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权运动与青年反文化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一反50年代的沉寂，整个社会变得热闹非凡，狂躁不安。外有越战泥潭，内有社会反叛，自发的民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从黑人民权运动、少数族裔民权运动、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到反战运动、女权运动，各路人马风起云涌，振臂呐喊，冲击着美国的价值观念、社会秩序，乃至现有体制。
黑人民权运动 5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主要在南方进行，目标是打破种族隔离。斗争的性质是法律和政治的，斗争的方式是非暴力的。1954年，就“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一案，最高法院推翻了“隔离但平等”的说法。国会还于1957年和1960年分别通过了两个民权法，保证黑人的选举权。
尽管种族隔离在法律上被推翻了，但南方的抵抗势力依然顽固。继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心学校”事件后，60年代初期抵制黑人入校事件还时有发生。1962年，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被要求招收一名黑人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入学，州长罗斯·巴尼特支持种族隔离，拒绝执行法院判决。一些白人种族分子乘势抵抗，肯尼迪只好派几百名联邦执法人员稳定秩序，护送这位黑人学生。1963年6月，在亚拉巴马州又发生州长亲自挂帅的“挡校门事件”。时任州长乔治·华莱士率领国民警卫队挡在亚拉巴马大学校门口，阻止获准入学的两名黑人学生进入校园。最后肯尼迪签署命令，将国民警卫队指挥权由州转移至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亲自造访劝说，华莱士才放弃此举。
“自由乘客运动”中被放火焚烧的“灰狗”客车
1961年5月14日，载着“自由乘客”的“灰狗”到达亚拉巴马州的安尼斯顿，遭到一群白人暴徒的围攻，司机只好继续往前开。暴徒们不依不饶，开车追赶，不料“灰狗”爆胎，有人乘机将一枚炸弹扔进客车。幸好“自由乘客”逃得及时，无人受伤，但下车后还是逃不掉暴徒们的一顿毒打。
同时，民众的自发运动日趋高涨。从1960年2月开始，南方的青年和学生举行大规模静坐抗议，反对在便餐店划分黑人与白人区域，抵制餐馆的种族隔离政策。1960年秋，参加静坐抗议的学生组成“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1960年12月，最高法院就“波因顿诉弗吉尼亚”一案作出判决，认定在饭店和跨州汽车站候车室中的种族隔离为合法。1961年，跨种族的学生团体“种族平等协会”（CORE）成立。为了检验跨州旅行中的政策落实情况，“种族平等协会”“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发起一场“自由乘客运动”。首次活动开始于1961年5月4日，由“种族平等协会”主席詹姆斯·法玛尔带领，7位黑人和6位白人参与。他们乘坐灰狗旅途客车从华盛顿出发，准备途经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前往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乘车过程中至少有一位黑人和一位白人坐在一起，一名黑人坐在前排座位，其他人则分散坐在客车的不同位置。整个旅程中，有人受到袭击，有人遭到被捕。接下去的几个月内又陆续组织了60多次运动，参与者约有450人，白人和黑人的人数相当，男性以及30岁以下的参与者居多，约占75%。结果有超过300 多名参与者被捕，不少人受到三K 党与警察的暴力袭击，有的客车还遭到放火焚烧，伤者无数。
“自由乘客运动”进一步搅动了社会中的不满情绪，美国政府被迫作 出 决 定。1961年9 月，州际商业委员会发出强制命令，要求执 行1955年11 月 有 关“萨拉·基斯诉卡罗来纳长途汽车公司案”取消长途汽车种族隔离的判决，此令最终在1961年11月1日生效。这次运动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建立起了巨大信任，使民权运动不单单局限于黑人的单独奋斗。运动还激励了许多黑人直接参与民权运动，尤其是住在南部农村的黑人，他们逐渐成为更大范围的民权运动的骨干。
1963年4 月，亚拉巴马州发生的事件逐渐将民权运动推向高潮，这就是马丁·路德·金与“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CLC）领袖在伯明翰领导的一系列黑人非暴力游行活动。警察局长尤金·康纳率领警察使用警犬、催泪弹、电网、消防水龙头等暴力驱散游行队伍。几百名示威者遭到逮捕，不少人受伤。马丁·路德·金也被投入监狱，他在狱中写了著名的“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件”，作为对谴责他将非暴力带给伯明翰的8位宗教领袖的正式回应，并提出“经济的不公平就是道德的不公平”。此事反响巨大。类似的游行迅速席卷全美，约186个城市出现了至少758次游行。马丁·路德·金一跃成为黑人民权运动备受尊敬的代表人物。肯尼迪对游行抗议作出回应，向国会提出放宽民权立法的要求。
“进军华盛顿”运动
人们举着“我们现在要求平等权利”“我们现在要求体面住房”“我们现在要求结束偏见”等标语参加声势浩大的“进军华盛顿”运动。图为从林肯纪念堂前拍摄的壮观场面。马丁·路德·金在这里发表了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此次游行以及演讲成为黑人民权运动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至此，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开始表现出不同特点。一方面，运动的主战场逐渐从南方移到北方。与南方乡村城镇的黑人相比，北方的黑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他们长期居住在种族聚居的贫困区，很少有和白人相处的经验，也更不愿忍耐，愤怒的爆发自然更为暴烈。另一方面，北方黑人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具有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他们要求的是更高层次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
文献摘录
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必须保证向前进。我们不能倒退。现在有人问热心民权运动的人，‘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满足？’
只要黑人仍然遭受警察难以形容的野蛮迫害，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只要我们在外奔波而疲乏的身躯不能在公路旁的汽车旅馆和城里的旅馆找到住宿之所，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动范围只是从少数民族聚居的小贫民区转移到大贫民区，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只要密西西比仍然有一个黑人不能参加选举，只要纽约有一个黑人认为他投票无济于事，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不！我们现在并不满足，我们将来也不满足，除非正义和公正犹如江海之波涛，汹涌澎湃，滚滚而来。（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1963）
1963年春，震惊世界的“进军华盛顿”将非暴力民权运动进一步推向顶点。8月28日，马丁·路德·金领导25万黑人与白人举行“进军华盛顿”游行，场面盛大、热烈而有序，目标是争取就业和自由。肯尼迪一开始反对游行，后来得到演说者不会直接攻击政府的承诺，转而支持这一行动。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的林肯纪念堂前，马丁·路德·金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号召不同种族的美国人相互融合、和平共处。演说盛况空前，深深触动了“美国人的集体良知”，成为60年代轰轰烈烈民权运动的一大高潮和里程碑。3个月后，肯尼迪遇刺，此事件为人权立法提供了新的动力。第二年，参议院终于获得2/3多数票，通过了历史上最为完整的民权法案。同年，马丁·路德·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民权运动也同时为黑人落实另一个权利——选举权努力奋斗。为了争取南方黑人选民的注册权和投票权，1964年夏发生“自由之夏”运动。1000多名青年志愿者奔赴密西西比州各个城镇，希望以自己的行动，“撬开密西西比，改变整个南方”。他们拜访黑人家庭，鼓励黑人登记选民、参加投票；前往教堂与学校，帮助黑人儿童识字、了解自身历史与文化；动员密西西比州黑人派代表参加1964年的全国民主党代表大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中有三位“自由战士”——白人安德鲁·古德曼、迈克尔·施韦纳和黑人詹姆斯·钱尼在工作中惨遭暴力秘密杀害。一年后的1965年3月，马丁·路德·金在亚拉巴马州塞尔马城组织了又一次游行示威。警长吉姆·克拉克率领当地警察进行残酷镇压，一名来自北方的白人牧师在街上被活活打死，另一名来自底特律的白人女性在高速公路上被枪杀。如同两年前的伯明翰游行一样，镇压事件经由电视转播后，全国上下一片激愤。这两起典型事件最终使1965年的《选举权法》得以通过，有力地捍卫了黑人的选举权。
但从那以后，黑人民权运动越来越转向暴力。一部分黑人对以和平形式与白人合作的非暴力运动感到失望和不耐烦，他们变得越来越激进，主张以暴抗暴的新一代黑人领袖登台，将马丁·路德·金称为与白人妥协的汤姆叔叔。黑人穆斯林组织公开宣扬黑人种族主义，提出种族隔离的目标，要将黑白两族永远分离，建立独立的黑人政府。马尔科姆·X 成为主要代言人。马尔科姆早年劣迹斑斑，贩毒、吸毒、滥交、抢劫等几乎无所不为，他在监狱里参加了黑人穆斯林组织，出狱后开始重新做人，将原名马尔科姆·利特尔改为马尔科姆·X，用X 表示失去了的非洲姓氏。马尔科姆杰出的天赋与口才、坚定的信念与行动赢得了年轻黑人的喜爱。但正当他对自己的观点有所修正，认为必要时才使用暴力、黑白应该共处时，遭到同类暗杀。他死后，由他口述、作家阿雷克斯·哈利执笔的《马尔科姆·X 自传》出版并广为流传。在不少黑人心中，马尔科姆的地位与马丁·路德·金不相上下。
暴力事件在贫困的城市黑人社区尤为频发。1964年夏出现了多起暴乱，主要在纽约的哈莱姆地区，但最大的一起是发生在洛杉矶的“瓦兹暴乱”。1965年8月，瓦兹黑人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个白人警察用警棍抽打一个表示抗议的黑人，这引发了长达7天的暴力骚乱。估计有1万多人参与了此次事件，他们袭击白人乘客、抢劫商店、焚烧市内建筑、谋害警察，最后政府出动国民警卫队，才得以平息。暴乱过后，留下了36具尸体，其中28人为黑人。
1966年夏，“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提出“黑人权力”的口号，要求放弃种族合作、强化自身的民族意识。“黑人权力”向黑人灌输种族自豪感，提出“黑就是美”“黑就是力量”，在社会文化层面要求黑人摒弃从白人社会借鉴而来的文化习俗，去非洲寻根，发掘自己的文化。同年，更为激进的“黑豹党”成立，“黑豹党”提倡种族隔离主义，要对白人实行报复和消灭，并引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语录，号召黑人武装起来。该年全美共爆发43起暴乱，最严重的出现在芝加哥和克利夫兰。第二年即1967年又发生8起暴乱，最大规模的发生在底特律，冲突中死亡者达到43人，其中33名为黑人。暴动逐渐席卷北方各城市黑人区。1968年4月，主张非暴力的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演讲时遭到暗杀，随后又是新一轮的骚乱。几天内，美国60个城市发生暴乱，43人丧生，3000多人受伤，2.7万人被捕。种族骚乱虽然是针对白人的，但由于发生地区通常在黑人区，因此受害者往往是黑人自己。这些自发的骚乱和新提出的种族理论未必有直接的联系，却引发了普遍的反感和恐惧，大部分白人觉得黑人的做法已经过分。1968年以后，前后连续4年之久的种族骚乱终于慢慢平息。当年通过《自由住房法》，大城市中事实上的种族隔离逐渐被打破，约翰逊还任命瑟古德·马歇尔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联邦最高法院的黑人法官。
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来势汹涌，空前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美国社会及其观念。尽管其中有曲折、有反复，黑人的状况也还是有待改善，但风暴过后，黑人的权利毕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公开的种族歧视言行在美国被彻底摈弃。同时，大多数美国人也明白了黑白两个种族和平共处的必要。
人物小传
马尔科姆·X
马尔科姆·X短暂的一生可谓波澜曲折，他最终成为美国黑人的偶像人物，其威望和影响仅次于马丁·路德·金。
他原名马尔科姆·利特尔，生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父母都是泛非主义者马库斯·加维的信徒，父亲厄尔是浸礼会牧师，热心维护黑人权利。因受三K党威胁，1926年利特尔全家迁往密歇根，但迫害继续，家被焚毁。马尔科姆6岁时父亲遇害，12岁时母亲被送精神病院。他被寄养在一个白人家庭，小学时成绩很好，想当律师，但教师说这个理想对黑人不现实，使他深感绝望。他14岁辍学去波士顿投奔姐姐，18岁去纽约哈莱姆区，赌博贩毒无恶不作，19岁回到波士顿，20岁因入室盗窃被判入狱。
监狱有个不错的图书馆，还每月举办辩论会。马尔科姆在狱中反而获得自由，他开始读书，还学会了演讲，后来皈依黑人穆斯林组织，并与其领袖伊莱贾·穆罕默德保持通信。该组织宣扬黑人种族主义，主张黑白分离，号召美国黑人返回非洲，摆脱欧美白人统治。马尔科姆从此改姓为X，说“利特尔”是白人奴隶主强加于他祖上的姓，而自己的非洲姓氏是个永远无法知道的X。
1952年马尔科姆假释出狱后，立即前往芝加哥去拜见其偶像伊莱贾，成为黑人穆斯林牧师，随后在波士顿、费城、纽约哈莱姆等地陆续创建该组织的地方组织，将这个原本只有500人的小组织迅速扩大到几千乃至几万人。拳王卡修斯·克莱也皈依入会，改名穆罕默德·阿里。马尔科姆当上该组织第二位领袖，代表该组织长达十几年。他仪表堂堂，能言善辩，充满信念、勇气和激情，具有非凡的组织和演说才能。在1960年联合国大会上，不少非洲国家领导接见他，卡斯特罗与他会面后也邀请他访问古巴。
当时，马尔科姆的信念是：基督教是白人的宗教，黑人的宗教是伊斯兰教；提倡“黑人至上”、黑人优越论。黑人是世上最早的人类，白人都是蓝眼睛魔鬼，必将灭亡；反对种族融合，主张黑白分离；反对非暴力，主张采取一切手段来维护黑人权益。美国主流的民权运动谴责该组织为异端，不能代表非裔美国人。马尔科姆也反唇相讥，称马丁·路德·金为傻瓜和走狗，称1963年的进军华盛顿是一场“华盛顿闹剧”。他主张先在美国南方或西南另立一个黑人国家，实行黑白分治。他的演说极富感染力，在北部和西部城市尤受欢迎。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使马尔科姆对该组织从怀疑变为幻灭。他皈依了逊尼派，公开谴责该组织及其僵固教条。1964年，他去麦加朝拜，认识到伊斯兰教义提倡的是种族平等，亲眼看见不同种族穆斯林的和平相处，其极端观念得以修正。此后他多次访问非洲和中东各国，所到之处受到各国领袖接见，被授予各种荣誉和职位。
马尔科姆新思想的核心就是泛非主义，将全球黑人视为一个整体，包括非洲本土的，还有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黑人后裔，美国黑人问题是全世界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组成部分。为贯彻其新思想，他创建了“穆斯林清真寺”，以及世俗组织“美国黑人团结组织”。他号召黑人审慎投票，并准备拿起武器，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马尔科姆代表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另一种信念和路径，他改宗后表示愿意与主流民权运动合作，但认为应该称“人权”而非“民权”，使之更具国际意义。
1965年2月21日，马尔科姆在纽约曼哈顿发表演讲时被3名持枪者枪杀，上万人出席了他的葬礼。他从1963年开始与阿雷克斯·哈利合作写成的《马尔科姆·X自传》在死后几周出版。他的传奇人生在电影、电视剧、歌剧等各种艺术形式中复活，为黑人文化运动提供丰富灵感。
马尔科姆·X（1925—1965）
青年反主流文化 到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已长大成人，引发青年人口的爆炸。60年代末，大学中的青年人数是农民中的3倍，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人口的一半。在美国历史上，这个年龄段的人还从未占有过如此高的比例。
50年代初，美国西海岸的青年就开始对沉闷拘谨的现实表示不满，最有代表性的是“垮掉的一代”。这些年轻人留长发、吸大麻、讲粗话，反对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拒绝被纳入正统社会。但是垮掉派并不关心政治，只想逃避现代文明，以一种标新立异的颓废方式来显示反叛。到60年代，这股反主流文化的风气逐渐形成气候，首先在大学校园中爆发出来。
1962年，来自各地的大学生在密歇根集会，成立激进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并发表《休伦港宣言》。他们向现存秩序挑战，批判中央集权和精英统治，要求分享民主；还明确表示反对越战。1964年，学生运动从加州开始，先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言论自由运动”，引发的直接原因是学校禁止学生散发与政治有关的传单、禁止发表政治言论、禁止出于政治原因进行募捐活动。一开始，学生挑战校园警察、占领行政大楼、掀起罢课运动，但逐渐将矛头指向大学与整个社会，要求打倒一切传统权威，反对一切束缚压抑。年轻人以各种方式聚会，拒绝相信30岁以上的人，处处逆常规而行，以示区别于成年人的主流文化。
越战升级后，越来越多的青年将战争视为不义。由于征兵法的修改使大学生的缓役受到限制，许多人为逃避兵役而躲到加拿大，有的甚至公开焚烧征兵证以示抗议。学生和现存体制的矛盾日趋激烈，从1968年开始，大学闹事不断，学生示威，占据校园，和当局派来的警察发生武斗，诸如此类，屡见不鲜。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占领校长和其他行政办公室达几天之久，直到警察将他们强行赶走。哈佛大学发生类似校园事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生“人民公园之战”，持续时间最长。绝大多数校园运动属于非暴力性质，其间约有4000学生被捕，而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学。1970年5月4日，学生在校园广场举行反越战示威抗议，学校当局招来国民警卫队。学生感到愤慨，向士兵叫喊并投掷石块，士兵根据如果受到攻击就开枪的命令，向人群开火，结果打死2名女生和2名男生，打伤8人。
青年中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形成“新左派”。到70年代，有12%的学生自认为是“新左派”。他们主要是白人中产阶级子女，称自己“新左派”是为了区别30年代的“老左派”。相比于“老左派”重视意识形态、强调理性世界和科学技术的改造作用，“新左派”强调实际行动，重视人的尊严、个性和自由，要求“参与性民主”。“新左派”的具体行动主要体现在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反对学校当局。他们将诺曼·梅勒、赖特·米尔斯、赫伯特·马尔库塞、保罗·古德曼奉为主要的精神领袖，相信资本主义的变革已经把绝大部分美国工人纳入现存体制，无产阶级丧失了领导能力，必须由青年知识分子来承担新的历史使命。他们反抗后工业社会的压迫和压抑，拒绝服从任何权威。在1967—1968年间，“新左派”中的极端分子“气象员派”公开诉诸武力，制造了不少恐怖爆炸事件，导致人员伤亡。其行为激起了民众反感，也触犯了刑法，为社会所不容。随着1969年美国开始从越南撤军，尼克松上台后对校园动乱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至70年代初，“新左派”开始失势。阵营内部的四分五裂更是加剧了这一运动的解体，有的成为“嬉皮士”，有的转入地下，有的另立旗号，有的成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有的埋头经商不问政治，有的甚至成为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新右派”。
与“新左派”密切相关的是一种青年文化思潮，其主旨是公开挑战中产阶级社会价值和传统文化，因而也称为“反文化运动”，但其反抗更注重性和道德层面，追求为所欲为的生活方式，诸如奇装异服、群居、吸毒、性解放等。“反文化运动”青年也大多为中产阶级子女，他们对政治不太热衷，因而有个与“新左派”不同的名称：“嬉皮士”。他们还有个雅号叫“花之子”，因反对战争把鲜花插在军人的枪口而得名。当时全美约有4万名“嬉皮士”，生活在200多个群居村里。从积极的方面说，“嬉皮士”反对美国的社会体制，指责社会环境陈腐，谴责物质主义，拒绝当代生活，提倡泛爱主义，鼓吹用爱而不是用战争来解决人类的问题，表现出一种天真幼稚的良好愿望，但容易成为牺牲品。从消极的方面说，由于他们缺乏思想和理性，盲从盲信，也容易沦为邪恶的工具。1969年8月，发生在一个好莱坞女演员家中的恶性凶杀案中，4个凶手中有3个是女“嬉皮士”，此事导致“嬉皮士”名声扫地。
1967年10月五角大楼前的一次反越战示威
一位示威者向一位武装警察献花。在当年夏天，也即被称为“爱之夏”的夏天里，嬉皮士们头戴鲜花，以“制造爱，不制造战争”（Make Love Not War）为口号，吸引10万名年轻人从四面八方前往旧金山海特—阿什伯里街道，分享嬉皮士文化。
摇滚乐是“反文化运动”最具影响力并渗透到正统社会的一种形式。自50年代得到普及之后，摇滚乐在60年代进一步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一方面是受英国“披头士”（也称“甲壳虫”）乐队转向实验、神秘特点的影响，另一方面，年轻人在摇滚乐中找到了与其旨趣完美结合的一个载体。在提倡文化革命及性革命的60年代，摇滚乐不仅表达了他们的理想，更宣泄了他们的欲望，那是一种混杂着毒品与性爱在肉体与情感上的双重释放。1969年8月在纽约东部举行的“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将摇滚及其“反文化”精神的象征推向高潮。音乐节为期3天，而且正逢雨天，整片场地变成泥泞的海洋，但大雨浇灭不了人们的热情，40多万人朝圣般地涌向伍德斯托克农场，聆听著名摇滚乐队与吉米·亨德里克斯、贾尼斯·乔普林、乔·科克尔等摇滚歌星的演唱。整个音乐节祥和、友善、温馨，充分阐释了主办者对追求和平与崇尚音乐的美好期盼。
“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开幕式
青年反主流文化虽然一时影响颇大，也留下了一些长久的痕迹，例如社会加强了对青少年的重视，但青年毕竟是一个变化成长的时期，随着他们的成年、越战的结束以及美国经济的衰退，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不得不纳入主流，进入谋职谋生的人生道路，美国历史上最强劲的一次青年造反运动也就此销声匿迹了。
少数群体维权运动 种族冲突与青年反文化同样冲击着其他少数族裔，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提出自己的诉求。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印第安人、西班牙裔等少数族裔以及同性恋者也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
历史上，印第安人一直是民族同化的对象。早在1924年，美国政府就在法律上承认了印第安人为美国合法公民，但他们一直生活在最底层，一直被社会忽视。1953年之后美国政府的印第安政策基本上是终止保护区，让他们融入主流。到60年代，印第安人已成为全美人口最少、最贫困、最羸弱、最不稳定的一个少数群体。印第安人口仅占美国总人口的1%；家庭年平均收入比黑人家庭还要少1000美元；失业率是全美失业率的10倍；寿命比全国平均寿命低20年以上；青年自杀率比白人青年高出100倍。近50%的印第安人依然生活在保护区，即便生活在城里，其中大多数人也因文化程度和文化差异处于最低端。
肯尼迪和约翰逊发起的“向贫困开战”对缓解印第安人的贫困作用不大，尽管“社区行动计划”将基金拨给部落组织，但效果实在有限。1961年，来自67个部落的400多名印第安人聚集芝加哥，探讨联合各部落共同反对社会不公的问题，发表了《印第安目标宣言》，强调“印第安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会后成立了“全国印第安青年联合会”，致力于印第安民族主义和复兴印第安文化。
受黑人宣传“黑色权力”的启发，一些印第安年轻人也变得激进起来，他们要求“红色权力”，要求归还从祖先手里非法夺取的土地，声称自己为“本土美国人”而不是“印第安人”。1968年，一些年轻人发起“美国印第安运动”（AIM）。在创立后的数十年时间里，“美洲印第安人运动”为捍卫、保护印第安人的权益进行了顽强斗争，在组织示威抗议、争取权利、维护印第安文化、增强印第安民族自豪感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与印第安人有关的法律。1968年，国会通过《印第安人权法案》。1970年，尼克松政府承诺部落自主权，并增加对部落的联邦资助。70年代颁布了不少相关法律与法规，如1972年的《印第安人教育法》、1973年的《综合就业与培训法》、1974年的《印第安人融资法》、1975年《印第安人自治法》等。人权运动至少使印第安人的权利在法律上得到了进一步保障。
印第安人在维权过程中也发生过摩擦，甚至武装冲突。1972年11月，近1000名印第安示威者，其中大多数为苏族人，强行占领华盛顿特区的印第安事务局大楼6天，向联邦政府提出“20点要求”。1973年2月，“美国印第安人运动”激进分子武装占领南达科他州的一个小城镇伍迪德尼，时间达71天之久，要求对保护区进行改革，履行之前的协议职责。之前一名苏族人曾被几名白人杀害，罪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此次武装占领的起因。2月27日，联邦政府派军队包围伍迪德尼，在随后的对抗中，“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的两名成员一死一伤，一名美国军官受伤并最终瘫痪，武装占领运动领导人被逮捕起诉，最终被判终身监禁。伍迪德尼曾是1890年美军与特顿苏人血腥武装冲突的事发地，当年美军为了镇压特顿苏人的宗教活动，野蛮屠杀了大量印第安人。
与黑人、印第安人一起为自身权利奋斗的还有拉丁裔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墨西哥人受到合同工政策的鼓励进入美国，但政策执行后还是有不少人偷渡格兰德河非法入境，这些人被称为“湿背人”。他们大多生活在美国的西南部与太平洋沿岸地区，最大的聚集区是洛杉矶。1960年美国的拉丁裔人口约有300多万人，绝大多数是墨西哥人。到197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900万人。增加的人数除了源源不断的墨西哥人外，还有大批波多黎各人移民到了纽约市，大批古巴人到了南佛罗里达，他们主要是逃离卡斯特罗政权的古巴中产阶级。
这些拉丁裔人在大城市安顿下来，居住在像黑人区一样自我隔离的拉丁语区。他们深受60年代变幻不定的政治气氛影响，同时也渴望美好、广阔、平等的生活，年轻一代更是如此。他们称自己为“奇卡诺人”，在肯定自身价值的同时积极行动，为政治和经济权利斗争。
“奇卡诺人”最令人瞩目的民权运动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组织者是出生在亚利桑那州的塞萨尔·查韦斯。查韦斯将当地的流动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农业工人联合会”（UFW）。1965年，联合会举行反农场主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要求承认工会组织的合法性，但均遭到农场主的拒绝。于是，查韦斯联合高校学生、教会组织与人权团体，开展抵制葡萄和生菜运动，将罢工变成全国性的改革运动，获得了1700万人的支持。斗争的结果是，到1970年加利福尼亚一半以上的葡萄种植园与工会签订了合同。
60年代，同性恋群体的自我意识也受到了激励，他们意识到不仅要为自身的平等权利奋斗，还要为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努力。历史上，同性恋者一直是个不被待见的边缘群体，他们要么压抑自己的性取向，要么过着偷偷摸摸的非正常人生活。许多人诅咒同性恋，认为那是一种“病态的”心理疾病。基督徒普遍反对同性恋，认为它违背宗教思想，玷污社会伦理。
1969年6月27日，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同性恋酒吧“石墙客栈”，同性恋者与前来逮捕他们的警察发生冲突。双方僵持了将近一个晚上，后来有人在酒吧放火，欲将警察置于死地，几乎酿成悲剧。事实上，类似事件以前也曾屡次发生，同性恋者累积的愤怒终于爆发，使这次“石墙暴乱”事件成为他们争取权利运动的开端。同年，“同性恋解放阵线”在纽约成立。随着分支遍及全国各地，同性恋话题终于打破禁区，成为媒体公共讨论的中心话题。向来被视为“病态”的同性恋首次被作为“正常”行为浮出水面，这对同性恋者“走出”自我意义重大。到80年代初，艾滋病的蔓延对同性恋运动构成了一定威胁，但总体上没有妨碍其发展。90年代，同性恋者权利进一步扩大，例如：出柜的同性恋者可以当选官方职位，同性恋研究成为学术研究新领域，禁止歧视同性恋的立法也在各地纷纷展开。到了21世纪，经历长期奋斗、对抗与敌视，同性恋者终于在奥巴马时期获得了合法婚姻的权利。2015年6月26日，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历史性裁决，9名大法官以5比4的结果裁定同性婚姻合法，也就是说，同性伴侣可以在全美50个州注册结婚。
女权运动 动荡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最后一个高潮是女权运动。美国的女权运动发端于19世纪上半叶，产生了女权宣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妇女又共同奋斗，争取到了选举权。当时女性的优秀代表是罗斯福夫人、珀金斯部长这样关心公共事业的社会活动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批妇女参加社会工作，填补劳动力的空缺，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战争服务。但战争一结束，妇女纷纷返回家庭，做起了贤妻良母，事业型的新女性似乎过时了。
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版《女性的奥秘》一书，被视为当代美国妇女运动的新起点。此书基于1947年弗里丹对她母校史密斯学院同届毕业同学的调查采访。弗里丹发现，这些女性大多已身为妻母，住在市郊，生活富裕，但内心并不快乐，没有施展自己智慧才华的机会，而社会普遍认为，真正的女性并不需要独立、事业或政治权利，这种看法就是弗里丹所称的“女性的奥秘”，大多妇女被陷于其中。弗里丹在书中分析并否定了社会强加于女性的这一形象，促使妇女反省，争取平等平权。女性意识的觉醒一时成了势不可挡的潮流，妇女们以“觉醒”小组的形式组织起来，相互交流思想和人生体验，发表文章、创办刊物、集会游行，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反对男性中心的社会对女性各方面的歧视，不再做依附于丈夫和孩子的“第二性”。
就在《女性的奥秘》出版之时，为了缓解女权运动的冲击，肯尼迪成立了“妇女地位问题总统委员会”，后来又敦促国会通过《同酬法案》，禁止社会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一年后，1964年《人权法案》的增补修正案规定，适用于黑人的反雇工歧视法同样适用于女性。1966年6月，以弗里丹为首的妇女领袖创建了“全美妇女组织”（NOW）。妇联组织从黑人民权运动中获得灵感，宣称“没有任何人权运动像保护黑人或其他受害者那样代表女性群体说话”。
与美国以往妇女运动不同的是，这次女权运动涉及的不仅仅是少数精英，它更是一场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虽然最早发轫的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郊区中产阶级妇女，但她们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响应，包括大量黑人劳动妇女。由于妇女的集体努力，美国妇女在就业平等、教育平等、同工同酬、生育自由、幼托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社会地位也相应提高了。“扶持行动”的对象也把妇女包括在内，对妇女的就业就学加以鼓励。随着妇女运动的深入，诉诸法律的性别歧视、性骚扰之类案件也大有增加的趋势。堕胎问题更是引起了全国性的分歧，一方主张妇女有权对自己的身体作出决定，自称“选择自由派”；另一方以谋杀为由坚决反对，自称“维护生命派”。双方的斗争有时达到白热化程度，甚至动用武力。堕胎成了美国一个激烈的政治问题，逼着每个政治人物表态。
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到70年代中期，美国妇女的就业率超过一半，90%获得大学学位的妇女在工作。虽然与男子相比，许多妇女仍然处于职业和工资的较底层，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高层次职位，进入领导和决策层。70年代末，各州议会中的妇女占了1/10。1984年，民主党推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副总统候选人杰拉尔丁·费拉罗。在学术界，女性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她们还创建了对自己的研究——妇女研究，成为80年代之后一个欣欣向荣的研究新领域。在职业竞技领域，女性也开始和男性竞争，开始与男子享受同样的经济待遇。女性还开始进入航天领域，1983年，萨利·莱德乘坐“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进入太空，成为美国首位女航天员。
妇女走上社会，自然会引起家庭的变化。美国家庭的变化趋向一是家庭规模缩小，晚婚少育，每个家庭的平均子女数不到两个；二是家庭形式多样化，现在单亲家庭约占1/3，重新组合的混合型家庭数量增多，离婚率虽然高，再婚率也很高，大部分美国人还是表示愿意两人共度人生，同居也被承认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三是双职工家庭很普遍，男子在家务和培育子女上分担更多责任。尽管90年代出现过妇女重返家庭的回潮，但完全退回到以前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妇女们感到了自己拥有独立的人生价值，她们懂得这价值是不能轻易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