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保守主义的兴起

尼克松的失败结束了美国自罗斯福以来的新政自由主义时代。美国需要重新开始，需要经济增长，需要树立国际权威以及美国理想。在福特和卡特这两届总统任期内，经济问题和社会焦虑都没能得到缓解，这给右翼保守势力提供了机会，他们在罗纳德·里根那里找到了代言。里根不负众望，在8年任内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重建了人们对美国的信心。

福特继任总统 尼克松辞职后由福特继任总统，成为美国第一个未经民选就任的总统。福特出生于密歇根州，1941年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海军服役。福特从1948年起接连13次当选众议员，本人品格无可挑剔，1965年成为众议院少数派领袖。福特在政治上是中间派，在财政上倾向保守，赞成削减社会福利，增加国防开支。他在就职演说中告慰民众：“我们国家漫长的噩梦已经结束……我们的宪法仍在运作，这里人民在治理国家。”他表示自己不是选举产生的总统，请求大家给他祝福，确认他为总统。

上任不到一个月，福特就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赦免了尼克松在任职期间“已犯下和可能犯下的”一切罪行，使他免于被起诉。为此，福特接受了国会的询问，阐述的理由是尼克松既然已经接受赦免，表明他已承认有罪。福特要求全国应尽快医治“水门事件”造成的创伤，重新团结起来。此举引起了国民的普遍不满，人们怀疑其中有政治交易，结果更是增加了对华盛顿的不信任，致使1974年的国会选举朝有利于民主党的方向发展。福特还给予逃兵为公众服务24个月的有条件赦免，希望能同时治愈越战的创伤。

福特任内的1973—1975年经历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同时还伴有通货膨胀，合称为“滞胀”（stagflation）。全国失业率上升到9%以上，大概是战后平均值的两倍。政府一开始实行紧缩政策，结果引起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衰退，失业率飙升到12%，于是政府转向刺激开支，这又引起高通货膨胀，最后实在不知如何应对。

福特任内最重要的立法大多与治理政治腐败有关。1974年通过了竞选改革法，限制私人捐款，由联邦出资支持两党竞选人。1976年各州政府纷纷通过阳光法，推行公开政治。出于对情报工作的不信任，国会又建立民众监督局，对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这两个最大的情报机构进行整顿，对秘密政治进行法律化治理。

1976年总统大选，福特政策受到左右翼的双重攻击，同时共和党党内又推出前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作为竞争对象，最终福特仅以微弱多数击败里根的挑战。民主党推出佐治亚州前州长吉米·卡特为候选人。福特强调必须控制通货膨胀，卡特强调必须制止高失业率，两人几乎旗鼓相当，最后福特以241票对297票败给了卡特。

卡特执政 卡特在大选中的胜利仍然反映的是美国选民对华盛顿的不信任。他最吸引人之处是为自己建立了一个与华盛顿权势无涉的清白廉洁形象。卡特来自佐治亚州，1946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曾服务于海军核潜艇，后退伍从事企业工作，1970年当选为佐治亚州长。卡特任州长时反对种族歧视，政治立场相当进步。卡特竞选时以道德为根本，保证不向人民撒谎，并提出改良政府，限制官僚的口号。他利用联邦的基金进行竞选，弥补了民主党资金一贯不如共和党的不足，成为内战后第一个从南方腹地来的总统，得到南部民主党和北部工业城市的拥护。卡特原名詹姆斯·厄尔·卡特，为表示自己的平民气质，自称吉米·卡特，在就职宣誓后，他别出心裁地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步行到白宫，成为自杰斐逊总统以来步行进入白宫的第一人。

卡特就职后第二天就对一万名逃避服兵役者给予无条件赦免，结束了越战遗留的创伤。在经济方面，1977年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法，并计划在1981年达到最低工资每小时3.35美元，1978年通过了税收法。卡特不喜欢华盛顿的政客，在与国会合作时难以得心应手，因此他的许多提案难以在国会通过，也在料想之中。

卡特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处理遗留下来并且越发恶化的经济和能源问题。美国当时的经济仍处于滞胀状态，像他的前任尼克松和福特一样，卡特也采取紧缩货币与自觉限制相结合的应对办法，他先是采用增加支出的办法，结果通货膨胀达到18%，同时保持着高失业率，两者加在一起的“不适指数”（discomfort index）一直居高不下。在30年代后美国的人均收入第一次降到大部分欧洲国家之后。

更糟糕的是越来越明显的能源危机。当时美国人口占世界的6%，却消耗着30%的能源，每天消耗石油1600万桶以上，其中一半需要进口，相当部分来自阿拉伯。第四次阿以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美国油价上涨4倍；1978年伊朗革命后，油价又上涨一倍。美国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石油危机成为棘手问题。几届美国政府都用心解决能源危机，短期目标以节约为主，长期目标以开发其他能源为主，如核能、太阳能、风力等。到80年代初，美国的石油进口已经明显下降。1979年，宾夕法尼亚的三里岛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引起人们对核电站的普遍反对，能源发展遂转向合成燃料和太阳能。同时，人们对环境污染也越发敏感了，各州相继立法，大气污染、水源污染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在外交上，卡特一反尼克松的均势理论，谴责不顾道义与极权政府联盟的做法。他提出“道义外交”，将人权问题视为“外交政策的灵魂”。他签订了《巴拿马运河协议》，定于2000年将运河主权归还给巴拿马。卡特最大的外交成功是调停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促使埃以双方和解。1978年9月，卡特邀请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到戴维营举行峰会，之后双方在白宫签署和平“框架”协议。1979年3月26日，萨达特和贝京重返白宫，签署埃以正式和平协议，即著名的《戴维营协议》，埃及以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为条件，换回在1973年第四次阿以战争中失去的土地。《戴维营协议》成为20世纪以色列与主要阿拉伯国家之间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有意义的协定。与此同时，卡特也积极促进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1978年12月15日，美国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9年年初，美苏关系缓和，但12月27日苏联出兵阿富汗后，两国关系重又趋于紧张。

《戴维营协议》
1978年9月，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左）、美国总统卡特（中）、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右）在戴维营签署埃以和平协议。这一历史性的协议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实现中东和平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为此，萨达特和贝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幸的是，3年后萨达特遭到阿拉伯激进分子的暗杀。

阿富汗多年来一直受苏联控制。1978年4月政变后，苏联在阿富汗建立与霍梅尼关系密切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卡特相信这是“苏联试图控制世界大部分石油资源的一个踏脚板”，也是扩充共产主义势力范围，“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于是卡特对苏联实施了一系列制裁，取消美国1980年参加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的计划，宣布参议院停止讨论《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1979年11月爆发的伊朗人质危机是卡特任内的另一麻烦。美国一贯支持伊朗国王巴列维，视伊朗为美国在中东利益的支柱。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拥戴狂热派宗教领袖阿拉亚图鲁霍拉·霍梅尼。美国不顾伊朗新政府的警告，接纳巴列维去了美国。几天之后的11月4日，一群武装人员闯入并占领美国在德黑兰的大使馆，要求美国把巴列维交给他们审判，并劫持53名美国工作人员成为人质。半年后，美国设计了一次大胆的营救计划，以失败告终，还搭上了8名士兵的性命。“伊朗人质事件”拖延了一年多，美国那几年在国际上备受挫败，人质危机加深了美国人的耻辱与愤怒，而卡特的“道义外交”对此一筹莫展。卡特政府再没能从这次危机中振作起来。

新“右翼”的兴起 政府信任危机、国内经济衰退与国际政治变化使20世纪70年代的整个美国社会气氛变得焦虑、狂躁、不安。左派势力日渐失势，右翼势力日益强劲。除此之外，越战结束后的美国社会、经济、文化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新“右翼”的兴起。

首先是“阳光地带”的崛起。这一术语由政治分析家凯文·菲利普斯提出，指的是阳光充足、气候温和的美国东南和西南地区，尤指佛罗里达、得克萨斯以及西部的加利福尼亚一带。“阳光地带”也有经济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地区之意。60年代后，美国人口南移趋势明显；到70年代，“阳光地带”的人口增长率超过了22%，是其他地区人口增长速度的4倍；到80年代，“阳光地带”的总人口已超过东部和北部工业区的人口总数。

从历史上讲，南部是蓄奴区，以维护自身种族利益为重；南部与西部具有悠久的平民党历史，以反对扩大政府权力为己任；南部与西部还崇尚自身历史的古老神话，与自由政府观念相矛盾，因此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理想与精神上，这些地区都不同于东北部和旧西部旧工业州。“阳光地带”成了右翼滋生的土壤，随着人口增加，其保守性愈加突出，南加州的奥兰治县逐渐发展成全美最重要的右翼政治中心。

其次是城郊化的进程以及年轻人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已经长大，许多人已经成家立业，他们搬到宁静的郊区，远离城市喧嚣，更加关注个人及其家庭生活，因此思想日趋保守。不少60年代的“嬉皮士”变成了“雅皮士”，他们不关心政治与社会问题，只关心赚钱，追求舒适的生活。

70年代还延续了60年代开始的重大宗教复兴。这是继19世纪初第二次大觉醒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宗教复兴运动，并且一直延续到90年代。60年代末开始，属于主流派的圣公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公理会、路德会和北浸礼会等人数开始下降，保守派人数急剧增加，原因是主流派中的极端自由派索性离开宗教，而内部的保守派也终于分离出去，和主流外的右翼宗教领袖相呼应，形成新的主流。保守派主要有南浸礼会、基要派、福音派、神召会、摩门教、基督会、圣灵降临派、耶和华见证会、安息日会等，其中南浸礼会在60年代末成为最大的新教教派，因为南方圣经地带基本上未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保守派们担心政治自由派、最高法院以及世俗人文主义掌握的大众传媒会将联邦政府引入歧途，于是一反过去注重个人拯救的虔敬主义传统，积极投入政治行动。

70年代，一贯积极进行传教广播的浸礼会牧师杰里·福尔韦尔创立道德多数派，成为右翼的中坚。各种类似的泛教会独立福音派组织都非常活跃，合成一股强大的基督教右翼势力，成为当代新教的主要趋势。有人认为这是自乔纳森·爱德华兹以来新教思想最强劲的复兴，或至少可以说是“大觉醒”的现代版。他们拥有1000多个电台、电视台，宣传攻势广泛，院外游说频繁。1976年南浸礼会卡特当选总统是美国福音派复兴的标志。不过卡特虽然是个重生的浸礼会信徒，其社会政治主张却比较接近自由派，因此新宗教右翼在1980年大选时和世俗保守派联手，重新选择了里根作为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

福音派的复兴可以视为具有宗教观念的美国人对60年代社会巨变的反应，他们看到一切权威都被怀疑，传统价值遭到否定，深感公共领域道德空虚，必须在宗教基础上谋求维持公共秩序的道德共识。他们希望全民族遵循上帝的原则，向经典传统复归，在宗教中重新发现权威、信仰和价值。福音派的特点是向人传福音、劝人归宗，所以他们发展最快，人数众多，成分也相当复杂。其中最保守的是坚持原教旨主义的基要派，但在美国标榜自己是基要派的教派很少，只有一些小教派会这样做。其次是强调接受圣灵洗礼和神秘主义精神治疗的新灵恩派，大部分则是称为福音派的不走极端的温和派，他们既反对自由主义的主流派，也不赞成僵硬的基要主义，主张以《圣经》为基础，将福音运用到公共事务。

福音派关心的政治问题和主流自由派关心的完全一样，但立场却截然不同，因此在美国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基督教纲领。新自由派的宗教左翼以正义为口号，强调经济公正，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支持妇女平等权利修正案，反对核军备，要求裁军等。而宗教右翼以自由为口号，强调经济自由，维护传统家庭价值观念，指责取消一切道德绝对性的相对主义，反共并主张以实力求和平等。他们交锋最激烈的几个问题是堕胎、同性恋、妇女任神职、公立学校的祈祷、联邦经费用于教会学校、传统家庭等。堕胎是其中最棘手的问题，宗教左翼支持妇女有权选择堕胎，而宗教右翼则坚决反对堕胎，双方一直争执不下。但不容置疑的是，宗教对政治的介入已越来越明显，1988年两党都产生了一位牧师直接竞选总统，这决不是偶然的，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里根当选总统 卡特曾召开过一次各界代表座谈会，讨论美国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他认为是美国人民对自己丧失了信心，而人民的回答则是人民对政府丧失了信心。美国人在经历了动荡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战和“水门事件”后，感到一种普遍的不满，迫切需要变化，需要重新调整社会、肯定自我、树立信心。尤其突出的是中产阶级对福利制度感到不堪重负，他们要求削减税收、削减福利项目，希望社会变得更有秩序。卡特不可能在政策上有太大变化，而他的自我批判精神也不足以抚慰人心，于是一种新的所谓“理想主义的保守主义”便应运而生，并且找到了一个代言人：罗纳德·威尔逊·里根。

里根于1911年生于伊利诺伊州，出身平民，年轻时在好莱坞拍电影，做了28年的演员，拍过几十部影片，但从未达到一流。在踏入政坛之前，里根还当过救生员、棒球比赛广播员、通用电气公司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代言人，这些经历大大锻炼了他的口才、沟通能力与号召力。里根早年因得益于新政的扶贫政策，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支持者与仰慕者，曾自称是罗斯福式的自由主义者，但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和思想的改变，1962年里根从民主党转向共和党。在南加州商业集团的政治支持下，1967年里根当选为加州州长，其间他的保守主义思想得到了充分发展，1976年大选时差点成为共和党候选人。

罗纳德·里根（1911—2004）
1981年1月20日是罗纳德·里根就职典礼日。里根和蔼可亲、轻松愉快，其微笑和幽默深受人们的喜爱。图为午餐会结束后，里根与夫人南希坐上总统车队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挥手。当天，52名在伊朗的美国人质成功获释。

1980年，共和党的保守派利用卡特的劣势大造声势，他们找到了里根这样一位合适人选。里根仪表堂堂、形象和蔼可亲、口才极富感染力，更重要的是，里根的竞选理念与卡特南辕北辙。为了对付经济困难，卡特要求美国人作出牺牲、放低期望，这使美国人对未来感到悲观；而里根则以一位“能够做到”的乐观自信的形象出现，这多少给美国人带来了希望。在与卡特电视辩论时，里根向一位提问的观众询问：“你现在比4年前更富有了吗？”此话比起任何洋洋洒洒的施政措施都来得实在。最终，在新右派、新保守派以及西部、南部权势集团的大力支持下，里根以489 对49 张选举人票以及4300万对3500万张普选票的绝对优势击败卡特，当选总统。此时，里根已近70岁高龄，支持他的人还包括广大蓝领工人、天主教徒、福音派新教徒等。同时，共和党自1954年来第一次在国会的参议院占了多数。

1981年1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日当天，被困444天美国在伊朗的人质成功获释，条件是解冻卡特政府冻结的伊朗在美国银行的几十亿美元资金。美国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罕见的礼仪和热情欢迎人质回家，这标志着一个和平安宁新时代的到来。在总统就职演说中，里根又一次大大鼓舞了人们，他宣布政府的目标是致力于“一个健康、活力、增长的经济”，这个经济会向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使美国回归正常。他批评税收制度的不合理，批评赤字财政是拿美国的未来作抵押；他提出压缩政府、降低税率、抑制通货膨胀，主张改革政府，因为“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救星，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如今政府已经超出需要、过度膨胀，对人民生活造成干预侵扰，里根号召国人不分朝野，一起承担责任。他的口号标志着理想主义和公平竞争的“新开端”，他不仅要使全体人民机会平等，还要使美国再度成为“自由世界的楷模与希望的灯塔”。他提出美国不仅代表自由、希望和个人尊严，美国体制还是个“奇迹”，具有“独特性”。整场演说可谓言之凿凿、语之戚戚、情之切切。

“里根革命” 里根的上台标志着美国对“伟大社会”的反拨，甚至是对“新政”的反拨，因此里根的当选亦被称为“里根革命”。这是一次削减政府开支的革命，也是一次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传统的自由派民主党发生了反戈。所谓“后联邦的新时代”就是反对国家控制一切，缩小联邦政府的干预规模，转向州和地方政府，使政策更能适应各地情况。

里根执政后，首要关键是取消那些纯属浪费并且只会滋长懒惰的福利项目。为此，他砍掉了350亿美元的福利支出，要求国会在3年内把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降低30%。1981年，国会通过此案，只是将个人所得最高税收从50%降低到了28%，公司利税从46%降到34%。这样，5年内一共减了7500亿美元个税。反对者说大幅降税会导致赤字的大幅上升，但总统和顾问认为减税能留给个人更多资金，人们可以用这些钱投资，投资会刺激生产，增加就业，最终便是经济的整体复苏。这就是著名的“里根经济学”，也称“供方经济学”。

同时，里根大力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认为只要政府靠边站，经济肯定会复苏，同时将联邦支出降到5%。然而到1982年年初，全国陷入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率上升到11%，许多人感到失望。不过到1983年年中，经济复苏开始出现，一年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6%，通货膨胀跌到5%以下，失业率下降到8.2%，此后几年持续走低，而年国内生产总值则保持在4%左右的增长。经济上升使里根人气大增，到1984年的总统选举，他获得了将近60%的普选票和523张选举人票，远远超出民主党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

里根连任之后在内政上延续了第一任期的政策，他还循序渐进地推进了他的另一个目标——任命保守派为联邦法官。到他任期结束，里根共任命3位最高法院法官，包括首位女法官桑德拉·奥康纳。

为了在外交上重振雄风，里根进一步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加强军备，5年军费开支总数达到了1.6万亿美元；提出“战略防御系统”（SDI），也即“星球大战计划”，以防止敌对国家的核攻击。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与前任们不同，年轻、开明、思想灵活，他认为70年的共产主义并没有给苏联带来富裕，却剥夺了人们的许多自由。戈尔巴乔夫明白，苏联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在军事力量方面与美国抗衡，他想与美国推进限制核武器计划，结束“冷战”。里根迫于欧洲和国内“核武器冻结”的呼吁，开始同意接受限制武器谈判。美苏双方在1986年与1988年分别进行了两次高峰会谈，最终签订了《销毁中程核武器条约》。里根最终放弃了对苏联“邪恶帝国”的说法，但坚持“星球大战计划”。1986年，“挑战者”号起飞后不久爆炸，7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价值12亿美元的航天飞机顷刻化为乌有。“星球大战计划”被迫暂停，直到1988年9月29日成功发射“发现者”号航天飞机。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和巨大的军费开支造成美国赤字空前、债务高涨。里根上任时，联邦债务总数是9070亿美元，8年后超过了2.5万亿美元。尽管债务压身，美国经济还是出现了6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股票价格扶摇直上。到里根时代结束时，美国经济出现两极走向，传统的重工业经济连遭打击，以高科技和服务为主的“新经济”则发展迅猛。如同经济一样，美国社会生活也趋于两级化，贫富分化严重：4 000 万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比1979年下降了9%，他们占总人口的20%，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黑人与少数民族；而最富的20%的生活水平则提高了20%。

1940—2010年间的美国国债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国债开始增长，30多年间数目一直比较平稳，但自里根开始，美国的国债开始进入了突飞猛涨的飞跃时期。图中上面一根线表示总债，下面一根线表示公债。上图是债务量（以2010年美元价值的万亿为单位）；下图是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

在外交上，里根决意恢复美国在世界的尊严与地位。他支持世界各地的反共产主义力量，积极在第三世界活动，这一政策逐渐以“里根主义”著称。在拉丁美洲，美国于1982年10月向加勒比海小岛格拉纳达派遣军队，推翻了那里的反美政权。在萨尔瓦多，为帮助推翻革命党，美国给执政当局不断增加军事和经济援助。在尼加拉瓜，美国支持“孔特拉斯”反政府组织，除了经济援助，还提供舆论支持，致使美国在国际问题上陷入困境。尼加拉瓜于1984年4月9日向国际法院提出申请，控告美国在其港口布雷、出动飞机，袭击尼加拉瓜石油设施和港口，进行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在中东地区，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目的是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赶出黎巴嫩。里根政府向黎巴嫩派出维和部队，但不久美军在贝鲁特的海军基地遭到恐怖分子的轰炸袭击，造成241名海军人员丧生。里根不想深陷冲突，遂下令美军撤出黎巴嫩。同时，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越演越烈，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谁就能控制中东石油的流量。美国并不希望谁控制中东石油，于是暗地里支持伊拉克，每年向伊拉克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但在1986年，为了回报伊朗人帮助释放美国人质，美国又偷偷出售武器给伊朗。此事涉及里根安全顾问助手奥利弗·诺思。诺思将出售武器给伊朗得来的钱用以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这明显违反国会对援助的禁令。当消息在1986年11月曝光时，引起全国轰动。诺思被解除工作，调查指向里根，但里根坚持自己对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无所知。不管里根参与与否，此次“伊朗门事件”丑闻影响了他的声誉。

后人对“里根革命”“里根经济学”“里根主义”的评价存有相当大的分歧。保守派赞扬里根对内振奋了美国人士气，给美国带来希望，让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超越了政府管制，使美国走出了困扰已久的滞涨局面；对外遏制了苏联共产主义，拖垮了苏联，结束了冷战，重振美国在全球的领先地位。自由派则批评庞大的赤字与借债一下子使美国从债权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他们指责里根巨大的军备开支是以削减大量社会项目为代价；认为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其实是一种“劫贫济富”的经济学。

文献摘录

最近几天，当我伫立在楼上的窗子边时，对这座“山巅之城”辉煌的城市想了许多。这一说法源出约翰·温斯罗普，他以此来描述他想象中的美国。他的想象十分重要，因为他是一位早期移民——一位早期的“自由人”。他乘坐我们现在称之为小木船的那种船来到这里，并且像其他早期移民一样，他渴望拥有一个自由的家园。

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我曾经一再地谈起这座辉煌的城市，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清楚表达了我的思想。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座高大的令人骄傲的城市，她建立在坚实的基石上，而绝非是一座空中楼阁，上帝保佑着她，街上人来人往，各种肤色的人生活在和睦与和平之中——一座拥有自由港、商业繁荣，并且具有创造性的城市，如果这座城市有城墙，那么城墙就是城门，向所有梦寐以求要来到这里的人们敞开。这曾经是并且依然是我的看法。

在这寒冷的冬夜，这座城市又会如何呢？她比8年前更加繁荣、更加安全、更加幸福了。200年过去了，她稳稳地屹立在花岗岩山脊上，面对风暴，依然岿然不动，仍然是一块基石。（罗纳德·里根：“告别演说”，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