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杜鲁门主义与“公正施政”

战争耗尽了各国国力，欧洲普遍衰落，世界只剩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战争期间，美、苏两国为了反法西斯的共同目标，放下敌视成为盟国。然而战后两国冲突尽显，互不妥协，最终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对抗，杜鲁门提出并执行强硬的遏制政策。这中间不是没有误解，但显然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分歧。

冷战开始 “冷战”一词出自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沃尔特·李普曼，通常理解为“相互遏制，却又不诉诸武力”的两大势力之间的冲突与对峙。换言之，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双方都尽力避免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采取诸如势力范围内的局部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以及外交、经济、宣传上的“冷”对抗形式。

每个国家都是从自身看待对方、批评对方的。美国秉持的自由主义传统与共产主义思潮格格不入，将之视为专制独裁，视为对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威胁。早在俄国革命时期，美国的主流社会就掀起过强大的赤色恐惧，因为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号召世界革命，公开宣称埋葬资本主义是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在红色的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有过实质性的进展，可是接踵而来的“莫斯科审判”以及斯大林对党内的大规模清洗，改变了那些曾经拥护苏联的美国左派人士，几乎一夜之间，他们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幻想。1939年，斯大林与纳粹德国签订“钢铁盟约”，这一秘密协议又进一步加强了左派对斯大林的厌恶与排斥。

就苏联而言，对美国的反感也是事出有因。美国反对1917年的“十月革命”，拒不承认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一直到193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即1918年9月1日，美国派兵进驻苏俄的西伯利亚和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英法一起发动过3次大规模的干涉活动，包括援助西伯利亚的白卫军，为叛军提供军事装备等。之后的20多年里，西方社会一直排斥苏联，包括不邀请苏联参加1919年的凡尔赛会议和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与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共产主义一样，大多数苏联共产党人也反对美国的资本主义，谴责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否定美国是它所宣称的那种民主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双方都曾不遗余力地宣传过对方英勇善战的同盟国形象，但同时积怨也有所加深。美国对苏联在1939年进攻芬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对其残忍杀害波兰抗战士兵感到愤怒；而苏联则怀疑美国作战的真诚，对盟军先攻打北非，拖延开辟第二战场怀恨在心。

战后，美国和苏联对自身安全有各自不同的考虑，对战后世界也有不同的看法，这无疑又加剧了双方的裂痕。俄国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曾3次遭受来自西欧的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比其他国家伤亡更多、付出更多，死亡人数多达2000万，还有3万座工业厂房、4万里铁路被毁。斯大林期望从德国那里弥补损失，要求100亿美元的赔偿，还期望控制东欧，确保自己在欧洲的利益。杜鲁门不同意如此高的赔款，德国连10亿美元都付不起，更不用说100亿美元了，支付不起的数目最终都会落到美国头上。美国还认为，苏联致力于领土扩张，并非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是为了控制世界，斯大林的做法不仅违反了当初结盟战争的目标，而且违反了雅尔塔会议的承诺。为此，美国中断对苏联的借贷。战争期间，美国总共向盟国借贷了540亿美元，其中苏联占110亿美元。借贷的中断使斯大林暴跳如雷，他认为美国背信弃义，战时需要苏联时就提供借贷，现在不需要了就停贷。

战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潮涌，东欧各国纷纷被纳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世界格局似乎是在朝苏联的设想迈进，美国不由得感到紧张。美国希望遵循《大西洋宣章》的理想，战后民族自决，各国一起捍卫集体安全，就像温德尔·威尔基在1943年的著作《一个世界》中所展望的那样：未来世界是一个通过民主进程来协调彼此关系的世界，各国应放弃军事联盟和全球影响。美国为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感到自豪，对自己的实力感到满意，举国上下充满自信，认为自己不仅有责任，而且有能力充当“自由世界”的卫士。在美国看来，另一种极权主义的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正在紧锣密鼓地扩张，美国必须吸取慕尼黑绥靖政策的教训，与之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据此，美国的外交一反传统的孤立主义，两党一致主张扮演国际宪兵的角色，对共产主义实行坚决的遏制，视之为一场自由与奴役的殊死较量。

杜鲁门主义 1945年4月，哈里·杜鲁门接替罗斯福继任总统。杜鲁门1884年生于密苏里的乡村，长期从事农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驻法美军中服役。1935年后任参议员，支持罗斯福新政，在担任国务院研究国防计划特别委员会主席时因揭发军工界的浪费而闻名全国，之后成为罗斯福的副总统。在得知罗斯福死讯的那天，他感到将肩负巨大的压力，仿佛“月亮、星星和行星”突然之间都降落到了自己身上。

作为个人，杜鲁门同时兼有谦虚和自大的品质，他有理想，也有傲慢冷血的一面。作为总统，杜鲁门力图延续罗斯福的传统，处理危机十分果断，在外交上比罗斯福更为强硬。1945年7月，德国投降之后，杜鲁门与斯大林、丘吉尔在波茨坦会面，三国首脑对诸多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按战犯审讯纳粹首脑；制订德国赔偿计划；将德国一分为四，由美、苏、英、法军队分别占领等。但对战后东欧问题，他们无法达成妥协，苏联拒绝放松对东欧的控制；美国则不愿苏联对东欧进行渗透。杜鲁门对斯大林没有好感，他认为斯大林言语粗鲁，是个独裁者，“像魔鬼一样精明”。倒是罗斯福对斯大林的第一印象颇佳，觉得斯大林是个理性之人，两人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中相谈甚欢，觉得双方可以达成一致意见，也可以找到融洽相处的方式。罗斯福在私下里说过斯大林是位“非常有趣的人”，还曾当面称他为“乔大叔”，但到临终之前，罗斯福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对斯大林违反雅尔塔承诺愤怒不已，表示“我们不能跟斯大林打交道”。

苏联随后控制了外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北朝鲜，吞并了千岛群岛，从日本手里重新夺取了库页岛的南半部，还在伊朗煽起动乱。1946年3月，丘吉尔应杜鲁门之邀，在美国密苏里州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这是美苏冷战的首个信号。丘吉尔在演讲中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副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这副铁幕后面坐落着所有中欧、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围的人口全都位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落入苏联影响之下，而且越来越为莫斯科所控制。”

紧接着，土耳其和希腊出现危机。为了阻止这些国家成为共产党的另一道“铁幕”，避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所说的“一个国家倾向于共产主义，将会在周边产生‘多米诺’效应”，杜鲁门提出后来广为人知的遏制政策——“杜鲁门主义”。他指出：“我们必须支持自由国家的人民，反抗企图征服他们的少数武装力量和外界压力……帮助自由民族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安排自己的命运。”这是因为“极权制度的种子是靠悲惨和匮乏滋养发育的。它们在贫穷和动乱的灾难土地上蔓延滋长。当一个民族对于较好生活的希望绝灭之后，这类种子便会长大成株。我们一定要使那种希望存在下去。全世界的自由人民期待我们支持他们维护自由”。杜鲁门还表示，如果美国迟疑不决，不仅将危及世界和平，还将危害美国的繁荣昌盛。他请求美国国会拨款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维持各自的政权。杜鲁门实现了他的目标，美国的介入帮助土耳其政府打退了叛乱，缓解了苏联对土耳其的压力。希腊在美国的扶持下，建立了一个由军队把持的右翼政府。

遏制政策的创始者是乔治·凯南。凯南192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又是俄国与苏联研究专家。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代办的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文，对苏联社会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要利用外交、政治和经济手段对付苏联的扩张。1947年，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署名“×”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提出美国要对苏联扩张进行“长期、耐心、坚定、警觉的遏制”，这一思想奠定了美国冷战战略的基础。作为对遏制政策的落实，国务院成立“政策规划司”，凯南出任首位司长。9月18日，“中央情报局”诞生，负责收集分析国外情报，为总统提供国家安全决策的依据。

文献摘录

概括起来，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政治力量，它坚信与美国的妥协根本不可能，坚信为了苏联权利的安全必须破坏我们社会的内部和谐，必须消灭我们赖以生存的传统生活方式，必须摧毁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权威。这个政治力量孕育并成长于极其深厚、极其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思潮之中，完全控制了世界上最伟大之一的民族和人民的能量和世界上资源最为富饶的国土。此外，这个政治对手还拥有一架能够在其他国家发挥影响力的经过精心制作的庞大的组织机器，这部机器具有惊人的灵活性和持久性，操纵这部机器的人，他们采用地下方式的技巧和经验是史无前例的。（乔治·凯南：“长电文”，1946）

遏制政策的推进 1947年6月，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提出后来以“马歇尔计划”著称的援助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表示，援助计划是为了恢复“欧洲人对本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它针对的不是任何国家或主义，而是“饥饿、贫穷、绝望和混乱”，即便是苏联以及苏联阵营的国家也可以得到美国的援助。国会积极支持这一计划，欧洲国家也很快作出反应，16个欧洲国家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共同制订了一份经济计划，要求高达22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苏联及其阵营曾对这一计划动过心，他们派代表参加计划会议，但斯大林逐渐意识到美国的潜在企图，他担心这些国家会被美国的金钱收买，从而投向美国资本主义与民主的怀抱。斯大林随即召回了自己的代表，并强迫阵营内的其他国家也撤出代表。

美国在4年中向16国总共提供了13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英法最多，分别为32.97亿美元与22.98亿美元。援助计划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逐渐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水平。如今欧洲分为两半，西部受美国的影响，选举产生了民主政府，各国的共产势力大幅削弱，1957年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东部受苏联控制，各国维持着苏联的共产政治体制，但其内部的怨恨逐渐滋生蔓延。

西欧的繁荣大大提升了美国对西欧稳定以及对抗苏联东欧的信心。战后德国由苏、美、英、法四国分管，1948年春，杜鲁门与英、法协议，拟将美、英、法占领区合并，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包括受苏联控制的美、英、法在柏林的占领区。与此同时，曾得到美国援助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宣布南斯拉夫脱离苏联阵营。面对内忧外患，斯大林立即采取行动。6月24日，苏联切断西柏林与西方的所有水陆交通，美国当机立断，采取空运形式源源不断向西柏林250万人民提供食品、燃料和各种物资，时达近一年之久，总共运送物资250万吨。1949年5 月，苏联解除封锁。10 月，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别简称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这就是冷战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国际危机，史称第一次“柏林危机”或“柏林封锁”。

柏林危机加速了美国和西欧各国的联盟进程。1949年4月4日，12个欧洲国家签署协议，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北约”的成立使几百年来相互征战的欧洲各国终于结成了牢固的统一战线，外国势力进犯一国，就相当于进犯整个“北约”。为了对抗“北约”，1955年5月14日，苏联与除南斯拉夫之外的东欧各国签署《华沙条约》，建立自己的军事政治同盟“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北约”与“华约”两大国际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冷战军事对抗的正式开始。

在亚洲，1949年10 月，中国革命成功，国民党政府垮台，美国自称“丢了”中国。同年9月，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第二年朝鲜战争爆发。美苏双方虎视眈眈，加紧核武器竞赛。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被纳入冷战轨道。

战后经济与“公正施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渴望经济步入正常。杜鲁门表示将继续维护和推进新政，尽快恢复经济常态。他取消了战时定量配给等多项控制，削减了约60亿美元的税收。消费品生产加足马力，结束了供应不足的状态，使战时人们积攒的钱进入了正常的消费渠道。同时，政府以积极的方式解决退伍军人回归社会的问题，1944年国会通过的《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使数百万退伍军人不仅可以得到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优惠，还可以接受职业培训与继续教育。这既缓解了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又为美国迅速从战时经济向民用经济转变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因此，1946年的经济过渡比较平稳，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就业压力与经济滑坡。

然而，消费需求的猛增还是造成了通货膨胀，两年间的年物价上涨达到14%左右。通货膨胀带来了劳资关系的恶化：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罢工事件不断发生。1945年年末，汽车、电力、钢铁行业爆发过多起罢工事件，到1946年罢工更是频繁。4月发生了由约翰·路易斯领导的大规模“联合矿工”罢工，致使煤田停产一个多月，最后杜鲁门不得不命令政府军占领煤矿，矿主也被迫答应矿工的大部分要求，这场罢工才得以结束。与此同时，国家铁路系统也几乎陷入瘫痪，两大铁路工会组织宣布罢工，最终还是杜鲁门威胁调用军队才迫使工人放弃罢工。

通货膨胀与劳工罢工大大削弱了民主党势力，使共和党在1946年的国会选举中赢得了自1928年以来在两院的首次优势。保守主义在美国重新回潮。共和党控制下的新国会逐渐背离新政改革，开始削减政府开支，拒绝为教育发展提供基金，反对扩大社会保障、西部开垦计划和电力开发项目，几次三番推翻杜鲁门的总统否决。日本投降后几天，杜鲁门曾向国会递交《二十一点咨文》，提出一揽子计划，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扩大社会保障涵盖范围、效仿田纳西河流管理局设立自然资源保护和改革电力、增加农业援助、控制通货膨胀、提供公共住房、医疗保险、教育资助、民权保障等。这些计划旨在扩大社会保障，提高普通公民的就业和福利，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促进社会公正，因此被称为“公正施政”纲领。

不用说，杜鲁门的这一自由主义改革纲领遭到了国会的强力抵制，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1947年出台的《劳工关系管理法》。保守派一直对赋予工会权力耿耿于怀，因此一旦得势便废除了1935年的《瓦格纳法》，代之以《劳工关系管理法》，该法由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和众议员弗雷德·哈特利联合提出，因此也称《塔夫脱—哈特利法》。《劳工关系管理法》规定“关闭工厂”为非法；禁止支援性罢工；限制工会施加经济压力的范围；工会工作人员须宣誓与共产党无关；工会举行罢工须提前通知资方以便留出时间等候有关部门调查；当罢工危及国家安全时，总统有权下令干预或禁止。这一强势的反劳工法削弱了工会势力，广大工人与劳工领袖称之为“奴役法”。

1948年大选临近，春天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杜鲁门的声望日渐衰退，人们认为他执政软弱无能，民主党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裂。杜鲁门的人权提案使他失去了民主党中南方保守派的选票，他们脱离出来成立了“州权党”，推举南卡罗来纳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中的自由派则批评杜鲁门国内政策效率低下，国外政策上与苏联对抗，他们也另立了一个新党，称“进步党”，亨利·华莱士为总统候选人。瑟蒙德和华莱士分走了民主党不少选票，使杜鲁门的当选概率大大下降。更重要的是，共和党再次推举纽约州长托马斯·杜威参与竞选。杜威是个强劲的对手，也是杜鲁门的最大威胁。但面对困难，杜鲁门越战越勇，他发动竞选攻势，行程3 万多英里，在35 天内演说356次。杜鲁门告诉选民，国会才应该对通货膨胀、劳工不幸和民众疾苦负责。他呼吁废除《劳工关系管理法》，表示要对农民实施价格补贴，还允诺不分种族肤色，加强对黑人的人权保护。总之，他要继承并发展罗斯福的新政。最终，杜鲁门以303张选举人票对杜威的189张当选；同时，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的控制权，这次竞选成为总统选举史上的一次大翻盘。

“杜威击败杜鲁门”
在1948年总统选举结果统计揭晓前，《芝加哥论坛报》根据民调刊出号外“杜威击败杜鲁门”，结果弄了个大尴尬。杜鲁门举着的这份号外照片成了美国总统竞选历史上最为喜剧性的一个事件。

杜鲁门的当选说明美国人民继续支持新政削弱少数人经济特权的民主进程，也使“公平施政”得以继续推行，并取得了如下成效：终止政府雇工中的种族歧视，结束军队的种族隔离体制，允许司法部积极参与法院种族歧视的审理，敦促国会将最低工资从每小时40美分提高到75美分，通过《全国住房法》，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废止《劳工关系管理法》。但就全国健康保险、教育资助、人权法案等问题进展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