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当代史上关键的10年。街头运动此起彼伏，人声鼎沸，似乎个个都有满腔愤怒要上街去呐喊。暴力泛滥，派别繁多，他们占领据点，与警察武装对抗。政治人物接二连三地遇刺：从1963年的肯尼迪总统、1965年的马尔科姆·X，到1968年的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还有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代表大会场外警察与抗议者的大打出手，1969年嬉皮士在好莱坞阴险地谋杀无辜，再加上100多个城市的骚乱，整个美国是一片混乱和戾气。

最令人诧异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和平繁荣的年代！当肯尼迪遇刺之时，百姓丰衣足食，国家平安无事。与30年代相比，既没有经济萧条，也没有对现行政治的挑战。动荡的60年代似乎是平白无故地突然发作的，这点不能不引起注意。有论者道，每隔几十年新的一代成长起来，就想疯狂一下，颠覆一下，这似乎是个规律，也很正常，更何况战后生育高峰的一代人数众多。可是每一代都有年轻人，却不是每一代都疯狂，这好像解释不了60年代的集中爆发。

相比美国历史中的任何阶段，20世纪60年代最大的特征是——中心稳不住了，这在以前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建国前13个殖民地各自为政，人民实行自治，对各自政府很有认同感。建国后尽管国土不断西扩，新州不断产生，但无论新州老州不分彼此，对联邦政府都是认同的。内战时虽然南方分离另立，但北方与西部团结起来甘愿为维护联邦而战，离心离德仅限于南方，内战结束后南方回归联邦，骚扰美国多年的州权与联邦权之争也从此宣告结束，联邦政府的权威不再是以后争执的重点。纵然是30年代这样的多事之秋，内有大萧条，外有法西斯，民众对罗斯福政府也是普遍拥护的。

60年代却不同了，随着黑人民权运动的深入、越战的扩大，美国人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发生了动摇，怀疑政府受人控制，对他们隐瞒真相。是的，寻求真相本身就证明了怀疑的存在。正是受到这种民意的鼓励，《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才会一路穷追不舍，直到将尼克松逼下台。这种对政府的怀疑一旦种下，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就层出不穷，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

有史家称60年代为“伊甸园之门”，它发起于自信满满的“伟大社会”——消灭贫困，社会公正。这用意不可谓不高尚，但即便当时的美国政府财力空前，如此目标也超出了它的能力。通过福利社会的种种措施，约翰逊政府大举进入原先属于私人领域的民众生活，并将他们的各种期望提升到高不可攀——因而也是脆弱而经不起失望的地步。人民产生瞬间幻觉，似乎马上要进入伊甸园了，但醒来却发现还是在人间。失望的愤怒是可怕的，群体失望燃起的愤怒足以搅乱整个社会。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感到自己被欺骗、被辜负、被亏待，要向政府讨回自己的那份公正，而以前的美国人根本不认为政府承担着这份责任。显然在不知不觉中，在改变了的世界大局中，美国人的观念已经改变，民众对政府的期待与政府法定职权间的距离，已经拉大到无法兑现。

民权还未了，福利社会的通天塔也还没建成，却又来了越战升级，这真是雪上加霜。现代通信技术将血腥的战争场面天天呈现在美国人眼前，远在天边的冷战打到了自家门口，此前美国没有一场海外战争遭遇到如此强烈而普遍的反抗。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动荡的美国只是动荡的地球村中的一部分，法国的学生运动、越南的反美斗争都是动荡的组成部分。其中产生的新左派是最激进的世界革命派，他们立下宏愿，要推翻已经存在了500年之久的如今以美国霸权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新左派与老左派有两点大不同：一是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已经被收买，被纳入资本主义现行体系，因而不再是革命的主力，取而代之的是弱势群体与第三世界。二是他们不再认为苏联是革命领导或楷模，因为苏联已经和资本主义沆瀣一气，他们转而对中国情有独钟，虽然在尼克松访华后，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也有了改变。在新左派看来，1968年是反体系运动中里程碑的一年，虽然世界革命没能在大街上赢得胜利，但自由主义首次从根本上遭到怀疑，反体系的斗争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从后来的发展看，他们确实说到做到，不了解这一点，将很难理解今天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