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伟大社会”与越战泥潭

肯尼迪遇刺后两小时，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宣誓就任总统。约翰逊虽无肯尼迪的领袖魅力，却具有在国会23年的立法经验，善于在议员中游说周旋。约翰逊在任内推出了“伟大社会”计划，成为20世纪最有成就的改革派总统之一。但约翰逊在外交上却连遭挫折，最糟糕的当属越战问题，国内分歧达到了南北战争后的顶点。战争的庞大消耗又影响了他“伟大社会”的实现，被激起的民众的希望和期待受挫，暴力骚乱此起彼伏。当约翰逊在1969年离任时，他已经成为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了。

约翰逊当选总统 约翰逊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离约翰逊城不远的一个农庄，他能成为总统，全都靠的是自己的政治抱负与非凡能力。约翰逊在30年代开始从政，最初是给得克萨斯的理查德·克莱伯格国会议员当秘书，从1935年开始任全国青年总署得克萨斯州公署署长，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热情追随者。1937年约翰逊当选为联邦众议员，并任众议院海军委员会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海军服役，是第一个参军的国会议员；1948年以微弱多数当选为参议员；1953年成为参议院中多数派的民主党领袖。1960年约翰逊未能争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遂退而求其次成为肯尼迪的竞选伙伴，没料到达拉斯刺杀事件将他送上了总统宝座。

约翰逊身材高大魁伟，嗓音洪亮，个性粗莽豪放，待人不拘礼节，言谈诙谐幽默，是典型的得克萨斯人性格。工作中的约翰逊精力旺盛、干劲十足，他容不得别人偷懒磨蹭，常说“无所事事比艰苦工作更易叫人精疲力竭”。人们对他接手肯尼迪工作比较满意。与肯尼迪一样，约翰逊也主张强有力的总统权力，事实上，在推动和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他比肯尼迪做得更为有效。继任后，他提出的有关人权、减税、反穷困和资源保护的立法都得以批准。

约翰逊第一年的首要考虑是竞选连任，而事实上，他的获胜几乎是十拿九稳之事。1964年，他以486张选举人票当选总统，对手共和党保守派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仅获得52张。约翰逊获得了历史上最多的4300万张普选票，得到了61%的支持，而戈德华特只获得2700万张，仅赢得自己所在的亚利桑那州和南方其他5个州的支持。民主党在两院中获得了2/3多数，这种局面对约翰逊推行其施政计划非常有利。1965年1月，约翰逊宣誓就任总统，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就任副总统。

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上宣誓总统就职
肯尼迪遇刺后两个小时，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上宣誓就职总统。就职仪式由联邦地区法官莎拉·蒂·休斯主持，约翰逊左边站着的是杰奎琳·肯尼迪，右边是约翰逊夫人。

“伟大社会” 与肯尼迪一样，约翰逊的国内政策致力于两个目标：一是维持经济发展势头；二是推进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经济发展是20世纪以来任何一届总统之一贯努力；推进社会福利起始于罗斯福，是社会发展与变化之结果。由于国会保守派的反对，肯尼迪的“新边疆”国内计划大多流产，肯尼迪本人对这些失败表现温和，但约翰逊决心继续推进肯尼迪的计划，他知道该怎么做。

首先，他赢得了人们对肯尼迪“新边疆”的普遍支持，那时全国正处于因肯尼迪遇刺而激起的道义愤慨中。凭借着人们对肯尼迪的怀恋，也凭借着自己的威信以及与各种人打交道的本事，约翰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即后来他所谓的“伟大社会”计划。约翰逊认为，人类已经有能力消灭战争、贫困、无知与不公，也有能力去享受自由繁荣。当时美国家庭中仍有大约4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全国人口的20%—25%左右。在约翰逊看来，贫困不仅是缺钱，而且也是缺乏必要的设施及文化氛围。如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培养个人的自立自助，也就是说，政府仅提供“扶持，但非施舍”。他提出“向贫穷开战”的口号，引导全美在生活富裕时要考虑饥饿和匮乏的棘手问题，此举深得人心。

据此，约翰逊设立了“经济机会局”“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等相应机构来保证法律在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多方面的实施，这些计划对当时4000万左右的美国穷人来说无疑是福音。1965年1月，约翰逊提出为所有65岁以上的人提供一种强制性的“医疗保险制度”，而之前这些人中有60%没有医疗保障。1966年，约翰逊又促使国会通过“公共医疗补助计划”，将联邦医疗补助制度扩展到所有年龄的福利受益者。在青年儿童教育方面，国会在1965年通过了《中小学教育法》，给学区提供联邦资助；并针对学龄前儿童设计了一个“抢步计划”，为初级教育提供准备，改善儿童的身体健康。1964—1967年，联邦在学校教育和技术培训方面的开支从50亿美元增加到了120亿美元。在改善贫困社区方面，政府推行了“社区行动”计划，让社区成员自己参与，自己管理，这对印第安人的自治尤其重要。在改善住房方面，约翰逊在1966年建立了一个新的内阁机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还启动了一个“模范城市计划”，为都市开发提供住房补贴。

在民权方面，约翰逊在任内通过了最重要的几大法案，包括1964年的《民权法》和“第24条宪法修正案”，使民权运动的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另外通过的还有1965年的《选举权法》《经济机会法》《改革移民法》等，这些法案对于改革南方种族关系的意义无异于是第二次重建。1965年9月，约翰逊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出台了有利于少数弱势集团的反歧视“扶持行动”（又译“赞助性行动”“肯定性行动”“平权法案”等），规定凡受联邦政府经济资助的企业、学校，必须吸收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和妇女。此法案一直实施至今，影响了无数美国人，但始终存有相当大争议，某些白人发出“反向歧视”的抗议，致使民主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失去了一些席位。

“伟大社会”的范围在当时几乎触及社会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如贫困、权利、医保、教育、城市、交通、环境、农业、科学、艺术等，反映了自由派政府关注社会、立志改革的信心，其成果不容置疑。到1969年，美国社会的贫困率下降到12%，与10年前相比，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白人与黑人的改善比率基本相当，这使60年代成为美国历史上贫困改善最具实效的10年。弱势群体毫无疑问是这一计划的最大受惠者。同时，某些计划对社会的重大改革功不可没，并为以后的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许多美国人认为“伟大社会”的成就极为有限。一来贫困的改善不全是“伟大社会”的功劳，因为经济增长才是主要因素；二来财政赤字马上就亮起了红灯。各类改革计划一起上马，意味着政府开支的进一步增加，再加上1964年约翰逊设法通过了两年前肯尼迪提出的115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到1970年，政府开支已达到1966亿美元，比1961年增加了1000多亿美元。当初约翰逊雄心勃勃，决意在短期内完成某些创举，魄力是有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60年代的社会环境已与30年代的新政环境完全不同。

越战泥潭 在国内政策上采取进步立场的约翰逊，在外交上却连陷困境。约翰逊的外交经验甚至还不如肯尼迪，他基本上延续了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只是似乎比肯尼迪更强硬一些。1965年，多米尼加发生内战，约翰逊派了3万军队前去支持他认为代表民主的一方，结果大大疏远了拉美国家，破坏了它们对美国刚刚恢复的信任。

但约翰逊的最大麻烦还是越南，这是肯尼迪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凯南冷战“遏制政策”的结果。美国各界政府都不想直接卷入，但随着干预的不断发展以及1963年南越局势的不断恶化，约翰逊只能继续支持南越政权。原因有来自国会越战派的压力，也有约翰逊身边外交顾问的影响。面对国会越战派的压力，约翰逊曾表示：“如果我现在不介入进去，他们将在国会压制我……搁置我的民权法案、教育法案、城市改革法案……他们每次都在越南问题上追着我不放。”而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都认为美国有责任抵抗越南的共产势力。另一原因约翰逊本人也想做出点成就来，他自认为自己是在为自由正义而战，不能怂恿侵略者，不能犯张伯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错误。约翰逊不断增派美军，由于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约翰逊最初的派兵是对公众保密的，直到1964年8月，约翰逊以两艘美国军舰在东京湾遭北越攻击为由，迫使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击退对美国军队的武装进攻和制止进一步的侵略”。此后，越战沿着美国化的方向不断升级，美方一步步陷入泥潭，难以自拔。

1965年是越战重大升级的一年。美国大幅度增加在越南的地面部队，到1965年3月，抵达越南的美军已达10万人，年底的人数更是超过了18万人，一年后又上升到38.5万人；到1967年年底，派遣的总兵力已将近50万人。同时，由于美国在越南丛林中难以发挥军事优势，美军不得不改变作战策略，借助空中力量，实施大规模轰炸。1965年夏天，轰炸次数将近5000次，而1964—1968年间，美国在越南所投炸弹的吨位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投的总吨位。

然而，巨大的投入并没有获得预想的结果。美国本想通过轰炸北越的工厂、桥梁、铁路、储油基地等重要战略基点，即运用所谓的“消耗战”，摧毁北越实力以及消耗其抗战的意志，达到“和平降服”的目的。但北越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社会，所谓的轰炸目标实在有限，而且很多情况下，北越都能机敏应对。轰炸不但没有消耗北越人民的意志，相反却增强了对美国的仇恨，激发了要战胜美国的斗志。

轰炸对于美军自身也没带来任何好处。伤亡人数急剧上升，1961年的死亡人数只有14人，到1966年春天增加到4000人，而到1970年，这一数字已高达4万人。每周的伤亡报道，再加上电视屏幕上从越南传回的轰炸、死亡、杀戮场面，激发了一片反战呼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战争的无益与残酷，开始怀疑战争的正义性，而在1965年之前，持反战观点的人士并不多。

1965年密歇根大学举行反战师生辩论会，之后校园反战辩论此起彼伏。到1967年年底，大学生反战运动已成为一大政治势力，全国范围内的反战游行、和平示威不仅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而且成为高校文化、左翼政治乃至通俗歌曲等大众文化的中心内容。随后，政府内部也出现反战思潮，有些人认为战争前景黯淡，如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和副国务卿乔治·伯尔；有些人改变当初想法，立场从主战变成反战，如1964年提出“东京湾决议”的阿肯色州国会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甚至乔治·凯南和退休将军詹姆斯·加文等著名人士也公开表示反对战争。

1968年1月31日是越南农历春节，当天北越和越共向南越与美军基地发起全面进攻。包括西贡在内的不少城市纷纷沦陷，共军在占领城市投放炸弹，枪杀南越官兵，捣毁防御基地。尽管美军很快将北越和越共占领军赶走，但南越还是遭到了重创，好几个月都无法恢复元气。这次“新年攻势”似乎是美国取得了胜利，但在国内却引发了新一轮反战高潮，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场赢不了的战争。之后的几个星期，民众的反战情绪进一步升级，美国主要的报刊杂志、电视媒体、主流政客纷纷站出来要求结束战争。到1968年大选时，反战派已完全占上风，约翰逊的支持率下滑到35%，降到了自杜鲁门之后的最低点。3月31日，约翰逊被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有限停止对北越的轰炸活动，这是他第一次对反战势力表示让步，同时宣布放弃总统竞选。

越战也深深拖累了美国经济。约翰逊一方面加大在越南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在国内推行“伟大社会”，结果自然导致财政赤字。为了对付这一困境，约翰逊不得不要求国会通过10%的增税政策，还被迫从国外借巨债，1969年的通货膨胀率由60年代初的2%上升到了6%。

1968年“新年攻势”，西贡上空战烟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