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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哈定开始，美国开始了长达12年的共和党执政。其间，经济上采取自由放任，保护大企业，减少政府干预，恢复高额关税，降低最高个人所得税等措施；外交上则倾向孤立主义。美国进入了一个疯狂的新时代——号称“金色的20年代”“咆哮的20年代”或“爵士乐时代”，这是美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10年，一方面是战后社会的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是物欲横流带来的精神空虚和道德堕落，最终则戛然而止于大萧条。

共和党当政哈定相貌堂堂，一派总统风范，却才智平平，优柔寡断不说，还不愿得罪他人。虽然他任命了能干的国务卿查尔斯·休斯、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和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但也重用了不少唯利是图的亲友，结果内阁连出丑闻，几个部长都因贪污受贿进了大狱。哈定为此心力交瘁，一任未满便于1923年8月猝死于心脏病。

哈定任内的重要政绩是在国内废弃了威尔逊时期的低关税，为富人减税，回归到麦金利的放任自由主义，并通过削减开支和提高政府管理效率，降低国债。在对外政策上尽管受孤立主义的影响，但他能看到现在的世界局势已完全不同于华盛顿与杰斐逊时期，认识到为了广泛的经济利益与外国市场，美国不可能切断与世界的联系。1921年，哈定在华盛顿与英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五国条约》，这是国际上第一次签订的裁军条约，规定各强国10年内不造战舰，并将海军主力舰减少到规定的比例。随后的《九国公约》则表示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维护门户开放。这些条约的签订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不参加国联的道德影响力，但作用基本上是聊胜于无，正如哈定自己说的，“没有关于兵力的承诺、没有结盟、没有书面或道义上的义务参与防备”。而结果也如日后事实所揭示的，日本控制了太平洋地区，既没有放弃对中国的野心，也没有缓解因《1924年国籍法》所带来的对美国的仇恨。

对共和党来说，幸运的是接替哈定的副总统加尔文·柯立芝具有无可挑剔的正直名声。柯立芝及时处理了哈定任命的腐败官员，使白宫恢复了名誉，也使自己成为美国价值的代表人物。柯立芝出生于新英格兰的佛蒙特，从小接受的清教伦理思想使他将贫富和善恶联系在一起。虽然身为政府首脑，他却讨厌扩大政府权力，认为强化政府的监督必然会削弱人民的自由。他相信美国当时已经有了足够的改革立法，到了应该停止的时候了。柯立芝有句名言：“美国的事业就是企业”，企业对他而言，不仅是企业，还是种信仰。因他保守的经济政策与思想，传记作家威廉·艾伦·怀特称他为“巴比伦的清教徒”。

1924年大选，柯立芝轻而易举获得共和党提名，成为保守派心中的宠儿。民主党在禁酒、移民、三K 党问题以及地区利益方面分化严重，经过100多轮的投票，才妥协推出了一个候选人——与摩根金融关系密切的律师约翰·戴维斯。参与竞选的另一派是新的进步党，由社会党、美国劳工联盟、一些知识分子以及农业区议员集团组成，他们推举罗伯特·拉福莱特为总统候选人。进步党影响不大，民主党的再次分裂使柯立芝轻松当选。

继续入主白宫的柯立芝进一步推行他的保守主义政策，限制政府权限，反对援助农民，放任私有企业。保守的企业是共和党政府的支柱，保守的最高法院又为共和党政策提供宪法依据。柯立芝在位期间，整个社会信心满满，在1928年对国会工作报告中，柯立芝宣布：“我们国家可以满意地看待现在，乐观地展望未来。”

在对外政策上，柯立芝与哈定一样也倾向于不参与国外事务。柯立芝在1925年宣称：“我们已受够了战争、税赋和兵役。”确实，战争后的美国人感到幻灭，他们希望和平，在国内纷纷成立了和平协会。“卡内基促进世界和平基金会”和“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前者致力于“革除战争这一玷污人类文明最污秽的污点”，后者致力于“通过正义手段促进世界和平”。但美国人还是普遍反对参与国际合作，他们拒绝加入国际法庭，认为自己不使用武力就能避免武力，这种理想主义想法具体体现在1928年签订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时任法国外长，他向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提议，两国结盟承诺永不向对方开战。凯洛格不喜欢结盟，他提议让所有国家都加入进来，最后双方妥协，15个国家在巴黎签署《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亦称《巴黎非战公约》，全称是《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顾名思义，公约规定不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采取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但公约既没有区分战争的性质，也没有使用“禁止使用武力”等字样。在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下，此公约完全符合美国人的想法，参议院以85票对1票通过了这一条约，并视之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国际法和战争发展史上，《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具有重要意义，但实际上这是个不切实际的条约，并没有起到制止侵略战争的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明显是对《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与《九国公约》的公然违抗，但“国联”和美国都拒绝插手，仅是口头谴责日本占领的非法性。后人在研究20年代的外交事件时，常责怪美国和欧洲的民主国家不出来主持公道，在日本和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没有及时加以抵制，此类指责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美国和欧洲的民主国家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资源。

战后美国的现实问题是关于战争债务与赔款。美国坚持借给协约国的100亿美元是贷款，不是捐献。协约国则试图将其债务以及战争成本转嫁到德国身上，要求德国赔偿330亿美元，同时借《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之名骂美国是“夏洛克大叔”。德国认为自己就算被榨干了也还不出如此巨款。每个国家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每个国家都在指责对方，最终美国于1924年与英法等国签署《道斯计划》，给德国2亿美元贷款，帮助德国稳定货币。德国同意每年偿还10亿马克战争赔款，5年后每年偿还25亿马克。然而《道斯计划》的实施并不理想，1929年又补充了《杨格计划》，按比例降低赔款数额。此时经济危机不期而至，德国赔款面临困境，1932年洛桑会议后，德国的赔款和战债问题就不了了之了。

风靡20世纪20年代的亨利·福特A型车
T型车于1927年停产，第二年福特公司推出这款新的A 型车。

汽车工业的发展美国战后经济度过了短暂的不景气后，很快迎来了一片繁荣发达。伴随着“金色20年代”到来的是商业的昌盛、工资的上涨和失业率的下降。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最初30年中提高了3倍，人均产值翻了一番。得益于联邦政府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以及低利率的刺激，10年间，工业总产量也几乎翻了一番。工业的机械化程度更高了，美国的制造业以惊人的效率飞速发展。

其中最明显的是汽车工业。自从亨利·福特于1900年开动第一辆汽车后，到20年代汽车在美国已基本普及。这主要应归功于福特的企业管理革命，他将弗雷德里克·泰勒的合理化生产原理运用于实践之中。1913年，福特率先采用流水线操作，工人站在传送带旁，按照精确计算过的每道工序的时间进行安装。如此一来，一辆车的全部安装时间竟然缩短了90%。汽车工人的劳动强度当然是明显增加了，但他们的工资也同样明显地增加，达到了每天5美元，是当时工人平均工资的两倍。同时，产量大幅提升，1916年的产量为100多万辆，1923年达到360万辆，到1929年，共有2300万辆汽车在路上行驶。汽车价格也大幅下降，10年间降了一半，福特T 型车降到300美元以下，一个普通工人的年薪可以买3—4辆，美国2/3的家庭有了汽车。

汽车工业的发展对美国经济文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从经济上说，它带动了公路建设以及钢铁、石油、橡胶、玻璃等其他产业，为美国1/4的工人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工作。倘若加上街道与公路上的加油站、杂货店、快餐店等配套服务，影响就更广泛了。汽车还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加快了美国人的流动性，人们的居住点从城市向郊外扩散，城乡区别缩小了。同时，汽车也影响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赋予了他们从前想象不到的自由，人们能走得更远，看得更多。盛极一时的铁路慢慢衰落了，整个社会向汽车文化发展，美国也得了一个美名——“车轮上的国家”。

当然，汽车工业发展的负面影响也很深远：公路破坏了自然景观，环境恶化了，空气被污染了，城市交通阻塞了，交通事故频繁发生，这些后果依然萦绕在21世纪人们的心头，但它们被看作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与“必需之痛”。20世纪20年代已有不少美国人注意到这些问题，但适逢这一新兴工业之春，大多数人认为这些负面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汽车在当时似乎是个天赐之福——既是工具，又是玩具，更是美国自由、繁荣与个人主义的象征。

亨利·福特这个名字，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位“汽车大王”不仅改变了美国，使美国成为一个“车轮上的国家”，而且带来了现代工业与管理的革命，他对现代社会与文化的影响难以估量。

福特于1863年7 月30 日出生于密歇根州的迪尔本，是6个孩子中的老大。父亲是爱尔兰移民的后代，白手起家成了一位农场主。父亲希望子承父业，实属常理，但福特从小对铁锹、锄头厌恶之极，对牛马、鸡鸭更是恨之入骨，倒是各类机械装置令小福特痴迷不已，钟表之类的玩意儿，只要到他手里，即刻遭到肢解。在拆了装、装了拆的过程中，福特学会了修理钟表，成为街坊邻里眼中的天才儿童。10多岁时福特在家偷偷建了一个机械坊，每天晚上都要捣鼓到深夜。

由于实在受不了农场生活，福特17岁时便离家，独自前往底特律，当起了机械学徒工，后来进了一家造船厂，对蒸汽内燃机产生了兴趣。当时的学徒工资很低，福特常常要在晚上帮人家修理钟表，贴补自己的生活。两年后福特辞掉工作，回到农场，成为西屋引擎公司的蒸汽技师，其间还在底特律商业学校上夜校。1888年4月11日，福特与克拉克·布莱恩喜结良缘，布莱恩崇拜福特，婚后一直支持丈夫的工作。这时的福特已对汽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想研制动力引擎汽车。正好有朋友推荐他去底特律爱迪生照明公司上班，福特夫妇便搬到底特律，下班后福特继续研制他的汽车动力引擎。

功夫不负有心人。1896年，福特成功试制了他的第一辆车。当这辆“四轮车”在底特律大街上试车时，无数群众驻足围观。随后，福特经人引荐认识了爱迪生，得到了爱迪生的热情鼓励，两人成为朋友。此后，福特一直专注于改进研发汽车，还与一些其他发明家一同成立了公司，但并不成功。1903年，经人投资，福特汽车公司成立。1906年，福特将投资人的股票买过来，成为真正的老板，开始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梦想：生产一款大众车，价格低得足以使普通人都能买得起。这就是后来的T型车。

1908年，福特T型车问世，车子确实物美价廉，1916年的售价只有345 美元。1918年，福特车基本占据美国汽车的半壁江山，到1927年T型车停产时，生产总量已达1500万辆，这一世界纪录保持了45年。之后福特公司推出A 型车，共生产400万辆。1932年开始制造V-8型车，同时公司开始多样化经营，不仅制造、装配、销售轿车、卡车与拖拉机，还生产汽车零部件和其他电子产品和器械。

针对大规模的生产，福特革新了生产与管理模式。在生产上，他将流水线作业引入汽车生产车间；规定了8小时工作制；变原先的两班制为三班制。在管理上，他提倡最大限度的民主管理：不设头衔，没有上下级等级关系，不开会议，没有繁文缛节。在劳工政策上，他将工人每天的最低工资增加了一倍，增加到5美元；他还为员工提供福利与发明奖励。高工资加福利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成本。福特的这一劳工政策一度被赞为全世界最先进的劳工政策。

除了管理企业，福特还关注世界及其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他提出反对战争，认为战争是一种惊人的浪费。1915年，他组织和平船赴北欧各国，呼吁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还资助建立职业学校、修建医院与铁路。1936年，福特基金会在密歇根创立，之后成为世界主要慈善机构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福特耗资65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兴建飞机军工厂。

福特是个实干家，同时也是位理想主义者。他相信自由经济、反对垄断、反对投机，对工资与福利的本质、机器与人的关系、慈善事业和民主制度有自己的思考与认识。我们今天回顾福特及其创造的奇迹，不难发现他身上的美国特质：执着务实、开拓创新、关注民主、身怀理想。

1947年4月7日，福特病逝，享年83岁。他的独子4年前先他而去，继承他事业的是他的孙子亨利·福特二世。

消费文化与传媒 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生活质量普遍提高的年代，除了汽车之外，电话、收音机、电冰箱、缝纫机、吸尘器、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也迅速普及。从1929年开始，美国实行每周5天，每天9小时工作制，劳动人民的生活从一味工作逐渐转向消费享受，一个歌舞升平的年代到来。战争的残酷、理想的幻灭、生产的发展、收入的提高、闲暇的增多，这些都促使了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在社会蔓延。人们取乐的方式很多——开车兜风、看电影、爵士乐，当然还有酒，尽管这也是一个禁酒的时代。

消费享乐受到两个外在因素的推动：分期付款与广告，这是20年代出现的两个新生事物。分期付款即是“赊账”，每周或每个月只要付一部分，再加上点利息，不需付全款，就可将看中的东西带回家了。美国人喜欢新鲜事物，在整个20年代，分期付款购买增加了5倍，到1929年，60%的大件消费品，如汽车、家用电器、钢琴，都是由分期付款购买的。

广告本质上是通过信息和消费经验的传播与宣传，引导人们去认识新事物，接受新观念。但事实上，广告不再单纯传递信息，而是将产品与特定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赋予产品某种生活品质，乃至某种价值观念。20世纪上半叶，报业越来越依赖广告收入，个人办报逐渐让位给了现代大企业，美国的报刊明显趋于垄断。1907年，美国有日报2600种，到1945年只剩1750种，分属1300个城市，也就是说，大多数城市已经只剩下一种报纸，不再存在竞争，这给广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除了报纸，各类杂志也开始吸引读者。美国19世纪的传媒基本上以报纸为主，杂志期刊也有过一些，比较有名的有《北美评论》（1815）、《戈迪的淑女指南》（1830）、《纽约人》（1834）、《西部信使》（1835）、《日晷》（1840）、《哈泼斯》（1850）、《大西洋》（1857）等，但杂志的影响和延续时间大多不如报纸，这一情况到20世纪发生了变化。《读者文摘》与《时代》分别于1921年与1923年创刊发行，取得了巨大成功，直到今日依然是富有影响力的刊物。

然而，20年代最大的传媒却是无线电广播。无线传播技术是19世纪欧洲与美国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战争期间，无线电通信发挥了巨大的军事作用，战后普及民用。美国第一家商业广播电台——匹兹堡的KDKA 台于1920年正式开播，哈定的竞选演说大概是第一个得到广播的竞选演说。很快，由广告资助广播的制度便形成了，精明的广告商发现无线电推销商品如同新闻广播一样有效。1923年，全国有500多家广播电台，1926年信号覆盖所有地区的全国广播公司（NBC）成立，1930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成立，电台数很快发展到700多家。1929年，有1200多万家庭拥有收音机，无线广播的听众超过了报纸的读者。

美国传媒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绝大部分为私人所有；第二是主要靠广告支撑；第三是政府有权调控。大众传媒的形成因此也必须具备至少三个条件，首先是接受该传媒的手段必须是大众所能支付的，如大众买得起报纸、收音机以及40年代之后的电视机，而使用时又不必付费，或只付很少的费；其次是大众要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否则商家就不值得花钱做广告宣传产品；第三是大众要有时间来接受媒体的传播，而现在随着工作时间的缩短，大众的闲暇时间正在增加。

大众传媒是大众的交流方式，特别适应美国这个大众社会，它铺天盖地，无处不在，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人们通过传媒获得信息、教育和消遣，而且是同样的信息、教育和消遣，这对像美国这样幅员辽阔、种族多元的国家来说，是起到了难得的统一思想信念、价值观念，甚至趣味的作用。由于媒体影响巨大，美国的政客从不敢低估其作用，总是小心翼翼地注意塑造自己的媒体形象。

通俗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10年是美国通俗文化“大爆炸”时期，通俗文化不仅影响了当时美国人的生活，而且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电影首先是电影的兴起。1912年，美国已有将近1.3万家电影院，仅纽约就有500家，因为门票只要5美分，因此也叫“五分影院”。到了20年代，电影更是美国大众普遍的消遣娱乐方式，有一半以上人口平均每周要看一场电影。1922年，全国有4000万电影观众，到1930年上升到1亿多人。

美国的电影制作最初在纽约、芝加哥、费城等东部城市，后来制片人在寻找外景时发现了南加州，那里温暖的阳光和丰富的地貌非常适合常年拍摄。为了逃避专利公司，一些独立制片人开始迁往加州，在好莱坞这个洛杉矶郊区小镇落户。到1910年前后，美国电影的制作中心就从纽约转到了洛杉矶，好莱坞由此成了美国电影的同义词，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

首先到好莱坞拍片的是戴维·沃克·格里菲斯，那是1909年。格里菲斯是默片时代电影艺术第一人，在美国被誉为“电影之父”，在他之前，电影无导演可言，只有摄影师。格里菲斯创造了电影语言，直到今天，人们仍能在电影中辨认出他开创的东西。从1908年到1912年，格里菲斯在比沃格拉夫公司共拍了约450部短片，特色是影片镜头多、情节多，包含社会内容，注重情感因素。后来格里菲斯在独立制片公司的资助下拍片，于1915年完成划时代的杰作《一个国家的诞生》，成本只花了10万美元，盈利却超过了100倍，成为好莱坞最早的豪华巨片。威尔逊总统看完后的评价是：“它像是用闪电书写历史，太真实了。”影片改编自托马斯·狄克森的小说《同族人》，描写的是南北战争后南方三K 党的崛起，内容虽因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受到批评，却标志着电影技巧的一次革命。影片时长3 个小时，镜头多达1500个，采用闪回、特写镜头、远镜头、近镜头、摇镜头、长镜头等来加强视觉效应。电影还采用平行剪接，展现同时发生的两个战争场面，使电影张弛有度，富于节奏感与蒙太奇效果。

格里菲斯不仅注重技巧，还用电影形象表达他对社会和人的理解，有人称他为“电影艺术史上第一个知识分子和诗人”。他的影片常取材于文学戏剧和通俗小说，具有一种现实主义背景加浪漫主义情调的电影风格，对好莱坞以后的电影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1916年格里菲斯拍摄《党同伐异》，虽然在商业上不太成功，但也被公认为经典。《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都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达的是格里菲斯对于人类纷争的看法。

1921—1931年的10年是美国默片的黄金时代，电影业发展神速。好莱坞电影已经开始冲击世界各国，并从欧洲吸取经验和吸引各种人才，如后来成为巨星的葛丽泰·嘉宝和查理·卓别林。卓别林是默片时代最享盛誉的喜剧明星，他一生共拍了80余部影片，其中《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卓别林以悲喜剧的方式表现小人物与命运的抗争，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观众，他还在影片中针砭时弊，讽刺独裁统治，嘲弄现代文明的荒诞。他的《淘金记》和《一个国家的诞生》《大阅兵》《大学新生》一起成为默片时代最卖座的四大影片。

默片放映时往往配有音乐伴奏，所以并非完全无声，但直到1927年10月华纳公司上映音乐故事片《爵士乐歌手》，才开启了有声电影的历史。有声电影出乎意料地吸引观众，以至两年内观众数量几乎翻了一倍，好莱坞由此进入黄金时代，在30和40年代以近7000部影片称霸世界。电影迅速成为一个行业，出现了几百家小公司和几家大的制片公司。

《一个国家的诞生》
《一个国家的诞生》是电影史上最具影响力、最具争议性的电影之一，也是首部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商业大片。

电影以及明星影响了20年代的文化，它们在影响那个时代的时尚、发式、说话方式、性道德观乃至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文化与种族的认识包括偏见。

爵士乐 20年代也称“爵士乐时代”。爵士乐源自黑人音乐，与传统的西方白人音乐截然不同，以强烈的节奏感和情绪化的即兴演奏为特色，被视为音乐上的一种叛逆。

一般认为，具有美国特色的音乐形式有拉格泰姆、布鲁斯、爵士乐、歌舞剧、乡村音乐和摇滚乐。拉格泰姆是一种由黑人佚名乐师首创的钢琴曲调，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采用切分节奏，是从黑人中流行的舞蹈音乐演变而成，后来也有拉格泰姆歌曲。拉格泰姆的代表人物有斯科特·乔普林，他在1899年演奏的《枫叶拉调》曾红极一时，成为每位拉格泰姆钢琴家的必弹名曲。之后便出现了流行歌曲这一行业。白人著名歌手欧文·伯林在1911年演出《亚历山大拉格泰姆乐队》，大受欢迎；科尔·波特创作演出了大量的音乐剧、歌曲和抒情诗，成为百老汇的名人；乔治·科汉创作的歌曲盛行于两次世界大战之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拉格泰姆渐渐让位于爵士乐，到了20世纪70年代又曾一度辉煌。

布鲁斯来源于田间号子等劳动歌曲，具有非洲传统，曲调凄婉忧伤。最著名的布鲁斯歌手是贝西·史密斯，号称“布鲁斯皇后”。拉格泰姆、布鲁斯等具有浓郁非洲色彩的曲调加上欧洲音乐的影响，便产生了爵士乐。19世纪90年代，在新奥尔良的林肯公园，查尔斯·博尔登的小型管乐队为舞会伴奏，使用了黑人民间音乐的节奏和格调，并对一些简单的旋律进行即兴演奏，最早的爵士乐由此形成。1915年，白人汤姆·布朗的乐队把这种音乐带到芝加哥，称之为“迪克西兰”爵士乐。1917年，来自新奥尔良的白人团体“正宗迪克西兰爵士乐队”到纽约演出并灌制唱片，爵士乐才真正开始在美国公众中流传开来。

金·奥利弗的克里奥尔爵士乐队
从左到右的乐队演奏分别是：长号（奥诺雷·杜特伊）、鼓（贝比·多兹）、短号（金·奥利弗）、钢琴（莉尔·哈定）、班卓琴（比尔·约翰逊）、单簧管（约翰尼·多兹）。最前面的是小号（路易·阿姆斯特朗）。

与此同时，南方的黑人音乐家也纷纷沿着密西西比河北上，到北方大城市寻找机会。1918年，接替博尔登的短号王约瑟夫·金·奥利弗到了芝加哥，后来又把路易·阿姆斯特朗请到他的克里奥尔爵士乐队。阿姆斯特朗也是个短号手，被认为是爵士乐历史上第一位真正伟大的独奏家以及具有创新精神的改革家，他后来到各国演出，闻名全球，还拍摄电影电视，成为美国爵士乐的化身。20年代的古典爵士乐也被称为热爵士乐，为了使爵士乐登上大雅之堂，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乔治·格什温专门创作了《蓝色狂想曲》。

爵士乐带动了爵士舞与城市舞厅的兴盛。爵士舞是一种无拘无束、充满活力，感情强力又极其性感的舞蹈，再加上强劲即兴的爵士音、灯光旖旎的舞池、新潮奇异的装扮，每天都吸引着无数寻求自由与刺激的年轻舞者。1924年，仅纽约一市就有600多万人光顾舞厅，其中17—40岁之间的有10%的人至少每周会去一次舞厅。有些大型舞厅还请来著名的爵士乐队助兴。当然，舞厅的繁荣也衍生出了不少负面的东西，如舞厅成为非法兜售酒精饮料、毒品的秘密场所，有些舞厅还因淫秽或者招妓被查禁。

爵士乐也带动了音乐剧的发展。在20年代，云集了大大小小剧院的纽约百老汇大道开始蓬勃发展，“百老汇”成为美国戏剧艺术的代名词。1925年，剧院达80家之多，到20年代末百老汇艺术达到鼎盛阶段，但此番好景由于不久到来的大萧条而画上了句号。

体育运动 20年代也是体育的黄金时代，体育明星辈出。吉姆·索普成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全能运动员。索普出身于印第安部落，具有欧洲人和美国印第安人的混合血统，秉承天赋，从小就身手敏捷，在校田径场上无人能敌。1912年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奥运会，索普获得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冠军，之后在足球、径赛、棒球、长曲棍球、保龄球、高尔夫球等其他运动项目上都表现非凡。除索普之外，这个时期还涌现出许多其他体育明星：有棒球超级巨星、拯救棒球运动之人巴贝·鲁思、橄榄球巨星哈罗德·格兰奇，有“20世纪最有威力的左右手勾拳大王”杰克·登普西、“历史上最伟大的网球运动员”“大个儿比尔”威廉·蒂尔登，还有高尔夫巨星罗伯特·琼斯等。

一些女运动员也开始崭露头角。网球运动员海伦·威尔斯曾8次赢得温网赛女子单打冠军。游泳健将格特鲁德·埃德尔在17岁时就是18项世界纪录保持者，她曾两次成功游过英吉利海峡，速度胜过之前的男性运动员。

广播电台的现场直播将一场场精彩的比赛带给千家万户。更重要的是，随着新体育馆的建造，前来观看体育比赛的人们源源不断。观赏之余，人们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也空前高涨，各种球类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橄榄球成为学校的优秀运动项目，游泳、健美操等也流行一时。

新女性与女权运动工业革命给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作机会，进步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政治地位，战后生活的提高和观念的改变又使妇女在各方面都远比战前开放。妇女受教育多了，独立性强了，裙子短了，社会活动忙了，她们成为新时代的新女性。战争使大批妇女走向社会，尽管受制于社会偏见，适合女性的职业也不多，大多数女性依然只能服务于教育、社会工作、护士、服装等行业，但到20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走出家庭。1920年的工作女性有840万人，到20年代末，上升到1060万人。女性较之前能更好地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在商业、新闻、医疗、法律等行业，不乏有职业女性担当重要职务。

20年代女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思想观念的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妇女解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如心理学家约翰·沃森为代表的“行为主义”流派对妇女生养本能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使女性能够重新定义作为母亲的角色以及夫妻关系。家庭不是女性的唯一活动空间，生育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受惠于避孕技术的发展，许多妇女能够计划自己的生育。知识女性与中产阶级女性接受此类思想的较多，她们也愿意更多参与丈夫的社会活动。

相比之下，中产以外的其他女性，尤其是中下阶层，似乎在行为上解放得更彻底。一旦抛弃维多利亚时代束缚女性的“尊严”，她们就开始吸烟、喝酒、跳舞，穿性感衣服，流连于夜总会、歌舞厅等娱乐场所，寻求快乐、刺激和男性伴侣。她们代表20年代自由解放的女性形象，被称为“时髦女郎”，曾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代表一种时尚潮流。

女性的这些变化与女性主义的改革事业相辅相成，各类妇女组织与女权活动风起云涌。然而，整个20年代对女权主义者来说却是个理想幻灭的时代，原因主要在于女性内部奋斗目标的不一致。

国会于1920年通过了第19条修正案，妇女终于拥有了争取多年的选举权。奋斗已久的目标已然达到，但接下来要做什么？女权运动的领导层产生了严重分歧。有的致力于维护女性合法权益的传统目标，并于1921年成功使国会通过《谢泼德—汤纳法》，要求政府提供资金，建立妇女儿童的保健计划，却遭到其他女权主义者的反对，导致1929年国会废止该法。另外一些女权主义者成立“妇女选举团”，因为选举权的获得并未自动给女性带来真正平等，女性没有作为一个集团进行统一投票，她们常常将选票投给丈夫所支持的候选人。“妇女选举团”试图指导妇女更明智地投票，效果却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毫无影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成立了妇女党，她们以爱丽丝·保尔为首，致力于争取一项平等权利修正案，追求妇女的完全平等，结果不仅导致了与要求利用法规保护妇女儿童的社会女权主义者分道扬镳，而且也没能吸引广泛支持。20年代女权运动谈不上有实质性进展，于30年代末归于沉寂。

（“避孕第一夫人”玛格丽特·希金斯·桑格：“小传单”，1916）

城乡差异消费、娱乐似乎成为“咆哮的20年代”的主旋律，人们歌舞笙箫，纵情欢乐。但这只是钱币的一面，因过于鲜亮常会忽略其另一面。事实上与大多数时代一样，20年代也有贫穷、不满与黑暗。南方的黑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三K 党的影响依然在扩大，种族隔阂和种族矛盾仍旧尖锐。这些问题不仅是战后仇外、排外情绪的延续，而且还体现在各类新的冲突中，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城乡间的思想与文化冲突。

经济发展带来了20年代的繁荣，但也带来了明显的贫富差距。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政府的许多政策朝富人倾斜，如联邦税率的降低大大有利于像安德鲁·梅隆那样的大金融家；最高法院驳回妇女儿童的最低工资要求，致使许多小企业被大企业吞并，加强了垄断。而受害最深的是农民，战争期间农民响应号召，扩大生产，却很快遭遇了战后农产品需求的冷落与价格的下降。整个20年代，农民的收入下降了一半，共有300多万农民不得不涌入城市。

一方面是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另一方面是保守刻板的乡村生活，两者的差距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与紧张，导致了多个方面的思想冲突，体现在宗教上就是自由新教派与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出现。自由新教派如代表人物哈里·福斯迪克提出基督教是一种全面发展的人性，理应“提倡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以实现辉煌愉悦的个人生活”。但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享受到了世俗生活的美好，并不将宗教生活看作“实现辉煌愉悦的个人生活”的途径，相反，他们离宗教越来越远，即便是礼拜天也开始大肆娱乐。

而对于居住在乡村及小城市的人来说，城市物质主义的消费娱乐几乎就是令人厌恶与罪恶的，这种观点在浸礼会教徒、卫理会教徒中比较普遍。一方面，乡村与小城市生活与自然的联系更为密切，受外界影响不是很大，教育水平相对低下，文化相对落后，《圣经》是无数家庭中唯一的书籍，是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另一方面，他们憎恨城市的物质主义污染他们的生活方式，尤其对进化论否定《圣经》的创世说感到愤怒。为此，他们抵制进化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宇宙起源的假设，他们发起运动，要求立法：凡公立学校“讲授与《圣经》上帝造人故事相悖的任何其他理论，讲授人是从低一级动物进化而来的理论，都属违法行为”。

原教旨主义运动影响较大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得力的活动家——前民主党要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布莱恩在1915年辞掉威尔逊的国务卿之后，投身于宗教和道德活动，在全国各地游说，指责人们利用公共资源削弱宗教，包括学校的宗教教育。1925年，原教旨主义者赢得了一次胜利，田纳西州成功通过一项法令禁止讲授进化论，但这项法律的通过却引发了“美国公民联合会”的不满。联合会是由简·亚当斯、诺曼·托马斯、海伦·凯勒等成立的一个新组织，其宗旨是保护言论自由与宗教自由。联合会随即宣布：如果哪位愿意违反这一法令，它愿出资帮助打官司。显而易见，联合会的目的是想挑战这一法令的合法性，结果还真有人愿意试手。

24岁的约翰·斯科普斯是田纳西州代顿县的一名足球、篮球和棒球教练，也教数学、物理和化学，他因讲授进化论受到指控而拘捕。“美国公民联合会”聘请著名律师克拉伦斯·达罗为斯科普斯辩护，布莱恩则为起诉方辩护。一桩举世闻名的进化论审判案就此拉开了序幕。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包括时任《巴尔的摩太阳晚报》记者的亨利·路易·门肯，纷纷涌向代顿报道审判过程，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经由无线电直播的案件。审判本身非常具有新闻轰动效应，在双方来回的辩论中，布莱恩最终落入达罗的圈套，被愚弄了一把，最后不得不承认并非所有宗教只允许一种解释。门肯那支辛辣尖刻的笔更是将事件推向舆论高潮，他称这一案件是“审猴案”，嘲讽代顿居民为“乡巴佬”“笨蛋”，讽刺布莱恩为“小丑”，布莱恩的演说是“神学垃圾”。结果依然是斯科普斯败诉，最后被判100美元罚金。反原教旨主义认为，尽管他们没赢，但进化论获得了普及，可谓是达尔文主义的一次胜利。但事实是原教旨主义并未因此受到多少打击，其信仰依然在乡间兴盛，进化论的教学也还是受到抑制。到1929年，南部5个州都通过了这项法律，有些州如田纳西、阿肯色和密西西比，到1967—1970年才废除该法。

城乡差异的另一方面是传统价值的冲突，这体现在禁酒运动上。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禁酒运动，从杰克逊时代就已开始，内战前部分州实行了禁酒。进步时代又出现了强劲的禁酒呼声，但意见难以一致，支持和反对的理由也各不相同。相对而言，农村比城市积极，妇女比男人坚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比移民热情，中西部、西部和南部比东部强烈。争执多时的矛盾由于战争以及开战时对粮食需求的增加而得以解决。1919年，禁酒作为宪法第18条修正案通过。

在全国范围内由宪法规定禁酒这样的事，大概也只有美国尝试过，但还是失败了。禁酒的结果并不像某些人预料的那样，会使人们变得道德起来。相反，官方禁酒倒引起了私酒的泛滥，全国到处是私酒贩子和卖私酒的地方，法律受到人们公然的漠视而丧失尊严。同时，制造和贩卖私酒给黑社会提供了可乘之机，使他们财势两旺，乃至出现警匪一家的腐败。1933年，美国人终于对此达成共识，国会通过了第21条修正案，取消第18条修正案。

文学思潮文学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精神的反映，尤其是当社会经历急剧变化之时。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触发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情愫：绝望与希望。这两种情绪催生了美国文学史上的两大繁荣：“迷惘的一代”与哈莱姆文艺复兴。

“迷惘的一代” “迷惘的一代”是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白人知识分子。这一称呼出自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她在巴黎对海明威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写在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题词上，从此，“迷惘的一代”就成为这群年龄相仿、经历相似、思想情绪相近的艺术家和作家的代名词。其中作家有厄内斯特·海明威、弗朗西斯·斯· 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托·斯·艾略特、辛克莱·刘易斯、约翰·多斯·帕索斯、格特鲁德·斯泰因等。他们用犀利的笔锋批判当时自满自足的时代精神，反对随波逐流，追求个人精神完善，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反叛潮流。

“迷惘一代”的作家群体大多参加过战争，旅居过欧洲，当他们将曾经为之奋斗的高尚理想对照战争现实时，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他们对威尔逊的“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感到幻灭，就像海明威小说《永别了，武器》的主人公，深受战争宣传之苦，到头来发现整场战争就是一个骗局：“什么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儿，我一听就害臊……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是肉拿来埋掉罢了。”海明威的其他小说，如《太阳照常升起》《丧钟为谁而鸣》等，描写的也都是对“民主”“光荣”“牺牲”等战争口号极度失望的青年。海明威的作品传诵海内外，除了思想内容之外，他简约的文风也成为后人创作的楷模。“吝啬的”电报式语言、简洁的对话与细节、含蓄白描的手法、干脆利落的结尾常常使作品回味无穷，后人将这种写作风格称为“冰山原则”。顾名思义，作家只写露在水面上的1/8，但所表达的则是更为深厚的水下的7/8。1954年，海明威因《老人与海》中的这一叙事艺术获诺贝尔文学奖。

“迷惘的一代”也包括没有参加战争但对战后和平与前途感到迷惘的作家，如菲茨杰拉德、沃尔夫、刘易斯、艾略特。对他们来说，战后的美国既没有加入国联，也没有“回归正常”，相反，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盛行，人沉溺于享乐、自满，处在异化的非人性状态。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写出了这个时代的特色，这是爵士乐的20年代，也是禁酒的年代，但人们过的却是醉生梦死的生活，新贵和旧贵们为了虚荣忙于钩心斗角。菲茨杰拉德因对“历史上最纵乐、最炫丽的时代”的生动描写，被誉为“爵士乐时代的歌手”。沃尔夫则以一个美国青年的经历贯穿始终，描写了在成长和探索人生的过程中的迷惘和失落。刘易斯是美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小说《大街》《巴比特》以地道的美国语言嘲讽美国小镇和现代都市的市侩陋习。安德森最著名的是一本短篇小说集《俄亥俄州的温斯堡》，刻画了小镇上形形色色小人物的惶惑心态。“迷惘的一代”主要繁荣在20年代，30年代之后，他们的创作倾向都发生了变化。

菲茨杰拉德和他妻子泽尔达在自家别墅的台阶上
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纵情奢华不少有其自身生活的影子。

除了“迷惘的一代”，另外一些小说家继承并发展了现实主义的传统。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薇拉·凯瑟等著名作家的创作都跨越战争前后，德莱塞的小说《嘉莉妹妹》《欲望三部曲》《美国的悲剧》等有力地揭示了在美国的特定社会条件下，人的欲望如何会酿成一个个悲剧。凯瑟擅长描写中西部的拓荒生活，她笔下的女主人公面对天灾人祸，表现得坚韧不拔，代表作有《我的安东尼娅》。

在戏剧方面，尤金·奥尼尔开创了美国现代戏剧。他一生共创作了45部剧本，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早期的《天边外》《毛猿》等作品以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的手法刻画人与世界的基本冲突，极富感染力。奥尼尔的戏剧成就卓越，一生获得4次普利策奖，分别是1920年、1922年、1928年与1957年，并于193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时期还出现过一批出色的文学评论家兼社会批评家，有亨利·路易·门肯、埃德蒙·威尔逊、莱昂内尔·特里林和菲利普·拉夫等，他们的文章和刊物《党派评论》对二三十年代的文坛和社会都很有影响。门肯作为20年代出色的新闻记者、著名的文化批评家以及公共知识分子，被李普曼誉为“对这一代受教育人士影响最大的人物”。其批评触及美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角落，只要是违背他所谓的“自由”的人、事，都会遭到他无情的抨击。他批评美国的政治、宗教、文化、教育、艺术；指责美国的城市生活、婚姻制度、犯罪现象、禁酒法律、审查制度、裁军政策、计划生育乃至美国音乐；蔑视政治，嘲笑“愚民大众”；批评政府，反对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蔑视民主，嘲讽“新政”；指责布莱恩，批评罗斯福等，不一而足。门肯得名“时代的精神”，实不为过。

哈莱姆文艺复兴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则对未来感到乐观，原因倒不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社会问题，盲目乐观，而是觉得解决当代社会问题可以通过寻找自身文化根源和地区根源，这在黑人知识分子中极为流行。在纽约的哈莱姆区，出现了非裔美国文化的繁荣，被称为“哈莱姆文艺复兴”。

战争期间黑人努力作战，期望改变白人对黑人的偏见，但战后黑人又一次陷入绝望。三K 党的野蛮行径、中产阶级对黑人劳工的敌视、南方黑人涌入北方造成的冲突，尤其是依然盛行的种族歧视，这些都使得黑人在20年代倍感失望。然而，由来已久的歧视不仅激怒了他们，还激励了他们，激发了他们的斗争精神。黑人领袖杜布依斯及其“有色人种协进会”一直致力于黑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他创办的杂志《危机》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重要阵地，对黑人文学作出过开拓性的贡献。另一位激进领袖马库斯·加维更是用实际行动在黑人心中树立了“新黑人”的形象。加维蔑视杜布依斯等倡导的黑人与白人的团结，他呼吁脱离白人，“回归非洲”，成立自己的国家。为此他组织了各种形式的黑人商业团体，成立“黑十字”护士团与“黑星轮船公司”，结果因公司破产而计划流产，但他的设想使广大黑人有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

20年代的哈莱姆已发展为黑人聚居的政治文化中心，有黑人的报纸杂志、图书馆、剧院，还有众多夜总会。夜总会经常邀请著名的黑人爵士乐音乐家出场表演，包括杜克·艾林顿、杰利·罗尔·莫顿、弗莱彻·亨德森、路易·阿姆斯特朗等，这些人后来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大腕。黑人的爵士乐不仅吸引了广大白人，而且风靡全国，哈莱姆成为黑人文艺复兴的“圣地”。黑人音乐家、作家、艺术家不仅在这里找到听众，还可以找到释放能力的“精神解放”，这些因素推动了哈莱姆文艺复兴。

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有诗人克劳德·麦凯、兰斯顿·休斯，作家阿兰·洛克、詹姆斯·约翰逊、佐拉·尼尔·赫斯顿，画家阿龙·道格拉斯等。麦凯是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先行者，是第一个把哈莱姆写进诗里的人，也是第一个对哈莱姆夜生活进行生动描绘的人。休斯有“哈莱姆的桂冠诗人”之称，他的诗歌格调清新，热情奔放，借鉴黑人民间音乐和民歌，富有韵律和节奏，描写了黑人的心路历程，抒发了他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与渴望。洛克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领袖之一，他将黑人发表的作品以《新黑人》结集出版，产生了广泛影响。洛克宣布：黑人“放弃了受益人和受监护人的身份，开始作为美国文明的合作者和参与者”。赫斯顿作为一位女性，毕生为保留黑人文化传统而奋斗，收集出版了黑人民间故事集，创作了4部小说，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她们眼望上苍》。那是黑人历史上首部展示黑人女子女性意识觉醒的作品，被公认为黑人女性文学的经典之作。道格拉斯是位天才的非洲裔美国编年史家，也是美国大学校园和公共建筑的重要壁画家。

随着1929年经济危机的到来，哈莱姆文艺复兴逐渐走入了低潮，但它毫无疑问是美国黑人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一个里程碑，标志着黑人文化意识和种族意识的觉醒。尽管洛克所言没有发生，但它毕竟敲开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大门，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黑人作家和艺术家，为后来黑人文学艺术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