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学与宗教

社会的动荡常常是伟大文学滋生与繁荣的土壤。由于冷战加剧和麦卡锡主义猖獗，战后的文坛曾一度沉寂，但低潮过后，很快出现了美国文学史上的第三次繁荣。社会的动荡也往往更加需要信仰的支撑，美国社会在越来越世俗化的同时出现了一种宗教复兴的趋势。

美国文学的第三次繁荣 战后首先出现的是一批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学，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诺曼·梅勒的小说《裸者与死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文坛上一些才气斐然的作家不谋而合，发表了一系列风格相似的小说，揭露官僚体制的恐怖、讽刺现实社会的虚伪、嘲弄世界人生的荒诞，如约翰·巴思的《烟草经纪人》、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托马斯·品钦的《V》、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等。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小说开着毫无节制的玩笑，将悲愤阴沉绝望隐藏在玩世不恭的表面之下。小说艺术的这一创新和发展被称为“黑色幽默”，其出现标志着美国人所谓“天真时代”的结束。在黑色幽默派眼里，世界是荒诞浓黑的，要根本改变是绝不可能的，但感伤的眼泪又过于幼稚，令人厌倦，唯有大笑才能宣泄痛苦。但在那一阵阵可怕的狂笑中，有时也包含着毫不留情的自我嘲讽和自我厌恶。

在美国当代文学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犹太作家的数量和成就。美国已是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而且犹太移民也已经到了能出作家的时候了。许多犹太作家，如诺曼·梅勒，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犹太主题，他们更多地汇入了美国文化的主流；而有的则仍然带有比较明显的犹太文化色彩，如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辛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避难到美国的波兰犹太人，他坚持用意第绪文进行创作。他的短篇小说故事性强，富于民间传说的乡土神秘气氛，描述一种古老文化在被另一种文化同化时发生的冲突和人们的沉沦之感。其主要作品有《撒旦在戈雷》（1955）、《卢布林的魔术师》（1960）、《奴隶》（1962）和《童爱》（1979）等，其中最著名的《卢布林的魔术师》被认为是辛格最佳的长篇小说。索尔·贝娄擅长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以自嘲和幽默的笔调描写“反英雄”们的悲喜剧，探索当代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贝娄思辨性强，作品富于哲理，代表作有《赫索格》（1964）和《洪堡的礼物》（1975）。1976年，贝娄以作品“对当代文化赋予人性的理解和精妙分析”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伯纳德·马拉默德的大部分作品，用怜悯而扭曲的幽默，描绘美国犹太人及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小说《店员》（1957）带有道德寓言的性质，它将犹太人的受难上升到人类的受难，体现了将道德完善视为人生目的的犹太价值标准。

索尔·贝娄（1915—2005）

菲利普·罗斯可谓美国第三代犹太作家中的代表，是美国当今文坛地位最高的作家之一。罗斯1933年出身新泽西州纽瓦克市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1955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57年开始专事写作，以短篇小说集《再见吧，哥伦布》（1959）一举成名，该书获1960年美国全国图书奖。从此罗斯笔耕不辍，至今已发表30多部作品，包括著名的三大小说系列：“朱克曼系列”“罗斯系列”“凯佩史系列”。罗斯多产又多奖，获得过美国犹太人书籍委员会的达洛夫奖、古根海姆奖、欧·亨利小说奖和美国文学艺术院奖等，他本人也在1970年被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罗斯的创作风格多变、主题选择广泛、语言俏皮又不失风雅，嘲讽又不显刻薄，主人公常常有意背离犹太传统，代表作有《随波逐流》（1962）、《波特诺的怨诉》（1969）、《乳房》（1972）、《美国牧歌》（1997）、《人性的污点》（2000）、《反美阴谋》（2004）、《退出的幽灵》（2007）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人文学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首先引起注意的是拉尔夫·艾利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描写了一个南方黑人在北方城市中感到的身份危机，意境新颖、不落俗套。随着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涨，60年代黑人文学呈现出哈莱姆文艺复兴以来最繁荣的局面，一批新作家政治倾向明显、战斗性强，如詹姆斯·鲍德温。黑人女作家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托尼·莫里森的小说继承黑人独特的文化传统，融合黑人神话，表现了美国社会中黑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发展，代表作有《最蓝的眼睛》（1970）、《所罗门之歌》（1977）、《宠儿》（1988）、《恩惠》（2008）等。1993年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艾丽丝·沃克的小说特别关注黑人妇女，尤其是她们在性别和种族歧视的社会中为自由、宗教信仰、尊严和生存而进行的抗争。她的书信体小说《紫色》（1982）代表了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获得1983年小说类普利策奖。

当代女权运动产生了一批女性意识很强的女作家。她们的作品社会性强、针对性强、自传性强，如玛丽·麦卡锡的小说《毕业班》、西尔维尔·普拉斯的小说《钟罩》等，它们继承凯特·肖班的《觉醒》、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三个平凡的女人》等作品所体现的女性精神，构成了美国女权主义文学的传统。

战后南方文学继续繁荣了一阵子，一些优秀女小说家成了中坚力量。尤多拉· 韦尔蒂、卡森·麦卡勒斯和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作品在表现南方这个独特的人文环境时经常透露出怪诞的特点。

当代著名作家中还有以《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一书享誉世界的杰·戴·塞林格、俄国移民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以“兔子”系列小说闻名的约翰·厄普代克、多产的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以及写小镇中产阶级的能手约翰·契弗等，他们以不同的手法和形式从各个层面和角度再现五光十色的当代美国。

托尼·莫里森（1931—2019）
托尼·莫里森在2008年2月26日纽约市政厅举行的“向奇努阿·阿切贝致敬——《瓦解》5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战后美国戏剧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和爱德华·阿尔比的荒诞派戏剧《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

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十分活跃。30年代重视文本研究的新批评派到50年代便失去了权威，此后兴起的文论派别繁多，主要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等，呈现出多元化和多变的姿态。

社会的世俗化与宗教的复兴 当代美国出现了一种悖论：一方面是文化的普遍世俗化，另一方面是宗教的复兴；一方面是各宗教和教派间的合作以及教义之争的减弱，另一方面则是宗教界在社会政治问题上的两极分化，双方常常各执一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繁荣，物质丰裕，社会向消费享乐型转化。现代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相比之下，宗教显得与现代生活越来越不相干。随着人们的思维日趋科学理性，重视实证逻辑，对超自然的宗教不免感到难以接受。同时，战争的浩劫也使许多人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他们拒绝传统的上帝概念，对人性也不再那么乐观。在十分明显的世俗化社会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一批受过高等教育，在新闻界、政界、科技界和大学占据重要位置的所谓“新阶级”。他们倾向于世俗人文主义，对宗教态度冷漠，认为宗教已经不适应现代生活，甚至视之为反科学的落后迷信。由于他们对社会和媒体都颇有影响，也更加造成了普遍非宗教化的印象。

但事实上，美国从总体讲仍是一个超常的宗教国家，90%以上的美国人自认为信仰上帝，过一半的美国人属于某个教会并经常参加教会活动。虽然美国实行政教分离，但那是指政府和教会的分离，宗教和社会在文化上是一体，绝大多数美国人将“我们信赖上帝”视为信条。美国历届总统都相信宗教和道德是社会必不可少的两大支柱，他们在演讲中使用的语言都饱含着对上帝的虔敬之心，以便和公众沟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在世俗化的同时，各教会的信徒都有所增加，尤以福音派为最。对许多人来说，对宗教的需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强烈了。战争、核竞赛、冷战所引起的焦虑，人生无目的无意义的感觉，道德的变迁和失落，家庭的不稳定，这些都促使人们转向宗教去寻求内心的平衡和宁静。在各教派中，福音派由于强调宗教体验和感情、注重个人皈依和得救，最能满足这些人的需要。在大萧条时期教会大力宣传社会福音，新政后教会承担的许多慈善救济工作由政府接手过去，教会的关注又过渡到在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为个人灵魂提供救赎。以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保罗·蒂利希为代表的新神学对重视社会福音的自由主义神学进行反思，调整了自由派对科学和人性的过分乐观，重新提出了人性的双重性和上帝的超验神秘，并在欧洲思潮的影响下发展出“基督教存在主义”。

50年代，美国失去了历史上一贯的新教一致性，形成了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三教为主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天主教从边缘进入主流，其标志是1960年肯尼迪当选为总统。肯尼迪在竞选时一再强调他将维护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决不受天主教会的影响，并保证宗教的宽容和自由。到了60年代，美国宗教更趋多元化，而且由新教的多元化或基督教的多元化向一种缺乏共同性的多元化发展。大量非欧洲移民的迁入，带来了犹太—基督教之外的各种宗教，如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印度教等，更有无数分门别类的边缘小教会，宣传形形色色的信仰和崇拜。

动荡的60年代是美国当代的一个分水岭，在青年反文化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越战等一系列风云变幻的猛烈冲击下，社会发生裂变，宗教界也失去了均势，基督教势力和政治体制的合作开始解体。许多人感到越战是国家政策的道德沦丧。教会内左右两派也出于对社会风潮的不同态度而日趋分离。在内战后的很长时期内，新教自由派一直是美国宗教的主流，他们主张把信仰变为行动，积极投入社会改革。教会基层的一些信仰上帝、重视《圣经》的平信徒虽然思想上相对保守，但也一直留在主流内。到了60年代，主流派的领导层积极支持社会变革，肯定激进派的革命精神，支持青年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中产阶级家庭价值观，对许多反传统的生活方式也采取了容忍态度。保守派却看不惯青年反文化运动，确信留长发、吸大麻、性解放是堕落；他们对妇女运动也看不惯；对社会福利计划，他们也觉得违反了工作伦理。他们批评主流派教会领袖偏离传统和共识，不再是旗手，而应该对社会和道德的崩溃负责。

激进的社会产生激进的神学，一部分自由派转向“基督教无神论”或“激进派基督教”，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上帝概念和宗教内容。60年代中的“上帝之死派”认为，西方文化变化如此之大，上帝的存在与否已经和现代社会无关，个人必须在此基础上重新构筑自己的道德伦理。他们建议在科技和世俗的条件下重新发展出一种可以运作的基督教形式来，例如向耶稣学习对人类的爱和社会服务，而不去提及一个超验的人格化的上帝。这种新神学自然令基层保守派大失所望，甚至愤怒。

如果说神学上的变化对一般信徒的影响还有限，那么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决所体现的自由派观点则令保守派忍无可忍，其中主要有：1962年不准要求在公立学校进行日常祈祷；1963年政府不能强迫在学校念《圣经》；1971年禁止在公立学校自愿进行宗教仪式；1973年使堕胎合法化。保守派感到两千年的基督教道德全被否定了，世俗人文主义还与教会争夺学校这个教育下一代的阵地。他们深感基督徒必须马上觉醒和行动，恢复基督教的传统道德。作为反击，有人甚至提出世俗人文主义也是一种宗教，也应将它从学校教育中清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