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与社会

这一时期美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实力大大加强，社会保障更加优化。但问题依然不少，诸如贫富悬殊、种族矛盾、暴力、毒品、恐怖袭击等，许多问题将在新世纪进一步发酵、恶化。

经济实力 进入20世纪，美国的经济实力一直高居世界之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70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更是处于独霸的绝对优势，美元和黄金一起成了国际储币。1949年，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人生产了世界上50%的制造品、62%的石油、57%的钢和80%的汽车。在50年代初，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占了45%。整个50和60年代，美国经济以4%—5%的速度增长，而通货膨胀率保持在3%以下。

70年代初，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降到25%，丧失了世界霸主的地位。这除了越战、石油危机、全球经济衰退、新经济强国崛起等外部原因外，还和美国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和实行赤字财政有关。在以后的20年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虽然仍稳居世界第一，但经济连年“滞胀”，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都明显下降，外贸出现逆差，财政赤字猛增，债台高筑。1980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3.5%；1982年的失业率超过10%；1985年美国从世界上最大债权国变成最大债务国，外国在美投资1.5万亿美元，而美国在外投资只有1.2万亿美元。传统工业中汽车和钢铁受挫最严重，1980年日本顶替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汽车生产国，这一形势直到1992年才得以逆转。

面对衰退，美国采取的对策是：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减税刺激投资储蓄、产业结构重新调整、经济管理制度创新、传统工业技术改造等。从90年代初起，美国经济迅速回升，在整个90年代进入持续发展状态，终于彻底扭转颓势。从1992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远高于日本和欧洲，国内生产总值从1992年的62444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67390亿美元，年平均增长为2.6%，而通货膨胀率却稳步下降，低于3%，失业率从7.5%降到5.6%，财政赤字也在逐年递减。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上，美国也大大超过其他国家，国际竞争力居世界首位。根据1998年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世界贸易排名，美国稳居世界第一贸易国地位，商品进出口总额达15784亿美元，比第二位的德国高出66%还多。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7万亿美元，经济增长高达3.8%。在经济实力、金融实力、基础建设、科技水平方面，美国都居世界首位。

更重要的是，美国在1993年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后，计算机化网络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企业在计算机、电信及其他高技术设备投资的实际年增长率高达25%，产业结构优化，技术信息含量大幅增加。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3%来自信息技术产业，而建筑只占14%，汽车只占4%。高技术产业已经取代钢铁、汽车、建筑等传统产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已不再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中的土地资金等有形资产，而是科技、社科、管理科学、信息等无形资产。美国有上亿台电脑，其中40%联网，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2/3的工作人员从事与信息有关的工作，社会正在从工业经济社会过渡到信息和知识型经济社会。这一转变使美国抢先占据了世界新一轮科技竞争的制高点。由于知识经济的固有特点，美国经济运行出现了高投入、高产出、高盈利的良性循环，于是也就有了“新经济”之说。美国经济这种持续的低通胀增长已经超越了经济衰退期，出现了反周期繁荣。

美国政府在经济管理中也表现得更为成熟，基本上以市场导向为主，采取适度宏观调控。冷战结束后，联邦政府压缩军费开支，促使民用品的竞争力上升，同时加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北美贸易自由区等，以获得廉价商品和广阔市场。政府本身实行精简机构，在1993—1997年间裁减雇员30万人。政府对企业不仅减少干预，放松控制，还立法保护本国产业。最令人注意的是国会于1988年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即特别301条款，授权总统可以单方面地采取制裁措施对付贸易对手。政府还紧缩行政开支，大力削减财政赤字，累积十几年的赤字大幅减少。1979年后，美联储的独立地位加强，它所实行的谨慎灵活的中性货币政策成为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宏观货币政策的目标从过去单一控制通货膨胀改为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兼顾刺激经济增长和阻止失业扩大，实现低通胀率下的经济适度增长。

企业进行了跨世纪的改革，改组简化，将市场机制引进企业内部，各部门相对独立，压缩重叠层次，大幅裁员，提高效率。为了增强竞争能力，企业间还几次三番掀起兼并浪潮，1997年企业兼并涉及金额高达9000亿美元，直接的结果是企业生产率每年递增2.2%，制造业的效率比德国和日本高出10%—20%，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行国际化经营，成为跨国公司。中小企业也很活跃，它们灵活应变，成为风险投资和开发高技术的尖兵，在保持经济活力和吸纳就业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企业还得益于政府的扶持政策，政府尽量减轻企业界的税务，把大量科研和教育承担下来，为企业提供无偿的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科技人才，使美国企业轻装前进。在1998年全球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美国公司占了480家。在排名前10位的公司中，美国有8家，其中位居榜首的通用电气公司的市场价值为2716.4亿美元，排名第10位的英特尔公司也有1211.6亿美元资产。

美国经济在20世纪末的问题是：政府的总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仍然过大，政府开支中有6%用于支付公债利息，尽管克林顿总统第二任期内赶上信息产业革命，推动经济迅速增长，政府财政略有盈余，债务总额开始减少，但到1998年年底总债务还在5.5万亿美元徘徊。国民的储蓄率过低，只有4%—5%，而家庭消费债务却急剧增长。美国对外贸易存在巨额逆差。

人口性质与结构 20世纪最后30年，出现了20世纪最大规模的移民潮，美国人口的性质发生明显变化。1965年，美国颁布《移民改革法》，废止了按种族配给的原则，将家庭团聚、对美国的价值和移民动机作为衡量移民的主要原则。该法规定东半球移民总数为每年17万人，每个国家每年不得超过2万人。移民条件有三：一是近亲在美国；二是科学家等有专长的人才或美国所需要的工人；三是难民和灾民。该法还第一次对西半球移民实行限制，规定总数为每年12万人，但不具体区分国别，遵循先来先到的原则，1976年也改为每个国家一年不超过2万人。1980年后移民不再区分东西半球，改成全球移民总数为每年32万人。

1965年移民法也和第三世界的发展变化有关。从1960年开始的30年中，移民数量达2000万人，包括不在份额内的几十万直系亲属和难民，以及几百万非法移民。欧洲移民明显减少，从1965年的90%降到20年后的10%；拉美和亚洲移民急剧上升，其中墨西哥、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名列前茅，更有大批墨西哥移民偷渡到美国，成为非法移民。1997年，拉丁裔人口达2900万人，占总人口11%；而亚裔人口也达到了1000万人，占总人口的4%。亚裔移民人数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度超过拉美，占了总移民人数的40%。

1986年的移民改革控制法试图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一是规定惩罚雇主，二是对1982年前来的非法移民实行大赦。到1992年，300万申请特赦移民中的大部分得到了美国国籍，但还是未能制止非法移民的涌入。1990年的移民法将年度移民总数又增加了20万人，每个国家人数升到2.5万人，难民人数增加一倍。新移民法更有利于企业家和技术工，并规定了投资签证，每年为外国投资者保留1万名额，凡投资100万美元，创造至少10个全日制就业机会的申请者便可移民美国。在某些高失业率地区，投资额可降到50万美元。显然，美国已经越来越成为富人的乐园。

拉丁裔与亚裔的增多一方面增加了种族之间的摩擦，这在发生民族矛盾以及经济走下坡时尤其明显；另一方面也在改变着人们对美国社会的认识，以前所谓的“熔炉”逐渐发展成为“马赛克”或“色拉碗”。

人口性质发生变化的同时，人口结构也在悄悄发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过后，到70年代，人口出生率就开始下降。1970年，每1000人中有18.4人是新生儿，到1996年下降到了14.8人。另一方面，人的寿命却在延长。1970年超过65岁的人口只占8%，到1997年，这个比例上升为13%，2000年已达到20%。人口老龄化带来了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是社会保障与医疗费用的大幅增加，老人为了争取权利正在成为一个新兴利益集团。

社会保障 美国人向来有个人主义的自立自助传统，民间的慈善事业也由来已久，直到大萧条后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出台，联邦政府才真正全面介入私人生活的领域。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罗斯福新政的硕果之一，目的是使国民对生活有安全感，这对社会的公正和稳定意义重大。

从罗斯福开始，民主党一直是促进社会保障的代言人。杜鲁门继承了罗斯福的新自由主义方针，使美国的福利制度成为目前的形式。1956年，艾森豪威尔政府设立卫生、教育及福利部，和财政部共同处理社会保险基金的行政管理工作，保证1935年通过的《社会保险法》和《失业救济法》的实施。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时期，美国的社会保障迅速发展扩大。尤其是60年代在建立“伟大社会”的鼓舞下，国会通过了一系列耗资巨大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法。60—80年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支出越来越大，许多人将此视为权利，逐渐形成依赖心理，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在70—80年代间，这项支出平均年增13%，大大超出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造成巨大财政缺额。

从尼克松开始，美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进入调整阶段。1972年开始实行州和地方财政援助法，联邦和州分享税收，社会保障的一些职能由联邦转到州和地方政府。里根上台后更是试图紧缩福利开支，并改变经营方式，使其私营化和分散化。但到1988年，社会福利保障支出仍占联邦财政预算的46%，最后只有靠增税来解决。到了克林顿任内，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已是朝野绝大部分美国人的共识。1996年8 月，克林顿签署《社会福利改革法案》，将福利金期限定为5年，并要求接受者在2年后至少每周工作20小时，还取消了合法移民的食品券等，这样在6年内可望削减600亿美元的福利开支，同时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福利领域，使之自负盈亏，降低成本，保证质量和效率。

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当庞杂，具有多元而非统一的特点，主要可分为公共和私营两部分，其中公共部分占70%。一般来说，联邦政府按项目拨款，而州政府必须拿出同样数目来相配，才能得到款项，所以各州的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因贫富不同而有差距。

一般说来，社会保障是强制性交费后得到的保险，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种：一是老年、遗属、残疾和健康保险；二是老年医疗照顾；三是失业保险。交纳费用由雇主和雇员分担，个人在一生的工作期间连续支付收入的7%左右，到65岁退休后便可每月得到约原工资的1/4。在失业期间也可得到工资的1/4，但只能享受26—39周。由于社会保障的公共部分数目有限，个人或雇主或工会还经常需要再在私人保险处投保来补足。由于医疗费用的不断上升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原因，美国的社会保障长期入不敷出，1982年造成财政赤字122亿美元。

社会福利属于免费帮助，无须交费，只向符合条件的需要者提供，其中包括救济、就业培训、住房、食品等。现在开支最大的福利项目是援助在贫困线下的有未成年子女家庭（AFDC），每年约提供280亿美元，现有1400万人接受此资助。第二大项目是老年医疗援助，对象为65岁以下的穷人。第三大项目是食品券，提供给营养不足的人，每月70美元，在90年代末有2700万人享受这一福利。其他还有住房、培训、幼儿日托、法律服务、学校午餐等不同形式的福利补助。

除公共和私营的社会福利保障外，还有许多慈善组织也在自愿进行这项工作，其中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这样的私人基金会，也有各种教会组织，以及分散的义务服务人员和服务中心，他们可被视为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中的第三种力量。

美国对社会福利的争论已是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热点。承担着政府绝大部分税收任务的中产阶级早就对这一制度的浪费、低效以及福利救济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克林顿在竞选中一再强调“被遗忘的中产阶级”利益。改革的总趋势一是责任下放，由联邦转向州和地方；二是福利方式由“救济福利”向“工作福利”转化，不让有工作能力的人长期依赖福利而生活。纯粹的福利改为暂时的帮助，使享受福利的阶段成为一个人工作前的准备阶段，由此促使人人自食其力。

贫富分化 美国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60%的家庭和个人属于中高收入。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5%，其中食品和衣服的费用下降，而住房、医疗和教育的费用则不断上涨。用于积累的只占10%—20%，其中大部分用于不动产的投资。美国个人所得税率为15%—39.6%，企业所得税率为15%—38%，社会保险税率为15%。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产业结构一直在向服务业转变。1991年，在美国全部劳动力中，农业人员占2.9%，工业人员占25.8%，服务业人员占71.3%。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总数的增加，就业人员在大幅度增加，但农业就业人员却还在下降。在非农业劳动人员中，从事物品生产业的人数一直在下降，而从事服务生产业的人数则持续增长。在服务业中，智力劳动的比例又一直在加大，大多与信息行业相关。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70年代初，美国人的收入增长较快，贫富差距较小。80年代后，中产阶级收入增长减缓，贫富差距明显扩大，0.5%最富有家庭的财富平均每10年的增长率从21%猛增到90%，而对底层80%的家庭来说，这个增长率却从18%下降到0。1989年，首富的0.5%家庭每户平均财富为1370.4万美元，次富的0.5%家庭为327.6万美元，再次的9%家庭为80.9万美元，然后10%的家庭为26.7万美元，而底层80%的家庭仅为4.2万美元。

90年代以来，贫富的分化更趋严重。由于技术转型，新的就业机会大多需要掌握高科技的人，结果是一方面产生了一批高技术高收入的金领阶级，一方面又威胁到许多处于中间层的白领阶层，他们难以适应新的工作要求，甚至被计算机所取代。1996年，美国最富的1%的家庭在税前的年平均收入为65.13万美元，其次的4%为15.157万美元，再其次的15%为6.59万美元。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可分为上中下，上层为5.302万美元，中层为3.554万美元，下层为2.158万美元。最低的20%家庭年收入仅为0.867万美元，不到最高平均收入的1/75。

1993年，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1.47万美元的为贫困户，全国有32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占总人口的14.5%，贫困率最高的是黑人、印第安人和拉丁裔人。贫困率最高的州是路易斯安那，为25.7%；最低的州是佛蒙特，为7.6%。就业人口中，小时工比例越来越大，1997年规定每小时最低工资为5.15美元。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工会的日趋衰弱，劳方为增加工资待遇而与资方斗争的能力已经大大减弱。

黑人总体上依然属于最贫困族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黑人的进步加快，从1954年“布朗诉教育局案”胜诉后取消种族隔离，到1964年《民权法》等的通过，黑人赢得了一系列立法和政治的胜利，包括“扶持行动”等反歧视法。同时，黑人之间的分化也日趋明显，许多黑人利用“美国士兵权利法”上了高等学校，并很快进入中产阶级行列。到90年代末，大约有一半黑人进入了中产，有一半的职业黑人从事技术性白领工作，他们开始与白人为邻，入住比较富裕的城市住宅区。越来越多的黑人接受高等教育，被知名的律师事务所接纳，成为著名医院的医生、名牌大学的教授以及政府部门的官员。黑人在音乐、体育、文学等方面都对美国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3位美国黑人获得过诺贝尔奖。然而，相比之下，准备不足、无法进取的黑人的比例还是很高。他们大概占了黑人总数的1/3，依然生活在城区破旧落后的黑人区，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找不到工作，一半以上的孩子连高中都读不完，属于最底层、最贫困人群。另外，涉及暴力、帮派的黑人数量也相当高。20岁左右的黑人中，有1/3不是在狱中就是在保释中，或者处于刑法、司法系统的监管之下。

1995年，百万黑人在华盛顿举行大游行，要求增进黑人团结，反对种族歧视。事后，比尔·克林顿在得克萨斯大学进行演讲，要求黑人和白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和态度负责，消除争议，停止出于各自目的散布种族分裂主张。面对黑人现状，克林顿要求白人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3个白人中有一个处于相同境地，他或她会作如何感想。”

文献摘录

在马丁·路德·金以他的梦想震撼美国，约翰逊总统大声疾呼维护人的尊严和民主的命运，并要求国会保证黑人充分的选举权之后，那道撕裂着美国心脏的裂缝却依然存在……

今天的游行同样是为了自尊、尊严和尊重。但是，它同时又是为了促使美国黑人在经受了一代人巨大而深重的社会问题煎熬之后，重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家庭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它是为了弃绝罪恶、毒品和暴力。它是为了赎罪和调解矛盾。它是为了坚持督促和帮助其他人做同样的事。它是为了坦率地承认，黑人必须肩负起他们自己的责任，因为此外无人能够帮助他们或他们的兄弟们、姐妹们和孩子们，脱离众多黑人们至今仍然面临着的艰难而贫穷的生活。（比尔·克林顿：“在得克萨斯大学的演讲”，1995）

暴力、毒品、艾滋病 社会问题总是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相伴相随。到20世纪末，美国在财富、权力、影响力方面都居世界首位，但社会问题如谋杀、犯罪、入狱、离婚、吸毒、少年犯罪、堕胎、性病传播、黄色生产与消费等也居高不下，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暴力、毒品、艾滋病。

暴力 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种族问题的衍生物，黑人作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也常常是暴力的受害者与暴力的发泄者。60年代的人权运动使黑人与少数民族权利在法律上得到进一步保障，但暴力事件依然不断，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 都不幸沦为暴力的牺牲品。从70年代开始，种族矛盾似乎得到缓解，但也仅流于表面。除了由来已久的歧视，不少白人对黑人的平等要求日益产生反感，尤其是平权运动之后，他们认为政策过于向黑人的就业和教育倾斜，形成“反向歧视”，实际上剥夺了白人的正当权利。1995年，加州大学董事们决定停止“扶持行动”，此事虽引起大规模抗议，但第二年加州选民还是通过了“209号提案”，规定在政府机构就业和教育中废除种族和性别优待，其他州也纷纷效仿。一些比较温和的白人则自动远离黑人，例如送孩子上私立学校。

1991年洛杉矶爆发的骚乱事件就是由种族暴力所引发。一个白人警察在街上殴打一个被追踪而拒绝停车的黑人，但法庭最终判决警察无罪，此事搅动了黑人心中长期积聚的怨愤，引发了20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种族骚乱，其中还涉及当地黑人与韩裔商人的矛盾，50多人在暴乱中丧生。黑人活动家杜波伊斯在1903年表示：“20世纪的问题依然是种族歧视下的肤色路线问题”，百年历史不幸被他言中。

除了种族暴力，70年代后还有帮派暴力，主要发生在城区贫困落后的居住区。结成帮派的原因很多：有的出于贫困找不到体面工作，失去离开贫民区或接受教育的希望；有的得不到家庭照顾，甚至无家可归；也有的出于同伴压力，甚至只是无聊而已。20世纪50和60年代，大部分帮派都在大城市活动，也有一些帮派分支分布在高速公路连接的城镇或郊区。帮派会按照种族、地盘、监狱划分，大部分成员为黑人或拉美裔。到了70和80年代，迷幻药开始在街头盛行，枪支也能容易非法获得，街头帮派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同时也更具暴力色彩。帮派的日常生活通常不是那么刺激，他们一般很晚才起床，在附近闲逛、喝酒、吸毒，晚上去聚会。他们也可能在街角贩卖毒品或进行其他一些不起眼的犯罪活动，如故意破坏或偷盗。有时为了钱、地盘、自尊或复仇，帮派间会互相袭击、射杀和暗杀，想要得到“尊敬”就意味着暴力和犯罪。

90年代中期，美国帮派数量达到顶峰，仅洛杉矶一地就有1000个，共15万成员。最臭名昭著的两大帮派是“瘸帮”和“血帮”，分别以蓝色和红色为标记。“蓝红之争”凶残野蛮，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还在其他城市设有分支。据统计，在华盛顿特区，1985年共发生了147起谋杀案，到1991年上升到482起，这些案件大多与帮派有关。

导致帮派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只要贫困和绝望存在，就有帮派存在。帮派暴力令美国警方伤透了脑筋，警方的打击只能暂时压制一下，结果往往是警方刚端掉一个贩毒窝点，新的窝点就很快在另一个地方出现。

毒品 70年代后的帮派之所以如此猖獗，离不开一个重要因素：毒品。毒品实质上是帮派的存在基础。60年代，轰轰烈烈的“青年反文化运动”使得大麻变得极为普及，尤其是在大学校园，之后出现了比大麻更为强劲的可卡因，价格也更为昂贵。80年代，被称为世界三大毒品生产基地的南美的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大大扩大了可提取可卡因的植物种植，致使可卡因的价格从1981年每盎司的120美元下降到1988年的50美元。价格的下降使毒品唾手可及，美国很快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毒品销售市场。大麻、可卡因、海洛因这3种毒品的销售量每年高达近1.6万吨，毒品的年销售额已达1000亿美元以上。从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的吸毒者已达到4000万人左右。根据1987年的统计，45岁以下的人中就约有一半以上至少使用过一次毒品；20—30岁的青年吸毒者人数在1991—1995年间增加了89%，从占人口总数的0.44%升到了0.8%。

美国尊重个人自由的民主传统以及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与毒品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如何解决毒品问题成为另一大社会难题。尼克松政府曾发动过大规模的禁毒行动，之后美国历届政府在打击毒品走私、控制毒品泛滥方面都作过不懈努力。联邦政府的禁毒开支连年上升，老布什时期曾花费25亿美元制止非法毒品流入美国，到克林顿时期的1995年，禁毒专款已上升到140亿美元，比1977年增长了20倍。克林顿曾呼吁国会和美国公众同他一道“与恐怖分子、国际犯罪分子和毒品贩子新的邪恶威胁做斗争”，但事实证明，直到今天禁毒的道路还依然漫长。

艾滋病 70年代及其后的另一大社会问题是艾滋病。艾滋病最早出现在70年代末的中非，当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也没人注意到这种新的致命病菌正在向其他地区蔓延和传播开来。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报告洛杉矶发现这种罕见的病毒，有5名健康的年轻男子感染，都是同性恋者，几个月后纷纷离世。1982年，中心将此病命名为“艾滋病”（AIDS），这是一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HIV 病毒攻击人体免疫系统，感染者失去对许多疾病的免疫抵抗。HIV 病毒能够通过精液、血液、母婴垂直途径传播。感染者经过数年甚至长达10年或更长的潜伏期后会发展成艾滋病病人。

艾滋病的首批感染者是部分男同性恋者，到1982年年底，美国已有900例登记病例。但由于乱交以及血液库受到感染，感染人数不断增加，其中包括部分女同性恋者，因为她们大多采用静脉注射方式吸毒，容易交叉感染。1985年，美国将近有2.1万艾滋病患者死亡，到1996年，全美死于艾滋病的总人数已达到32万人，感染者高达近90万人。艾滋病的爆发引发了人们的恐惧。1983年，美国国会决定拿出1200万美元用于研究和治疗艾滋病，全美范围内要求“安全”性行为，提倡使用避孕套，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同时，富有争议的同性恋问题又一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纽约时报》开始使用“gay”（男同性恋）和“lesbian”（女同性恋）作区分，而不是笼统的“homosexual”（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组织成为与艾滋病斗争的先锋。

艾滋病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它早已成为全球问题。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2001年的全球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总人数达3610万人，其中美国有80万—90万人。与之前相比，美国的人数已有所下降，而其他地区的人数却明显上升。自1981年首次发现艾滋病以来到2001年，全球已有2180万人死于艾滋病，其中仅2001年的死者就达300万人，新增感染者530万人，相当于平均每天有近1.5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美国等世界各地的医学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研究艾滋病，但至今尚未研制出可根治该病的特效药物或者可用于预防的有效疫苗。90年代中期，研究人员曾研究出一种包含蛋白酶抑制组的药物，可以有效抑制艾滋病病毒，但需一直服用，一旦停下，病情会急转直下，而且价格昂贵，非一般人可得。根据2016年英国《自然遗传学》在线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科学家使用某种基因编辑技术，发现了对HIV 感染不可或缺的新型基因，能预防HIV 感染，又不会影响细胞存活性，报告指出这一研究成果极具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