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的17年中，美国的第一桩大事就是反恐。“9·11”开启了美国的新千年，像纽约、华盛顿这样的经济政治中心竟然直接遭受袭击，这完全超出了全世界的想象。一种不宣而战的全新战争方式开始了，真可谓防不胜防，美国不得不将反恐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

没有“9·11”，应该就不会有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敌人从天而降，迫使布什政府相信，只有民主国家对美国才是安全的。他们由此改变思维，转向“先发制人”的策略，积极输出民主，试图直接插手将他国改造为民主制度。然而两场战争都不尽如人意，美国人终于明白，民主虽然是个好东西，却很难输出输入。美国有能力推翻一个独裁政权，却未必能帮助他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只有建立在长期形成的政治习惯和思维方式之上的民主才牢固。

由于反恐的需要，美国国内的公民自由也受到限制，比如设立更多的安检和摄像头，监听更多的个人信息，这引发了国民的颇多不满。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之间，到底孰轻孰重，实在难以平衡。尽管争议不断，但反恐不能说没有成效，果断精准地在巴基斯坦击毙隐藏多年的本·拉登，就是一个标志性战果。

第二件大事是美国产生了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种族问题可以说是美国国内最重要最难解的问题，而黑人问题又是重中之重。大概因为其他移民好歹都是自愿来的，只有黑人是被强制贩卖至此，并且在奴隶制下煎熬了长达两个多世纪。为了彻底消灭奴隶制，美国不惜打了一场历史上伤亡最大的内战。可是很不幸，合法的种族歧视又在南方继续了一个世纪，直到20世纪60年代那场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才将法律上的歧视逐一推翻。又过了半个世纪，无需修改法律，奥巴马当选总统，这说明法律上已经不存在针对黑人的任何障碍。可是黑人问题是否就此解决了呢？没有。事实证明，法律上的障碍相对容易排除，而黑人要真正融入主流社会是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它不仅牵涉到社会怎么对待黑人，也决定于黑人怎么对待社会和自己。很多美国人期待一个黑人总统能缓解美国的种族冲突，遗憾的是奥巴马8年任期结束时，种族关系似乎非但没有缓解，反倒更加尖锐了。实际上，整个美国都表现出撕裂的迹象，2016年大选充分展示了这一点。

第三件大事就是圈外人特朗普于2017年入主白宫。这里透出的重大信息是选民对华盛顿的不信任，有点类似“水门事件”后的卡特当选。美国总统虽然是手握大权的国家元首，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不过是白宫里4年或8年的过客。而两党的领导人、无任期限制的国会议员、政府各部工作人员、传统主流媒体、华尔街大公司等，这些久居华盛顿的盘根错节的势力才是掌控权力的“深国家”（deep state）。也许表面上是总统在作决策，实际上却是他们在左右局势，甚至为自己牟利。民众对华盛顿换汤不换药的怀疑由来已久，所以当特朗普出来竞选时，民众发现政坛上居然出现了一个宣称要“抽干（华盛顿）沼泽”的人，一个不按已有规则出牌的人，一个无视“政治正确”的人，一个不受建制派操控的人，一个被主流媒体嘲讽和反对的人。一句话，许多民众觉得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代言人。在他们的支持下，特朗普出人意料地从政治素人一步跨进白宫，这在美国历史上实属例外。

特朗普当选的深层原因，很可能是在经济全球化后，美国所获红利的分配严重不均，利润输送到了上层，不利则由下层承担。中产阶级在萎缩，蓝领更是首当其冲，他们认为华盛顿的政客和华尔街的大佬联起手来操控国家命运，而他们是被忽略被遗忘的群体。他们的看法并非没有理由，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利最多的无疑是跨国公司和技术精英们，而制造业外移的受害者自然是普通工人，他们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不仅没有分到利益，甚至失去了生计。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如果这部分国民的问题得不到重视和合理解决，那么这届政府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也许还不止于此，在当今信息时代，随着高科技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日趋重要，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要求也越发严格和残酷，工作的报酬也许不仅不会更加均等，很可能会更加两极分化，对蓝领的整体需要都可能会削减。未来的劳动者若不能适应知识技能的要求，肯定难以适应新的经济体系，这个新出现的问题将挑战每个未来的求职者。信息革命是又一场划时代的科技革命，犹如当年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人类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经历一个新的适应过程。当然，谁也说不好将来是怎么回事，但如果美国能维持它的法治社会，保障其公民的权利，继续走改革的道路，应该能在一段时间的动荡波折后，再次获得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