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2003年，我第一次读到库切的小说《耻》。他虽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在中国却注定是个被冷落的作家。事实上，除了马尔克斯，最近几十年的库切的“诺贝尔奖同事们”，在中国都“享有”此类命运。其中原因非常复杂，可以做一篇长文。

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读者喜欢的其实是那种简单的作品，并形成了顽强的心理定式，即单方面的道德诉求和道德批判。那种对复杂经验进行辨析的小说，我们的读者并不喜欢。这当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已经被那种复杂的现实经验搞得头昏脑涨，所以有理由不进入那些以经验辨析取胜的小说。问题是，现代小说对读者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你应该在辨析中探明意义。

库切的文字如此明晰、清澈，但他要细加辨析的经验却是如此的复杂、暧昧、含混。以《耻》和《彼得堡的大师》为例，这两部作品的主题中国读者都不会感到太陌生，只要稍加引申，你便可以在中国找到相对应的现实经验，所以许多人阅读库切的小说可能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对经验进行辨析的作家，往往是“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如果失去了“道德原则”，你的怀疑和反抗便与《彼得堡的大师》中的涅恰耶夫没有二致。

顺便说一句，涅恰耶夫的形象，我想中国人读起来会觉得有另一种意义上“熟悉的陌生感”：经验的“熟悉”和文学的“陌生”（缺失）。小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塑造，并没有什么更多的新意，它只是库切进行经验辨析时的道具。书中所说的“彼得堡的大师”与其说是指陀氏，不如说是指陀氏的儿子巴威尔和涅恰耶夫。这两个人都是大师：巴威尔以自杀而成就烈士之名，涅恰耶夫以穷人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当然都是大师。当然，真正的大师还是库切，因为他们都没能逃脱库切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