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危机的来临

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纯属始料未及。在总统大选前的1928年8月，共和党候选人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宣称：“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最终战胜贫穷。”同年12月，即将离任的柯立芝宣布：“我们国家可以满意地看待现在，乐观地展望未来。”但没过几个月，两位总统的乐观就被残酷的现实摧毁，美国史上最严重、最持久的经济危机来临，不仅影响美国，而且殃及世界。

1928年大选 1928年的柯立芝处于盛世巅峰，但他告知记者：“我决定不参加1928年总统竞选。”共和党一致推举胡佛为总统候选人，胡佛时任柯立芝的商业部长，尽管柯立芝本人并不支持胡佛成为接班人，但为了避免党内分裂，没有公开表示反对。柯立芝曾这样说过胡佛：“6年来那个人一直在主动给我提建议，但都是些烂点子。”

赫伯特·胡佛（1874—1964）

胡佛于1874年8月10日出身于爱荷华州西布兰奇的一个贵格会家庭，父亲杰西·胡佛是个铁匠。胡佛6 岁时父亲去世，9 岁时母亲赫尔达·明索恩也随后去世。胡佛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兄妹3个孤儿先后由叔叔阿伦·胡佛和舅舅约翰·明索恩抚养长大。胡佛后来进入斯坦福大学，读了地质学，学习勤奋优异，毕业后在中国、缅甸、朝鲜、澳大利亚等许多地方从事矿业、铁路、冶金等业务，成为地矿专家以及矿业富豪。

理科出身的胡佛具有很强的管理才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伦敦担任美国救济委员会主席，曾帮助12万名贫困的美侨返回美国。之后因救援比利时和法国工作出色而名扬全国，被誉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美国参战后胡佛被召回华盛顿，担任美国粮食总署署长。20世纪20年代，胡佛一直在共和党政府中任商业部长。

1928年大选，胡佛作了7次演讲，强调个人主义和机会均等，把社会各阶层自愿合作的“美国体制”作为自己追求目标。在具体政策措施上，他强调持续繁荣，认为自己具有引导国家走向持续繁荣的条件，因而美国商界普遍支持胡佛。

民主党推出的候选人是阿尔弗雷德·史密斯。史密斯在纽约下东区的贫民窟长大，在“坦慕尼会堂”受过训练，在很多方面是胡佛的反面：信奉天主教，反对禁酒，关心弱势群体；而胡佛是教友派信徒，支持禁酒，对黑人和移民没多大兴趣。尽管史密斯也擅长管理，思想上也趋于保守，也认同美国的资本主义，但天主教信仰以及反对禁酒的态度使他在乡村地区不受欢迎，他在商界的影响力也明显不如胡佛。最终，胡佛以444对87的选举人票大获全胜。整个西部，除马萨诸塞与罗得岛外的东北部，所有以往支持民主党的边境州，甚至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都转向了共和党。经济的持续繁荣以及史密斯的弱点成就了胡佛的当选。《华尔街日报》在庆祝胡佛就职时表示：“政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商业打成一片。毫无疑问，胡佛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商业总统，他将是美国第一个商业总统。”

文献摘录

共和党在战后接管政府时，我们面对一个明确国家生活性质的问题。在过去150年里，我们建立了一种自治的形式和一种我们特有的体制，从根本上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体制，它就是“美国体制”。它与地球上曾经形成的任何政治和社会体制一样确定和积极。它是建于一种特定的自治观念，其根基就是权力分散的地方职责。不仅如此，它还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只有通过有序自由和个人的机会平等，个人的主动性和创业精神才会推动进步行程。我们的体制在坚持机会平等中迈进，超越了全世界。（赫伯特·胡佛：《论“美国体制”》，1928）

股市大崩溃 然而，料想中的商业总统宣誓上任后还不到一年，整个国家的气氛就发生了突变。美国的经济在20年代一直保持上升劲头，人们一味乐观、自信、憧憬，却漠视经济发展已经留下的隐患。建筑行业的不景气早在1927年就已初露端倪，却没有引起足够警惕，更无人将它视为工业衰退的征兆。

1928年春，美国的股票持续上扬，胡佛与柯立芝的乐观进一步刺激了股市。1929年春，股市节节攀升，比1928年年初涨了200点，投机热潮席卷全美。5月到9月间股票平均价格上升了40%以上，成千上万的股民将自己的积蓄投入股市。9、10月间股市开始出现摇摆，但股民们并未意识到灾难即将来临，甚至一些知名学者也失去了冷静。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认为，股票价格达到了“持久的高位平衡状态”，很快会恢复上升势头。10 月21日，股市开始暴跌，全天抛售600多万股，24日又一轮下挫，惶恐的股民争相抛售，一天的交易量高达1300万股，损失高达3 亿美元，史称“黑色星期四”。当天中午，摩根公司和其他大银行决定出资托市，暂时稳住了股票价格，胡佛总统也出来安慰民众：“国家的商业……有牢固和繁荣的基础。”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周末，10月28日，道琼斯工业指数便狂泻三十多点，日跌幅达13%，已经没有人再出面救市。29日，史上“最糟糕的一天”来临，股市彻底崩盘，一天抛售量高达1600万股，损失达14亿美元，许多公司的股票变得一文不值，史称“黑色星期二”。此后股市下跌势如破竹，已经毫无挽回余地。从1929年9月到1932年7月，工业指数从452点降到了58点。到1933年7月，美国股市上的股票价值只相当于1929年9月的1/6。前后10年，股市未能恢复元气。

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之后的股市大崩溃

股市大崩溃引发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次经济萧条，历时最长，打击最严重。从1929到1932年，工业生产水平下降一半以上，国内生产总值从1040亿美元下降到590亿美元，失业人数从不到100万人上升到1200万人，相当于总劳动力的25%。全国国民收入从810亿美元降到490亿美元，劳工平均工资下降40%，农场收入更是减少了一半以上。企业纷纷破产，在1930—1933年间，5000多家大小银行倒闭，900万个储蓄账户总共25亿美元的储蓄瞬间蒸发。在银行存款没有国家保护的情况下，每家银行的倒

芝加哥的一个救济所
这是芝加哥的一个救济所，每天免费为3500名失业者提供咖啡、粥与甜甜圈。这家救济所之所以能维持下去，是因为老板是实力雄厚的芝加哥黑社会巨头阿尔·卡朋。

闭都意味着存户一生的积蓄付之东流。多少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存款，失去了房子，失去了农场，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欧文·费雪这位大经济学家几天内就损失了近千万美元，从此负债累累，再也没能翻过身来，终因穷困潦倒死于1947年。

城市到处可见无家可归者留宿街头，人们排长队提款，排长队找工作，排长队领取一份勉强充饥的救济食品。一份工作常常有两三千人申请，失业者天天徘徊街头，寻找一份并不存在的工作。据说有将近200万人，包括为数不多的女性，干脆爬上货车车厢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成为盲流。以前只为少数穷人提供的救济远远满足不了如此庞大的等待救济的人群，有的救济所破产倒闭，剩下的门口天天排着饥饿的人们，有的队伍长到几个街区之外。无数人在垃圾桶里翻拣食品；无数人等在餐馆旁边，希望得到一点残羹剩饭；无数家庭失去了房子，有的凑合住在破汽车里，有的住在空的下水道管子里，也有的住在用包装箱、破木箱、废木料、硬纸板、残砖破瓦等搭成的窝棚中，这些地方被讥讽为“胡佛村”；还有无数人干脆就在公园、车站、街道角落等公共场所过夜。

俄勒冈波特兰郊外的“胡佛村”

沙尘暴来袭
亚瑟·罗特斯坦的著名摄影作品：沙尘暴袭来时，一位农夫与两个孩子快速躲回自家破旧的屋棚。照片摄于1936年4月俄克拉荷马州锡马龙县。

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情况更糟。1/3以上的自耕农失去了土地，农业收入下降一半以上。南部和西南部地区还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旱灾之一，由于雨量下降和持续高温，从得克萨斯向北一直到南、北达科他州，原来富饶的农场耕地几乎变成一片荒漠，导致沙尘暴不断，仅1934年一年就出现了22 次。沙尘暴来势凶猛，席卷整个平原，常常是遮天蔽日，因此这一区域有“大沙碗”之称。环境恶劣再加上经济萧条，导致成千上万个家庭放弃农场，纷纷逃往加州，到那里后又不得不接受最低工资，从事采摘和收割。这些逃荒移民中以俄克拉荷马州人居多，故被称为“俄基人”。

得天独厚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地堕入贫穷的深渊，也从来没有如此丧失过自信和自尊。年复一年，经济毫无起色，人们对复苏濒于绝望。

大萧条的原因 股市大崩溃的直接原因是大规模狂热而不顾后果的股票投机。1921年，美国资本市场新发行的证券有1822 种，到1929年升至6417种。由于20年代股票的不断升值，许多美国人将炒股视为迅速致富的捷径，不仅用自己的资金炒股，还进行融资购买；不仅私人炒股，企业也贷款炒股，形成了电梯工、接线员、报童和金融巨头一起玩股票的局面。如此买空卖空，一旦股票停止增值，后果可想而知，崩溃是迟早之事。当然，股市失控并不一定引发经济大萧条，但对美国这样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国家来说，竟然发生如此持续的大萧条，背后必定还有多方面、深层次的原因。

美国2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以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为基础的，尤其是大量耐用消费品如汽车、家电的生产，这有赖于大众的购买力和消费市场。共和党执政10年，一贯实行倾向企业的高关税低税收政策，政府最小限度地干预私人企业。资本主义到了垄断阶段，政府的经济政策却从进步时代退回到了自由放任，其结果必然是使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5%的人口占有了全国个人收入的1/3，1929年有40%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附近或以下。极少数人的消费总归有限，而大众购买力的提高却越来越抵不上生产率的提高，产品积压滞销势必使利润下降，无利可图便影响投资，于是社会上的资金从投资转向投机。投资的下降当然直接影响生产，又随之减少就业，降低工资，大众的收入减少又进一步影响消费，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难以突破。从1929年到1932年，利润从84亿美元降到了34亿美元，新的投资从100亿美元降到10亿美元，人们对投资完全丧失信心。

其次，20年代的美国经济结构比较单一，经济繁荣主要依靠几项基础工业，特别是建筑业和汽车工业。20年代后期，这两大工业开始下滑，1926—1929年，建筑业投资从110亿美元减少到90亿美元；汽车销售在1929年前3个季度下跌1/3以上。现有的工业衰落，却没有新的工业可以替代，经济自然下滑。

除此之外，美国经济的信贷开始出现崩溃。农民基本上没有享受到20年代的繁荣，他们从银行贷款扩大生产，产品过剩和价格下降使得农民始终债务缠身，无法还贷，导致许多农村地区的放贷小银行纷纷破产倒闭。大银行的资金很多用于给欧洲国家放贷，帮助这些国家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债务，但当经济危机来临，美国银行停止了贷款，而美国的关税保护又使欧洲商品难以进入美国市场，这些欧洲国家没了外汇资源，自然是没钱还贷。

最后的原因就是胡佛政府的失败。胡佛采取了一些措施应对危机，可是非但不见起色，反而越陷越深。民众把危机归罪于胡佛本人，城市郊区聚居着无家可归者，他们搭建的陋房叫“胡佛村”，流浪汉的要饭袋叫“胡佛袋”，因买不起汽油改由牲畜拉动的汽车叫“胡佛车”，流浪汉身上盖的报纸叫“胡佛毯”，没钱的衣袋拉出来叫“胡佛旗”，抓来充饥的野兔叫“胡佛猪”。凡此种种，只要与大萧条后的贫困扯上点关系的，都被冠上了“胡佛”这一前缀。民众的讽刺与幽默丰富了美语词汇，胡佛本人也得了个“饥饿总统”的称号。

胡佛的失败 股市崩溃时，胡佛丝毫没有预见到这场灾难的深远，他不断地呼唤镇静，扬言危机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经济是“建立在健全和繁荣基础上的”，“繁荣就在眼前”，等等，日后更是将大萧条的导因归罪于国外因素。胡佛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劝告企业界继续投资，尽量不要解雇工人，不要降低工资。但由于他从根本上不承认政府干涉企业的权利，所以只能劝告而不便强制约束，而个别听从劝告的企业很快发现，独自坚持下去是完全不可能的。

为了防止银行破产，胡佛要求银行信用协会互助调剂资金，命令联邦储备银行向私人银行扩大贷款范围，实行低息贷款，后来又成立了“复兴金融公司”，让联邦贷款给一些银行和企业，但仍然于事无补。为了帮助农民，胡佛成立了“联邦农产品局”，颁布《农产品销售条例》，向农场主发放低息贷款，并收购一部分农产品，减少市场上农产品的数量，以提高农产品价格。胡佛还颁布了《霍利-斯穆特关税法》，对890项商品提高进口税率，但效果不大。胡佛甚至发起了一些公共建设项目，规模虽然远大于以往，但要复兴当时的经济还远远不够。

显然，胡佛的经济观直接影响了他的决策。他奉行当时流行的观念，相信平衡预算，不敢赤字开支，不敢大规模兴建公共工程，除非是那些能自己生利还本的项目。他又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害怕政府权力的扩大，主张“联邦政府应该最少地介入经济领域”。他在1930年10月任命了一个“紧急就业委员会”，但仍然坚持救济失业是地方政府和私人慈善事业的事，拒绝联邦政府采取统一的失业补助措施，因为那样会“导致超权力的国家，每个人都将成为国家的仆人，真正的自由也将丧失”。据此，胡佛批准了摩根支持的所谓“邻里互助计划”，结果到1932年，仅波士顿一地就有4万多个家庭需要依靠救济生活，而芝加哥失业人数超过了70万人，失业率占整个劳动大军的40%。如此广泛的救济与失业远非地方和私人所能帮助的，邻里之间也难有彼此互助的能力，只有国家政府才有足够的力量和信用去应对，然而胡佛仍固执己见，不愿行动。

1932年春，随着经济逐渐探底，成千上万的人面临绝望，人们的情绪从惊慌失措到迷茫冷漠到愤恨抗议，纷繁复杂。1932年夏，一批失望不满的农场主在爱荷华州得梅因市集会，成立了一个“农夫假日协会”，将农产品撤出市场，随后邻近地区纷纷效仿，但最终还是未能影响农产品价格。

六七月间，约有2万名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及家属前往华盛顿，要求马上兑现1924年国会批准给退伍军人约1000美元的退伍补偿金，原本是计划从1945年开始支付。他们在毗邻波托马克河的一片沼泽地搭起了临时窝棚、帐篷，但国会最终拒绝了他们的诉求。许多人回去了，但仍有约2000人坚持不走，准备打持久战。担心平衡预算的胡佛慌了，他指责他们是罪犯和狂热分子，派遣军队使用催泪瓦斯和坦克驱散了这群可怜之人。冲突第一天就有2名退伍军人死亡，共造成双方1000多人受伤。美国政府动用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退伍军人，引来国内一片震惊，人们对政府的不满陡增。

警察与驻扎在郊外的退伍军人发生冲突

20世纪30年代初的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是全球性的，欧美之间相互影响。战后美国的贷款使德国有能力向英法进行战争赔偿，而英法又用这笔钱来向美国归还战债。经济大衰退使各方都丧失了贷款和还债的能力，情况日趋严重。然而当时各国缺乏同舟共济的精神，都从一己之利出发来制定政策，采取货币贬值、保护性关税、设置国际贸易壁垒等措施，对缓解危机起到了相反作用。1930年7月，欧美不得已达成紧急暂停偿付协定。到1932年，英法终于同意削减德国赔款，但美国还是不同意削减战债，只是同意延期支付。

时至今日，人们仍不免将胡佛与大萧条联系在一起。作为总统，胡佛的确难辞其咎，他拘泥于自己的为政理论，缺乏灵活变通与敢于实验的精神；为人又过于死板，不愿妥协，这使他难以与其他政治家相处，也难以倾听别人的意见。尽管守职奉公，心系国家福祉，结局却令人失望，乃至绝望，人们对他的态度也只有蔑视而无同情。但理性地看，将一切完全归罪于胡佛是不公平的，毕竟灾难在20年代就已埋下祸根，况且任何经济萧条都有一个周期，鲜有人能真正预测，更无人能迅速结束已经爆发的危机。事实上，就连胡佛的后任，深受美国人爱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未能真正战胜这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