为读者的权利。你有你这么说的权利，但同样作为一个读者，我不敢苟同。

傅小平：应该说，王鸿生对应物兄这个人物做了深入的解析。他说，你创造出了一个公正的、悲天悯人的叙述者。我的阅读感觉略有不同，倒像是在这个人物身上读出一点加缪笔下默尔索式冷漠的气息。你是怎么设想这个人物的？

李洱：他不是翻译过来的默尔索。他一点也不冷漠。或许应该指出一点，法语中的默尔索，与汉语中的默尔索，是两个默尔索。法语中的默尔索，生活在悖谬之中。这也是加缪不认为自己是存在主义作家的原因。

傅小平：通篇读下来，赞同王鸿生说的，应物兄虽然对全书至关紧要，但在作品中并不占有中心位置。那是不是说，虽然这部小说实际上更像一部群像小说，而要从整体上考量你写到的这么多人物，倒像是应了评论家付如初说的：“《应物兄》虽然没有写出个体的悲剧感，却写出了一个群体，一种身份的大悲剧。”我想说的是，你似乎以喜剧的方式，写出了一种悲剧性。也就是说小说局部是喜剧的，有各种戏谑、饶舌、荒诞、反讽，诸如此类，但整体上看有悲剧性。

李洱：我同意王鸿生的看法。付如初的看法，也值得尊重。我本人倾向于认为，这部小说是以反抒情的方式，实现了抒情效果。

2019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