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与文化

大萧条大大影响了美国的社会文化，国家政治出现激进主义趋势，但进步主义的改革精神依然留存。与20世纪20年代相比，30年代的社会风气更加注重互帮互助，更加在乎个人尊严。虽然总的来说，美国的价值观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资本主义制度仍得以幸存，整个美国社会的根基没有被撼动。

大萧条时期的社会沦陷 30年代是个艰难困苦的时代，对千千万万人而言，生活成了马斯洛金字塔底的吃、穿、住的挣扎。股票投机者一夜之间落得一无所有、负债累累。有人记录道：“到处有人自杀，这种感觉太可怕了，都是我认识的人，真是让人伤心。你在某天看到股价还是100美元，第二天就变成了20美元、15美元。”失业者排队求职，“上千人就像一群阿拉斯加犬一样冲上去抢这几根肉骨头，最后只有4个人能得到工作”。流浪者到处游荡，以乞讨、捡拾残羹冷炙为生。根据1932年9 月《财富》杂志报道，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没有任何收入，此数近于人口总数的28%，还不包括1100万户农村人口。

文献摘录

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罗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有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66岁的内科医生，他临窗刮脸，往外一看，竟有“三个干瘦憔悴、老态龙钟的妇女”（这是他后来的描述）“趴在几个垃圾桶上从里边掏东西”。人们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晚上在纽约街头留神细看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这样的人他“早已到处看见，可是后来到了悲惨绝望的1932年，人数更是与日俱增了。（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74）

大萧条摧毁了人们的信心，给大多数家庭带来了巨大影响。失业男子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有的变得乖戾暴躁，有的自暴自弃，有的离家出走，也有的以自杀告终，这大大降低了家庭的凝聚力。30年代初期的结婚率与婴儿出生率降到19世纪初以来的最低，出生率只有1.84%。到1932年为止，全国已有30万儿童失学，只因教育经费不足。

相对于男性，大萧条对女性的心理影响略小一点。危机强化了女性的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虽然有法律规定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人去政府部门工作，但依然有许多妇女成为“养家糊口的人”，到30年代末，女性工作的比例比大萧条初期增加了20%。尽管如此，30年代中女权运动却几乎归于沉寂，在生存面前，谈论女权近乎奢侈。“国家妇女党”曾在20年代提出《平等权利修正案》，但在大萧条时期，该党几乎销声匿迹。

相对于白人，黑人的境况更为凄惨。黑人基本上没享受到20年代的繁荣，大萧条时一半以上的黑人生活在南方，作为白人庄园主的佃农，靠种地为生。还有相当一部分黑人生活在南方城市，干着白人不愿干的低端工作。随着危机的加深，佃农失去了生活来源，城市低端工作给白人拿走。到1932年，南方有一大半黑人没有工作，有限的救济也优先给了白人，而在北方大城市，失业率也在一半以上。

南方的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在大萧条时期基本维持现状，偶尔也出现一些种族主义事件，影响最大的是“斯科茨伯勒男孩强奸案”，发生在1931年3月。9名十几岁的黑人青少年在由田纳西州开往亚拉巴马州斯科茨伯勒镇的敞篷货车上因斗殴被捕，随后遭到车上两名白人女子的指控，罪名是强奸。医学检查以及其他证据都表明指控不成立，但法院还是匆匆开庭，判处他们有罪，除了年龄最小的13岁男孩，其余8名被判死刑。许多自由派团体为被告仗义执言，共产党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也都介入此案。案件迅速轰动全国，引发争议，两次上诉到最高法院，成为里程碑式的重大案例。最高法院在两个相关案件中驳回了原来的死刑判决，并作出了两个对美国司法制度具有深远意义的裁决：一是必须为被判死刑的贫穷被告提供足够的律师援助，二是不能因为种族原因将黑人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因此本案也被视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先声。经过多次上诉和改判，9名被告最后无一被执行死刑，大多被释放或假释，其中一名逃离监狱，后在另一个案件中被判谋杀罪入狱，一年后在狱中死于癌症。另一名假释后隐匿起来，直到1976年才被发现，得到阿拉巴马州长华莱士的无条件赦免。

类似的种族歧视还发生在墨西哥裔与亚裔身上。墨西哥不受1920年美国移民限制，进入20世纪后移民人数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到30年代大约有200万人，主要居住在美国西南部地区，从事矿产及农业耕种，也有些人在东部工业城市从事低技术低等级的工作。大萧条使他们像黑人一样成为失业前锋，有约50万人被迫离开美国回到墨西哥。亚裔的命运也类似，即便在大萧条之前，受过良好教育也难以入职主流社会，大萧条之后更是落入失业贫困的深渊。城市生活中最常见的是日裔卖水果、华裔开洗衣店，他们聚居在自己的街区，成为城市特有的贫民窟。

艰苦岁月苦不堪言，但整体上，贫穷对美国人价值观的影响不是太大。新政之后，许多人开始相信政府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力，愿意与政府合作，因为单靠个人奋斗已无法改变自身处境。贫穷并没有使美国人堕落，尽管有些地方抢劫偷盗事件时有发生，但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打、砸、抢现象。有人故意在林地放火，为的是希望能被雇用去当消防员；有人抢劫是为了填饱挨饿的肚子；更多的人是责备自己，有些人甚至闭门不出，羞于面对自己失去工作的现实。贫穷并没有使多少人失去尊严，令人肃然起敬的例子倒有不少。罗恩·拉什在《炽焰燃烧》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生活拮据的雅各布夫妇因为家中鸡蛋失窃，怀疑是邻居哈特利家的狗所为。当雅各布太太当面向哈特利询问此事时，哈特利一边用食指抚摩爱狗的头颅，一边用刀刃切开了狗的气管，以证明其清白。后来，雅各布先生发现偷窃鸡蛋的是哈特利的女儿，虽然贫穷，他心里却明白不能将此事告诉女孩父亲哈特利，甚至他自己的太太。就像这个故事所讲述的，时世虽然艰难，人性却并未泯灭。

激进主义的兴起 当然，愤怒的人也不少，他们激烈抨击整个体制，认为那才是造成问题的根源，激进主义的兴起就是这一思想的表现。激进主义原本指对任何一种主义所持态度的彻底性，在历史上并不专指左派。美国是有激进主义传统的，最早移民普利茅斯的清教徒就具有激进主义性质，但现在说的美国激进主义，主要指的是左派——20世纪30年代的老左派和60年代的新左派，他们的特点是反对现存秩序。激进主义虽然有时声响很大，但在美国人口中始终只占极少数，也只活跃于个别时期，而且从未在历届政府或主流社会中占据过主导地位。

传统的激进主义根植于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30年代老左派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大萧条，但根源还是针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萧条只是触发了积聚已久的社会问题罢了。老左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吸引，渴望进行社会变革，同时帮助自身走出困境。红色苏联的经验深深震撼了他们，他们倾向于共产主义，加入共产党，加入反法西斯左派组织“人民阵线”，动员工人阶级作为主体去反对代表大企业利益的资本主义。在“人民阵线”的影响下，许多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社会批评团体，成员包括约翰·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在红色的30年代，有些人公开拥护共产主义。埃德蒙·威尔逊在前往苏联考察后回来说：“苏联是世界上道德之顶峰，那里一片光明，永存不灭。”许多知识分子支持西班牙内战，一些年轻人还组成“亚伯拉罕·林肯纵队”，奔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

美国共产党一直对新政持反对立场，他们支持工人罢工与劳工运动，同情黑人，左翼运动一时搞得轰轰烈烈。到了1935年，斯大林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人民阵线，美共于是转而赞扬新政，左翼运动开始分化，尤其是1936年“莫斯科审判”和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署“钢铁盟约”后，许多美共人士对苏联共产主义感到失望，遂抛弃共产党，成为坚定的反斯大林主义分子。

大萧条时代的文学 受激进主义的影响，30年代的文坛出现了两类文学，一类是以工人阶级为主角的无产阶级文学，另一类是左派激进主义文学，它们继承发扬现实主义的传统，向社会制度提出挑战。除此之外，以威廉·福克纳为主的南方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政治话语在美国确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这一话语在人们心目中的替代品。换言之，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是伴随资产阶级文学的衰败而出现的，它肩负的是代替乃至超越资产阶级文学的使命。随着大萧条的到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以及社会不公的出现，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的心情犹如埃德蒙·威尔逊所表述的：“对于在大商业时代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作家和艺术家来说……这些年不是令人沮丧而是令人兴奋的。对于那个愚蠢的巨大骗局的崩溃，我们禁不住感到欣喜若狂。我们有了一种新的自由感与权力感。”左派知识分子普遍相信旧的问题将逐渐消失，美国的文化复兴将成为一种看得见的前景，他们将不再孤立于社会，将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成为文化复兴的先驱以及改变社会的中心力量。

到1935年，大量无产阶级小说走向公众。杰克·康罗伊的《被剥夺权利的人》揭示了煤矿工人的艰苦生活；詹姆斯·法雷尔的《斯塔兹·朗尼根》描写了年轻工人所遭受的失落和苦难。其他比较有影响力的还有阿诺德·阿姆斯特朗的《烤焦的土地》、罗伯特·坎特韦尔的《富裕的国土》、迈克尔·戈尔德的《没有钱财的犹太人》等。无产阶级文学的初衷是为了强调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但它受到党派操控，逐渐成为一种政治工具，蜕变为披着无产阶级文学外衣的党派文学，结果作品质量粗糙不说，政治内涵还特别教条，成不了经典也在意料之中。

与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不同，另外一些作家也在批评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他们避开了党派路线，成为30年代左派激进主义文学的经典。约翰·多斯·帕索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在《美国》三部曲中展现了自由派在经受大萧条时的失望和愤怒。小说以宽广的视角、错综复杂的结构、悲观的论调，编织了5个主要人物和一群次要人物的故事，还穿插一些“新闻纪实”以及人物速写，被看作一部美国现代的民族史诗，涵盖了美国世纪初30年间的社会万象。大萧条过后，多斯·帕索斯抛弃他的激进思想。

或许反映大萧条时局最有名的作品是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小说描写了大萧条时期濒于绝望的农民乔德一家的苦难和愤怒。俄克拉荷马州的大片农田久旱无雨，广大农民陷入绝境，穷困潦倒的乔德一家被迫背井离乡，乘坐一辆破旧的老式福特牌汽车，向西穿越难行的沙漠，到加利福尼亚寻找安居的乐土。小说生动再现了“大沙碗”地带荒凉的土地、加利福尼亚的壮丽、水果采摘者精疲力竭的劳作，描绘了受压迫者的忍耐与困惑、剥削者的残忍与激进分子的愤恨。《愤怒的葡萄》被视为美国现代农民史诗，1940年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题目中的“葡萄”源自《新约·约翰福音》第15章中耶稣的一句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斯坦贝克用“葡萄”代表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他们的愤怒就像小说中这句话所说的：“在饥饿者眼中，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愤怒。在人们心中，愤怒的葡萄正在充盈，变得越来越重，可以收获酿酒了。”

相比多斯·帕索斯与斯坦贝克，托马斯·沃尔夫作品的政治色彩要淡很多。沃尔夫在38年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4部重要作品：《天使，望故乡》、《时间与河流》、死后出版的《网与石》与《你不能再回家》。所有作品都具有自传性质，主人公是个游走于各地、目睹社会惨状的青年，沃尔夫细腻的描写将人物的苦闷、理想与人生追求揭示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有人赞美他的作品是“美国版的《追忆似水年华》”。

与激进主义作家不同，威廉·福克纳则以另一种方式回应着这个时代。福克纳或许是美国现代小说家中最出色的，他与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同年，出生于1897年，但其文学创作与沃尔夫一样到30年代才臻于成熟。福克纳一生共写有19部长篇小说与12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15部长篇与绝大多数短篇故事都发生在一个虚构的神话般南方小镇——约克纳帕塔法县，最著名的是写于1929—1936年之间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殿》《八月之光》和《押沙龙，押沙龙》。整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气势磅礴，涉及好几个家族好几代人的生活，时间跨度从1800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展现了美国南方的兴衰变迁。

福克纳本质上是位悲观主义者，但他的小说时悲时喜。小说中的人物不断经历着极度强烈乃至难以忍受的感情折磨，时代的变迁浸染着人物心理的复杂变化。福克纳是美国小说家中最早成功运用意识流手法的大师，多角度叙述和叙事中的时间推移手法使其小说具有明显的空间形式小说的特征。福克纳的语言风格也独具一格，他喜欢使用绵延婉转、结构繁复的长句以及精雕细琢的语词，与海明威简洁明了、干脆利落的风格迥然不同。福克纳的晚年创作依然保持着同样的高水准，这是他超越许多同时代作家的地方。1949年福克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威廉·福克纳（1897—1962）

与福克纳同时代的重要南方作家还有凯瑟琳·安·波特和罗伯特·佩恩·沃伦等。沃伦作品甚丰，他的政治小说《国王的人马》的主人公以30年代路易斯安那州的政客休伊·朗为原型，寓意深刻，是美国长篇小说中的佳作。

新政中的黑人、妇女、印第安人 新政逐渐扭转了大萧条的局面，尤其是帮助许多人恢复了信心，让他们熬过难关。这与政府所提供的各种救助计划直接有关，尽管这些计划还不能惠及所有的阶层、种族和地区，但相比于之前，受歧视的美国人的处境开始好转。

在对待黑人方面，新政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尽管比较有限，因为各种救助计划虽未完全排除黑人，但依然是黑白有别。“田纳西河流管理局”不接受黑人工作，“联邦住房署”拒绝为想在白人居住区居住的黑人提供房贷，“国家复兴署”规定相同工种黑人的工资比白人低，“公共事业振兴署”只将低技能、低工资的工作给予黑人，黑人的失业率依然是白人的两倍。但新政政府还是给予了黑人一定程度的同情，这个时期政府给予黑人的帮助超出了格兰特政府以来的所有政府，到1935年，大约有1/4的黑人在接受政府某种形式的救助。

新政政府对黑人也比较友好。罗斯福任命了好几个黑人担任重要公职，如查尔斯·福曼为内政部助理、玛丽·贝休恩为“全国青年黑人署”的黑人事务部领袖，他还组成一个被称为“黑人内阁”的非正式政府官员联络网，磋商相关问题。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一直致力于宣扬种族平等，协助丈夫和政府解决黑人歧视问题。1939年，埃莉诺帮助被拒绝在音乐厅演唱的黑人歌手玛丽安·安德森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演唱，吸引了7.5万观众。黑人报纸《芝加哥卫士报》在报道中这样赞美埃莉诺：“就像直布罗陀岩石一样，屹立在那里，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免受肆意践踏。”这一事件成为现代最早的一次民权示威活动。

政府的帮助给黑人带来了希望。自内战之后，大多数黑人都投共和党的票，1932年依然如此，但到1936年，90%以上的黑人都改投了民主党，这一历史性的转向标志着随后几十年民主党政治联盟的开端。黑人支持罗斯福是出于与白人一样的态度，他们感觉罗斯福亲切实在，他们明白大事当前政府没有将改善种族关系排上议事日程，因而也不抱任何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与对待黑人一样，新政也不歧视妇女，虽然也不鼓励女权。罗斯福任命了美国第一位女部长——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还雇用了100多位其他女性担任政府下层机构的工作。总统能任命女性高官，总统夫人的影响功不可没。埃莉诺·罗斯福同情劳工、黑人等下层平民，热衷于社会活动，她奔走于全国各地，树立了第一夫人的新形象，赢得国内外的普遍尊敬。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女性是玛丽·威廉斯·杜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女性部的负责人。

总体上，新政给予妇女实实在在的帮助并不多，一是基本上没有给妇女提供就业机会；二是“社会保障计划”不包括家政服务、餐馆服务等女性从业聚集的行业，即便“国家复兴署”实行的也是以性别、种族为基准的工资标准。

而对于印第安人，新政政府倒是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之前，美国政府对于印第安人的基本政策一直是鼓励同化。三个世纪以来，白人社会都将印第安人看成是“野蛮人”，认为他们落后，与文明格格不入。1924年，国会将公民权给予了印第安人，结束了历史上印第安人非公民的历史，可是大萧条的来临很快使32万生活在保留地上的印第安人陷入贫困。

1933年，罗斯福总统任命约翰·科利尔负责印第安事务，标志着印第安政策的新的开始。科利尔是位社会工作者，1925年成为具有改革倾向的印第安杂志《美国印第安人生活》的编辑。科利尔在新墨西哥州接触了印第安部落文化之后，感触颇深。他受文化相对主义人类学家的影响，相信文化没有天然的高低之分，上任后便以一种多元主义的姿态提出一项立法，希望能保留印第安文化，同时还要帮助他们摆脱经济危机。1934年，国会通过《印第安整改法》，该法废除了《道斯法案》的土地分配制度，将之前印第安人丧失的9000万亩土地中的400万亩陆续归还到他们手里。该法还让印第安人建立自己的部落政府，其权力与城市相等。这些倾向于印第安人的政策为其生存与重建提供了有利条件，但还是无法解决已经积患成疾的“印第安问题”。作为少数民族群体，印第安人依然处于社会最底层，属于最贫穷的那部分人口。

通俗文化 大萧条使美国人一下子从歌舞笙箫的爵士乐年代跌入贫困的谷底，没有了工作、没有了钱，甚至没有了住处，娱乐更是谈不上了。大萧条初期，唱歌跳舞少了，看电影也少了，但美国人没有因此成为苦行僧，至少还有一样东西可以提供娱乐，而且不用花钱，那就是收音机。

广播 大萧条造就了美国广播的黄金时代。1930年全国有612个广播电台，到1940年发展到815个，广播听众远超报纸读者。整个30年代，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台收音机。收音机兼具传播新闻、传递信息、宣传广告以及提供娱乐的作用。尽管当时的广播电台也播送政治宣传类节目，但大多数是逃避现实的娱乐类节目，出现了一系列深受欢迎的经典作品，如模仿讽刺都市黑人的喜剧节目《阿莫斯和安迪》、改编自30年代连环漫画的娱乐节目《超人》与《至尊神探迪克·特雷西》等，还有各类体育比赛、音乐节目、“肥皂剧”、广播剧等。广播剧以其绘声绘色的魅力成为一大新宠。1938年10月30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火星剧场”播出《火星人入侵地球》，改编自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星球大战》，听众多达600万人。广播剧运用逼真的音响效果，许多听众信以为真，造成极度恐慌，人们四处逃散、躲藏、哭喊、祈祷。

电影 大萧条的前几年，看电影似乎是不可能了，但到30年代中期，许多人，即便是领取救济的，也恢复了看电影的习惯。一是电影票价格不贵；二是电影从默片转到了有声，并逐渐从黑白变成了彩色；三是电影进入了好莱坞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大量优秀的经典作品，类型涵盖故事片、纪录片、传记片、歌舞片等，细分则又可分出爱情片、喜剧片、西部片、侦探片、恐怖片等。

爱情片、喜剧片一直是深受观众欢迎的类型，1934年弗兰克·卡普拉导演的《一夜风流》大获成功，成为喜剧片的范本。卡普拉随后又拍出《迪兹先生进城》《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等影片，并以《一夜风流》《富贵浮云》和《浮生若梦》3部影片连续3次荣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1959年，美国电影协会授予他大卫·沃克·格里菲斯奖。1982年，他又获得终身成就奖。

西部片也称牛仔片，以传奇化的西部开发为背景，尤其是内战后到边疆封闭这段时期，反映了当时采矿、建铁路、养牛、和印第安人较量等社会状况。约翰·福特是西部片的泰斗，他1938年执导的《关山飞渡》是西部片的早期代表作，后来还有揭示社会问题的《愤怒的葡萄》等影片。警匪片也就是犯罪片，描写一些向社会秩序挑战的硬汉类型。西部片的背景是雄浑的大自然加马背上的英雄，警匪片的背景是喧嚣的城市加汽车里的强盗。

但30年代的电影还是以搞笑、讽刺和逃避现实的居多。好莱坞仍然坚持严格的审查制度，原因是电影所产生的广泛影响。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表达自由，美国不存在联邦一级的审查机构。为增强自我审查，1922年好莱坞成立了“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威尔·海斯任主席，该会在1945年改名为“美国电影协会”。1930年，协会在教会等方面的配合下，通过了电影伦理的“海斯法规”，严格限制表现凶杀、淫秽等内容。这些规定再加上好莱坞本身的商业趋向和标准化生产，使影片逐渐显得程式化和商业化。情节未必需要真实，但浪漫情调却不能没有，尤其要做到表面的完美无瑕，好将观众带到他们梦想的世界中去，由此好莱坞也被称为“电影梦工厂”。

制片厂体制在三四十年代达到全盛期，当时好莱坞这个电影帝国主要由5个大公司和3个小公司组成，控制从剧本、表演、拍摄、制作到放映的全部环节。5家大公司是派拉蒙公司、米高梅公司、华纳兄弟公司、20世纪福克斯公司和雷电华公司。3个小公司是环球公司、哥伦比亚公司和联美公司。大公司除拍片外还拥有自己的发行和放映网络，小公司拍完片则须依赖大公司的网络发行。当时，这8家公司年产电影450部左右，完全以流水线方式制作。制片人是制片厂政策的执行人，也是影片制作的总管家，负责组织分工，监督从剧本到推出的所有阶段，并有权撤换导演和演员。导演在当时更像个技师，有的导演连最终剪辑权都没有。

《乱世佳人》
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又译《飘》）于1939年上映，电影改编自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南北战争及之后一位农场主女儿的传奇人生以及整个社会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电影的特写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演员身上，观众喜欢的演员能够创造极高的票房价值。环球公司首创明星制，演员不用艺名而用真名。名演员以高薪聘用，片酬可达上百万，如喜剧明星卓别林、马克斯兄弟，偶像明星克拉克·盖博、葛丽泰·嘉宝、贝蒂·戴维斯，童星朱迪·加兰、“微笑天使”秀兰·邓波儿等。这些明星给挣扎在贫困中的美国人带来了极大乐趣。罗斯福曾说过：“只要我们有秀兰·邓波儿，我们的国家就没事。”当然，他们也留下了许多不朽佳作，如卓别林的《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马克斯兄弟的《野鸭汤》《歌剧院之夜》《在马戏团》，克拉克·盖博的《一夜风流》和《乱世佳人》，葛丽泰·嘉宝的《茶花女》和《安娜·卡列尼娜》，贝蒂·戴维斯的《女人女人》和《红衫泪痕》，朱迪·加兰的《绿野仙踪》，秀兰·邓波儿的《小公主》《小安琪》《小情人》等。

动画片制作也进入高峰。1928年，沃尔特·迪士尼推出世界首部有声动画《威利汽船》，轰动一时。之后，迪士尼又陆续推出多部米奇短片，并创作了一系列其他动画。30年代许多诙谐幽默的动画经典都成为动画历史发展中的精彩篇章，如：世界第一部彩色卡通《花与树》、首次出现唐老鸭这一形象的《聪明的小母鸡》（1934年）、第一部彩色米奇动画《米奇音乐会》（1935年）和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白雪公主》（1937年）等，其中《花与树》曾于1932年荣获奥斯卡特别奖。

建筑、视觉艺术、音乐 大萧条不仅带来了广播与电影的黄金时代，也带来了建筑、视觉艺术、音乐上的诸多成就。

建筑上的成就有些是依靠政府项目完成的，也有的是大企业建造的。大萧条初期，胡佛政府不惜借债修筑大量公共设施，尽管未能挽救危机，但还是留下了不少后人引以为傲的建筑物。仅在纽约曼哈顿，摩天高楼就一座座拔地而起。1930年，73层283米高的曼哈顿信托银行大厦耸立于华尔街，成为纽约第一高楼，1995年该楼被唐纳德·特朗普买下，更名为特朗普大厦。1930年5 月，77 层320米高的克莱斯勒大厦落成，高度超越曼哈顿信托银行大厦。1931年5月，120层381米高的纽约帝国大厦落成，仅用了14个月的时间，成为当时世界最高建筑。1931年建成的还有57 层226米高的城市银行-农民信托大楼、60 层216米高的位于第五大道的500 号大厦、50 层199米高的华尔街一号大厦、50 层195 米高的位于莱辛顿大道的570号大厦、47层191米高的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等。1932年建成的有66层290 米高的位于派恩街70 号的美国国际大厦。1933年开工建设了69 层259 米高的通用电气大楼和拥有19栋商业大楼、跨越3个街区、占地22英亩的洛克菲勒中心。通用电气大楼顶部被称为“巨石之巅”，是著名的观景平台，那里视野开阔，可以360度鸟瞰曼哈顿全景。

这些摩天大楼设计各有特色，造型古朴庄重、沉稳大气，体现了典型的美国摩天大楼装饰艺术风格。克莱斯勒大厦带有汽车时代的特色，细针状的尖塔和尖顶装饰的轮毂罩可谓20世纪摩天大楼设计的典范。

除此之外，胡佛政府在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的黑峡，规划建设了一个超级水坝——巨石水坝，1931年4月开工，1936年3月建成。水坝集防洪、灌溉、发电、航运、供水和沙漠改造于一体，后来国会将水坝命名为“胡佛水坝”，数十年来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水电站。

克莱斯勒大厦
克莱斯勒大厦被认为是装饰艺术建筑学的杰作。1929年克莱斯勒敞篷车上用的装饰就是61楼角落的老鹰。

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国家纪念公园（俗称美国总统公园）的4位总统纪念像
从左到右分别为：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西奥多·罗斯福和亚伯拉罕·林肯。从1927年10月4日开始，格曾·博格勒姆和约400名工人花了整整14年时间雕琢而成，巨像高达60英尺（约合18米）。

格兰特·伍德的著名画作《美国哥特式》
画中女性以伍德姐姐南·伍德·格雷厄姆为原型，男性以其牙医为原型，身后是带有哥特式窗户的房屋。画中人物表情隐忍，透露出一种神秘，被称作为“美国的蒙娜·丽莎”。此画也被看作是与自由女神像、芭比娃娃、野牛镍币和山姆大叔齐名的五大美国文化象征之一。

罗斯福时期加大了政府公共建设力度，建造了旧金山金门大桥和奥克兰海湾大桥。前者于1933年开工，1937年完成，耗资达3550 万美元，使用了10 万多吨钢材，成为近代桥梁工程的一项奇迹，1957年之前一直是世界最长的悬索桥；后者于1933年开工，投资7700万美元。1933年还在田纳西河主要支流耗资3600万美元，建设了全长570米、高81米、集水电和防洪于一身的“诺里斯大坝”。

雕塑家格鲁·博格勒姆在“公共事业振兴署”的资助下，完成了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上的4位总统纪念像。这4位总统分别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西奥多·罗斯福和亚伯拉罕·林肯，代表美国前150年的历史。

30年代的绘画发展也得益于政府项目，如“公共工程艺术计划”以及后来的“联邦艺术计划”。这些计划根据美国的文化和历史选题，雇用了几千名艺术家，为许多公共建筑创作大型壁画，公众则通过买票参观展览来支持艺术家。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如杰克逊·波洛克和威廉·库宁在30年代都参与了“联邦艺术计划”。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中西部画派，代表人物有：表现爱荷华农民和农村景象的格兰特·伍德，代表作为《美国哥特式》；表现密苏里边疆精神与乡村生活的托马斯·哈特·本顿；以及以大草原为主的约翰·斯图尔特·柯里等。30年代当然也产生了政治抗议的艺术，宣扬社会正义，如本·尚创作了以矿工罢工为题材的作品，还有画作描绘被处决的无政府主义者萨柯与凡泽蒂。

大萧条还催生了大批优秀的摄影作品。新政时期，为了缓解大面积的农村贫困，1935年创建了“农场安全管理局”。当时管理局派了大批记者前往全美50个州，拍摄记录美国“最脆弱时期”的农村生活，为“新政”寻求支持。当时许多著名摄影师都参与了这个项目，如多罗西亚·兰格、亚瑟·罗特斯坦、拉瑟尔·李、沃克·埃文斯、爱 德 华· 斯 泰 肯 等。在1935年 至1946年间，管理局人员共拍摄了超过17万张照片。

在音乐方面，30年代爵士乐中心从芝加哥转到纽约，风格也向摇摆乐转变。摇摆乐是一种新的爵士乐形式，似乎专门为伴舞改编，每小节有四拍，因此也称为“四拍爵士乐”。曲调动听活泼，节奏鲜明，有很强的艺术性和挑逗性，听到这种音乐，不禁会扭摆身子翩翩起舞，因此深受白人中产阶级喜爱，成为跨越种族禁区的第一种通俗音乐形式。

摇摆乐最初在20年代由黑人音乐家弗莱彻·亨德森于纽约哈莱姆尝试改编。1934年亨德森开始与白人音乐家本尼·古德曼合作，1935年改编曲目在古德曼乐队演奏后一举成功，不久便在电台、乐队广泛演出。人称“公爵”的爱德华·埃林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作曲2000多首，还身兼指挥和钢琴家。埃林顿的大乐队在哈莱姆的棉花俱乐部夜复一夜地演出，声名大噪，成为纽约一景。除了埃林顿与古德曼，使年轻人同样蜂拥追捧的还有康特·贝西、阿提·肖、汤米·道尔西等的大乐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格伦·米勒成为美国士兵心中的“男神”。因此摇摆乐盛行的30年代又有爵士乐历史上的“大乐队时期”之称。人们从摇摆乐中找到了解脱与快感，就像埃林顿在1932年一首歌中所唱的：“没有摇摆，生活毫无意义。”

多罗西亚·兰格的“移居的母亲”
1936年3月摄于加利福尼亚州尼波莫。作品中的女性表情坚毅迷茫、衣服残破粗劣、脸上布满皱纹，是一位7个孩子的母亲。根据兰格回忆：“这个饥饿绝望的母亲，就如同磁铁般地吸引着我向她走去……我从同一个方向按了5 次快门，且一张比一张靠近她……她说她今年32岁，全家一直依靠附近野地里的蔬菜和孩子们抓回来的野鸟果腹，她也曾卖掉车子的轮胎以换得数天的食物。”

同期，百老汇还创作了许多流传至今的经典音乐剧，如乔治·格什温和艾拉·格什温的《笙歌喧腾》《疯狂女孩》《我为你歌唱》和科尔·波特的《万事成空》《红与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