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步时代”的矛盾与改革

进步主义的动力基于一种乐观的理想。进步主义者相信，社会应该而且能够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他们还相信人类天性向善，向往美好未来，社会矛盾乃至邪恶的根源并不在于个人的弱点或罪恶，而是在于整个制度机构，因此改革需在制度层面进行。至于如何改革，进步主义者在具体方法上没有统一的看法，因而改革的结果也缺乏共性，其本质还引发了史学家的诸多争议。

进步主义的原动力 美国在内战后40年中的经济腾飞使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不足8000万人口的国家拥有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生产能力和物质财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带来的并非只是福音。

在社会发生如此巨变之后，必然引起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而分配的结果是日趋增长的贫富悬殊：一方面是财富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则是贫困的急剧恶化。1900年，美国2%的人口占据了国民财富的60%，大公司、大企业、大家族拥有惊人的财富和特权，而且还在迅速兼并。各行各业都呈现出垄断的趋势，极少数财团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几乎成为不可能。同时，普通工人的生活改善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发展。从19世纪末开始，中南欧移民大批涌入，人数已近千万。这些移民大多身无分文，只能聚居在入关的大城市，成为工厂的苦力，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长时间从事单调机械的体力劳动，而且很少受到法律的保护，妇女儿童的状况尤为悲惨。他们生活在城市拥挤肮脏的贫民区内，那里的贫穷、愚昧、落后、罪恶触目惊心，激发了社会进步力量的一致批评和抗议。

政治生活的严重腐败同样令人震惊。“镀金时代”留给20世纪初美国的政治文化遗产是财富追逐、道德败坏、官僚腐化、政治堕落。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垄断资本家势力的壮大，政党机器对政治的操纵、党魁的跋扈、企业与政治的结合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有识之士对社会的两极分化深感忧虑。早在1879年，亨利·乔治就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提出美国总财富增长后个人贫穷加剧的问题。此时又有更多的人以道德的秤杆重新掂量物质进步的后果。美国人从清教时期开始就习惯于将贫富和善恶联系起来考虑，认为富裕是上帝对善的赐予，而贫困则是对恶的惩罚。但是广大关心民众疾苦、具有改革思想的新闻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文学家，经过实地调查，发现生活在贫民窟中的人们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懒惰过错而受穷，他们是社会不公正的牺牲品。

新闻记者是揭露社会不公的先驱。一开始，他们关注的是公司的垄断问题。1881年，记者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炮轰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之后，此类文章逐渐增多，开始引起普遍关注。1902年，《麦克卢汉》杂志连载艾达·塔贝尔揭露标准石油与林肯·斯蒂芬斯揭露大城市政治机器的系列文章，顿时引起轰动，成为里程碑式的大事件。杂志编辑麦克卢汉在社论中表示：“这些文章显示，大量美国雇主、个人和政客基本上是不道德的。律师正在变成大公司的工具，法官允许作恶者逃脱正义的制裁，教堂唯利是图，教育家似乎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其他期刊杂志也纷纷效仿麦克卢汉的做法，一时间，各类揭发文章铺天盖地，席卷全国，内容几乎涉及各行业、各领域，包括保险业、药业、大学竞技业以及卖淫、血汗工厂苦力、政治腐败等。西奥多·罗斯福把这些新闻记者比作约翰·班扬《天路历程》一书里的“耙粪者”，尽管意义不完全吻合班扬原意，但从此“耙粪者”便成为揭露黑幕者的标签，“耙粪”成为揭发贪污、腐败、渎职等黑幕的代名词。

随后，文坛上也出现了一批专门以新闻报导和文学创作来干预生活的“揭露黑幕文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雅各布·里斯的《另一半人怎样生活》和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里斯是一个芬兰移民，他以记者身份对纽约贫民区进行了详细的采访报道，向美国中产阶级揭示了他们所不熟悉的另一半人的苦难。辛克莱是个小说家，社会党员，他对大名鼎鼎的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的屠宰场作了周密调查，揭露其恶劣的卫生条件和劳动条件，在全国引起舆论哗然，先是肉类销售一时减半，后是促成了肉类检查法的通过。

此类“耙粪”文字大大触动了普通美国人的良心，不少人受到激励，加入进步主义改革事业，被称为进步主义者。他们关注城市贫穷与弱势人群，要求改善城市贫民窟的生活环境，关心劳工、妇女、儿童的生活以及移民、黑人、印第安人的处境。他们也要求市政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格兰特时代的民主党人反对政府腐败与低效运动在新环境中的延续。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城市政治集团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兴起，社会权力更加集中，腐败更为普遍，社会矛盾更加恶化。进步运动中声势最大的口号是“反垄断”或者“反托拉斯”，要求进一步制定和协调相关法律，惩治腐败，扩大民主；反对大公司垄断，要求政府出面管理或者取消全国及其州际范围内的托拉斯，要求人民具有更多保护和发展自身的权利。这些呼声与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农民协进会运动和人民党运动多有类似，受到广大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的普遍欢迎。

进步主义者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改革基本上是民间自发的。因来自不同行业，又受不同思想的影响，所以改革目标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做法缺乏一致性，时而交叉，时而又有冲突。例如：有些人赞成公众拥有市政实施，反对国家对铁路的拥有权；有些人反对移民，反对给予黑人权利；有些人强调个人自由，同时又极力支持禁酒运动；有些人希望改善产业工人的生活，却不愿与劳动人民合作。改革团体有时为了某个问题团结在一起，有时又会因为另外一个问题而变换联盟。因此，就追求的目标以及采取的改革措施而言，进步主义者堪称一个多样化的集合体。尽管如此，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有责任心和忧患意识，不反对资本主义，也不试图重组社会，史学家称他们为保守的进步主义者。相比之下，另有一些进步主义者非常激进，他们转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组织自己的工会——“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公开反对资本主义，并宣布“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没有共同点”。

当然，中产阶级并非改革的唯一力量，工人阶级、黑人、女性，甚至党派集团都为进步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民间改革潮流 对于城市贫困问题，进步主义改革者最直接的措施是改变穷人生活环境，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开办济贫院，或称贫民居住中心，为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提供一个暂时的栖身地。开办济贫院的是一批年轻志愿者，尤以妇女为主。他们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相信社会公正和进步的理想；对城市贫困感到忍无可忍，在良心和道义的激励下，自愿献身于消除贫困愚昧的行动。他们向社会呼吁和募捐，以十分有限的资金开办济贫院，使无路可走的人不仅能获得一些基本的生活条件，还能受到一定的教育，为就业作点准备。

1889年在芝加哥贫民区创办的“赫尔之家”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济贫院，开办者简·亚当斯成为贫民福利工作的先驱。到1900年，济贫院已在各城市发展起来，总数达400个左右。济贫院同时也起到当地社会服务机构的作用，工作人员积极介入地方政治，为改善贫苦人民的生存环境而努力，诸如设立公共浴室，为儿童修建操场，关心道路照明、垃圾处理等公共事务。他们的行动不仅直接帮助了城市贫民，加强了全社会对贫困问题的关注，促使市政改革中有关立法的通过，而且还使社会工作成为一种职业，其中女性起着关键作用。

赫尔之家
芝加哥的“赫尔之家”位于希腊、意大利、俄国、德国等国贫穷移民的聚居区。会馆最初主要帮助移民适应城市生活，如为移民提供英语教育、为有工作的母亲照看孩子、为街坊提供文化活动等。

人物小传

简·亚当斯

简·亚当斯，美国杰出的女社会改革家，因创建芝加哥“赫尔之家”被誉为“社会工作之母”。1931年亚当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美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简·亚当斯（1860—1935）

简于1860年9月6日出身于伊利诺斯州塞达维尔镇的一个富裕农家，9个孩子中她排行第8。父亲是位成功的商人，参加过南北战争，当过16年的州议员，还是林肯的朋友。简的童年很是不幸，两岁时母亲去世，4岁得了脊柱结核病。由于不能像健康的孩子一样又蹦又跳，她的大多数时间交给了书本。这养成了她喜欢观察、善于思考的习惯。一天，父亲驾车带她经过一个爱尔兰移民的贫民窟，她问父亲为什么有人会生活在这种地方，听了父亲的解释后，幼小的简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长大后要在这一堆破烂房子间盖一所大房子。

1877年9月，简中学毕业，立志学医，一是想帮助他人，二是受狄更斯小说的影响，但更直接的理由是她作为女性在体检、就医时的尴尬：她觉得女性在男医生面前暴露自己的私密部位不亚于是种羞辱。但考虑到简的身体，父亲反对女儿远行，简不得已上了附近的罗克福德女子学校，一直读到1880年毕业。1881年，父亲在一次旅途中突然得病，不久便离开人世，留给每个孩子5万美元的遗产。那时的5万美元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相当于现在的100多万美元。当年秋天，继母带着全家离开塞达维尔，前往费城定居。在费城，简终于可以学医圆梦了，她上了费城女子学院，但紧张的学业再加上原本就虚弱的身体使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到一年，就被迫辍学。

1883年8月，继母和简前往欧洲旅游散心，3年多后回来，简的病情依然没变好。后来她动了一次脊柱手术，身体稍有好转。回到塞达维尔休养期间，简读了大量书籍，包括早期的基督教徒、托尔斯泰、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朱塞佩·马志尼、自由派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著作。她的宗教思想、民主理念以及对女性角色的认识就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

1887年12月，简与一位女同学艾伦·斯塔尔再次前往欧洲，其间考察了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改革运动，参观了一些教堂和慈善机构，其中位于伦敦东端贫民窟的汤因比堂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个济贫服务所，由若干建筑物组成，致力于为贫民提供帮助与服务。这不正是她童年的心愿吗？1888年夏天简兴奋地回到美国，受洗成为基督徒，放弃当医生的梦想，着手筹建一个类似于汤因比堂的济贫服务所。

1888年9月，简和艾伦来到芝加哥，开始物色地方与筹款。她们到处演讲，拜访教堂、教会、慈善机构、中小学，拜会牧师、政界要人、新闻记者、慈善家、社会名媛，最终将济贫服务所落在芝加哥原富豪查尔斯·赫尔的宅邸，这就是著名的“赫尔之家”。“赫尔之家”给外来移民提供居所，帮助他们学习英语，授予工作技能，改善其生活条件。“赫尔之家”设施从居住救济扩展到建立幼儿园、成人夜校、少年俱乐部、女性俱乐部、公共餐厅、咖啡馆、体育馆、游泳馆、美术馆、剧团、图书馆等，并逐渐成为社区政治、教育、文化中心，其作用已远远超出一般的济贫服务，其影响也扩展至海外。许多知名人士，如英国劳工领袖、俄国亲王、英国首相、罗马尼亚皇后等都慕名前去参观。

正当简名扬天下时，出现了另一个奇迹：她的病竟不治自愈。频繁的活动非但没有恶化她的病情，反而使她精力充沛。她开始投入各类社会活动，到处演说，支持各类改革运动，提倡女权与女性价值的实现，呼吁社会互助，反对战争，捍卫正义与自由；1911年起她担任“全国社会改革者同盟”主席，之后从事反战运动；1915年领导组建“妇女和平党”；1919年开始担任“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联盟”主席。她还著书立说，写下了不少著作，如《民主和社会伦理学》《和平的新理想》《赫尔之家二十年》《赫尔之家第二个二十年》等。

简将一生献给了社会救济和社会进步事业。她没有结婚，但生命中有两位同性爱人，其中一位就是艾伦·斯塔尔。简于1935年5月21日病逝，享年74岁。

相比之下，城市贫民之外的其他社会弱势集团受到的关注较少。但社会的分化使弱势群体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处境，认识到联合起来为自己争取公平和公正的重要性。无根基的移民往往按原先的国籍和种族聚居在一起，他们常常抱团结派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并且慢慢学会通过政治行为来达到目的。地方工会积极争取工人阶级的权益，像加利福尼亚州迫于工会的压力，在1911年到1913年间通过了一项童工法、一项劳工补偿法和一项女工劳动时间法，成为其他州通过类似法律的榜样。

黑人也开始组织起来，从自我奋斗发展到改善社会、挑战整个种族关系以及为反对种族压迫而努力。当时绝大部分黑人仍然留在南方农村，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忍受着种族隔离的歧视，他们稍有反抗，等待他们的便是私刑。在北方，种族歧视也是一样，黑人永远是“无法同化”的被贩卖入境的移民。自20世纪初到1910年，不到10年，纽约等北方大城市的黑人人口大多已接近10万人，但基本上只能聚居在黑人区，享受不到居住自由。黑人领袖布克·塔·华盛顿提出“立即放下提桶”，要求暂时放弃追求政治权利，通过勤奋劳动、节俭生活、踏实工作以及基督教人格，呼吁黑人自救。华盛顿还和白人合作，帮助筹款创建了数百个社区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致力于提高美国南方黑人的教育水平，以改善黑人的生活以及黑人社群的境况。华盛顿的这种非暴力抗争的思想，要求黑人内化美国主流价值观，以暂时放弃政治权利来换取经济发展与独立，在当时受到许多黑人的批评，其中之一就是威·爱·伯·杜波依斯。

杜波依斯不仅挑战华盛顿的思想，而且反对华盛顿的策略，主张将扭转种族关系作为奋斗目标。杜波依斯的出身与华盛顿不同，他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在一个相对包容、多元的环境中长大，对奴隶制毫无体验，长大后就读于田纳西的菲克斯大学与哈佛大学，是哈佛大学第一个取得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毕业后任职于亚特兰大大学，教授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学者的经历使他比华盛顿更具远见，对种族问题与种族发展看得更远。1899年，杜波依斯出版《费城黑人》一书，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费城黑人聚居区的状况。1903年出版的《黑人的灵魂》，杜波依斯在书中公开批判华盛顿的“适应”观点和渐进主义思想，反对“亚特兰大妥协计划”及其所主张的为了换取基本的受教育权和致富机会，要求南方黑人服从白人的政治规则。杜波依斯提出，在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统治下，美国黑人不能仅满足于上个商业学校或农业学校，应要进入大学，要以进入职业领域为奋斗目标；黑人更不能坐等天上掉馅饼，只有奋起反抗，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权利，实现社会变革。

文献摘录

这是种奇异的感觉，这种双重意识，总是通过别人的眼睛看待自我，通过充满可笑的蔑视和同情的世界的标尺评价自己的灵魂。一个人总能感到他身上的两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奴；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调和的抗争；两种对立的理想存在于一个黑色的躯体内，仅凭顽强的力量才不至于使他撕裂。

美国黑人的历史就是这种抗争的历史——渴望获得自觉的自尊，渴望将双重自我融入一个更美好更真实的自我。在这融入之中，他希望不要失去原来的自我。他不会将美国非洲化，因为美国有太多可以让世界与非洲学习的东西。他也不会将他黑人的灵魂漂白，进入白人的美国主义之流，因为他知道黑人的血液里有要向世界传递的信息。他只是希望：一个人既是黑人，又是美国人，既不会被他的同胞诅咒和唾弃，又不会看到机会之门在他面前被粗暴地关上。（威·爱·伯·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1903）

1905年，杜波依斯等少数黑人知识分子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加拿大一侧召开会议，决定发起运动，将黑人团结起来，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平等权利。1909年，“尼亚加拉运动”改组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从此黑人有组织的争取人权平等运动开始了，它包括反对私刑、反对《吉姆·克劳法》以及反对在教育与就业中的种族歧视等。不到10年的时间，协进会就赢得了若干重大胜利——如1915年促使最高法院宣布南部用于阻止黑人投票的“祖父条款”违宪——成为美国最重要的黑人组织，至今依然在黑人民权运动中发挥着领导作用。

黑人领袖威·爱·伯·杜波依斯（1868—1963）

杜波依斯的思想中具有某种程度的精英意识，他认为争取完整的公民权利和逐步增加政治参与，需要依赖某些知识精英，即他所谓的“天才的十分之一”；他相信一个高文化的黑人阶层能形成有效的领导阶层，引领黑人为整个种族奋斗。

美国妇女在19世纪上半叶的改革中曾于1848年召开过女权大会，发表了女权宣言，但参与者只限于少数女界精英。20 世纪初，受教育和就业的妇女激增，美国妇女运动再次崛起。中产阶级妇女和工会妇女纷纷组织起来，其中最主要的迹象是女性俱乐部的出现。一开始，女性俱乐部主要为中上层女性提供文化娱乐场所，20世纪初开始参与社会改革，如帮助种树，援助学校、图书馆、居住中心，建设医院、城市公园等。俱乐部还成为推动州立法的一股重要力量，如监督雇工、女工与童工的工作环境，食品药品工业，印第安部落政策以及烈酒销售等。女性俱乐部还和其他妇女团体联盟，为维护争取妇女合法权益作出了重要贡献。

妇女改革者的目标是多方面的：经济上，她们力争改善妇女儿童的劳动条件和报酬。社会上，她们带头提倡禁酒，主张通过节育以使妇女从沉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政治上，她们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和主张，并集中精力争取妇女选举权，使妇女选举权运动成为进步时代最大的一项改革运动。

当时，女性投票简直就是一件异想天开之事，这既与早期倡导者的言论“过分”有关，也与社会对女性的认识与要求有关。伊丽莎白·斯坦顿提出，女性作为妻子、母亲、姐妹、女儿仅是“偶然”，她更重要的角色是作为社会的一部分，选举权乃是女性的“天然权利”。这种观点彻底颠覆了女性在男性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从属身份与地位，要被广泛接受，实在艰难，而在当时女性也大多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自己的从属角色。同时，维多利亚时代对“纯洁”女性的理想化要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对女权要求的障碍。

1890年，“全美妇女选举协会”成立，随后很快吸引了大批女性改革者，到1917年成员已达200万人。在此期间，协会采取逐个击破的办法，一个州一个州地进行活动，先后在怀俄明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爱达荷州争取到了妇女选举权。到1919年，共有39个州允许妇女在某些选举场合投票，15个州批准了女性选举权。1920年，第19 条宪法修正案批准通过女性选举权，确保了全美女性的政治权益。这个阶段有声有色的妇女运动培养了一代追求平等解放、投身事业和社会的新女性。

市政与州政改革 美国在制定宪法时还鲜有城市，所以相对联邦和各州的立法而言，市镇立法相对薄弱，一般从属于州。内战后的40年中，城市人口从600万人激增到3000万人。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展，产生了一系列亟须解决的新问题，如治安、照明、道路、住宅、学校、医院、消防、供水、卫生等。城市作为一个独立行政机构的权力明显扩大，市政府迫切需要整顿和加强。

当时，美国城市的权力大多掌握在一些党魁集团手中，这种状况陆续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由于普选权的实现，一些以政治为营生的头头笼络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城市贫民，尤其是新移民，之后陆续建立起自己的集团政治。如此建立的政治集团带有很大程度的阶级性和种族性，它强调效忠于党派和领袖个人，实施集团制，以官职和市政建设项目合同作为犒赏，以饱私囊。集团人员确实为新移民和穷人提供了不少实际服务，如为他们找住所、找工作等，因而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这种政治的中心是实利，为的是个人和自己集团的私利，少有法律约束，因而徇私舞弊、贪污腐败现象泛滥。改革派称之为“罪恶的机器”。

这类机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纽约的坦曼尼会堂。在头头威廉·马西·特威德的领导下，会堂赢得了纽约市政权，并长期有效地控制着市政运行。特威德个人敛财250多万美元，朋党圈的敛财总数则高达4000万到2亿美元。其他重要城市亦如此，波士顿由号称“沙皇”的马丁·罗曼西把持，费城由有“吉姆王”之称的詹姆斯·麦克梅内斯掌控，圣路易斯由“上校”爱德华·巴特勒控制。这些头头仿照欧洲严密的等级组织，自上而下，要求层层服从，最下面的喽啰活跃在基层。城市被分为许多邻里小区，一小区一小区地加以控制，选票和款项则牢牢捏在集团手中，政府公职成了个人追名逐利的工具。一般说来，城市政治集团只关心与自己政治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地方事宜，对全国政治考虑甚少，更不关心意识形态问题，这是一批只讲实利和关系的政客。集团政治的腐败与这些头头的贪污大幅度增加了税收，但行贿的建筑商使用劣质建材，政客选举时雇人多次投票，此类徇私舞弊事件层出不穷，人们怨声载道。改革派下定决心采取行动，清除污浊，彻底改革城市政治。

1914年的纽约坦曼尼会堂
位于曼哈顿东14街第三大道与欧文广场之间，1927年被拆除。

市政改革主要是通过改革选举程序和改变市政结构来实现。改革派在工商界、新闻界和其他中产阶级的支持下，立法取消了“区”的制度，改成在市的范围内进行选举。这样，原先素质较差的“区”代表就很难胜过市里素质更高的代表。城市改革市政管理委员会，市长和市内阁由选举产生的无党派人士担任，市政府内则成立各种委员会，由专家组成，按现代企业的方式来管理；或者当选的政府官员聘请外来专家掌管政府日常运作，这些人被称为城市经理。到进步运动结束时，全美大约有400个城市在市政委员会管理之下，有45个城市雇用了城市经理。

市政改革中最成功的例子是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汤姆·洛·约翰逊于1901年当选克利夫兰市长，并4次连任。约翰逊在任期间全心全意地反对党派政治和特殊利益集团，赢得了多次胜利，但在力争拥有城市公共电力的斗争中失利。总体上，市政改革后的城市政府变得更集中、精简、高效、廉洁，削弱了不少党派色彩，但缺点是变得更像一个官僚机构，与一般平民之间的距离拉开了。

州政府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州的立法机构上。由于州立法官员普遍存在腐败低效的弊病，因而改革致力于通过扩大选举团的权力来限制立法机构的腐败，而且主要集中在立法提案权和公民投票权两个方面。立法提案权允许超越立法机构直接向选民征求新的提案；公民投票权要求立法机构的决定提请公民选举团的批准。到1918年，已有20多个州通过了上述提案中的一个或者两个。除此之外，改革还设立了直接初选和投票罢免制度。直接初选取消了党派集团推举候选人的权力，将选举权直接交给人民；投票罢免使选民有权罢免当选官员。到1915年，所有州都建立了直接初选制，尽管投票罢免制还没有完全推广，但也有些州开始实施，还有一些措施旨在限制企业对立法活动的影响。

州一级改革中最著名的改革家是威斯康星州的罗伯特·拉福莱特。拉福莱特于1900年当选州长，在他的领导下，威斯康星州逐步通过了直接初选、立法提案和公民投票3项政策，控制了铁路运营和电力供应两大公共实施，通过了劳动环境管理法与工伤赔偿法，并实施征收大宗遗产累进税等。这些政治和社会政策被称为“威斯康星理念”，成为其他州引入的榜样。纽约州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加利福尼亚州长海兰姆·约翰逊、新泽西州长伍德罗·威尔逊等也都是闻名遐迩的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