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极必反是辩证法的规律，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摆动到了左的极致，再往前好像除了推翻政府，已无路可走。那么美国政府能否被推翻呢？推翻它有意义吗？

答一，美国政府是不大可能被推翻的。推翻政府无非两种手段，一是政变，二是革命。军人不干政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与悠久传统，由于它不具有合法性，美国从未发生过军人政变，也几乎没有发生的可能。美国也很难发生群众革命来推翻现政府，按理说美国民间有的是武器，占山为王并非做不到，但是美国人习惯于每隔4年就合法更换自己的政府，或者也可以说推翻一次现有政府，那么对他们来说，使用非法暴力去推翻政府岂非多此一举？

答二，政府只是制度的产物，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美国人设想出一个比现行制度更被公众认可的替代品，所以不是没有能力推翻美国政府，而是推翻它没有意义，解决不了问题。不是说美国人左中右分歧很大、争论不休吗？但有一条是他们举国上下的共识，那就是“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独立宣言》宣布的这一原则从来没人否定过，甚至没人挑战过，而且通过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和公民权利得到了确凿保障。也因此，任何破坏这一原则的政府都没有被认可的希望，试图推翻政府的政变或革命也就丧失了动力。可以设想，即使有人推翻了现政府，也不可能将自己一派的意志强加于所有国人，那么再建一个类似的民选政府对他们还有多少意义呢？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另立政府的尝试，就是1860年南方所建的同盟国，它除了保留奴隶制，在其他方面与合众国也没什么区别。读美国史会发现，好几次眼看危机四伏，似乎到了革命的边缘，可革命就是不发生，结果反而是一连串的缓和、平息、妥协、改革。

200多年来，美国制度正是通过不断的改革来化解不断出现的问题，走的是一条渐进的摸索调整之路、改良进化之路。由于根底扎实、不必另起炉灶，由于总是留有纠错的空间，所以美国社会经得起表面的风起云涌，甚至惊涛骇浪。在60年代末的动荡高潮中，另一种与之对立的力量已经在兴起抗衡。1968年大选，多数选民将票投给尼克松，这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尼克松曾经败选，而美国历史上败选者日后能东山再起的并不多见，再次参选并当选总统的自然更少。尼克松的再度崛起只能说明，沉默的普通民众渴望法律与秩序，对国家年复一年的骚乱感到厌恶，失去耐心。

虽然尼克松惨败于“水门事件”，但是从60年代往回走的势头并未因此衰竭。相反，1980年迎来了更强劲的回归——里根革命，一次美国政治版图的重组。里根不仅当选为总统，还公开亮出保守主义的旗帜，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自由主义一贯是美国的主流，即便是汉密尔顿的保守主义也不同于欧洲保守主义。遗憾的是，60年代的左派将自由主义推向极端，致使它在美国成了一个贬义词，反对者只能改称“新保守主义”，以区别于旧式保守主义，而他们本质上仍然是自由主义。

新保守主义无疑是对60年代自由主义的一种反拨。在他们看来，自由派思潮影响下的政策大多走过头了，必须纠偏和修正。尤其是政府本身已经成为问题，它过于庞大，过多干预公民生活，福利开支大到无法承受，还有焚烧国旗案等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判决。他们要限制联邦权，提倡小政府，更多发挥社会的作用，还要重新肯定工作伦理、家庭价值和爱国精神。

凡是极端的事情均不可能持久。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猖獗一时，似乎势不可挡，但几年后便被彻底挫败，销声匿迹，这是一次右派走极端的例子。60年代左派走到极端也是一样的结果。

美国能够在法律的范围内平和地纠正错误，原因就是上面说的制度保障。有了法治，即便在一种思潮占绝对优势之时，与之对立的思想仍有表达的空间，与之对立的公民仍有个人反对和组织起来反对的权利与自由。制度是不走极端和及时回头的保障。法治是国家稳定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