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后社会动荡

战争接近尾声时，美国已经开始从进步时代倒退。1918年的社会现实远非美国人所能接受，人们既看不到参战时的许诺，又看不到社会进步，相反，战争期间由于经济管制导致的经济繁荣很快滑入战后危机。伴随着经济萧条的出现，工人罢工、民族主义排外、赤色恐惧与种族矛盾彼此起伏，社会动荡不安，美国人度过了极为压抑的几年。

罢工浪潮 战后，美国政府迅速撤消了控制经济的各类战时机构，放手让私人企业去进行转轨。过渡时期经济很容易失去平衡，结果是生产过剩，通货膨胀严重。到1920年，生活消费水平已高出1913年的2倍多。同时失业人数增多，几百万退伍军人涌入劳工市场，其中大批人员找不到工作。战时劳资矛盾缓和，战后资方借战争结束为由取消了曾经的优惠待遇，再加上恶劣的工作环境，使得罢工浪潮再起。1919年成为罢工的高潮年，参加人数超过400万人，总罢工达3600起。但是政府现在开始支持资方，并且根据反工会的禁令，使用军队阻止工人纠察队，罢工的成功率很低。

1919年1月，华盛顿州西雅图船厂的工人举行罢工，随后蔓延到全城，整个城市濒临瘫痪，最后罢工运动遭到镇压。9月，波士顿警察罢工，导致社会秩序混乱3天，暴力与抢劫事件不断。当时马萨诸塞州州长加尔文·柯立芝动用民兵去恢复秩序，命令“任何人不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以罢工反对公共安全”。此话成为一时名言，罢工被看作非美行为，不是赤色也是粉色。同月，东部和中西部若干城市的炼钢工人一起罢工，要求8小时工作时间以及承认他们的工会，罢工参与者多达15万人，规模之大史无前例。资方雇用武装部队进行镇压，导致十几人死亡。社会动荡使舆论朝着反对罢工的方向发展，原本支持罢工的“美国劳工联合会”转而反对罢工。在全国一片反工会情绪的影响下，1920年以后工会人数直线下降，到20年代末，工人的组织程度还不如1914年，工会在战争年间争取到的权利大多丧失殆尽。一位战时劳工署的官员感慨万分：“协约国的工人们曾得到许诺，他们是在为民主而战，如今他们却可质问：‘我们为之奋斗的民主究竟在哪里呢？’”

赤色恐惧 1919年苏维埃政权创立并得到巩固，第三国际在东欧一带迅速发展，战后美国罢工死灰复燃，这些事件不自觉地被联系在一起，不少人感到美国社会正暗动着一股社会动荡和革命运动的潜流。他们害怕美国发生像苏维埃那样的革命，并将社会问题归罪于社会中的激进势力，工人的罢工似乎就是一个先兆，这种恐惧逐渐在社会上蔓延开来，并陆续以一股仇外与排外的“恐外”浪潮爆发出来。

“恐外”顾名思义就是对陌生人与外国人的恐惧与憎恨。首先出现的是一波赤色恐惧，即对共产主义分子的恐惧。美国大多数人分不清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他们把这些激进的“主义”统统当作共产主义，把这些“主义”的信仰者当作异己分子、危险分子以及恐怖分子。1919年，美国共产党的成立引发了国内一片恐惧，事实上，美国的共产分子并不多，但人们把所有恐怖与危险活动都与共产挂起钩来。工人罢工自不必说，被看作由激进的共产党劳工领袖煽动。1919年春发生的一系列邮件炸弹爆炸事件更是被贴上了赤色恐怖的标签。邮包爆炸事件不仅波及几个城市，而且目标涉及许多商界与政界名人，如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司法部长亚历山大·米彻尔·帕尔默等。帕尔默在华盛顿的住宅被一枚炸弹炸毁，第二年华尔街摩根银行又出现一次炸弹事件，导致30人死亡。赤色恐惧的情绪上升。

其实，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美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这些人从未超出过总人口的1%。但司法部长帕尔默在赤色恐惧上大做文章，弄得处处草木皆兵，战时不能批评政府，和平时期也不能批评政府。帕尔默是位典型的进步主义者，支持“国联”、妇女选举权、童工法等，但来自国会的压力使他加入了“红色大追捕”运动。1919年8月，帕尔默在司法部设立情报总局，由年轻气盛的约翰·埃德加·胡佛领导，搜集秘密激进组织及其活动的相关信息。11月，经帕尔默的命令，十几个城市的司法部突袭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俄国工人工会，尽管找到涉案证据的人只有43人，但几百名侨民被驱逐回苏联。民众似乎支持政府的这种搜捕和政治迫害行为。1920年1月，帕尔默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搜缴武器弹药行动，在33个城市进行，6000人以赤色分子嫌疑被捕，数百名嫌疑犯被塞进污秽的“牛栏”，遭受鞭打，被迫签下“认罪书”，前去探视羁押嫌疑犯者也遭拘捕。最终只找到3支左轮手枪，仅有556人有涉嫌证据，其他人都与激进活动无甚瓜葛。

尼古拉·萨柯（左）和巴尔托洛梅奥·凡泽蒂（右）

“拯救萨柯和凡泽蒂”
1921年伦敦街头，人们抗议对萨柯和凡泽蒂判处死刑，呼吁人们前往特拉法加广场参加抗议集会，“拯救萨柯和凡泽蒂”。

这些赤色恐惧事件中，最为轰动的是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以杀人罪被捕的意大利移民尼古拉·萨柯和巴尔托洛梅奥·凡泽蒂。他们一个是工人，一个是鱼贩，两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的审讯持续了6年，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许多进步人士纷纷写信表示抗议，包括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美国女作家凯瑟琳·安妮·波特以及当时在巴黎留学的中国作家巴金，但抗议终未见效。两人于1927年被送上电椅，成为美国人权历史上的一大冤案。1977年8月23日，在事件整整过去50年后，马萨诸塞州州长承认当年审判不公，给予两人平反昭雪，并在8月23日设立为“萨柯-凡泽蒂纪念日”。

帕尔默企图维护这场肃清赤色运动，但往往是空欢喜一场，结果公众也没了兴趣，赤色恐惧趋于平息。

排外高潮 赤色恐惧的结束并非预示着社会仇外情绪的消失，随之出现了另一波潮流——排外。战争所煽起的爱国热情很快发展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从对德裔美国人的不信任发展到了对移民的普遍不信任，移民对自己种族的认同被认为是美国性不够的表现。原先的美国性指各民族在美国这个大熔炉中混合而成的一种崭新的民族性，现在则强调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主的白人新教文化。

美国以前的排外大多在归化成公民的条件上刁难，现在随着战后移民潮的重新来临，美国在入境上就开始把关。1919年移民人数是11万人，第二年上升为43 万人，到1921年已达80.5 万人，而且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1921年2月，国会通过种族歧视的移民配给法，即《紧急配额法》，排斥他们认为不适合进入美国的不可同化的次等民族——亚洲人、东欧人与南欧人。该法首先将每年移民的总数减至相当于战前的2/5，即15万人；其次规定各民族的份额只能占该民族1910年在美国人数的3%。1924年的移民法又进一步将参照系数提前到1890年，也就是大批东南欧移民到来之前的数目，这相当于将配额从3%降到了2%，并禁止日本移民。《紧急配额法》大大遏制了国外移民，事实上每年的人数远远少于规定的15万人，例如：1931—1939年间，只有2.3万英国人移居到美国，远远低于其配额的6.5万人。同时东欧犹太人受到普遍歧视，排犹主义一度盛行，不是因为犹太人无法同化，而是因为他们勤奋，在各个领域都能成功。

美国对埃玛·拉扎勒斯的“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人们”关上了大门，致力于成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这一歧视性法律直到1965年才宣告结束。

种族矛盾 与整个社会从进步时代倒退相一致，美国的种族矛盾也再度激化，仇外情绪延伸到对国内少数族裔的仇恨。1900年时美国9/10的黑人在南方，1917年有近25万黑人自愿或应征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大多数人被分配在美军基地从事后勤工作或非作战性任务，但上前线的黑人都表现得相当勇敢，他们期望用自己的行动扭转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对没上战场的黑人来说，战争也是改善生活的一个机会。战时缺乏劳动力，以福特汽车公司为首的一些企业大张旗鼓地到南方招收黑人工人，大约有50万黑人涌向了北方城市。战争期间，无论是北方的黑人工人还是战场上的黑人士兵，都比战前的地位要好很多。战后大多数黑人抱着期待，向往一种新的开始，然而到1919年，种族问题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南方私刑盛行，仅1919年一年就有70名黑人死于白人暴徒之手，北方的黑人工人遭到解雇，黑人退伍兵没有任何机会。

更有甚者，种族主义者扬言赤色分子要煽动黑人暴动，在北方掀起了新的种族迫害。其中最大的一次事件是1919年发生在芝加哥的暴乱。事情起因是芝加哥一位黑人少年在密歇根湖游泳，无意中漂到一个白人所属的湖滩，遭到岸边白人的殴打，黑人少年最终溺水而亡。此事引发了黑白冲突，波及芝加哥整个城市，导致34人丧生，537人受伤，1000多人无家可归。1919年整个“血色之夏”冲突共夺去了120人的性命。

除此之外，黑人，尤其是中西部的黑人，还面临着三K 党的恐怖袭击。1915年，沉寂了30多年的三K 党在佐治亚州东山再起，并迅速传遍全美，成为当时最恐怖的组织。这个身穿白长袍，脸戴面罩的恐怖组织是由一位名叫威廉·约·西蒙斯的牧师重新组织起来的，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白人新教徒。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三K 党就招收到10万名新成员，10年后党徒发展到500万人，大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三K 党的主张是回归到一个旧时更美好的美国，因此只要被认为与其所谓的爱国或道德标准不一致，就会成为他们的捕猎对象，成为其种族敌人。复兴后的三K 党与之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气焰嚣张，无法无天，采用包括私刑在内的一切恐怖手段，被迫害的人不仅包括黑人、亚洲人、犹太人、拉丁裔、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还有赌博者、“行为放荡”的女人、违反禁酒法规的人等。

三K 党残忍荒谬的行为激起了美国各地自由主义者以及保守派人士的愤慨。许多人开始了反迫害斗争，受害者也纷纷加入斗争行列。但三K 党真正失势，是在党徒高层内部的腐败以及宗派斗争暴露之后。到1930年，三K 党基本上气数已尽，成员猛降至9000人。

1920年选举 1918年以后，老卫士掌权的共和党已经在美国政坛占了上风。民主党内部意见分歧，进步与保守势力、西部与南部农村的新教徒与东部城市的天主教徒，各种派系实难调和。在1920年大选中，威尔逊还想竞选第三任，但其日渐衰弱的身体使得民主党转而提名詹姆斯·考克斯为候选人。

共和党提名沃伦·哈定为候选人。哈定是来自俄亥俄州的一匹黑马，此人并不擅长政治，在俄亥俄州当议员以及之后当联邦参议员时都没什么政绩，这次竞选也没提出什么宏大理想，但他性格温和，与刚愎自用的威尔逊形成鲜明对比，而且还能迎合选民的心理，如对通货膨胀和罢工潮的不满、对理想主义的厌倦以及对战争结局的幻灭等，他提出要让国家“回归正常”。结果哈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以404票对考克斯的127票入主白宫。哈定在“国联”立场上是强硬的“保留派”，威尔逊所期望的全民公投自然流产。

威尔逊创建战后民主社会的理想失败，退位后他一直生活在华盛顿S街的一幢房子内，直到1924年去世。人们对他的功过是非评价不一，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他的进步主义与国际主义对20世纪的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许多政策都得益于威尔逊主义。二是美国失去了战后建设世界新秩序的机会。如果参议院批准了《凡尔赛和约》，世界可能会不一样，虽然反对威尔逊的人认为局面难以更好，但大多数人认为美国至少是失去了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