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内战后宗教的演变

内战后，美国宗教逐渐从福音主义向宗教怀疑转变。社会的巨变、各类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达尔文进化思想的冲击，向宗教提出了挑战，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分量逐渐削弱，但另一方面，宗教又在逐渐适应变化中的社会，“社会福音”的出现就是宗教对世俗经济生活的一种回音。另外，随着天主教移民的大量涌入，美国在改善各派关系、走向宗教联合以及宗教多元化方面也迈出了一大步。

天主教的壮大 内战后天主教的壮大主要是由移民造成的。1790年约翰·卡罗尔成为巴尔的摩主教时，美国只有3万名天主教徒。后来路易斯安那购地带来了一些原法属殖民地的天主教徒，但到1810年时，美国的天主教徒也不过7.5万人，仅占总人口的1%。天主教移民的首批涌入是在1820年之后，到1840年天主教徒达到了100万人，这引起了美国新教主流社会的关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爱尔兰饥荒和欧洲革命，又来了大批天主教移民，1850年天主教人数达到了175万人，1860年又上升到300万人。内战时移民几乎中止，但内战一结束，移民潮马上又开始了，一方面是爱尔兰和德国的天主教徒仍然源源不断地进来，另一方面是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成倍地增长。1880年美国天主教徒猛增到600万人，1900年达到1200万人，每20年便增加一倍。

美国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传统的国家，历史上对天主教一直十分警惕。内战前的反天主教情绪已经非常严重，当时不少人相信天主教是反共和政体的，移民是罗马教廷派来接管美国的，是个国际阴谋。更有人危言耸听地揭发天主教教会和修道院的所谓内幕，引起社会轰动并兴师动众地进行了调查；诸如焚烧教堂、殴打神父之类的暴力也时有发生，1844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武斗持续了3天，死13人，伤50人，最后动用了军队才将其平息。19世纪50年代初，被称为“一无所知党”的秘密组织美国党成立，在许多州的政坛获得成功，甚至参与竞选总统。但总的来说，美国还是有更多人反对这种狭隘观念，林肯就曾拒绝“一无所知党”对他的支持。他说，如果这些人掌了权，将宪法修改为“人生而平等，除了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那么还不如搬到俄国去享受那里的“纯正”专制。“一无所知党”没有维持很久便消亡了，但影响却延续了很久。

关于奴隶制的争论冲淡了宗教和种族的矛盾。联邦军队中有1/5的士兵是在国外出生的，移民的参加改变了人们的一些偏见。老的天主教徒通过参战等方式也逐渐适应了美国社会，有了些根基。鉴于美国公共学校普遍的新教倾向，他们还兴办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成千上万个教区学校。然而，内战后天主教徒的激增又使反天主教情绪死灰复燃，尤其到了19世纪80年代，外部势力控制论又开始传播，“美国保护协会”这样的秘密组织又出现了，他们发誓不选天主教徒当政，不雇天主教徒工人，但这些人掀起的风浪不如当年的“一无所知党”。

天主教本身也进行了调整，努力适应环境，加快美国化进程。深受敬重的红衣主教詹姆斯·吉本斯做了许多弥合工作，他赞扬美国政府，强调天主教与美国制度的一致性，与新教各派友好相处，消解矛盾，同时他也极力维护天主教的内部统一。当时不同的种族由于不满意法国神父人数太多，纷纷要求拥有自己的教堂、自己的神父主教，并用自己的语言进行礼拜。吉本斯认为这样做会破坏美国天主教的统一，更有可能被利用作为外国势力的工具，最后梵蒂冈派去了爱尔兰神父，才平息了这场争论。

达尔文的冲击 19世纪的科学发展以及新学科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思想的自由化。人们越来越关注人类社会的环境和需求，更看重社会和经济力量的作用，上帝在人心目中的权威逐渐降低。老的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都重视以科学实证作为真理的基础。新的学科，如人类学、考古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所获得的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新认识又往往构成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怀疑和挑战。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了。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发表时，正值内战逼近，美国人无暇顾及。战后进化论成为争论的中心，尤其是达尔文在1871年又发表了《人类的由来》，将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的发展。进化论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生物通过自然选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连人类也包括在内。这一学说直接违反了《圣经》创世纪里的说法，《圣经》中说，上帝在6天内创世，人是由上帝按自己的样子创造的，其他物种也是由上帝分别创造的。

美国宗教界因进化论而分成两派。自由派表示接受，在哈佛、康奈尔和普林斯顿神学院里都有人公开支持，有的牧师称进化论是对旧时加尔文主义的一种现代替代物，一些有影响的教会报纸也发文表示赞同。也有的自称“基督教进化论者”，他们自觉地对进化论与基督教信仰进行协调，将上帝说成进化论背后的原动力，或用进化论的观念去重新解释创世记，解释《圣经》，以使彼此相符。他们还接受从欧洲引进的新型圣经学派，该派对《圣经》及其教义进行历史考证研究，提出《圣经》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写作，最后汇编而成，这无疑大大影响了《圣经》作为“上帝之言”的权威。自由派越来越倾向于将《圣经》视为一种隐喻或象征，而不是必须照办的字字真理。

保守派则坚决拒绝进化论，认为那是对上帝的亵渎。他们攻击达尔文主义是无神论，坚决维护传统教义，一字一句地遵从《圣经》，禁止教会学校宣讲进化论，阻止达尔文主义及其他新科学破坏美国的宗教基础。1895年，保守的“尼亚加拉圣经会议”提出检验正教的5条标准：《圣经》的绝对正确、基督耶稣的神性、圣灵感孕、基督代人赎罪和基督肉身再临，亦称“基要主义”宪章。所谓正统就是承认这5条标准。1907年，教皇庇护十世发布通谕谴责现代主义，从事考证的神职人员被迫保持沉默或遭开除出教。

不少新的“原教旨”教派在美国成立，他们在南方和西部的农村中势力最强。农民们信守传统观念，认为只有在田地里工作的才是上帝的选民。他们也不愿意看到变化，对充塞着外国人的“不道德”城市抱有怀疑，对那里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想更是严密防范，决不容忍心爱的新教遭遇现代化和自由化。这些地方被称为南方的“圣经地带”，“三K 党”就在那里兴起。“三K 党”鼓吹白人新教的优越，反对外国人、黑人、天主教，气焰十分嚣张，到20世纪20年代竟吸引了500万党徒。

内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由斯宾塞从达尔文主义发展而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颇有市场。社会达尔文主义用进化论来解释社会发展和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强调人类竞争和淘汰的过程虽然残忍，但却是人类生存斗争之必需。种族主义者借此鼓吹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企业家借此赞美自由竞争，财阀自认是生存斗争中最适宜生存的佼佼者，由他们来掌握经济命脉才最有利于美国民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反种族主义呼声高涨，社会达尔文主义才越来越不被接受。

社会福音 社会福音是美国教会对工业化的反应，因此主要活跃在城市。从传统上说，基督教，尤其是新教，最关注的是个人灵魂的得救，认为慈善服务和改良社会是世俗问题，应该由世俗政府去解决。内战后美国工业化、都市化的结果造成赤贫与豪富的鲜明对照，城市拥挤，贫民窟惨不忍睹。19世纪末，教会不得不对此反省，改变其超然的态度，投入具体的社会服务和改良中去，以实际行动宣传社会福音。

当农村青年和外国移民大批涌向城市时，城市里比较富有的居民便迁移到富人区或郊区。教堂若不随之迁移，便会发现人去楼空，因此留下的牧师必须以新的姿态面对新的会众，否则教堂难以维持。教会发现，首先要改变的是对贫穷的态度，基督教的价值观是维护私有制的，财产一贯被认为是上帝对勤劳节俭的奖赏，而贫穷则是对犯罪懒惰的惩罚。洛克菲勒、卡内基等豪富都自诩其财产是上帝所赐。但面对惊人的大规模贫困，牧师们这样解释已不能令信徒信服，而对缺衣少食的穷人宣讲灵魂得救也显得不合时宜。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由个人负责是不公平的，教会要争取会众，必须理解和同情穷人的苦难，并为他们服务。

先是从英国传来了基督教青年会，1851年美国第一个青年会在波士顿开设，主要为来到城市的农村青年服务，随后各地又陆续兴办了几千所，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救世军也是从英国传入，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城市贫民区工作，负责募捐分发食品衣物，提供临时住所和职业介绍等。一些开设济贫院的社会改革人士也常带有宗教色彩，例如著名的芝加哥“赫尔之家”的主办人简·亚当斯，她的父亲是个贵格会会员，她本人相信基督教的复兴。

1872年，纽约的埃尔迈拉第一公理会教堂率先进行改革，在教堂内设立图书馆、演讲厅和体育馆。针对大多数贫民教育水准低的情况，许多教堂开设工人夜校、职业班等，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教堂原来只在安息日做礼拜才开放，现在则天天有活动，体育活动、外出度假、开办合作商店、提供就业服务、开办托儿所、组建童子军，还提供各种专为老年和妇女的服务等，教会具有了明显的社会服务功能。

除了慈善事业、兴办教育和社会活动外，宗教界开明的自由派人士也探讨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他们认为工业化改变了美国的经济，自由放任变成了极端的自私自利，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以激烈竞争为基础，有悖于基督教人类皆兄弟的合作精神。他们提出经济进步应造福全人类而不是摧毁人类。他们谴责社会的不公，批评无节制的资本主义，要求按基督教理想重建社会，现在社会一味受物质利益的驱使，与宗教越来越远，教会应提供改变经济秩序的道德力量，决不能在日益富裕的社会制造和容忍贫困。在亨利·乔治、爱德华·贝拉米、索尔斯坦·凡勃伦等社会批判家的影响下，基督教开始传播新社会福音。浸礼会的沃尔特·劳兴布施牧师宣讲基督教社会主义，视之为上帝反对资本主义的方法、精神和结果。他在1892年组织天国兄弟会，提出一系列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革措施，包括铁路等部门的国有化、征收所得税和遗产税、设立养老失业社会保险等，其中一部分在新政时得到了实现。

教会在支持有组织的劳工方面态度鲜明，亨廷顿主教本人也参加了“劳动骑士团”。在主教派1908年通过的社会纲领中，提出了工人的最低生活工资、尽可能减少劳动时间、废除童工、改善妇女劳动条件等要求。由25个新教教派组成的基督教联合会也赞同这一纲领，各教派都发动起来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谴责不公正、不平等，支持罗斯福的进步党。

天主教虽然在追究社会制度方面没有像新教走得那么远，但也将支持工会和救济穷人视为自己的职责。詹姆斯·吉本斯红衣主教在梵蒂冈为“劳动骑士团”辩护，使他们免遭谴责。针对天主教徒中新移民多、工人多、城市贫民多的“三多”状况，天主教会竭力为工人说话，试图充当劳资关系中的调解人。甚至教皇利奥十三世也在1891年发布了著名的通谕《新事物》，一方面否定社会主义的无神论和反对私有制，另一方面谴责工业制度对工人的压迫，这使他赢得了“工人的教皇”的称号。到20世纪初，天主教采取了更多具体的社会行动。1919年，美国成立全国天主教福利会议，约翰·瑞安神父任社会行动部主任，他要求政府更积极地保护受剥削的工人，提倡8小时工作制，实施最低生活工资制度、建设公共住房等，以促进全社会的福利。

教派的联合趋向 1830年至1860年是美国新教派别林立的活跃时期。内战后，像奴隶制这样一些导致分裂的因素消失为各教派的联合创造了条件。自由化和现代化的结果又使教义的差别显得不那么重要，越是自由化的教派在联合上越是积极。除此之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又削弱了宗教的神学意义，提高了宗教的人道主义社会功能。总之，各教派的差距缩小了，目标更近了，教派间合作和统一的愿望增强了，目的都是帮助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

首先是教派内部的和解和联合。北方长老会内部在1870年达成和解，北方的浸礼会在1909年合并。相对而言，南北的分裂更难弥合，大多要在内战后半个世纪才逐渐淡忘。部分南北长老会在1906年进行了联合，1918年美国联合信义会成立，1939年卫理公会联合，1957年联合基督教会成立，1958年美国联合长老会成立，1960年美国路德教会成立。

随后是新教教派之间的联合，很多地区达成了市一级和州一级的联合。在此基础上，30个新教教派于1908年成立了美国基督教联合会，联手应对宗教界面对的各种新问题。在城市改组过程中出现的社区教堂运动也有利于促进教派间的协作，因为这些独立的教堂不依附于任何教派，可以为不同教派共同使用。在大萧条和战争时期，教义的争论也让位给团结合作，随军牧师更是不分教派，为一切信徒服务。1850年年底，美国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俄亥俄成立，3700多万信徒，代表25个新教团体和5个东正教团体，致力于协调各教派的布道、教育和社会福利活动。

一部分自由派宗教人士更是将宗教往伦理文化方面推进。内战后不久就有一位牧师将他主持的一位论教堂改成“独立自由教堂”，筹建自由宗教协会，提倡宗教思想的完全自由和对神学的科学研究。1933年，这些人发表了一个人道主义宣言，承认宗教所发生的变化，认为世界是“自在”而非“创造”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宗教人道主义表示要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来重建人类的希望，为人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