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丰裕社会与文化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普遍的经济繁荣，那是20年代后从未有过的，而且比30年前的发展更为平衡、涉及面更广。一句话，美国跨入了“丰裕社会”。经济的繁荣使大多数人丰衣足食，越来越多的人们追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亦称“美国生活方式”，同时也为大众文化的发展与普及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另一方面，战后的“丰裕社会”也是一个平庸和“趋同”的社会，美国人更多地关注自身，而非自身或群体之外的其他人事，这里有冷战的因素，也有诸多国内政治事实的因素。

经济繁荣与汽车消费 经历了战后几年的恢复，美国经济从1949年开始踏上持续发展的轨道。从1945年到196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亿美元上升到5000亿美元，增长了150%。每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4.7%，而失业率却不超过5%，物价上涨率维持在3%及以下的水平。能出现如此经济奇迹，与政府采取了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自大萧条末期以来，政府一直在扩大消费，战后又在军备、退伍老兵、社会福利、学校与住房建设方面加大开支力度，1956年开始的州际高速公路建设进一步为经济注入了1000亿美元的新鲜血液。

经济繁荣的另一大特征是大规模的公司合并。几家乃至十几家公司合并组成的大公司，以前所未有的财力和生产力，支配着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致使50年代的美国成为一个“公司化的国家”。据统计，到1962年，美国拥有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公司共有2000家，占美国制造业全部财产的80%。其中前5家大工业公司拥有360多亿美元的资产，占全国制造业资产的12%，前50家大公司占1/3，前500家大公司占2/3。

经济的发展大大影响了民众生活。随着生育率的继续增长和1957年“婴儿潮”顶峰的到来，美国人口持续上升，从1950年的1.5亿人增长到1960年的1.79亿人，其中有250万人是移民。人口的增长刺激了消费，繁荣了经济，随之而来是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及其生活方式的普及，中产阶级文化成为50年代的文化主流。

中产阶级文化的特征是消费文化。富裕的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对于经历了大萧条的人们来说，物质享受是最直接，也是最实在的。人们对汽车、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立体声音响等家庭新技术产品的消费表现出空前的狂热。同时受追捧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消费。迪士尼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推出了广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电影与动画片，如《米老鼠俱乐部》《灰姑娘》《睡美人》《爱丽丝梦游仙境》《彼得·潘》等，开发了与迪士尼相关的纪念品与玩具，建成了著名的主题娱乐公园“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一跃成为50年代娱乐行业的标杆，引得其他娱乐与制作厂家纷纷效仿。小型户外健身娱乐如呼啦圈、飞碟风靡一时，各类玩具如芭比娃娃、气枪、积木、橡皮泥、微型车辆备受青睐。

汽车使美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车轮上的国家”。尽管汽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普及，但真正给美国地理景观以及文化生活带来巨大影响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主要得益于1956年艾森豪威尔出台的“州际公路法”。4万英里的高速公路网使私人小汽车成了美国最主要的交通工具。1950—1980年间，美国的私车拥有量翻了4倍，而人口只增加了一半。

汽车的普及拉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首先是汽车旅馆的大规模出现。1948年美国约有1.6万家汽车旅馆，1960年上升到6万家，到1970年则已远远超过10万家。比汽车旅店高级的假日旅店也在公路两旁纷纷开张。其次是汽车影院的迅速普及，人们可以在车上享受大屏幕的露天电影，1958年总数已达到4000家。除此之外，商品零售也发生巨大变化，快餐连锁店蓬勃兴起，从不用下车的快餐店到麦当劳，到大型超市与郊外大型购物中心，零售业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并逐渐从城市走向郊外，大面积的停车场成为一景。

更重要的是，汽车改变了人们的居住方式。许多人搬离拥挤嘈杂的城市，在郊外形成一个个居住区，城市向郊区散开，一个城郊国度由此出现。到1960年，美国有1/3的人口居住在郊区，郊区人口和城市人口几乎相等。住在城郊、工作在城市、开车来回的生活方式受到热烈追捧，原因除了能享受到更大的房子、更好的环境、更和谐的家庭及邻里关系外，还与人们的种族观念有关，白人逃往市郊有很大因素是为了逃离黑白混居的社区及种族混杂的学校。此外，攀比风尚和保持“一致”的趋同思想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常被批评为“平庸的年代”，部分原因就源于此。

城郊化趋势的出现离不开一个人——威廉·莱维特。莱维特是一位著名的城郊开发商，他将流水线技术运用到住房建筑中，既节约了成本，又满足了战后人口增长的需求，还迎合了新兴中产阶级对一栋位于城外、能买得起的漂亮住房的渴望。纽约长岛是莱维特开发建设的第一个大规模大型住宅区，当时被称为“莱维特城”，有1.7万座新英格兰科德角建筑风格的两层楼房组成，总占地1500英亩。每座房子占地5000平方英尺，有4个房间，房屋内部设计完全一样，外观稍有区别，当时售价7990美元，相当于购房者两年半的工资，认购者只需首付5%。“莱维特城”后被作为经验推广到其他地方，莱维特也被誉为“现代美国城郊之父”，被《时代》杂志列 入“20 世 纪100 名 最 有 影响人物”。

“莱维特城”是美国郊区的原型，首批居住者都是清一色的中低收入阶层的白人。有人批评一模一样的风格抑制了人们的个性与审美，批评它排斥黑人，只对白人销售。的确，城郊化在不自觉地进行着人群分层，绝大多数社区居民要么属于同一阶层，要么属于同一种族，有的甚至属于同一年龄段。普通阶层居住在像“莱维特城”那样比较便宜的普通住宅区，而中高收入阶层则居住在富人区，那里的房子更大、环境更好。能拥有郊区的一幢房子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美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

“莱维特城”
它不仅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开始的美国城郊化趋势，而且记录了“趋同年代”的美国人那惊人一致的美国梦。图为自纽约第一个“莱维特城”之后在1952—1958年间在宾夕法尼亚州建设的第二个“莱维特城”（空中俯瞰图）。房子自1947年3月开始销售，3小时内就售出了1400套。

电视的诞生 汽车之外，对美国生活带来另一革命性影响的是电视。电视与汽车一样，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已出现，但就其大规模的影响而言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6年美国只有1.7万台电视机，到1957年已超过4000万台，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台。电视作为一种新的传媒，到20世纪50年代末已成为最主要的信息及家庭娱乐来源，它取代了之前的报纸、杂志和广播。从新闻到选举，从消费到购物，从体育比赛到大学联赛，从情景剧到“肥皂剧”，电视不仅提供娱乐，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且强化着美国生活的现实与理想。它一方面使人们的文化品位越来越趋于一致，另一方面又在刺激社会矛盾，尤其是对生活在下层的人们，他们在观看别人的生活中看到了差距。

与无线电广播一样，广告在商业电视节目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从政治候选人、宗教传道到产品推广和服务，各类广告应有尽有。早期电视节目常冠有广告商的名字，如《GE（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电视剧场》《克莱斯勒剧院》《骆驼号新闻大篷车》。“肥皂剧”之所以得此名，就是因为插播保洁公司的肥皂广告。

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都是私人的，发端于三大广播公司：1926年成立的全国广播公司（NBC）、1928年成立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广播公司（ABC）。美国广播公司原是全国广播公司的蓝色广播网，因法律规定一家公司不得拥有两个以上广播网而于1943年独立。三大电视网之间既竞争收视率又竞争广告来源。经过一段时间后，美国人对商业电视节目颇多争议，认为它们消遣性强而品位不够，有些节目内容粗俗，趣味低级，尤其是性和暴力的表现令人担忧。为了充分发挥电视的积极作用，1951年联邦通讯委员会专门拨出242个电视频道用于教育。1953年成立全国教育电视及电台中心。1967年国会立法正式拨款成立公共电视台系统，现有近300家公共电视台，除教育内容外，还播放和共享一些高质量的文化节目。

电视的出现使电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电影观众数量从20世纪40年代的每年40亿人次锐减到50年代的每年20亿人次，电影院纷纷关闭，有的大电影公司不得不与其他产业合并。同时，好莱坞还经历了麦卡锡时期的黑名单冲击，400名艺术家受到排挤，社会影片大幅度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平庸的作品。为了渡过难关，美国电影努力从技术上进行革新来吸引观众，在1952—1954年间创造出了彩色电影、宽银幕、立体电影、全景电影、汽车影院等新的电影方式。进入60年代，电影观众更是降到了每年10亿人次，从根本上动摇了好莱坞的制片体制。不过这样一来，制片人倒也不必再去苦心迎合所有观众的口味了，艺术家反而获得了解放，许多著名影人离开好莱坞前往纽约和旧金山发展，开辟新的艺术路径。

组织化社会与躁动的青年文化 1956年，《财富》杂志编辑威廉·怀特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书名为《组织人》，很好地阐释了大型组织对美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怀特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集体伦理正在取代美国人一直崇尚的自主个性。20世纪50年代，随着大型企业和行政机构的扩大，美国的白领阶层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阶层人数，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白领，在等级森严的机构与公司上班。蓝领工人同样面临着来自工厂及工会的庞大行政体制。消费者则因为购买了商品与服务而不得不与相关机构打交道。生活在一个组织越来越严密、分工越来越细的组织化社会中，人们不得不调整自己，包括调整自身的教育，而美国教育也在不断迎合人们的这种需求。50年代，美国的教育在课程设计和办学理念方面都进行了调整，中小学增加了科学、数学、外语课程的比例；大学扩大了学科范围，致力于开发特殊技能，培养特殊人才。

50年代把握时代症候的另一本畅销书是《孤独的人群》，由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与同事于1950年合作完成。这是一本针对现代行为的社会学专著，分析了一种新的社会性格趋势——19世纪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自我支配型”逐渐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支配型”取代。“自我支配型”也称“内向性格”，依据自身价值和家庭尊严判断自我；“他人支配型”也称“他向性格”，关注诸如组织、体制等自身外的认可。将个体推向“他人支配”的最明显例子就是现代城郊：个人为了寻求邻里及周围人的赞同，不得不抛弃各自生活的“自我支配”，接受社群的喜恶、思维和目标。理斯曼称他们为“孤独的人群”，那是一种因被迫“一致”“认同”而造成的“孤独”，也是现代社会挥之不去的症候。该书被认为是研究美国人性格的里程碑，理斯曼成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学家，也是公共社会学的早期代表之一。

《组织人》与《孤独的人群》形象地描绘了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体制以及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对此率先表示不满的是“垮掉的一代”。这是西海岸一群性格粗犷豪放、落拓不羁的青年诗人、作家与艺术家。他们崇尚自由，试图冲破当时社会的沉闷气氛、政治领域的空洞乏味，还有大众文化的迂腐平庸。他们穿奇装异服、浪迹天涯、纵欲、吸毒，以生活方式上的标新立异来挑战体面传统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代表人物有诗人杰克·克鲁亚克与艾伦·金斯伯格、作家威廉·博罗斯、作曲家兼作家约翰·凯奇、画家罗伯特·罗森堡等。这些人在文学艺术领域留下的作品不多，最有代表性的是艾伦·金斯伯格的长诗《嚎叫》、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和威廉·博罗斯的《裸体午餐》。这些作品一方面对当代生活的机械化、资本化、工业化提出尖锐批评；另一方面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表达对社会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叛逆。

尽管“垮掉的一代”被归为青年反文化运动，但它从未像60年代那样激发过任何过激的反叛运动，即使在当时也广受争议。保守派人士反感他们叛逆的生活方式，指责他们与50年代的青少年犯罪有一定的关系。当时的左派知识分子、批评家诺曼·鲍德赫雷茨曾在1958年的《党派评论》上发表《一无所知的波希米亚人》一文，批评“垮掉的一代”崇尚原始、本能，憎恨文明、理性，认为对其反对或支持就是对“智识本身的反对或支持”。鲍德赫雷茨还提出，美国中产阶级的软弱和50年代盛行的青少年犯罪现象之间有密切联系。文学批评家批评“垮掉的一代”的创作风格，指出他们不遵守传统常规、结构形式杂乱、语言粗糙甚至粗鄙。尽管不受待见，“垮掉的一代”无论在思想叛逆还是语言与风格创新上，都对当代美国文学和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被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

摇滚乐是躁动的青年文化的另一种表现。40年代后期，人们对摇摆乐逐渐失去兴趣，爵士乐于是分为两个派别：传统派和急速奔放的比博普。后来，比博普又让位于比较克制的冷爵士，演奏者大多受过专业训练。50年代初期，美国流行音乐市场出现了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黑人大多欣赏以布鲁斯节奏为主的音乐，中产阶级以上的白人听的是叮砰巷歌曲，中西部的农村听众喜欢与乡村生活有关的乡村音乐。到50年代后期，南方首先出现了摇滚乐，这种音乐结合了爵士乐、节奏布鲁斯、南方乡村歌曲和教会福音歌，再配以激情奔放的形体表演，在全国迅速风靡开来。

摇滚乐受到的追捧与“垮掉的一代”一样根植于时代对青少年的影响。这一代年轻人生活条件优越，从未受过父辈所经历的战争和苦难，更无法欣赏他们那些多愁善感的流行老歌。摇滚乐简单、直白、有力，尤其是那强烈的节奏、无拘无束的表演形式以及所唱内容的时代气息，正好符合年轻人躁动的特性与逆反的心理。青少年在摇滚乐里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摇滚乐表达和定义了他们的自我。很可能也与摇滚歌星大多是白人有关。虽然摇滚发源于黑人音乐，之前黑人歌手也已走向歌坛，黑人乐队也在不断发展，但像查克·贝里、小理查德、查比·切克那样的优秀黑人歌手或“诱惑乐队”那样的黑人乐队，在白人中的声望从未超过白人歌手。

当时享有“摇滚乐之王”之称的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普雷斯利长相英俊、嗓音性感、表演激情四射，一露面便迷住了无数听众和观众，更是受到青少年的疯狂追捧，人们称他为“猫王”。从1954年录制第一张唱片到1977年去世，普雷斯利共销售了5亿张唱片，首张唱片《伤心旅馆》一推出就登上了流行歌曲排行榜的榜首，销售量突破100 万张。60年代普雷斯利开始举行演唱会，每次演出都是人山人海。除了唱歌，普雷斯利还出演过不少电影与歌舞片，前者如《温柔地爱我》《脂粉猫王》；后者如《天堂夏威夷》《祸不单行》。普雷斯利无疑是美国通俗文化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其影响不仅波及一代又一代的音乐人，而且深入到美国流行文化。如今，摇滚乐与爵士乐作为美国音乐的代表，已互相渗透，风靡全球，盛行不衰。

科技的发展 原子弹的爆炸充分显示了科技的非凡威力，人类进入了一个科技时代，国家的强大也越来越决定于它的科技实力。1950年，美国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1951年又成立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在科技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威望之处向总统进言。同年，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园——以“硅谷”享誉全球的斯坦福工业园创立。遗憾的是，科技的新发现似乎总是首先用于军事目的，特别是在冷战年代，美国和苏联陷入了危险的核武器竞赛，从氢弹、中子弹直到“星球大战计划”，美国为保持核优势和军事优势几乎不惜任何代价。

在空间技术上，美苏也在互比高低。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法》，并成立国家航空航天局。1961年4月，苏联载人宇宙飞船上天，震惊了美国朝野，肯尼迪随即宣布：“保证在这个10年结束之前，达到使人登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地球的目标。”于是美国科技预算猛增，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保证登月计划的实施，“阿波罗11号”终于在1969年7月21日登上月球。1961—1972年，阿波罗工程共有6次登月，历时11年，耗资255亿美元，动用总人数30万。此后美国又发展航天飞机。现在美国有三大宇宙研究中心：约翰逊航天中心、马歇尔航天中心和肯尼迪航天中心，位于佛罗里达的肯尼迪航天中心是最大的航天器发射场。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1957年电影《脂粉猫王》的宣传照片
该片被普遍认为是“猫王”的最佳代表作之一。

除了军事航天科技，美国在其他领域的科学进步也令人瞩目，如医学药品、喷气式飞机、电子计算机、人工合成材料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乔纳斯·索尔克在50年代研制出了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疫苗，通过实验于1955年向公众开放，之后病例逐渐减少，到1971年只出现过17例，如今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小儿麻痹症已几近灭绝。其他疾病如白喉、肺结核也开始逐渐消失。战后的25年间，美国婴儿死亡率降低了近50%，人均寿命大大提高，达到71岁。

科技进步与国家的重视与投入密切相关。一方面，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能吸引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科研的投入位居世界之首，研究开发经费在联邦政府年度预算的比例中长期保持在6%左右，全国科研经费的大部分由联邦政府提供。50年代，联邦政府每年提供科研经费约50亿美元，1960年上升到136亿美元，此后科研经费一直逐年增加，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以上。州政府对科研也非常重视，美国50个州中有38个州设置专门机构鼓励科技，并投资未能得到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领域。州政府一面尽量使本州的大学形成一流的科研体系，以便得到联邦政府的拨款；一面建立为本地工业发展服务的技术发展中心，以争取当地工业企业的支持。另外，美国联邦政府13个部、50多个职能部门中有17个与科研关系密切，其中又以国防部、卫生与公共事业部、国家航空航天局、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农业部这6个部门与科研关系最为密切。这6个部门占据了研究与发展预算的95%，其中2/3以上的科研以合同或资助的形式拨给非政府科研机构去完成。

直到20世纪初，美国的科研一直以应用和发展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研对军事的重要性使美国人认识到基础研究在科研中的地位。基础研究虽然并不直接产生效益，但只有基础研究是人类获得基本知识的真正途径。从此，美国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建立许多国家实验室，配备最好的仪器设备。现在美国的基础研究主要在高校进行，约占50%，其次是私人工业企业，约占17%。但经费却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它承担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65%，工业企业承担18%，高校承担12%，其余5%来自非营利机构。美国基础研究的经费是世界第一，在联邦政府研究发展预算中，基础研究经费的年增长率为6%。

可以想象，随着政府对科技发展的投入，技术进步因素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比例越来越大。5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中的投资因素为80%，科技因素只占20%，到70年代已是一半对一半。到90年代初，投资因素只占30%，而科技因素占到70%。美国除了整体技术实力世界第一外，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基本上也处于领先，其中包括通信、生物、医学、农业、环保等。

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学的教育迎来又一次大发展，1944年的《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带来了高等教育的重大变化，国家为退役军人提供教育资金，包括学费和生活费，由此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高达780万，占全部退役军人的48%。两年后，大学生中有一半是复员军人，许多出身贫寒的人成了家中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教育迅速扩大，不再是中上层社会的特权了。

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刺激了美国科研的投入，也刺激了教育投资。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决定向大学科研提供联邦资金，并向大学生提供教育贷款。1963年，国会开始为大学校舍提供资金，条件是学校没有种族、民族、宗教的歧视。大学现已成为科研的主要力量，全国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有一半在大学进行。此外，大学还要承担成年教育的任务，有3/4的高校实施成年教育计划。

科技与教育的同时投入迅速提高了美国劳动力的质量。在1930—1965年中，美国的人口增长了57%，劳动力增长了50%，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则增长了170%，工程师增长了370%，而科学家竟增长了930%！由此可见，在综合国力的基础上，政府加大投入，必能促进科技发展、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另一个美国 1962年，社会学家迈克尔·哈林顿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另一个美国》，它记载、揭露了50年代“丰裕社会”的另外一面——贫穷。哈林顿在书中指出：“另一个美国充斥着命运的失败者、被迫失去土地的人、城市生活的落伍者、突然面对痛苦、孤独和贫困的老人、受到巨大歧视的少数民族……成为一个被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拒之门外的巨大贫民窟，一个当代贫困园。”社会文化批评家德怀特·麦克唐纳在《纽约客》周刊上写了一篇长达1.3万字的书评，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贫困非常容易被社会的普遍富裕所遮蔽。到60年代初，美国依然有2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比例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3低了不少，但依然有几百万乃至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收入极不稳定，一旦丢了工作就落入贫困。还有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他们大多是佃农或土地租用者，农产品价格的下降也使他们成为贫困人群。1948年农民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8.9%，到1956年降到了4.1%。这种情况在南方尤其明显，一方面是南方产棉的机械化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合成纤维的开发降低了对棉花的需求，落荒的棉田越来越多，南方种棉区日渐衰落。西部与西南部这两个墨西哥裔与亚裔集中地区的情况与南方类似，而其他没有商业活动的地区，如东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矿区，也都大同小异。市场经济与他们无缘，贫困成为常客。

城市面貌也随着郊区化在发生改变，一方面白人大规模迁往郊区，另一方面少数族裔也到城市寻找更好的机会。大批黑人从下滑的棉花经济区逃往城市，在1940—1960年间，约有300多万黑人从南方迁到北方城市，导致芝加哥、底特律、纽约、克利夫兰等东部与中西部城市的黑人人口剧增，规模远超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黑人大迁移。墨西哥与波多黎各移民也有将近100万人进入各大城市，1960年仅洛杉矶一市的墨西哥裔人口就达50万人。这些迁入者聚居在低楼残舍、破败不堪被称为“贫民窟”的街区，加之种族歧视、自身的文化观念与教育程度、城市的接纳程度等因素也在限制着他们的发展，最终只能与贫困为伴。印第安人一向是最贫穷的少数族裔，政府的政策阻碍了保护区经济的发展，许多印第安人被迫涌入城市，境况很可能比在保护区还要糟糕。

虽说这些少数族裔在历史上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关注，但他们始终无法挣脱社会的歧视与经济的贫困。战后美国社会享受到了普遍的富裕，他们却被遗忘，成为经济繁荣无法触及的“死角”。直到60年代，肯尼迪与约翰逊发起声势浩荡的“向贫困开战”运动，这些人的处境才开始有所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