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结束，美国没有发生针对叛乱者的大规模逮捕、惩治与镇压，即便是最激进的共和党人，对此亦无异议，虽然他们可能不认同林肯式的宽恕。叛乱州在宣誓效忠联邦后很快重返国会，格局未变，合众国重新回归共和民主的两党政治。仅仅10年后，民主党居然就成了众议院的多数党。

南方的重建不说是失败，至少也是半途而废。由于改变是从外部强加的，失败的旧南方并不认输，北方也逐渐丧失了对重建的兴趣，终于撒手不管。重建涉及诸多问题，但成败的关键其实是如何安排400万被解放的黑奴。如此重大的问题，联邦政府在开战之前有没有未雨绸缪呢？

美国崇尚有限政府和个人奋斗，移民进入美国后，他们的生计不属于政府管辖的范围，如果需要帮助，只能找教会或私人慈善机构。但是黑人的情况特殊，他们并非自愿的移民，在奴隶制下没有人身自由，从来不知如何自谋生路。突然间他们解放了，自由了，没了主人，也没了生路，何去何从，他们准备好了吗？而他们的失败也就是重建的失败。铲除奴隶制原本是将黑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一次难得的机会，但遗憾的是好像没有人从国家的长远前途来考虑这个问题，结果是非但没有迎来种族融合，反而形成更加强烈的种族对立和更加持久的种族歧视，因为作为家庭财产而受到一定保护的奴隶，如今成了仇恨和泄愤的对象。这样的种族关系在美国社会造成的创痛和裂痕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发作，再有百年怕也难以弥合。

民主制度总是那么匆匆忙忙，内战后到19世纪末的这段时期，美国好像进入了成年，失去了早期独特的理想色彩，变得越来越像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奴隶制的障碍扫除了，经济开足马力猛进，移民潮疯狂涌入，美国不再是当年那个相对单纯的国家，人民也不再是当年那些自治守法的人民，当年的制度自然也难以适用。标志性的产物就是党魁政治、腐败泛滥、贫富悬殊。

镀金时代的大亨利用自由放任的经济环境，创造和集中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奠定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中的善恶难以一言蔽之。幸运的是，“卡内基们”认识到将财富回归社会的必要性。更幸运的是，美国公民拥有合法的政治主动性，他们又一次自下而上地呼吁改革，践行改革，从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到改革城市管理制度，试图重新调整工业化、城市化后的政治、法律、社会关系和道德情怀，回到共和主义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