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梅老师在电话里问我要谈什么，我当时随口说了一句，就聊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吧。它确实是我关心的一个问题。当然也不是现在才关心的。比如，我的长篇小说《花腔》就触及了这个主题。《花腔》的主人公葛任，不妨看成是生活在20世纪革命年代的贾宝玉。事实上，为了提醒读者注意到这一点，我苦心孤诣，设置葛任生于青埂峰，死于大荒山。可惜啊，现在关于《花腔》的评论有一二百篇，但只有极少数的几位批评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作者和读者的对话关系没有能够充分建立起来，不仅作品的意义要大打折扣，而且严格说来作品都没有完成。因为作者、作品和读者彼此之间是一种交叉的、双向建构的关系。所以，我的遗憾是难免的。不过，最近有一篇关于《花腔》的论文，是上海的青年批评家黄平写的。他是80后批评家，让人刮目相看。他最近有一篇论文叫《先锋文学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重读〈花腔〉》，发表在内地的《南方文坛》。他认为葛任身上叠加着贾宝玉的原型。黄平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是中国先锋文学的元问题之一，即个人与世界的遭遇。先锋文学真实地讨论这个问题了吗？我不知道。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20世纪的革命年代，那么就变得非常棘手——对于一代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陷入了一个空前的两难：要成就革命和解放，革命者必须否定个人的自由，将自己异化为历史和群众运动的工具，然而革命者参与革命的最终目的，却是实现自由。为此，主人公陷入了永久的煎熬。其实我很想提醒黄平一句：真正的自我就诞生于这种两难之中。如果没有这种煎熬，自我如何确立？我的朋友耿占春在一首诗里面说，有一个人照镜子，到了老年，在越来越浓重的白内障的雾里，他会发现自己只是一个赝品，他的自我尚未诞生。

虽然由我来分析自己小说的主人公不大合适，但我今天是在香港，是在和朋友们进行一场真诚的对话，所以不妨多说两句。说得干脆一点，贾宝玉长大之后，如果他活在20世纪，进入了革命年代，那么他很可能就是葛任。换句话说，葛任就是革命者贾宝玉。看过《花腔》的人都知道，葛任的故事部分地化用了瞿秋白的经历。不过瞿秋白是1934年死的，而《花腔》的主干故事是从1934年讲起的。或许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个假设：如果瞿秋白没死，经过长征到达了延安，那么会发生什么故事？我的意思是说，葛任，包括瞿秋白，也都可以看成贾宝玉长大之后的一种可能的形象。事实上，我正在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也跟这个主题有某种关系，只是它更为复杂，以至我常常怀疑我是不是有能力完成它。

还得声明一点，我不是红学家，也不是曹学家，红学和曹学已经成了专门的学问。在内地，曹学和红学，据说啊——也只能是据说——差不多已经是某种带有原教旨主义气息的学问了，外人是不能随便谈的。其实，这差不多是对《红楼梦》精神的背叛。《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讲究对话关系的小说。《红楼梦》召唤着人们参与对话。唐代诗人杨炯说：“江山若有灵，千载伸知己。”我觉得，曹公若有灵，千载寻知己。他会欢迎人们来对话的。如果我说得不对，我想曹公会谅解，你们也会谅解，对不对？我不会谈到关于《红楼梦》的很多知识。那些知识还是交给红学家和曹学家来谈。他们对《红楼梦》的细枝末节，真的是如数家珍。书中哪一顿饭吃了什么，他们都知道。我两辈子也赶不上他们。好在鲁迅说过，重要的是“史识”。鲁迅是强调“史识”的。鲁迅说话是比较重的，谈到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那已经是不得了的著作了，可鲁迅还是说那是资料汇编，缺少“史识”。好在我今天不是专门要谈《红楼梦》和贾宝玉的，所以我可以自由一点。如果出现了知识错误，请你们理解。如果没有什么“史识”，那也很正常。我只是要借贾宝玉——宝二哥、宝二爷，说出我对小说的一些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