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肯尼迪与“新边疆”

1960年，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43岁，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当选总统，也是第一位信奉天主教和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奖的总统。肯尼迪将改革更新的活力带进白宫，一扫50年代的沉闷，开创了60年代新的社会风气。

肯尼迪当选总统 这次总统选举别开生面，候选人首次进行电视辩论。肯尼迪和尼克松前后4次同时登台，各自回答主持人提出的问题。当了8年副总统的尼克松承诺延续艾森豪威尔治下的和平与繁荣；肯尼迪则以“让我们推动这个国家再次前进”为竞选口号，提出挑战，提倡变革。肯尼迪主张加强总统的权力和作用，认为政府应更多地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他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把古巴输给了共产主义，并使苏联在军事上有超前之势。肯尼迪以朝气蓬勃的姿态和理想主义的口号战胜了拘谨的反共斗士尼克松，获得了303张选举人票与3422万张普选票，以微弱优势超过尼克松的219张选举人票与3410万张普选票。

肯尼迪曾祖为爱尔兰移民，父亲约瑟夫·肯尼迪是位成功的商人，支持新政，曾任罗斯福政府的驻英大使。肯尼迪就读于哈佛大学政治系，其间曾两度游历欧洲，1937年前去了解新政下美国和欧洲的发展状况，1939年则跟随父亲考察欧洲会不会再次爆发战争等问题。两次欧洲之行使肯尼迪决定了毕业论文的题目：“慕尼黑的绥靖政策——英国民主从裁军政策逐渐转化为重整军备政策的必然后果”。论文对英美领导人的缺乏远见与犹豫不决进行了严厉批评，获得哈佛大学优等生论文，后来在父亲的鼓励下于1940年出版，书名为《英格兰为什么沉睡》，在英美轰动一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肯尼迪在海军服役，当过鱼雷艇指挥官，因在南太平洋英勇救助落水海军船员，成为各大报纸的新闻人物，获得紫心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肯尼迪步入政坛，1946年当选马萨诸塞州的联邦众议员，1952年当选联邦参议员，并以绝对优势在1958年获得连任，其间经历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也经历了疾病痛苦的折磨，甚至生命的危险。1953年，肯尼迪与杰奎琳·李·布维尔在罗得岛州步入婚姻殿堂，但婚后不到一年就遭遇背部疾病恶化，不得不动手术，在腰椎安装一个金属盘，后因感染又不得不再次手术将之取出。肯尼迪还在1956年出版了一部传记作品《勇者传略》（又译《当仁不让》《勇气档案》），对美国历史上8位著名参议员进行了精心描绘和评述，荣获1957年普利策传记文学奖。

民主党提名肯尼迪为总统候选人，当时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林登·约翰逊。约翰逊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得克萨斯州，后来成了肯尼迪的竞选搭档。虽然天主教徒的身份使肯尼迪失去了农村地区以及西部的许多选票，但犹太人、黑人、天主教徒、蓝领、少数族裔都支持他，因而肯尼迪的胜利算得上是少数群体对传统的白人新教主流群体的胜利。

肯尼迪身高1.83米，英俊帅气，聪明智慧，家族多金。唯一遗憾的是健康问题，除了先天有背部问题，肯尼迪十几岁时又患了一种疾病，后来确诊为慢性原发性肾上腺功能不足，即爱迪生氏症，需要长期服用类固醇类药物以及镇静剂、抗生素和安眠药，才能防止并发症。然而，健康问题既没有妨碍肯尼迪的政治追求，也没有影响他浪漫多情的个性，婚外恋时有发生，其间的纠葛至今扑朔迷离。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白宫官方肖像由画家亚伦·席克勒所画。

“新边疆” 肯尼迪首次提出“新边疆”这一口号是在1960年7月15日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当时他是这样说的：“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边疆的边缘。这是60年代的边疆，机会与风险吉凶难卜，希望与威胁并存……边疆之外是未知的科学与空间领域、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的孤立、尚没回答的贫穷与剩余问题。”显然，这个边疆不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指开拓科技与改革社会的新机会。肯尼迪对人才的重视和尊重是出了名的，他的智囊人物都是“出类拔萃之辈”，大多是学者和知识分子，如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与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都曾任教于哈佛大学。他还经常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前往白宫做客，艺术家、知识分子、诺贝尔奖得主成为总统的座上客，个个感到无上光荣。

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进一步阐释了“新边疆”精神。他号召美国人民要捍卫自由，要战胜暴政、贫穷、疾病、战争等人类共同的敌人，宣称这是一次“自由的庆典，它所象征的不仅是一个开端，而且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它所意味的不仅是变动，而且也是一次更新……火炬已经传给了出生于本世纪的新一代美国人”。他要求美国人“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一切重担，面对任何艰难困苦，支持任何朋友和反对一切敌人，来保障自由的生存和胜利”。他还呼吁人们要有奉献精神：“请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什么。”此句成为至理名言。这篇不到1400个单词的演说也被誉为激励和呼吁公民义务的典范之作，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一起，成为20世纪两篇最令人难忘的总统就职演说。

“新边疆”包括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内政主要致力于振兴经济、发展高科技和提高社会福利。肯尼迪是第一个有意识采取凯恩斯经济理论来解决经济问题的美国总统，他坚持刺激经济发展的方针，在经济萧条时建议减税而不是减政府开支。扩军备战和太空计划也收到了刺激经济的效果。肯尼迪还关注贫困问题，对城市贫民区进行清理，建立低收入住房制度，力图解决贫困之源。政府于1961年通过区域发展条例和开发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一系列计划；1962年放宽申请设备折旧补贴和投资信贷的限制，颁布“工资—物价”准则，把工资增长率保持在生产率增长速度之内，并施加压力迫使美国钢铁公司把上涨的钢材价格压平；1963年提出全国减税建议。

60年代初，南方民权运动已经形成声势，肯尼迪表示支持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并将新的民权法案提交国会，要求取消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但国会中占上风的仍是1938年形成的共和党和南方民主党同盟，肯尼迪不善于和国会打交道，故而其政策常在国会受挫。在执政千日内，通过的仅有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法，其他如控制剩余农产品的供应管理计划、教育法案、医疗保健法案等都受到国会中反对势力的抵制，大部分未能实现。

文献摘录

我们今天庆祝的并不是一次政党的胜利，而是一次自由的庆典；它象征着结束，也象征着开始；意味着更新，也意味着变革。因为我已在你们和全能的上帝面前，作了跟我们祖先将近174年前所拟定的相同的庄严誓言。

……

同胞们：请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什么。

全世界的公民：请不要问美国愿为你们做什么，而应问我们一起能为人类自由做什么。

最后，不管你是美国的公民或世界他国的公民，请将我们所要求于你们的有关力量与牺牲的高标准拿来要求我们。我们唯一可靠的报酬是问心无愧，我们行为的最后裁判者是历史，让我们向前引导我们所挚爱的国土，企求上帝的保佑与扶携，但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的任务肯定就是我们自己所应肩负的任务。（约翰·肯尼迪：“就职演讲”，1961）

古巴危机 肯尼迪的重点一直放在外交事务上，他深受冷战思维的支配，认为世界依然面临着自由与奴役的选择和决战。因此，“新边疆”在对外政策方面继续推行杜鲁门以来冷战的遏制战略，一方面对共产主义势力决不宽容，同时尽量避免战争；另一方面采取灵活机动的抵御战略，如在第三国家建立“和平队”、在拉美组织“争取进步联盟”、在越南增加军事和经济投入。他还提出“宏图计划”，试图将西欧纳入以美国为主体的大西洋共同体之中。

肯尼迪批评艾森豪威尔50年代的僵硬外交，反对粗暴干涉不结盟国家的内政，如中央情报局策划危地马拉和伊朗政变、派遣军队到黎巴嫩、帮助训练南越的反共分子等。他认为美国不应对这些国家过于苛刻，对待那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可以通过提供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的援助，吸引它们靠拢美国。他希望美国在军备竞赛的同时进行建设性的和平竞赛，与拉美国家进行合作，刺激经济社会发展，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遏制共产主义势力。这是与共产主义阵营争夺中间地带的最佳途径，因此肯尼迪向发展中国家派遣“和平队”，由美国志愿青年为当地提供教师、医生、护士等技术和教育服务，帮助发展经济和社会进步，同时输出美国的理想与价值观。

1961年8月28日，肯尼迪问候“和平队”志愿者
之前在白宫玫瑰园肯尼迪接见了第一批80位前往加纳的志愿者，并向他们发表行前讲话。“和平队”起始于1961年3月1日肯尼迪签署的10924号行政令。从那时起到2015年，共有约22万“和平队”志愿者前赴后继，奔赴141个国家，在基层从事各类技术和教育服务工作。

肯尼迪继续维护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坚持核武器计划。面对核武库问题，肯尼迪建议以明智的态度进行谈判解决，但必须从实力地位出发，并且一再表示坚决不以自己的虚弱诱使别国轻举妄动。但刚上任不久，肯尼迪便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随后犯了一个急躁冒进的错误。古巴的反卡斯特罗势力迫切想要组织一次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行动，肯尼迪一开始对此有疑虑，但他最终接受了中央情报局的乐观估计，坚信卡斯特罗的存在是对该地区的一大威胁，最后不惜公然违反国际法，支持颠覆卡斯特罗政权。1961年4月17日，流亡在美的2000名古巴流亡人士，经中央情报局的训练，在古巴南海湾的猪湾登陆，向古巴政府发动进攻，结果不到3天便以惨败告终。毋庸置疑，这次震惊世界的“猪湾事件”激怒了卡斯特罗与赫鲁晓夫，致使古巴和苏联的关系更为密切。肯尼迪备感沮丧和耻辱，他暗下决心，一定要除掉卡斯特罗：“用间谍、暗中破坏、大肆扰乱的方法，在这个岛上挑起事端。”在肯尼迪的授意下，美国军队加紧训练演习，中央情报局展开秘密活动，策划了多次刺杀卡斯特罗的行动，包括“猫鼬计划”，却始终未能得手。

在对付赫鲁晓夫方面，肯尼迪决定试探缓和的可能性。他和杜勒斯的思维不同，比较能面对现实，准备接受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因为美国没有能力解决世界上的一切难题。因此，1961年6月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晤时，肯尼迪表示希望摆脱军备竞赛，进行东西方对话。但赫鲁晓夫表现强硬，当时东柏林以每月3万人的速度迁往西柏林，从1949年到1961年间，共有约250万民主德国人逃入西柏林。赫鲁晓夫提出由民主德国接管西柏林，如果美国继续保卫西柏林，苏联将不惜发动战争。眼见美国不愿妥协，赫鲁晓夫不得不另觅他计。8月13日那天，苏联在东西柏林之间筑起一道铁丝网墙，阻止民主德国人逃往联邦德国，后来铁丝网逐渐换成坚固耐久的砖墙，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柏林墙”。“柏林墙”总长超过155公里，高约3—4米，防线多达15道，民主德国称此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此后的30年中，“柏林墙”不仅是隔离共产世界与非共产世界的物质屏障，也是德国分裂与冷战的重要标志与象征，曾有上万人试图以各种方式翻越柏林墙进入西柏林。

在建造柏林墙的同时，苏联继续开展核试验，很快研制出了超级氢弹。超级氢弹的威力比1945年的日本广岛原子弹强1万倍，比在比基尼岛爆炸的氢弹强10倍：如在莫斯科上空爆炸，莫斯科将会从地球上消失；如投在纽约，纽约将化为灰烬，连同那一座座摩天大楼。1961年10月30日上午，苏联在新地岛试验场进行超级氢弹试验。出于谨慎，赫鲁晓夫同意将装药量减少了一半，但爆炸的威力还是空前绝后：爆炸地厚3米、直径为15—20公里的冰块迅速融化，周围的建筑物消失得无影无踪，坦克炮塔被炸得七扭八歪，试验用的动物血肉模糊、皮毛不存，200公里外的地下室被震得天摇地动，巨大的闷响令人窒息。爆炸导致周围通信中断长达一个多小时，8万多平方公里的新地岛成为与世隔绝的死亡岛。

苏联的氢弹试验震撼了世界，尤其是美国。1961年4月苏联载人宇宙飞船进入空间轨道，当时肯尼迪宣布美国要在10年内登月，此诺言于1969年7月21日实现，“阿波罗11号”将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送上月球。肯尼迪是第一个对空间探索投入热情的美国总统，原因不乏冷战因素。如今面对苏联氢弹的威胁，美国的压力可想而知。肯尼迪随即宣布制造数千枚远程核弹，呼吁国会批准增加军事支出。1962年10月14 日，美国侦察飞机发现苏联在古巴布置导弹发射场，这是对美国意志和决心的又一次考验。22日，肯尼迪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命令海军阻止和搜查所有驶往古巴的船只，拦截任何载有攻击性武器的船只，并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限时撤出导弹。此后几天，美国实施海上拦截，但苏联在古巴的基地建设仍在进行。世界屏住呼吸，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关键时刻，赫鲁晓夫还是妥协了，26日深夜，赫鲁晓夫传信给肯尼迪，表示愿意撤除导弹基地，条件是美国保证不进犯古巴。肯尼迪欣然同意，解除了海上封锁，还同意撤出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

超级氢弹爆炸
1961年10月30日上午，苏联新地岛超级氢弹爆炸成功，图为161公里之外拍摄到的蘑菇云，高度离地面56公里。爆炸后的核风暴和核尘埃以60公里/小时速度向四面八方扩散。整个新地岛被夷为平地，4000米高空爆心的下方地面被砸出一个直径超过3公里的大坑，方圆几十公里的地面全部塌陷。

“阿波罗11号”
1969年7月21日，“阿波罗11号”成功登上月球。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在月球上停留了21小时18分钟，除安装大量测试装置外，还采集了23千克月球岩石和土壤样品。阿姆斯特朗是美国踏上月球第一人，他的那句“这是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成为人类技术进步的宣言。

肯尼迪因化解古巴导弹危机赢得人们的喝彩。这次事件也使美苏双方变得清醒理智，双方不仅意识到核武器的恐怖，认识到相互猜忌和军备竞赛的可怕，还在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安装了热线，以便在危机时刻及时互通信息。1963年7月，英美苏三国签署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条约（地下核试验除外），这是冷战以来双方向核武器控制迈出的象征性的第一步。

然而从长远看，古巴导弹危机留下的隐患也不小。导弹危机使苏联看到了自己与美国在军事力量上的差距，当时苏联与美国的核力量之比是1∶17。由于赫鲁晓夫的虚张声势以及随后对美国的妥协，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迫使他下台。其继任者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是个强硬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上台后便开始专注于远程导弹的开发计划。后来的20年间，苏美军备竞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越南战争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支持法国维持在越南的利益，虽不直接介入军事行动，却支付了80%的战争经费。1954年5月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后，法国撤出越南。后来的日内瓦停战协议商定，南北越南以北纬17°为军事分界，并拟定于1956年7月举行选举，实行南北和平统一。后来，保守反共、反对统一的吴庭艳推翻保大，成立南越政府，美国开始扶持吴庭艳。到1956年，南越成为美国居韩国之后的第二大军事援助国。1959年，苏联传出消息，支持由胡志明领导的坚持国家统一的北越政权。同年，南越反吴庭艳人士建立“民族解放阵线”，目标是推翻吴庭艳“傀儡政权”，促成南北统一。1960年，“民族解放阵线”开始在南越进行武装斗争，这标志着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开始。

战争朝着对颠覆吴庭艳“傀儡政权”有利的方向发展。一年间，“民族解放阵线”消灭了4000多名村干部性质的政府官员，有效控制了许多乡村地区。越共开始发展壮大，而吴庭艳西贡政府却独裁腐败，越来越不得人心，颇有每况愈下之危。1963年开始，吴庭艳当局试图将天主教立为国教，开始限制和反对其他教派。佛教徒举行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遭到残酷镇压，吴庭艳当局屠杀示威者，摧毁佛教圣塔。若干佛教徒不堪忍受，在西贡大街上用汽油公开自焚，以示抗议，此事影响巨大。

早在1961年年初，戴高乐就曾告诫肯尼迪要吸取法国的教训，不要介入越南。但是肯尼迪不敢步杜鲁门“丢掉”中国之后尘，生怕再“丢掉”越南，同时他也高估了美国的力量，低估了越南人民的民族情绪和战斗决心。1961年春，约翰逊作为副总统访问越南，对吴庭艳作出了高度评价，之后肯尼迪派去一支小型特种部队，向西贡军队传授反叛乱策略，但拒绝派遣军队直接介入。1962年7月，肯尼迪指示五角大楼做好1965年撤军的准备。

佛教徒事件使肯尼迪政府对吴庭艳政权感到失望，美国官员劝吴庭艳缓和局势、进行改革，但吴庭艳固执己见。1963年9月，肯尼迪宣称越南战争是越南人自己的战争，美国不可能去取代。10月间，美国撤出第一批军人，并决心在第二年大选后全部撤出。11月初，南越发生政变，以阮文绍为首的军方杀死吴庭艳兄弟，美国对军方新政府寄予厚望。对美国而言，越南基本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但美国又不希望西贡政府垮台，因为那将意味着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垮台。截至1963年年底，美国共派了约1.6万名军事顾问前往越南，死亡73人。

肯尼迪遇刺 就在南越政变爆发后不久，美国国内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不幸事件：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遇刺身亡。那天，肯尼迪携夫人乘一辆敞篷汽车从机场前往达拉斯市区，准备在那里发表演说。当汽车从欢迎的人群中间穿过缓缓驶过一座大楼时，5 层楼上的一个窗户里射出3 发子弹，正中肯尼迪的头部和颈部，肯尼迪随即俯身向前倒下，几乎当场身亡。嫌疑犯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一个亲苏联与亲卡斯特罗分子，他于当天被捕。诡异的是，在两天后的移交过程中，奥斯瓦尔德被达拉斯一家夜总会的老板杰克·鲁比枪杀。

肯尼迪前往达拉斯
肯尼迪携夫人乘一辆敞篷汽车从机场前往达拉斯，受到夹道群众的热烈欢迎。

肯尼迪神秘遇刺使美国人震惊不已，国内一片悲悼。国会任命最高法官厄尔·沃伦组成专门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历时10个月，动用了500人，最后得出结论：暗杀纯系个人行为。许多人表示怀疑，从此美国历史又留下了一个死亡不解之谜。1991年，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拍摄电影《刺杀肯尼迪》，详细分析和展现了多年来出现的相关阴谋论，其中提到的涉嫌人员包括美国政府高层人士、商人、黑社会分子、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司法局和执法单位等。电影再次激发了人们探寻真相的热情，但至今依然谜团重重。

对那个时代的许多美国人而言，肯尼迪之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纯真美好、充满希望、乐观向上的昌盛时代的结束。刺杀者的子弹粉碎了人们的梦想，在举国上下一片哀悼中，肯尼迪的形象不自觉地被赋予了一层神话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