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时经济、社会与科技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经济与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最重要的是结束了持续多年的经济大萧条，大多数美国人开始享受国内的经济繁荣。虽然战争远在千里之外，美国本土没有遭受入侵，没有轰炸，没有难民逃离，也没有物资奇缺，但是国内生产的管制、家庭人口的变化、固有的种族矛盾以及科技发展的迅猛等，都在不经意中改变着美国社会。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广泛影响世界。

战时总动员 美国参战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组织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罗斯福继续发挥他抗击大萧条的热情与干劲，以国家目标激励全国人民，组织兵源，调整战时经济。作为一位鼓舞人心的领袖，罗斯福战时的作为显得比大萧条时期更为成功。

1941年12月12日，珍珠港事件后几天，罗斯福迅速签署新的《选征兵役法》，规定所有18—64岁男子必须登记在册，20—44岁男子均将应征入伍。整个战争时期，共有1600万美国人奔赴战场。

相比于人力动员，战时经济动员更是贯穿于战争的整个过程，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为了保证工业生产能够满足这场全球性的战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指挥中枢是前提。美国的战时经济动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9年8月至1941年12月的局部动员时期。1939年8月，罗斯福设立“战争资源委员会”，但由于该委员会主张将权力给予企业界，遭到劳工、新政派及孤立主义分子的反对，最终不得不于10月解散。1940年5月，罗斯福下令在国防委员会下成立“国防咨询委员会”，下设工业生产、劳工、工业原料、物价稳定、运输、农产品、消费者保护等7个机构，由工业界、劳工、政府和大学等领域的代表组成，负责协调各经济职能。1941年1月又成立“生产管理局”作为处理战时生产的最高机构。虽然这些机构运作不尽如人意，但美国经济还是逐渐转入战时状态，到1941年年底已有15%的工业生产服务于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时经济动员进入第二阶段，即全面动员时期。国会通过两项重要法规，授予罗斯福以广泛权力，动员经济，从事军工生产。面对过去4年机构效率低下以及民众的不满，罗斯福批准成立了“战时生产委员会”，负责协调工业的转轨。1942年，军工生产迅速增至33%。战时“粮食管理局”“战时人力委员会”“科学研究和研制局”“物价管理局”“战时劳工管理委员会”“经济稳定局”等机构也相继成立，负责各项工作，相互协作，使全国适应战时状态。尽管总体上这些机构的管理效率依然不高，还时常出差错，但在需求的刺激下，美国的生产力突飞猛进。

经济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罗斯福政府推行了一整套符合战争需要的经济政策。首先，严格管制原料的生产和分配。原料优先供应军事生产，限制和禁止非军事部门消费稀缺原料，规定企业的原料储备量，实行标准化及代用品制度，对受管制的原料实行国家直接分配。到1943年年底，列入管制的物资达880种以上。政府还资助和鼓励某些采矿部门增加橡胶与锡产量，投资兴建或扩建生产稀缺原料的工厂。

其次，实施定量配给和物价管制。战时的购买力远远超过社会现存商品，到1942年通货膨胀现象十分严重。罗斯福先后对轮胎、石油、食糖、咖啡、天然气实行配给，第二年又对听装食品、肉类、黄油、燃料油实行定量供应，使战时定量配给的食品达95%。美国政府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缺乏物价管制的教训，通过了《1942年紧急物价控制法》与《反通货膨胀法》，控制住了物价。1942年至1945年，消费品价格仅增长10%。

再次，加大政府支出，重点生产飞机和舰船。罗斯福于1942年1月提出军工生产计划，把飞机和舰船列为重点。飞机制造从1939年的不到6000架上升到1942年的6万架，1943年更是达到12.5万架。战时美国共生产飞机29.7万架，居世界首位，在1941—1943年6月间为盟国提供了价值20亿美元的1.3万架飞机。船厂生产从1939年的23.7万吨上升到1943年的1000多万吨。战时美国武器生产总值达到了近1900亿美元，其中飞机和舰船产值达860亿美元。在集中军需的同时，民用生产也有所增长。如1939—1944年间，加工食品产量增长了41%，毛纺织品产量增长了44%，消费也从1939年的668亿美元增长到1944年的1000多亿美元，增长了62%。

大规模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支出，这大大刺激了经济的复兴，为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一个佐证。自1939年起，政府每年为国家经济注入的资金远远超出大萧条时期各类救济机构的所投资金。1939年的联邦预算是90亿美元，到1945年联邦开支已达1000亿美元。美国为这场战争总共耗费了3200多亿美元，基本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支的10倍。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这笔庞大的开支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征税；二是发行战时公债。政府不仅大幅度提高了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最高税率高达94%，同时也对低收入人群收税，还首次实施了从工资单直接扣除税款这一简单直接的做法。1939—1944年，个人所得税从10亿美元增至197亿美元，公司税从110亿美元增至147亿美元。人均税赋创下了历史新纪录，达到了171美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4倍多，南北战争时的38倍。通过征税，政府得到了所需资金的43.7%，另外一半多资金依靠发行战时公债。美国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公债购买从1941年的490亿美元上升到1945年的1590亿美元。共有8500多万美国人（约占当时总人口1.3亿中的65%）购买了总值约500亿美元的战争债券。

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七次战争公债海报
作者塞西尔·卡尔弗特·比尔，海报上的标语为“现在……团结起来”。这幅海报基于美联社摄影记者乔·罗森塔尔1945年2月拍摄的著名照片《国旗插在硫磺岛上》，代表了美国战时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公债于1945年5 月发行，共筹得1560多亿美元，完全超出预期。

联邦政府在战争期间共向西部提供了总额近400亿美元的基本建设投资，用于工厂、军用设施、交通设施、道路和电站的建设，整个西部发展成为全国最重要的飞机制造与船舶工业中心，连以前以电影业为主的洛杉矶也成为工业发展基地。南部和西南部也成为新兴国防工厂的重要阵地，生产能力上升了50%以上，大大提升了南方的工业生产实力。

最后是制定劳工政策。劳资关系曾是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罗斯福要求加强劳资合作，协调政府、资方和劳工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罗斯福强调保护劳工权利，如提供劳工培训、支付加班费、劳工享有带薪假期等。政府同工会组织达成“维持会员资格”的协议，保证新工人自动成为工会会员。另一方面，罗斯福要求工会组织保证战时不举行罢工，不中断生产。工人不能在战争期间提出有关经济利益的重大诉求。尽管如此规定，战时美国仍发生了1.5万起罢工，大多属于未经工会批准的自发罢工，参加人数达670万人。罢工曾导致政府加强反劳工立法，如1943年的《战时劳资冲突法》规定工会罢工后必须等待30天，授权总统直接接管工厂。尽管劳资矛盾依然存在，但并未影响战时生产，总体上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罗斯福的这些政策基本上是人道的、明智的、有效的。整个战争期间，美国的制造业产出翻了近一倍，农业生产上升了22%，国民生产总值从战前的997亿美元增加到战争结束时的2119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

社会变化 随着生产开足马力，失业等问题一扫而空。人们不仅有了工作，工资也上升了40%多，各阶层收入的分配也较以前公平，两极分化的现象有所缓和。虽然战时实行必要的物价冻结和短缺生活物资的配给制，但是人民生活水平还是有了大大的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彻底摆脱了大萧条的窘迫和沮丧。

战争也使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冲破了许多原先的就业障碍，大批妇女、黑人等少数族裔走上了工作岗位。妇女加入产业工业的行列，有的顶替前往作战的男性，开始涉足以前无法涉足的岗位，尤其是重体力活；有的在政府部门工作，从事秘书、打字、管理等工作；还有的加入陆军和海军妇女预备队，从事办公室工作。整个战争期间，女性劳动力增加了近70%，到1945年，女性已占总劳动力的1/3。女性变得更加独立、能干，也更加忙碌。

战争期间青少年犯罪率呈急剧上升趋势，偷盗、卖淫的比例大幅上升。这种现象或许是与母亲外出工作，疏于照顾有关；或许与整个社会动荡有关；或许也与青少年受教育的比例大大下降有关。14—18岁的青少年中许多人放弃高中教育，直接参加工作，其比例高达1/3以上。战争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许多大学失去了传统生源，不少在校大学生以及教授都加入了参战行列。

这个时期的结婚率倒是得到了大大提高。之前的大萧条使许多适龄青年推迟结婚，如今没有了经济压力，婚姻问题得以解决。除此之外，许多年轻情侣在上前线之前，为了把关系稳定下来提前结婚，导致低龄结婚率上升。因此，与1932年每1000名成人中只有不到8人的结婚率相比，193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将近12人。可以料想的是，伴随结婚率的上升，出现的便是婴儿出生率的上升。人们将1946—1964年出生的婴儿称为“生育高峰”一代或“婴儿潮”一代。整个30年代，美国人口仅增加了300万人，而40年代的前5年就增加了650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妇女加入了战时国防生产

同时，美国社会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一批又一批人穿上军装，先是被运往美国各地进行训练，然后被送往欧洲与太平洋的各个战场。大量的就业机会，尤其是政府安置在一些“不拥挤地区”的国防工业吸引着人们从东向西、从南部乡村向北部城市流动。整个40年代，加利福尼亚的人口上升了50%以上，其他地区，包括作为军工生产阵地的田纳西州橡树岭、华盛顿州以及一些远西部城市也是如此。40年代的人口流动使城市规模越来越大。10年间，纽约、洛杉矶平均人口增长40万人，其他城市，如休斯顿、底特律，也有20万到40万的人口增长。

毫无疑问，战争给美国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不安与焦虑。首先，美国男性士兵2/3以上是应征入伍的，虽然政府不断呼吁人们参加这场“正当的战争”，但绝大多数人并不乐意去送死。全美大约有6000人在被征入伍之后拒绝服兵役或没有进行登记，结果不是坐牢就是强制劳动。1940年，国会通过了《史密斯法案》，规定任何鼓励拒绝兵役的言论都属非法，哪怕是在和平时期。其次，应征入伍的士兵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朝不保夕，这是参战者及其家属必须承受的残酷现实。

另一方面，战争也给美国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轻松乃至自由。大萧条终于结束了，人们手头的钱多了。尽管民用消费品非常紧缺，但有钱花总是好事，人们看到剧院影院的生意再次兴隆，赌场赛马场盛况空前，歌舞厅挤满了听摇摆乐、跳摇摆舞的年轻人，电台数量再创新高，生活类期刊杂志大量发行。同时，战争也造就了自由反叛的一代。在军营，同居的生活为同性恋提供了机会，男同性恋将其视为生命的转折点，女同性恋纷纷加入女兵后备队。军事基地附近的城市首次出现了同性恋酒吧和夜店。除此之外，与军需品有关的大规模大麻种植使得滥用大麻成为可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战后的反叛文化。

少数族裔的生活 战争对美国少数族裔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严重的失业现象消失了，劳动力的短缺使少数族裔得以全部就业，经济状况大大改观。另一方面，种族矛盾稍有缓和，虽然进展不大。

黑人 就黑人而言，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命运。大约有500万人从乡村迁到了城市，人数与规模均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中至少有100万人在北方与西海岸的国防部门找到了工作，掌握了之前无法学到的工作技能。北方与西海岸城市中的黑人人口翻了一番，尽管他们依然住在城中的贫民窟，但群居大大提高了黑人之间的凝聚力，也加强了他们对公平待遇的渴望与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黑人曾踊跃参军，奔赴前线，期望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低下的社会地位，结果却令他们相当失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伍的黑人怀有类似的期待，但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不再是默默地奉献，而是向政府提出了要求。1941年夏天，“卧车服务员兄弟会”主席菲利普·伦道夫认为政府国防合同工厂不应该歧视黑人，他策划了一次华盛顿大游行，声称要组织10万名示威者进军首都。罗斯福害怕事情闹大，力劝伦道夫取消计划，并答应成立“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调查国防合同工厂内的歧视现象。尽管委员会的权限与功效有限，工厂的偏见和虐待也从未停止，但黑人至少在向政府维权方面取得了象征性的胜利。1942年黑人成立“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动员黑人民众反对种族歧视，他们在实施种族隔离的剧院、餐馆举行了一系列静坐示威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

军队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歧视现象也比较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100万黑人入伍，其中约有一半被派往海外。虽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黑人得到了更公平的待遇，如他们第一次被征召进了空军和海军，他们在陆军、海军中分配到了更重要的岗位，某些训练营、战线实行黑白混编等，但大多数黑人士兵从事的仍然是低级仆役性工作，在南部州的军营里，歧视和排斥现象更加严重。另一件歧视事件是战时黑人的血浆与白人的血浆分开存放，且分开使用，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此计划的设计者竟是一位黑人医生，名叫查尔斯·德鲁。

罗斯福政府的工作重点是打赢战争，就像大萧条时期的重点是战胜危机一样，因此不会也不愿花心思在其他不重要的事情上，包括种族矛盾。只要国家团结、目标一致，黑人的诉求可以暂时搁置，除非万不得已，遇到像伦道夫那样的行动才会去应付一下。

印第安人 罗斯福的这种思维也体现在对待其他族裔上。与新政时期鼓励印第安人保留种族文化、建立自治区的政策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政策又回到了以前，要求种族同化。提倡复兴印第安文化的约翰·科利尔被迫于1945年辞去印第安事务专员的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印第安人首次大规模与外界接触，2.4万印第安人参军入伍，许多人在前线英勇作战，如在硫磺岛插上美国国旗的几位士兵之一艾拉·海斯；还有不少人在通信部门工作，用敌人听不懂的印第安语传递信息，作为无线电电码。没有入伍的印第安人在国防工厂工作。印第安人开始接触新人、新物、新思想，适应并接受资本主义文明及其生活方式。

墨西哥裔 大量的工作机会还吸引了大批墨西哥人。1942年，美国政府与墨西哥政府签订协议，规定合同工可以进入美国。此前的大萧条时期，为了给国人腾出工作机会，大约有50万到100万墨西哥人遭到遣返，如今劳动力紧缺，又开始大量雇用墨西哥人。墨西哥人构成了40年代的第一大移民群体，他们中有30多万人参军入伍。

大批墨西哥人的到来给城市带来了问题，冲突时有发生。墨西哥青年追随哈莱姆的着装风格，身穿垫肩的宽大外套、宽松到脚踝的长裤，头戴大号宽檐帽，梳着油亮的鸭尾长发，腰间挂着长长的裤表链。这本来只是一种青年文化，无伤风化，但它冲击着人们的视线，许多保守白人表示反感，将穿戴此类服饰的人称为“佐特套服帮”（zoot suit），认为他们是反叛、犯罪的象征，是对白人社群的威胁。1942年，“战时生产委员会”下令禁产佐特套服，理由是战时服装面料紧张，宽松的佐特套服用料太多。

1943年6月，在洛杉矶发生了一系列暴乱。几次冲突与交手之后，一帮驻扎在长滩的白人水手冲进墨西哥人社区，抓住穿佐特套服的墨西哥人，扒下并焚烧他们的衣服，割下他们的长发，并对他们进行毒打。随后几天，又有数千名白人水手、士兵、平民参与进来，在大街上和电影院里袭击穿佐特套服的墨西哥人，警察不仅给予容忍，还逮捕了500多个墨西哥人。这一连串骚乱导致100多人受伤，种族矛盾升级。暴乱之后，洛杉矶出台新法，禁穿佐特套服。

华裔 华裔在战争期间的地位有一定的改善。一是因为中国是盟国，美国政府开始正面宣传华人形象；二是因为美国华裔以自己的行动为战争作出了贡献。约有22%的华裔男子应征入伍，这一比例超过其他少数族裔；许多华人在各地的军工厂工作，勤奋努力。1943年，国会最终废除1892年的《排华法案》，并允许在美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尽管每年华人移民配额只有100多人，但另有不少妇女可以通过婚姻或其他渠道进入美国。战争前3年，共有4000名华人妇女来到美国。

轴心国移民及其后代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公然践踏公民自由的行为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不宽容以及对个人言论自由的压制要和缓许多。一方面，美国人似乎能够区分纳粹德国政府与德裔美国人、意大利法西斯与意裔美国人并不是一回事，他们接受政府的宣传，知道美国反对的是法西斯、纳粹反动政权，而非人民，因此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去歧视或迫害那些轴心国的移民及其后代。另一方面，意裔与德裔美国人也不再站在母国的立场，不再为法西斯与纳粹的罪恶行径辩护。对美国参战的态度，美国人也更能容忍异见，无论你是袖手旁观还是反对战争，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不会据此抱有敌意，更不会对你上纲上线，采取任何迫害行动。政府曾禁止投递某些具有煽动性的报纸，包括库格林神父的反犹太、亲法西斯报纸《社会正义》，但对异见出版物没有采取过审查政策。

但这种宽容对日裔美国人却是个例外。1942年2月，军方采取“拘禁”政策，并成立“战时迁移委员会”，将西海岸多达10万名日本人迁往内陆的“迁移中心”，实施拘禁。拘禁营环境艰苦，许多日本人作为农业劳工对外雇用。这一政策得以实施，源头之一是由来已久的种族歧视，提起日本人，其形象总是离不开狡猾、邪恶、残忍等特性。珍珠港事件更是坚定了人们对日本人的普遍看法，偷袭事件到处流传，更有传言说日裔美国人要在西海岸接应日本同胞登陆入侵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建议将日裔安置到怀俄明、亚利桑那等内地拘禁营。

“拘禁”政策没有遭到民众的反对，邻居们看着日裔被带走，就像看着迁往他处的邻居一样。日裔感到非常伤心、困惑、无奈，甚至愤怒，有些日裔，如华盛顿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戈登·西拉巴亚西，拒绝迁往拘禁营，最终被定罪入狱。1943年，日裔美国人的处境开始好转。一些年轻人离开拘禁营，去东部学校上学；一些年轻人自愿加入或应召入伍，有一支日裔美国军团在欧洲战场表现突出。1944年，最高法院在“柯瑞马诉讼美国政府案”判决中裁定，“拘禁”日裔属于违宪。同年，最高法院宣布禁止拘禁忠诚的日裔。1944年年底，大多数拘禁者得到释放，日裔终于可以回归家园，只是失望地发现之前的家园与财产已无处可觅。1988年，在拘禁者及其后代的共同努力下，国会投票决定给日裔一定的补偿。然而时隔40多年，许多受害者都已离开人世。

科技发展 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战争刺激了政府的干预和投入，国家利益最终决定了科技发展的方向和力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联邦政府对科技的资助经费每4年翻一番。1916年，国家科学院成立全国研究理事会，协调不同的科研系统，开启跨学科跨机构的大型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间，贝尔实验室等一大批工业实验室和国家实验室宣告成立。新政时期，政府进一步明确了科研是重要的国家资源，并设立国家资源委员会来负责科研事项。1930年左右，美国的技术和应用科学已居世界前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科技发展日臻成熟。联邦政府将科研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其为战争服务。由于希特勒的崛起，大批欧洲科学家，尤其是德国科学家避难来到美国，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科研队伍。1939年爱因斯坦等移居美国，向美国军事机构指出原子能发展的重要意义。年底，罗斯福命令组织铀咨询委员会，1942年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秘密启动，聚集了几千名研究人员，动员10万人力，耗资20亿美元，历时3年，终于在1945年6月16日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除了原子弹，雷达与声纳的出现在战争时期得到了广泛应用，巨型飞机、巨舰、夜间作战飞机、航空母舰等军工制造技术远超其他列强。运筹学、密码学、空气动力学等基础学科蓬勃发展。在生物医学方面，血浆分离保存技术、杀虫剂的研发不仅拯救了战场上无数受伤的生命，使树林作战的士兵免受蚊叮虫咬之苦，而且也为和平时期的人类生活提供了诸多方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全球科技霸主，进入了大科学时代。

对科技和知识的重视是美国的共识与传统。立国者们十分看重知识，认为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进步。他们在宪法第一条第八款中规定：“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科技是美国社会发展和全球战略的关键，早在工业革命发展之时，美国就加快了科技发展的速度。从1860年到1900年，专利局所发的专利特许激增到60多万件。在内战期间，农业是科技的重点，国会通过了《莫里尔授地法》，赠地建农业学校，组建农业部。1863年，国会立法创建了国家科学院，既是国家的学术荣誉机构，又是联邦政府的科学咨询机构。这段时期也是美国高校网络形成之时，美国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开始跃居世界首位。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的科技发明全面开启，科研机构纷纷成立。除了美国气象局、地质调查局等政府机构，发明大王爱迪生于1872年创立了第一个私人研究所，日后成为通用电气公司的研究机构。当时电气方面的发明层出不穷，也正是在电气时代，美国经济由于科技领先而后来居上。

19世纪，美国产生了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人类学家刘易斯·亨利·摩根在1877年发表了《古代社会》一书，提出文化进化理论，科学地论述了文明的起源和进化。恩格斯认为摩根的唯物史观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一样重要，并受其影响，写下了《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数学物理学家乔舒亚·吉布斯是化学热力学的创始者之一，名列20世纪以前最有影响的十大物理学家。物理学家艾伯特·亚伯拉罕·迈克尔逊是美国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曾任国家科学院院长，他对光速的研究与日后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有渊源关系。生物学家托马斯·亨特·摩根也是诺贝尔奖得主，他用果蝇做试验，提出了染色体遗传理论。

进入20世纪，美国的科技仍以应用为主，但1902年成立的卡内基基金会和1913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世界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一共142位，其中美国20位，占1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1994年，全世界获奖科学家人数达282位，其中美国150位，占总数的53%，在各国名列第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科技项目约有60%在美国首先研究成功，75%在美国首先应用。美国也是世界上输出技术最多的国家，年收入可达几十亿美元。美国在基础研究上早已赶超欧洲，全世界科技文献中约40%是美国科研人员的成果。

政府将科技投入看作对未来的投入，对科技的支持包括直接投资、设立科研机构加强领导、立法保护、鼓励科研及科研人员等。总统在内阁中设有国家科技委员会，在办公室中设有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和科技政策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