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与文化

南北战争后，南方的重建、资本主义的发展、边疆的消失、海外的扩张，都深刻影响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新的移民潮与城市化进程又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及其生活的这个世界，美国正在朝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迈进。随之改变的还有人们的思维与思维方式，人们关注社会进步，关注知识革命，出现了一个可与“新英格兰文艺复兴”相比拟的文学繁荣时期。世纪末的美国终于在知识领域摆脱了欧洲的影响，塑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学。

老移民与新移民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迎来了工业化的高峰，劳动力的需求又一次推动了移民潮。从1861年到1880年，约有500万移民到达美国，成为继1820年至1860年第一次移民潮之后的又一次移民高潮。1864年，林肯总统游说国会通过《鼓励外来移民法》。国务卿西沃德甚至向美国驻欧洲的外交官发出通告，要求把吸引欧洲移民作为一项最重要的外交任务来对待。一些企业还组团赴欧洲招募熟练工人，它们在欧洲许多报纸上刊登广告，印发小册子，对有移民愿望的欧洲人描绘美国诱人的前景，一些企业还为愿意移民的欧洲人提供路费。

1882年之前，除中国人，还有罪犯、有精神缺陷者以及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人之外，其他人进入美国几乎是不受限制的。直到1891年，大西洋沿岸各州开始对新来者实行控制，如对入境者进行身体、精神检查以及文化测试等。尽管如此，从1881年到1920年，移民势头依然高涨，人数大大超过以往，总数猛增到2350万人，被称为第三次移民潮。仅1882年一年就有78.9万移民进入美国，其中35万人来自英国和德国，3.2万人来自意大利，俄罗斯移民1.7万人；到了1907年，移民人数则达到了有史以来的峰值——128.5万人。有些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来自英国、德国、瑞典等西北欧国家的“老移民”增长有限，但意大利、俄国等东南欧国家的“新移民”却增长迅速，从1880年到1910年，大约有840万南欧人和东欧人移居美国。

在老移民中，爱尔兰人是最早的移民之一，他们于19世纪20年代到达美国东北，大多是农民，没什么资金，只好停留在波士顿、纽约这样的入关城市，干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19世纪40年代，马铃薯歉收造成的饥荒饿死了爱尔兰300万人口中的100万人，活着的人携家带口大批逃往美国，他们占了这20年中美国移民总数的一大半。整个19世纪，总共有400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主要分布在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州和伊利诺伊4处，其中4/5居住在大都会地区，还有一些散居在参与修建的运河、公路和铁路沿线。美国有句老话：每根枕木下都埋葬着一个爱尔兰人。当时美国人认为他们穷困落后，不可同化，然而经过几代人的集体努力，爱尔兰人发挥了他们的政治组织才能，利用美国的民选制度，逐渐掌握了所在地区的政权。1880年，波士顿选出第一位爱尔兰市长，随后又控制了纽约等一系列大城市的政权，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20世纪的城市改革。在宗教上他们也同样成功，长期掌管着美国的天主教会。1960年，作为第四代移民的肯尼迪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总统。

19世纪是德国移民最多的时期，总数为500万人，主要集中在俄亥俄、伊利诺伊、威斯康星和密苏里4个州。那些因1848年革命失败而移民的德国人被称为1848年逃亡分子。德国人是反对奴隶制的坚定分子，他们中有30万人参加了联邦军。20世纪初，德国人加快了同化的速度。

犹太人自从公元70年被罗马帝国逐出故土便开始了流落全球的寄人篱下的生活。美国最早的犹太移民是从西班牙、葡萄牙迁来的赛发尔德犹太人，随后来的是德国犹太人，称为阿什卡纳兹犹太人。美国革命时，犹太人不足3000人。在东欧犹太人大批迁入前的1880年，美国犹太人口为50万人，大多来自德国。他们散居在各地，当零售商和专业人员，在当年的货郎中，有些人发家成了富商大贾。

18世纪中，俄国占领了许多犹太人居住的东欧地区，对他们实行严酷的隔离管制和强迫同化，直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才逐渐宽松。但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反犹骚乱和屠杀迫使大批犹太人逃离。从1880年到1920年的40年间，共有200万犹太人迁移到美国，其中75%来自俄国，最集中的聚居地是纽约曼哈顿的东南端。东欧犹太人世世代代被隔离，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习俗，穿着特别，举止粗放，讲的是依第绪语，脸上还留着从隔离区带来的惶恐神情。他们难以散居，集居在贫民窟里，大多一家一户地将服装拿回家加工，被称为“血汗工厂”。早先来到的中产阶级犹太人现在已是居民区犹太人，后来的则被称为闹市区犹太人。

犹太人在收入、教育和职业方面的上升速度比其他种族要高出一倍。犹太人由于历史原因不得务农，长期生活在城市，具有经商传统，所以在适应美国城市的商业方面占有优势。再加上犹太人一向受歧视，他们十分珍惜美国所提供的自由和机会，相互之间的互助精神和慈善事业传统也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一般来说，他们比较同情弱者，在政治上先是倾向社会主义，后来倾向自由主义。此外，犹太人历来尊重知识，能够充分利用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和公共教育，即便移民一代未能提高受教育水平，第二、第三代进入高等院校的比例也大大超过别的移民群体。

意大利人大批移居美国的时间和犹太人相仿，也在1880年至1920年间，当时意大利尚未统一。在此之前，美国约有5000名意大利人，大多来自比较富裕的北部，散居各地，不少是工匠、小商，尤以贩水果者为多。1880年，意大利移民首次超过1万人，以后逐年上升，在20世纪最初20年共移民300万人。这些移民主要来自贫困的意大利南部农业区，那里社会等级分明，农民贫穷无权。移民大多留居在东海岸大城市，有些经营食品店和餐馆，更多的依赖包工头介绍，在工厂、矿井、石料场、捕鱼业里当劳工。还有一些到了加州，那里有一半人从事农业。意大利人视家庭家族利益高于一切，地区观念很重，从同一地区来的人常聚居成一个“小意大利”。互助会数量颇多，却从不合并，种族观念不如家族和地区观念来得重，因此作为群体在政治上进展不快。他们对天主教会也不如爱尔兰人那么热衷，教会势力不大，子女也很少送进教区学校学习。意大利人重苦干，很自立，强调家族荣誉和互助，不到万不得已不接受救济。

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漫画

亚裔中最早成群去美国的是华人，受19世纪40年代加州的淘金热吸引。从那时到实行《排华法案》的1882年，大约共有37 万华人到达美国，其中1/5留在夏威夷，其余在加州为主的西海岸。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向外移民，从19世纪80年代至1908年与美国签订《君子协定》，移民约40万人。日本人到美国比中国人晚了将近一代，他们中有1/3留在夏威夷，1/3留在加州。

移民的大规模进入，不可避免带来了矛盾与冲突，有生活方式与经济利益上的摩擦，有文化与宗教的差异，更有“老”美国人以及“种族纯洁”论者的偏见。最早遭受歧视排斥的主要是爱尔兰人、德国人，后来是犹太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以及华人，其中遭受迫害最深的是华人，他们被看作是下等人，既无法被同化，又无法成为好公民。

华人大多来自广东台山，绝大部分为男性，他们留着长辫子，主要当农场劳工，还有一万多人参与了铺设太平洋中央铁路的路轨。由于语言不通，习惯不同，华人只能集居在一起，逐渐形成了唐人街。华人吃苦耐劳而所求甚少，遭到白人劳工敌视，美国工会带头反对华人。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米勒提交的《排华法案》，规定10年内禁止华人劳工进入美国，并且不得给予华人美国公民身份。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限禁外来移民的法案。法案通过后，全国尤其是加州的报刊开始抹黑华人，和指责华人导致白人失业等问题，警察也以各种机会逮捕华人。尽管当时对华人的厌恶极为广泛，但也有一些资本家和企业家由于经济因素而抵制法案。10年后，《排华法案》的有效期被《盖瑞法案》无限期延长，直到1943年，在罗斯福总统的敦促下，国会撤销了议案，允许中国人成为美国公民。

《排华法案》停止了华人移民，致使华人男女比例长期严重失调，最高时竟达27比1。1913年的《外籍人土地法》规定，不能申请成为公民的人不准在加州拥有土地，这使华人的出路更加艰难。没有土地，难以务农，开洗衣店和餐馆便成了华人的传统行业。得不到政府支持的华人自行组织起来，成立华人总会，自筹资金，发展经济，同时维护自己的传统文化。第一代华人中不少返回了中国，也有的因为缺乏路资，被困在美国，他们很不容易地坚持下来，并供子女上学。华人回避政治，默默工作学习，经济地位慢慢上升，受教育程度也随之提高，成功的华人陆续搬出了唐人街。

日裔在美国的经历与华裔颇为相似，1909年“君子协定”禁止日本劳工入境后，又有1921年的“女士协定”，禁止日本妇女入境。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如此大规模移民潮之所以发生，是拉力与推力双重作用的结果：一边是美国的政治自由与经济繁荣，诱使移民前来寻求发展机会；另一边是欧洲等旧世界的政治专制、宗教迫害与经济萧条，迫使移民逃离。

城市化进程 内战前的美国城市以商业为主，战后由于工业的兴起和交通的发展，工业化城市迅速崛起。随着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人口也相对集中到城市。从1800年到1890年间，美国人口增长11倍，而城市人口增长了6倍。186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为600万人，到1900年增加了2400万人。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也由2个增加到6个，发展最快的要数芝加哥。芝加哥在1860年有居民10万人，1900年发展到了100万人。1890年，美国10大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8%，却生产着全国40%的制成品。

城市人口猛增的来源主要是移民，其中小半是国内乡村移民。由于美国农业的机械化，农业人口过剩，很难建立自己的新农场，农业雇工的收入又远不如工厂工人，再加上城市生活的种种便利和文化生活享受，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但与国内移民相比，更多的还是国外移民，尤其是南欧和东欧移民。铁路轮船的发展大大缩短了欧美间的距离，降低了旅程费用，而这些新移民又一般不具有开办农场的资金，所以大都就地留在入关的东北部大城市。到19世纪末，美国人口的1/3是城市人口，而城市人口中有1/3—2/5是移民。移民以青壮年为多，结果占人口1/7的移民就占了1/5的劳动力。

城市的最早形式是“步行城市”，住宅和工作地点都在步行的范围之内。居处主要围绕工厂而建，各阶层杂居比较普遍。1870年后，随着有轨电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街车郊区”开始出现。收入较高的人家便搬到郊区比较宽敞的住宅。种族与阶级的隔离从此明显起来，富人和穷人可以不必再相互照面。城市中心逐渐成为穷人聚居的地方，一个富人搬出的房子一下就住进了许多家穷人。城市在向外延伸的同时又向上发展，摩天大楼成为大城市的象征。

18世纪和19世纪初美国城市的发展毫无计划，杂乱无章。对城市管理来说极为重要的街道照明、污水排放、垃圾处理等设施都极不完善。城市人口迅速膨胀，移民大量涌入，致使住房难以满足，房地商乘机建造了大批简易公寓房来牟取利润。这种房子极其拥挤嘈杂，采光通风极差，甚至没有卫生设备，都市贫民窟由此产生。它们不仅是传染病流行之温床，还是犯罪高发之场所，代表的是繁华背后的阴暗，随进步而来的堕落。

尽管美国在立国之初制定的宪法为联邦和州的管理提供了依据，但新兴的城市缺少立法，管理极差。当时城市权力大都掌握在党魁手中，他们为移民提供介绍工作、安排住处等实际服务，但这些人拉帮结派，权势颇大，有许多死忠党、愚忠派，纽约的坦曼尼会堂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党魁统治的弊端很多，这些人办事缺乏法律依据，霸着各项城市公用事业费用的支配特权，从中渔利，并把职位赏给手下人作为酬劳。

城市的堕落引起美国中产阶级良心上的不安。19世纪中期，改革家开始呼吁注重城市发展的前景与规划，开发城市公地以及建立公共设施成为城市改革的主流。19世纪50年代，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和卡尔弗特·沃克斯合作设计了纽约的中央公园，之后又被邀请到波士顿、芝加哥、费城、华盛顿特区等设计其他大型公园。除了城市公园，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剧院、音乐厅、歌剧院等大型公共建筑也陆续在许多城市开始兴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是那个时代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的见证。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城市改革团体慢慢出现，他们在贫民区开展福利和教育工作，设立专为穷人服务的济贫院50多所，其中设有托儿所、图书馆等。最早也最负盛名的是芝加哥“赫尔之家”，由简·亚当斯建于1886年。

改革者认识到仅有私人的慈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不断促进城市的立法改革。1881年创立的全国文官制度改革联盟和1894年建立的全国城市联盟是各类团体中最重要的，它们有组织地提出城市改革的政治纲领，主张任人唯贤，加强选举，增强市长权力，采取委员会制度及由其任命的市执政管理制。一直到19世纪末，城市的党魁才最终被击败，改革派占了上风，从此城市管理开始被纳入法治的轨道。

城市生活也在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大量公共设施与消费场所的建设使城市变得更为开放、更有乐趣。酒吧成为人们会友聊天、交流休闲的场所；连锁店、邮购店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消费者将购物看作一种诱人的休闲活动，一个大众消费与娱乐社会逐渐兴起。另一方面，人们开始重新定义休闲娱乐，产业工人提出“8 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随意”的口号，更多的人强调休闲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有利于情感发展与身心健康。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都市休闲特征是“走出家门”，比如逛公园、去电影院、坐缆车、看表演，还有观看棒球赛、橄榄球赛、篮球赛、拳击、赛马等体育比赛。这是观赏性体育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但观赏常常与赌博联系在一起，人们在赛前下赌注，有些输赢甚至由赌博集团操纵。

教育 社会的发展需要知识的支撑，随着社会的复杂化，人们对专业训练的需求提高，高等教育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19世纪后半叶，美国公共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内战中对教育影响最大的是1862年通过的“莫里尔法案”，亦称“赠地院校法案”。这一法案规定每个州可按议员人数出售公地来资助教育，每有一名议员可出售3万英亩公地，各州用这些资金至少建立一所大学，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密执安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就是这样建立的。这类赠地院校的课程包括全部传统课程，但以农业、工艺等实用科学为主。受惠于这项法案，三四十所院校相继诞生，大批学生入学，由此出现了美国庞大的州立大学体系，联邦政府也从此介入高等教育。

内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从1860年的1.4%增加到1900年的2.9%。文盲人数下降，从占全国人口的20%下降到11%，工人素质明显提高。各州相继通过强制教育法，到1880年将近3/4的学龄孩子在学校读书。公立中学几乎普及，课程设置广泛，包括各种实用技能。黑人儿童也第一次有了上学的机会，但由于种族隔离，黑人学校条件比白人学校差得多，最高法院竟承认所谓“隔离而平等”的原则，该原则直到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局案”才最终被推翻。

1870年到1910年是美国高校蓬勃发展第一个伟大的40年。原来大学的基础课程主要是古典、数学和哲学，离社会现实较远。1869年，查尔斯·埃利奥特出任哈佛大学校长后实施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淘汰一些必修课，设立如现代语言、经济学和实验科学等新课程，实行选修制，并大力加强研究生教育和各专业学院。到19 世纪70年代，耶鲁、哈佛等大学都专设了研究生院。

研究生教育成为战后美国教育的一大重要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876年在巴尔的摩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该校依据德国大学办学模式，聘请最有名望的学者与有才华的年轻学者来任教，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自由的探索精神为办学宗旨，致力于以研究为主的研究生教育。在成立的10年间，培养了相当一部分重要学者，包括政界的伍德罗·威尔逊、哲学界与教育界的约翰·杜威、史学界的弗雷德里克·特纳以及经济学界的约翰·康芒斯，这些学者为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

同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树立了私人捐赠建立大学的榜样。约翰·霍普金斯是巴尔的摩富商，他在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中发了大财，受“财富福音”思想的影响，将钱用于公益事业。在他之后，房地产投机商乔纳斯·克拉克捐资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创办克拉克大学（1889），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创办芝加哥大学（1892），这些大学开办之初都是仿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办学模式。

高等教育中发生的另一重大变化是给女子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男女同校在中西部开始较早，1833年奥伯林大学创办时就实行了男女同校，1858年艾奥瓦大学成为男女同校的第一个州立大学。东北部地区由于传统太深，难以改变，但也新建了一系列女子学院，如有“三大女子学院”之称的瓦萨学院（1861）、史密斯学院（1872）与韦尔斯利学院（1875）。一些老牌的大学也设立了附属女校，如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1879）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纳德学院（1889）。这5所女子学院与较早的蒙特霍利约克学院（1837）和布林莫尔学院（1885）合称为“七姐妹”女子学院。1901年，美国已建有128所私立女校，而且所有的州立大学都向女生开放。到1920年，美国大学中有一半学生是女性。黑人大学也在战后兴建起来，如哈华德大学。1890年新的“莫里尔法案”也为黑人的公共教育提供赠地。

20世纪初，美国教育又经历一次改革。约翰·杜威等教育改革家强调教育的意义，开办实验学校，改革课程，提倡学习实用技能，边干边学，并推广进步的引导式教育方法，注重学生个人的培养。同时，职业教育也得到加强。1917年，国会立法扩大职业教育，联邦政府拨款兴办低于大学程度的职业学校。普通高中也开设职业课，便于学生毕业后直接就业。社区学院也在此时诞生了。但是直到1940年，美国青年也只有20%能上大学。

文学 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在改革中朝气蓬勃，但由于当时的乐观主义基调受到南北战争的冲击，加之战后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文学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小说家关注平民生活、劳资冲突、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细致观察、加以揭示和批评探究。他们描绘各类社会现实、各阶层社会人士，利用对话俚语捕捉人物特征，创作各式人物形象。到1880年，现实主义手法主宰了文坛。

战后首先出现的是乡土文学。战前，文学似乎是东北部的特权，现在南部种植园、西部矿区、中西部农场等地方色彩都进入文学，并由熟悉和生活其中的人描绘出来。布勒特·哈特将淘金者作为主人公，开创了西部幽默小说之先河。萨拉·裘威特描写东部海滨小镇，笔下的乐观小人物大凡都有善良之心。经过30年的发展演变，到19世纪90年代，乡土文学开始走向衰落，并渐汇入现实主义的主流。赫姆林·加兰是这一变化过程的代表性作家，他描写善良诚实的中西部农民，揭示他们生活之艰难以及无法改善之失落。

威廉·迪安·豪厄尔斯的登场宣告了现实主义的胜利，他从描写熟悉的中产阶级上流社会开始，逐渐转向揭示工业化及其所带来的问题。1885年的《塞拉斯·拉帕姆的崛起》描述了人在竞争中所面临的道德冲突；1890年的《新财富的一种危害》对纽约不同阶层的人物进行了深刻而细致入微的刻画。豪厄尔斯不仅写小说，还写批评文章，并支持青年小说家创作，受他鼓励的作家有赫姆林·加兰、弗兰克·诺里斯、斯蒂芬·克莱恩、西奥多·德莱塞等。这些作家中，有的甚至超越了现实主义，开创了所谓的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强调人的命运主要由环境主宰，因而更着重书写工业化社会中人的原始情感，如欲望、憎恨、竞争、贪婪等。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真实地描写了美国西部垄断资本主义对农民的压迫和掠夺，代表作《章鱼》揭示了加州小麦农场反抗铁路垄断资本的悲壮斗争。斯蒂芬·克莱恩的早期作品《街头女郎玛吉》描写的是贫民窟的风尘女子；其代表作《红色英勇勋章》则开辟了战争小说的新路径，揭示了内战中一个北方战士克服怯懦心理的心路历程。杰克·伦敦在反映工人运动以及批评社会方面又向前进了一步，报告文学《深渊中的人们》记录的是英国伦敦贫民窟和工人的悲惨生活；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与政治幻想小说《铁蹄》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罪恶。

马克·吐温（1835—1910）

另一个自然主义作家是西奥多·德莱塞。德莱塞的写作贴近广大人民的生活，以真实再现美国社会见长。《嘉莉妹妹》描写的是一位乡下女孩前往城里追求幸福生活，但终究还是感到失落。《美国悲剧》讲述的是一位美国青年的悲剧故事，为了娶上层社会的姑娘而预谋杀害怀孕的贫穷女友，结果女友意外落水，他见死不救，最终被判电刑处死。德莱塞在文学史上获得的评价很高，被认为突破了美国文学中的“高雅”传统，体现了现实主义在美国的成熟以及自然主义的成就，还被誉为与海明威、福克纳并列的“美国现代小说三巨头”。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路易斯表扬德莱塞“总是独辟蹊径，勇往直前，在美国小说领域里，为从维多利亚时期和豪厄尔斯式的胆怯与斯文风格转向忠实、大胆和生活的激情扫清了道路”。路易斯认为德莱塞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更佳人选。

在19世纪后期，最重要的两位作家当属马克·吐温和亨利·詹姆斯。两人分别代表美国西部的本土文学和东部的高雅文化。

马克·吐温是美国第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第一个用纯粹美国口语进行写作的作家。他在诙谐幽默中抨击社会丑恶，既富于个人独特的机智与妙语，又不乏深刻的社会洞察与剖析。马克·吐温的伟大在于他的写作既能融入生活又能超越生活，既能认识到人性的弱点又能不被打倒，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他对生活的热爱、作为记者的敏锐观察力、对人类本性的洞察以及他与生俱来的幽默。《镀金时代》以对当时腐败景象辛辣讽刺的揭示成为一个时代的代名词。《汤姆·索亚历险记》成为美国少年时代的经典故事，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则以哈克和黑人吉姆在密西西比河上逃避文明社会的流浪经历展现了那个时期的全貌，被海明威誉为“当代美国文学之源泉”。威廉·福克纳称马克·吐温为“美国文学之父”，托马斯·艾略特称他为“美国文学中的林肯”。

亨利·詹姆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欧洲度过的，因此其创作深受欧洲文化传统的影响。詹姆斯的创作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细致的环境描写见长，其“国际小说”经常通过跨洋的婚姻关系来表现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代表作有《一位女士的画像》《鸽翼》《美国人》等。詹姆斯在小说理论方面也很有建树。女作家伊迪丝·华顿的创作深受詹姆斯影响，其《快乐之家》《天真时代》等小说以讽喻的笔法，抨击社会上腐朽堕落、庸俗保守的习惯势力。

进入20世纪，美国随着经济的强盛，越来越摆脱孤立主义，和国际社会连成一片。20世纪初，欧洲文坛掀起的现代主义思潮很快影响到美国，出现了以埃兹拉·庞德和托马斯·艾略特等人为首的现代派诗歌。庞德的《诗章》和艾略特的《荒原》都包含着对西方文明批判性的反思。其他重要诗人还有罗伯特·弗罗斯特、华莱士·斯蒂文斯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