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艾森豪威尔时期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治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以亲切和蔼、没有政治经验却有政治家风度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为标志。艾森豪威尔上任后听取多方意见，在国内推行温和的保守政策，尽量避免创新举措；在国外继续推行反共政策，冷战进入第二个时期，特征是从有限冲突转向全球抵抗共产颠覆。

艾森豪威尔总统 1952年大选时，国内“赤色恐怖”甚嚣尘上，朝鲜战争陷入僵局。局势对民主党非常不利，杜鲁门退出竞选，转而支持伊利诺伊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史蒂文森的祖父曾是克利夫兰执政时的副总统，他本人谦虚、睿智，深受知识分子的喜爱。共和党请出深受民众爱戴的前盟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本人无意从政，但共和党利用人们喜欢“艾克”这一优势把他推选上去。艾森豪威尔承诺一旦当选，就去朝鲜尽快结束战争。副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因竞选经费曾一度遇到些麻烦，但这位反共斗士凭着出色的口才力挽狂澜，两人迅速成为共和党秋季大选中强有力的搭档。不出所料，艾森豪威尔以55.1%对44.4%的普选票、442对89的选举人票一举击败史蒂文斯，从而结束了民主党执政20年的历史。

艾森豪威尔生于得克萨斯州，毕业于西点军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声名显赫，担任过北非盟军司令、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被授予五星上将军衔，战后当过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罗斯福和杜鲁门过分扩大了总统行政部门的职权，他要使三权分立的状况更符合他理解的宪法规定。他提出“现代共和主义”，主张对金钱采取保守主义，要在接受新政形成的社会经济现状上压缩公共开支、平衡预算、缩小联邦政府的功能；对人则采取自由主义。他本人极力避免陷入狭隘的党派之争，同时采取权力下放政策。在他任期内美国发生过几次经济衰退，他均未采取过任何有力干预措施，而是任由地方和私人去发挥作用。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890—1969）

艾森豪威尔的内阁比较特殊，有“卡迪拉克内阁”之称，富裕的公司总裁和企业律师占了多数，自由派《新共和》杂志戏称它为“8个百万富翁加1个管子工”。管子工说的是曾担任过管子工工会主席的劳工部长马丁·德金。8个百万富翁中有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当了国务卿；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查尔斯·威尔逊，他当了国防部长。商界人士担任内阁是20年代以来共和党的传统，但此时的商界已与之前大为不同，之前商界反对政府干预，如今与政府则关系紧密。威尔逊在参议院讨论时，被问及如何处理国家和公司关系，他的回答是：“我认为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对美国也有利，反之亦然。”这句话道出了政府和财团之间的联系，成为一句名言，常被后人引用。

从表面上看，艾森豪威尔与杜鲁门正好相反，但他能避免激进，不愿废除已有的社会经济法律或削减军事开支，而且还顶住了党内右翼的压力，拒绝取消罗斯福开始实施但后来历遭保守派攻击的福利政策，将联邦社会保障体系范围扩大到了另外1000万人，使得可享受失业救济的人数增加了400万。艾森豪威尔还设立了一个新的健康、教育、福利部，并将最低工资从75美分提高到1美元。他最重要的立法大概就是1956年的《联邦高速公路法》，该法批准250亿美元资金，用10年时间建设4万英里贯穿各州的全国公路网，联邦政府承担90%的费用。

1956年，艾森豪威尔竞选连任，竞争对手依然是艾德莱·史蒂文森。这次艾森豪威尔获得了更大的胜利，以57%的普选票和457张选举人票遥遥领先。民主党仍维持其在1954年获胜后在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

文献摘录

我觉得，今天我使用某种意义上全新的语言来讲话，是万不得已。我戎马半生，如能选择，我是绝不愿意使用这种语言的。

这种新的语言就是原子战争的语言。

原子时代一日千里，世界上每个人对这种与自己休戚相关的事态发展，或多或少都应有所了解。很清楚，如果世界各国人民打算理智地探求和平，他们就必须掌握今天客观世界的重要事实。

我陈述原子能的危险性和威力，必然只能依据美国的情况，因为这是唯一我所能掌握的确凿事实。当然，我无须向联合国大会指出，这是全球性的问题，不仅仅是一国的问题。（艾森豪威尔：“联合国演说”，1953）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外交政策 艾森豪威尔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人是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杜勒斯是位企业律师，还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他敌视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共产主义是文明世界的一大威胁。杜勒斯曾公开批评杜鲁门的遏制政策，认为该政策不仅被动、花费高，而且收效甚微。他倡导美国加强核武器，削减常规武器，主张以“大规模报复性威慑力量”对付共产主义，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等战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安全防御体系。在整个冷战时代，美国在近30个国家的4000多个基地保持着约100万的军队。

亚洲政策 杜勒斯的这些政策艾森豪威尔基本上都采纳了。时值朝鲜战争僵持不下，杜勒斯发出信号，要在朝鲜半岛使用核武器。几周后签订停战协定，朝鲜半岛保持分裂，杜勒斯以为是核威慑手段起了作用。

朝鲜停战后，1953年7月越南又发生了冲突。越南是日本战败后法国在印度支那建立的殖民地。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一直致力于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并得到中国的支持，而法国则受美国支持。1954年年初，法军在奠边府遭到胡志明军队的围困，法国要求美国派空军支援。杜勒斯与尼克松主张出兵，但艾森豪威尔不想卷入战争，结果没有美国的支援，法国于5月彻底失守，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就此告终。7月21日，在日内瓦会议后期签署停战协议，法国撤军，越南沿北纬17°一分为二，北方成立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南方仍由国王保大掌控。1955年，得到美国欣赏的吴庭艳废黜了法国扶植的傀儡国王保大，在南越成立越南共和国，大量美援运向越南支持吴庭艳政权。

1954年，杜勒斯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以牵制亚洲的共产主义势力，但最初只有菲律宾、泰国与巴基斯坦加入。同年，美国承担起军事“保卫”台湾岛的责任。在朝鲜停战之后，杜勒斯帮助蒋介石继续占领了金门和马祖两个岛屿。

以色列与中东 中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中东地区出现权力真空。美苏以1947年的土耳其危机与希腊危机为先导，开始争夺这一地区。杜鲁门时期，美国一直将对以色列的支持放在首位，部分原因是出于信念，杜鲁门认为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家园；部分是出于犹太人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还有就是对苏联的遏制。杜鲁门试图与英国和法国建立中东防御区，但遭到以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到艾森豪威尔时期，杜勒斯想进一步建立中东同盟体系，期望通过淡化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安抚阿拉伯人，因为中东毕竟坐拥世界已知石油储量的60%以上，美国人在经济上付不起失去中东的代价，更不能让苏联控制中东，因此打击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成为美国外交的双重任务。

从1953年起，美国先后分别同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国缔结双边军事协定，并策划签订《巴格达条约》，对付共产主义扩张。1955年，美国以伊拉克为核心，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总部设在巴格达。这是一个有伊朗和土耳其参加的军事合作同盟，目的是抵御苏联向中东地区的渗透，同时防止以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塞尔为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蔓延。

纳塞尔于1952年领导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统治，成为埃及铁腕人物。美国准备借钱给纳塞尔政府在尼罗河上修建阿斯旺水坝，但纳塞尔为了寻求武器交易而滑向共产党阵营。艾森豪威尔随后决定撤销对阿斯旺水坝的支援计划。一周后，纳塞尔从英国人手中夺取苏伊士运河，将之国有化，以示回击。此事引起了英法的强烈不满，他们决定联合，用武力夺回苏伊士运河。一直遭受阿拉伯人袭击的以色列人看到了报复的机会，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率先向埃及发动进攻。第二天，英法派兵进驻苏伊士，纳塞尔沉船封锁航道。接替斯大林的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威胁说，如果英法不撤军，苏联将出兵埃及，并动用原子弹。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害怕苏伊士危机会将事态进一步恶化，于是一边呼吁停火，一边向英法施加压力，劝以色列撤军。11月6日，在以色列出兵埃及9天之后，英国宣布停火，以色列撤军。

此次苏伊士运河事件使美国在阿拉伯世界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同时也使苏联因“护卫”埃及之功，恢复了一周前因镇压匈牙利而丧失的声望。为了进一步遏制共产势力，1957年1月，美国出台“艾森豪威尔主义”，声明美国在中东地区“准备使用武力”抗击“由共产国际控制的任何国家的侵略”，这标志着美国正式插手中东。1958年，亲纳塞尔的泛阿拉伯势力挑战黎巴嫩，艾森豪威尔派遣5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贝鲁特，保卫黎巴嫩现政权。

拉丁美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需要拉丁美洲的原材料，曾一度慷慨施以经济援助。1947年9月2日，美国与拉美18个国家在里约热内卢签订《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即《里约热内卢条约》，规定“对任何一个美洲国家的进攻都将被视为对所有美洲国家的进攻”，次年成立“美洲国家组织”。随着冷战的推进以及“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实施，美国忽略了拉丁美洲，而经济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个地区。到20世纪50年代，越来越多的拉美人对美国抱有怨恨，他们将美国企业在拉美各国的影响看作帝国主义行径。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努力改善与拉美各国的关系，对南美加大经济援助，同时与杜鲁门一样，支持当地军方控制的政权，时刻提防共产主义颠覆活动。1954年，危地马拉的阿本斯·古德曼政府开始从苏联进口武器，美国随即派军队到洪都拉斯，支持流亡的危地马拉官员从洪都拉斯开进危地马拉，推翻了古德曼。1958年，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南美，在秘鲁利马遭到暴徒袭击，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遭到学生向他砸鸡蛋和石头，美国人未曾料到拉美对美国的仇恨已是如此之深。

在所有拉美国家中，古巴与美国的关系最为密切。1952年，古巴军事领导人鲁本·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萨尔迪瓦在美国的支持下推翻温和政府，建立残暴的军事独裁。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推翻萨尔迪瓦亲美独裁统治，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并于次日建立新政府。艾森豪威尔立即承认了卡斯特罗政府，并寄望于卡斯特罗继续维持所有商业活动。不久卡斯特罗就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没收外国资产和外控资源，压制民众自由，转向苏联社会主义。第二年，古巴开始接受苏联援助并向苏联提供廉价蔗糖。卡斯特罗的做法非常明朗，美国立即禁止从古巴进口蔗糖。对此，赫鲁晓夫警告说，如果美国介入古巴事务，苏联将使用核武器保卫古巴。1961年年初，艾森豪威尔宣布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同时中央情报局加紧培训古巴逃亡分子，希望有朝一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

欧洲与苏联 尽管美国开始在第三世界加紧防范与控制，但与苏联的直接交往以及防止共产主义在欧洲的传播依然是艾森豪威尔外交工作的重点。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成为苏联领导人，随后冷战曾一度出现缓和的兆头，但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955年7月18—23日，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在日内瓦举行四国首脑峰会，这是苏联和西方首脑在战后的首次接触。美国最终确定了可以讨论的议题，包括欧洲安全、德国统一、裁军、东西方交往等，其中欧洲安全和德国统一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事实上，这两个议题在1954年的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就曾有过激烈的交锋，当时苏联提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来维护欧洲的安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表示反对，提出“艾登计划”，坚持将德国问题与欧洲问题一起考虑，因为只有德国问题解决了，才能解决欧洲安全问题。双方因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僵持不下。这次的“日内瓦峰会”依然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坚持己见，留下的是所谓四国倡导和平的“日内瓦精神”。

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苏联派坦克和军队进驻布达佩斯，镇压匈牙利反抗并恢复了亲苏政权。此次事件进一步恶化了苏联与西方的关系。1957年8月21日，苏联宣布向太平洋全程发射火箭试验成功，这是世界上第一枚多级远程弹道火箭。10月4日又传来消息，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坐不住了，艾森豪威尔一边安抚美国人民无须恐惧，一边加紧军备竞赛。

此时杜勒斯接受了腹部肿瘤的外科手术，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承担起全部的外交事务及其压力，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谨慎与智慧。他秘密召集民间人士组建了一个6人“影子内阁”，命令一旦苏联向美国发动突袭，这个“影子内阁”就全面启动，以避免国家陷入混乱。这个内阁一直没有对外公开，直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些秘密信件公开之后，这段秘闻才浮出水面。

军备竞赛在默默进行，尽管世界舆论一直在反对。柏林问题一直是个棘手问题，赫鲁晓夫接任苏共领导人之后，建议和艾森豪威尔面谈此事。1959年9月15—27日，赫鲁晓夫应邀访美，这是苏联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史学家称之为“惊动世界的13天”，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胜利”。赫鲁晓夫视察了美国13个城市，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了3天会谈，两人就德国、柏林、裁军、美苏关系等交换了意见，并商定来年，即1960年5月16日在巴黎召开第二次四国峰会。人们赞扬两国领导人的这次会谈，称之为“戴维营精神”。

然而，就在巴黎四国峰会即将召开两周前的1960年5月1日，一件料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一架美国U-2侦察机侵入苏联上空被击落，飞行员鲍尔斯跳伞着地后被俘。赫鲁晓夫不动声色，照样于5月16日从莫斯科飞往巴黎参加四国首脑会议。抵达巴黎后，赫鲁晓夫发表强硬声明，要求艾森豪威尔为U-2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并且要求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愤然离开会场，“巴黎峰会”就这样以失败收场。美国最初断然否认，但当苏联展示被俘的飞行员和U-2侦察机残骸时，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承认此事。此次事件令美苏关系达到了冷战以来的最低点。

人权运动的兴起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艾森豪威尔假寐期”，社会上弥漫着战后追求安逸的平庸风气。当时最有生机、最有进展的可以说是黑人民权运动。罗斯福于1941年成立了一个公平就业委员会，杜鲁门又进一步唤醒了种族平等的意识，希特勒的失败更是使得种族优越论一败涂地。参加过战争的黑人对平等有了更高的要求，也更懂得如何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这场运动起始于1954年5月17日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一案。此案涉及一位名叫琳达·布朗的非裔女孩。布朗家住在堪萨斯中西部的托皮卡小镇，她上的是一所离家几英里之外的黑人隔离学校，每天她得来回奔波，而她家附近就有一所白人学校。布朗于是申请就近上学，但遭到托皮卡教育局的拒绝。布朗的父亲奥利弗·布朗是一位黑人牧师，在“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帮助下，他以第一原告的身份，联合有类似情况的其他13位非裔家长，向托皮卡教育局提起集体诉讼，表示种族隔离已经侵害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保障的平等保护权，要求取缔公立学校长期实行的种族隔离。地方法院引用“隔离但平等”的原则，认为教育局的种族隔离措施没有违反宪法，驳回了布朗的申诉。布朗不服，遂将官司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将几个类似案子合并一起审理，包括南卡罗来纳州的“布理格斯诉伊利奥特案”、弗吉尼亚州的“戴维斯诉普林斯·爱德华郡教育局案”、特拉华州的“贝尔顿诉格布哈特案”等，这样“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就包含了多个类似案子。

“隔离但平等”说法来自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判决。当时判决的结果是允许建立隔离学校，只要隔离学校的设施与白人学校平等。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对布朗案的看法不尽相同，甚至针锋相对。经过长达两年的来回辩论，其间还经历了首席大法官的人事更迭（弗雷德·文森突然死于心肌梗塞，由艾森豪威尔提名的厄尔·沃伦继任），最终最高法院从社会、历史、心理的角度，推翻了“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的裁决，宣布“隔离但平等”违宪，提出“隔离的教育设施本身就是不平等”。当时判决时没有提及如何执行，于是第二年，最高法院发布了一个补充判决，俗称“布朗判决之二”，要求各地必须“尽快，但需十分谨慎地”结束学校隔离现象。但鉴于各地区的复杂性，具体时间期限留给了各地方法院去定夺。

这一历史性的判决对种族隔离严重的南方无疑是一大震动。南方负隅顽抗，极力抵制。到1955年，南方17个州的6001个学区中，只有741个允许黑白合校。1956年，101位各地政治人物及国会议员联名签署并发表“南方宣言”，宣布布朗案是一起“滥用司法权力”的错误判决，要求抵制。1957年9月，阿肯色州的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在州长奥瓦尔·福伯斯的纵容下，武装封锁“小石城中心学校”，阻挡9名黑人学生进入学校。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派出第101空降师的1000名伞兵前去维持秩序，协助黑人学生进校。之后几年还不断有敌对分子在校外聚众闹事，抗议学校允许黑人进校学习。到60年代，此类事件还时常发生。

小石城中心学校事件
1957年9月25日上午9点25分，9位黑人学生，别称“小石城9人”，受到排着整齐队列的伞兵们的一路护送，沿台阶步入校园。其中一人明尼吉恩·布朗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活了这么大，头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位美国公民。”

“布朗案”的影响很快从学校波及其他领域，由来已久的种族隔离与种族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又把黑人民权运动推向高潮。1955年12月1日，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位名叫罗莎·帕克斯的黑人妇女拒绝在公共汽车上将座位让给白人，遭到拘捕，这点燃了黑人的普遍愤怒情绪。地方领袖成功发动了一场延续一年之久的黑人罢乘运动，抗议公共交通中的种族隔离。最高法院最终废除了公共交通领域的种族隔离政策，罗莎·帕克斯被誉为“现代民权运动之母”。

蒙哥马利抵制公车运动意义重大，被看作美国民权运动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开启了一种新的抗议形式，还诞生了一位新的核心人物。青年浸礼会牧师马丁·路德·金以“非暴力抵抗”为原则和策略，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普遍支持，在随后的13年时间里，他作为“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领袖，先是在南方，然后在全国，领导了一场持久又轰轰烈烈的人权运动，他本人也成为全美最有名的黑人领袖。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完成了军队的种族整合，开始在联邦雇员队伍中废除种族隔离。国会于1957年和1960年通过了重建时期以来两个最新的“人权法案”，保证黑人选举权的实施。最高法院继续确认隔离即不平等的原则，还将其推广到其他公共场所。美国黑人开始在许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如在职业体育运动方面，黑人成为一支强大的主力军。在“假寐”的表象下，社会正在悄然发生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