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用主义

19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在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更是使人耳目一新，极大地动摇了传统思想及传统思维方式的根基。现在人们明白了，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永恒的真理，即使科学理论也可能被证明是错的，是可以进行不断修正和改进的。

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传统哲学已经越来越脱离人类的实际生活，脱离普通民众。一些哲学家迫切感到需要纠正方向，使哲学能够重新和人生结合起来，为人类服务。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注重行动和效用的哲学由此产生。到20世纪初，实用主义成为美国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并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一直在美国哲学中占有主导地位，被视为代表美国人精神和生活方式的半官方哲学。

实用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实用主义首先萌生于当时的美国文化中心——哈佛大学。19世纪70年代，查尔斯·桑·皮尔斯和威廉·詹姆斯等十几人在坎布里奇成立一个小型哲学探讨会，称为“形而上学俱乐部”，随后一直发展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直到杜威和刘易斯相继逝世而告一段落。这一阶段被称为古典实用主义，是实用主义从奠基到形成声势并作为主流发挥影响的阶段，也被认为是实用主义的黄金时代，甚至是美国哲学的黄金时代。此后欧洲大陆的弗洛伊德心理学、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等新思潮纷至沓来，逐渐取代了实用主义的主流地位。同时，实用主义也开始了一个与这些新思潮相结合的阶段，直到产生当代以蒯因为首的新实用主义。但也有学者认为，此类移花接木的主义已经采取了不同的哲学立场，谈实用主义还是应该谈古典实用主义。

皮尔斯是“形而上学俱乐部”的发起者，也被公认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他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就读于哈佛大学，后来也曾在哈佛讲过学，但从未受到正式聘请。皮尔斯一生贫寒，很早退休在家，终生从事哲学研究和写作，却未曾出版过专著。他发表在《通俗科学月刊》上的两篇文章《信仰的确定》和《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是实用主义的奠基之作。

实用主义创始人查尔斯·桑·皮尔斯（1839—1914）

实用主义奠基人威廉·詹姆斯（1842—1910）

皮尔斯将人的思维与其行为相联系，提出思维的全部功能在于确立信念，而信念就是决定如何行动的习惯。人的一切愿望和行动都受信念支配，人之所以要有信念，是为了平息怀疑，克服焦虑，然后决定行动。人的思维活动由怀疑、焦虑所激发，以确定信念为目的，怀疑—探究—确立信念就是思维的三部曲。

皮尔斯将确定信念的方法归为四种：固执的方法、权威的方法、先验的方法以及科学的方法。他指出了前三种方法的缺陷，提出了第四种科学的方法，即运用科学实验及逻辑推理来确定信念。由此，皮尔斯将科学引进人文范畴，使信念的确定不是取决于人性的因素，而是建立在客观外在并可验证的基础之上。

皮尔斯认为，观念的意义完全在于它在人生行为中产生的效果，这就是有名的皮尔斯原理，也是实用主义的基本原理。信念无所谓真假，只存在有用无用，观念的意义在于使人的行为更好地适应环境，以达到人生的目的，而不是仅仅去认识世界。哲学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获得知识、发现真理、确定信念和达到人生目的上。真理乃使人深信不疑的观念，真理不同于谬误之处就在于它能将人带到目的地。

虽然皮尔斯最先提出了实用主义的基本原理，但真正将它系统化并推广到社会的是威廉·詹姆斯。詹姆斯不仅是实用主义的真正奠基人，也被认为是美国哲学的创始人。他生于纽约，父亲是自由派神学家，弟弟亨利·詹姆斯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小说家。詹姆斯年轻时经常往返于欧美之间，1869年获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以后依次在哈佛担任生理学、心理学和哲学教授。1898年，詹姆斯在加州大学作了《哲学概念和实际效果》的著名演讲，对皮尔斯在20年前发表的实用主义理论加以阐明和发挥，使之广为流传，并从此开始有系统地建构实用主义哲学。

詹姆斯一生著作等身，对美国思想学术界影响深远，是美国哲学和社会理论精神的卓越代表。他创立了机能心理学以取代结构心理学，他提出的意识流概念引起了文学创作的新潮流，他将宗教与人的心理相结合作了精辟的考察，而他的《实用主义》一书则是实用主义的经典著作。

詹姆斯的真理观与皮尔斯的看法一脉相承。首先，他提出实用主义是一种方法，是确定真理的方法。任何真理都不过是人为了方便而作的假设，并无神圣的必然性。因此，确定真理不是看最先的原则，而是看最后的效果，这就是真理的兑现价值。其次，真理是行动的工具，人掌握真理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因为真理是有用有益的，它能引导人达到目的，得到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讲，真的也就是有用的，有用的也就是真的。最后，真理并非一成不变，人类的经验常常会越出以往的真理，因此真理是在经验中形成的，是证实和生效的过程。

詹姆斯还试图将实用主义和宗教相调和。对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根据实用主义的原则，只要关于上帝的假设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能令人满意地起作用，那这假设就是真的。”因此，詹姆斯认为宗教的意义和价值是从宗教对人的心理效用而言的，因为宗教已经成为那么多人的心灵安慰、精神上的休憩。他不去否认创世主，但并不指望创世主的拯救，他强调世界的可塑性和得救的可能性，认为创世者给了每个人机会，得救要靠每个人的积极行动和努力。

约翰·杜威由于广泛的讲演和积极参与社会改革，成为实用主义大师中名气最大的一位。他生于佛蒙特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佛蒙特大学毕业后，进入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颇深。后来杜威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思想逐渐转向实用主义。1903年芝加哥大学成立10周年时，他和乔治·赫伯特·米德等人在《逻辑理论研究》论文集中发表了自己的实用主义观点，从而宣告了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的诞生。

杜威将他的实用主义称为工具主义，将思想看作人应付环境的工具，而真理作为思想观念的一种，不过是有效用的假设，是取得成效的工具。真理起工具作用的过程也就是探索实验的过程，真的就是被证实了的，因此杜威非常重视社会实验，主张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去研究人类的社会生活。

实用主义集大成者约翰·杜威（1859—1952）

杜威把实用主义引入政治和社会学领域，对民主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只有民主的协商探讨的方法才是与科学实验相一致的方法。他还提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只有在民主成为生活方式的地方，民主作为政治制度才能有可靠的保障。社会民主的基础是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民主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由社会的全体成员不断地去争取和维持。杜威反对暴力革命，认为用暴力去改革社会只会引起以暴抗暴的破坏性后果。他主张改善主义，让人性的进化和社会的进化同步进行。个人的行动和道德进步是社会改革的必要条件，而教育则是提高个人素质最重要的手段。为此，杜威重视教育，创办实验学校，改革只重书本知识的教育方法，主张在行动中学习成长。

在杜威之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一直没有间断过。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将人的心灵看作人的社会行为的产物，是在用意义符号进行社会交往中产生的。悉尼·胡克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提出历史非决定论，强调人的行动改变历史的可能性。但他提醒民主社会一定要提防英雄人物，因为他们最有可能篡改民主。再往后，也许由于实用主义在美国已被社会普遍接受，作为一个哲学运动，它逐渐趋于平息，哲学家的社会影响减少了。不论是刘易斯的概念论、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莫里斯的科学的经验主义，还是蒯因的逻辑实用主义或罗蒂的认识论行为主义，似乎又都回到哲学家的书斋里去了。

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 尽管皮尔斯、詹姆斯、杜威及以后的实用主义代表人物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各有侧重，但他们的思想有着无可争辩的共同动机和框架。实用主义是一个统一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詹姆斯说过，实用主义“首先是一种方法，其次是关于真理是什么的发生论”。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可大致归为四点：

以人为本的经验主义 大多经院派哲学家认为实用主义过于世俗化，缺乏思辨性，称不上哲学，但这正是实用主义对哲学具有全新看法的结果。哲学界一向在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这样的概念和问题上争论不休。实用主义称这类形而上学的争辩为毫无意义的咬文嚼字、哲学的垃圾和懒汉的快乐。在他们看来，这些二元之争已经使哲学远离了人的问题，失去了一般民众的信任。

实用主义关注的是人作为生物体的活动，并且将研究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依照科学模式来构造哲学，以便指导社会实践。他们重新确定哲学的目的是为人，以人为本，只有人才是哲学的中心。哲学也不仅仅是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而是要对人有实用价值，给人以智慧，帮助人学会如何应付环境、改造环境，取得成功。

实用主义取消唯心唯物之争的观点被认为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哲学的问题现在是人的问题了，人不仅是认识的主体，更是活生生的行动主体。人是中心，价值的最终判断在于是否有利于人，是否让人满意。

思想是人应付环境的工具 实用主义者把人看作行为的有机体，人的思想起源于动物对环境的反应，因此思想不过是人应付环境的工具，用以摆脱困惑，建立信念和行动习惯。皮尔斯认为，思想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它所引起的行动和产生的效果。意义结构就是习惯，或者说是人们对环境作出反应的定势或倾向。詹姆斯认为，意识是神经系统应付环境的工具，人的内部器官顺应外部世界，以保证生存的成功。人的心理和生理是一致的，观念带来的好处是人们去寻求它们的唯一理由。理论是可以依赖的工具，而不是谜语的答案。一切理论都是工具性的，是适应实在的精神方式。

杜威进一步发挥了思想作为工具的意义和过程，认为思想和一切工具一样，价值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们所能产生的结果中表现出来的功效，在于使人更好地对环境作出反应。思想起源于疑难，最终也是为了解决疑难，其间的过程便是杜威著名的“思想五步说”，简单地讲就是：疑难困境的出现；确定疑难所在；假设解决疑难的种种方法；分析比较这些方法可能产生的结果，选定假设；最后是证实假设，若不适用便为谬误，若适用便为真理，疑难得到解决。

“实用主义”这个词来自希腊文“行动”一词，意即通过实践的效果来解释观念的方法，思想是人应付环境的工具，思想由它在实际行动或操作中产生的后果来确定其真伪，所以詹姆斯一再强调，关键不是看最先的原则，而是看最后的效果。

真理是有效用的假设 实用主义将真理视为思想的一种，所以真理也是工具，但必须是有效用的工具。人生来就继承了一大堆不可摆脱的知识，经过多次检验，人们从实践中判断思想观念的真伪。真理与谬误的不同在于：按照真理行动，人能到达目的地而不迷路。

实用主义者将效果看得重于理论。他们认为所有的科学理论都不过是人的工具，用来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真理也只是方便简单的工具，它是社会实践中人们所共同赞成和信任的观念，它是靠依据它行动所产生的效果而成为真理的。与其他由人所发现的理论一样，真理不过是一种假设，它是否符合事实必须通过行动的效果来检验。

实用主义者虽然反对绝对主义，但并不因此而持相对主义。他们主张的是多元，承认和容忍差异的合法性，但要能辨别好坏。他们既反对道德绝对主义的那种独断专横的压制，也反对道德相对主义的那种不负责任的宽容。他们要从僵死的教条和抽象的原则中解放出来，提倡理性思考和思想开放。

社会渐进的改善主义 实用主义者从理论所导致的实际效果出发，认为真理是多元的。皮尔斯提出“可错论”，认为任何真理都需要改进，如果信念与经验发生冲突，必须抛弃信念。詹姆斯认为没有一种理论绝对是实在的副本，宇宙尚在处处成长，何况真理。真理与真理之间也往往是相互冲突、彼此推翻的，每个真理都要受到其他真理的攻击和考验。

既然实用主义者认定真理不是一成不变的，知识是不断的自我纠正，这就决定了他们反对任何自称的唯一真理，反对权威、反对教条、反对保守停滞，提倡超越传统，发挥个体的创造性，积极进取。他们不会为崇高的原理过分狂热激动，而是用冷静的头脑投入经验之流中去。他们面对事物的具体性，面对将来。对于社会的改变和人类的得救，他们采取的态度是改善主义。世界是可以改善的，但未必是整体同时的改善，更可能是逐步局部的改善。在信奉社会进化这点上，实用主义肯定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刻影响。

杜威在将实用主义应用到社会变革方面做得最多。他说，人性可变，社会也可变。人性决定社会的产生和变化，人性中并非只有人固有的需要，或曰先天的冲动，也有后天的习惯。个人是人的个性与共性的总和，民主的社会既要保护个性，又要使人与人之间的共性与个性相协调。冲动是人的存在的表征，也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中心，它能使社会免于僵化。人性的生成实际上是人的本能社会化的过程。人性与社会一直在相互作用，不断变化。杜威坚决反对暴力的变革方法，因为暴力不能说明正确，反而只会限制理智的运用。他明确提出改善主义的论点，主张促使社会逐渐进化，认为这是最少浪费、最少破坏的社会改革方法。他还说明，改善主义的方法也就是民主的方法、合作实验的科学方法。在民主宽容多元的气氛中，人们彼此讨论，交换意见，民主决策，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使社会逐步得到改善。实用主义者反对社会决定论，认为事物的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并非命定。至于何种可能性将转化为现实，则取决于人的积极行动。

实用主义在美国的实践 实用主义在美国不仅是一种哲学，也有广泛的社会实践，这不仅由实用主义强调实践的本质所决定，也是由美国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实用主义在美国的产生，其本身就如詹姆斯关于新真理形成的说法，是对美国人求实进取精神的继承和总结。在进步主义时期，它不仅影响了改革者改良社会的务实精神，奠定了进步主义的哲学基础，而且塑造和影响了进步时代改革的社会政治目标。在协调美国民族性格与美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中，实用主义最终发展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一种平民的哲学，渗透进美国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诸多领域。

美国人看重经验和实际，他们关注社会现状和具体现实远胜于抽象的理论。他们不重思辨而重常识，不纠缠于概念定义的争论之中，对任何理论不是采取教条的态度，而是重视其实际功效。在美国的政治竞选中，争论的大多是非常具体的问题，极少有抽象的意识形态之辩。美国的历史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只要能解决问题，不论是谁提出的方法，都有被采用的可能。美国的司法遵循习惯法的判例法原则，也是重在解决问题的先例。

美国人习惯和保护多元性。美国幅员辽阔，气候地貌呈现多样化，各地生活和生产方式存在很大差异。联邦制的实行使各州有自行其是的权利，政治经济的多样性是合理合法的。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也是建立在多元基础之上，多种族多民族多宗教，必须容忍和适应不同的生活和思想方式。所以，美国人在自己多元的世界里形成了对真理多元的看法，他们不承认唯一真理，很少有意识形态的忠诚，只以宪法为准。而宪法不仅不规定法定思想，还禁止统一思想，禁止确立国教，承认不同的利益和思想，保障公民的思想、言论、出版等表达自由。

美国人是反权威的，他们既不承认思想的绝对权威，也不拜倒在领袖的权威之下。从殖民时期起，清教徒就严肃监督权力。民众对领袖有自由评判的权利，就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等享有崇高威望的总统也不例外。他们认为即使民选的领袖也完全可能成为独裁者，必须加以防范。

美国人具有反传统的传统。他们认为真理不是绝对的，不是机械的条款，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得到个人和社会实践的不断证实。他们持发展进化的观点，反对僵化，鼓励探索。有时他们追求新奇到了标新立异的地步，明明在传统里，也自认为在反传统。

美国人注重实干，不尚空谈。早年的拓荒精神一直延续下来，生活就是求生存求发展，适应和改造环境，使之更适合人类生活。美国人相信有所作为的观点，富于实验精神。早在立国制宪时，他们便将专利权写进了宪法，鼓励发明创造。今日人类文明中所普遍享受的东西，很大一部分由美国人所发明。他们的教育反对死记硬背，重实践和创新精神，受教育者具有更多使教育适合自己要求的灵活性。

美国人习惯于合法改革而不喜欢暴力革命。在美国几百年的政治中，每出现分歧，都会展开激烈的全民讨论，试图用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除了在奴隶制问题上妥协失败外，一般都能使矛盾由尖锐趋向缓和。政权在不同党派间移交时，也都能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各自尊重选举结果而不必动用军队，诉诸武力。每当社会发生问题时，总会掀起改革之风，民间广泛参与，上下合作，合法地改变社会。正因为美国存在着和平改革的可能性，所以避免了不必要的社会动荡和暴力流血。美国工会也不同于欧洲工会，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他们回避社会主义主张，不另组工党，不企图推翻现存秩序，而是在现有的两党制基础上，利用选举等合法手段进行操作。他们追求的是现时现地的福利目标，遵循的是实用主义的改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