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派政治与国内外政策

“镀金时代”的政治以腐败著称，与战前理想主义的改革时代形成鲜明对照。当时的政坛充满了各种庸俗交易，对党派的忠诚取代了意识形态之争，道德关注普遍减弱，理想丧失、物欲横流、腐败盛行、贫富悬殊，政府领导大多平庸无能，最终导致农民反抗。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步入全国性危机阶段。

西进运动之后，美国人并未停止西进的步伐。1890年，美国调查局宣布边疆扩张已经结束，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美国开始海外扩张，朝帝国方向发展。

党魁政治 内战后的美国政坛并非胜利的共和党人一党专政，相反，民主党的势力也颇为强大。但共和党毕竟经常能成功地靠“挥舞血衫”吃老本，依然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从1860年到1912年的半个多世纪，除了民主党人克利夫兰一人当过两届总统外，其他总统都是共和党人。共和党成立时，东北部和中西部是其基地，南方被解放的黑奴虽一度支持共和党，但由于重建结束后很快失去了参政的权利，在政治上便不再是一股力量。战后的共和党越来越代表东北部的工商利益，支持高关税、金本位、给予铁路公司优惠等政策，使得中西部农业区日益离心离德。民主党的基地一如既往仍在南部，但东北部大城市中的移民以及赞成通货紧缩和低关税的商人也支持民主党。事实是，这个时期的两党都由保守派控制，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关税、通货等具体经济问题。

对党的忠诚使许多地区形成了固定的党派色彩，几十年只按党派投票，几乎不问候选人是谁，结果这些地区在大选时不受重视。为了争取选票，候选人往往从那些犹豫不定的所谓“战略州”中产生，人选也往往是平衡的结果，所以这期间美国总统中少有杰出人物，大多是“可忘记的”人物。更何况自从约翰逊和国会闹过后，总统一直处于国会之下，其独立地位大受损害。格兰特任总统政绩平平，内阁以腐败著称，他个人受制于党派，根本无力改变这种局面。

当时的美国政治主要由掌握实权的党魁头头们把持，强调对党魁个人的忠诚。党派胜利后实行分肥，党魁将官职作为酬劳分配给下属。这种政治上的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一些被称为“超然派”的自由主义改革家坚持反对这种官员任命方式，时达20年之久，他们极力主张改革文官制度，提倡廉政建设。1877年海斯上任后曾多次使用否决权，总统的权威有所提高。尽管海斯未能根本动摇政党分肥制，但也算尽其所能，为打击这一政治腐败开了个头。

共和党的詹姆斯·加菲尔德在1880年大选中获胜，他当总统后也力图显示其权威，不料上任才半年多便遭到一名精神错乱者暗杀，接替他的是副总统切斯特·阿瑟。阿瑟是纽约富豪，本人即政党核心集团的要人，可他当总统后却成了改革的促进力量。加菲尔德的遇刺震动全国，加剧了改革的呼声，改革派在他遇刺当年即成立了全国文官制度改革联盟。在阿瑟的支持下，国会于1883年年初终于通过文官制度改革法，建立两党联合的三人文官制度专门委员会，对官员进行逐个甄别，并扩大功绩制度所涉及的工作种类，为摆脱这一腐败的政治现象铺平了道路。

1884年大选获胜的是民主党的格罗弗·克利夫兰，这是1/4个世纪以来共和党第一次输给民主党。克利夫兰任纽约州长时便以改革派著称，他不仅得到民主党的拥护，也得到共和党内超然派的支持。但他上任后不久，也不得不屈服于本党内分肥派的压力，毕竟民主党在野的时期已经很长了，决不想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克利夫兰逐渐与超然派分离，他虽然仍在继续文官制度的改革，但同时又把相当数目的官职给了自己党内不称职的求职者。

1888年大选的争论热点是关税改革。这次，共和党决心把失去的最高职位夺回来，他们推出的候选人是已故第九任总统、辉格党哈里森的孙子本杰明·哈里森。哈里森上任后对文官制度改革不冷不热，还是将不少职位用于还人情。他要对付的一个少有的难题是1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这笔钱最后分别用于军人抚恤、收购白银以及国内改进工程等项目。哈里森任内最重要的立法是《谢尔曼购银法》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后者是美国政府的第一个反托拉斯法。

民主党在1892年的大选中格外小心，居然使克利夫兰重返白宫，可惜迎接他的马上就是1893年的金融危机。克利夫兰未能看到危机的真实原因，仍然纠缠于金银之争。他把一切都归咎于白银，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护金本位。他虽然废除了《谢尔曼购银法》，但还是于事无补，对缓解危机毫无作用。之后他不得不采取出售公债的办法，结果也未能奏效，反倒引起农民的仇视。1894年是经济萧条最为严重的一年，整个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状态，公司倒闭，失业人数将近工人总数的1/5。联邦政府对于饥饿的人们漠不关心，甚至动用正规部队镇压罢工工人，克利夫兰因此大失人心。

1896年，共和党利用经济危机造成的普遍不满，将威廉·麦金莱推上总统职位。麦金莱明确表示赞成高关税和金本位。他的对手民主党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则周游全国，进行了600多次演说，反对金本位，支持白银政策，试图唤醒国民良心，反对富豪统治，建立社会公正。布莱恩在演说中饱含激情地呼吁：“你们不能以这顶皇冠压迫所有的劳动者，你们不能将人类牺牲在一个黄金十字架上。”人们将他的演说称为“金十字架”，支持者称他为“伟大的平民”。尽管布莱恩赢得平民党（又译人民党）的支持，但毕竟经费不足，无法与大公司鼎力相助的麦金莱相比，而且他怀旧恋农的态度也未能获得劳工的支持，最后以选举人票176比271败给了麦金莱。布莱恩此后又两次当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均未成功，最后出任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

由于国际市场变化等多种原因，1897年后经济复苏。随着平民党和农民反抗运动的淡化，共和党又重新控制了参众两院，他们将关税再次提高，幅度达52%，并于1900年通过金本位制法，一代人为之争执不休的金银之争就此告终。

人物小传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民主党和平民党领袖、国务卿，3次当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美国政坛活跃了30余年，被誉为“伟大的平民”。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1860—1925）

布莱恩生于伊利诺伊州，家境殷实，宗教氛围浓厚。父亲是坚定的杰斐逊民主党人，担任过州的参议员和法官，布莱恩一生保持了对民主党和基督教的忠诚。在伊利诺伊学院和芝加哥联合法学院毕业后，他回到伊利诺伊当律师，1887年移居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

1890—1894年，布莱恩任国会众议员，支持自由铸造银币运动。“自由白银”是当时颇有影响的群众运动，西部农民以此来反对主张金本位的东部银行家和实业家。从内战结束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物价下降了一半还多，美元实际价值上升，农民抱怨收入减少，无钱偿还债务，他们认为问题出在货币短缺，要求自由铸造银币来增加货币供应，使货币贬值。

1896年，布莱恩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著名的“金十字架”演说，大声疾呼“你不能将人类牺牲在一个黄金十字架上”。群情激愤中他被提名为民主党（兼平民党）总统候选人，36岁的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主流党总统候选人，结果败给共和党的麦金莱。

1898年，布莱恩先是支持美国向西班牙开战，以为这样做能帮助古巴、菲律宾摆脱殖民统治，实行自治，后来发现共和党政府有意吞并这些地区，又带头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化。1900年，布莱恩再次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以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自由白银为纲领。虽然再次败于麦金莱，但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总统竞选方式——巡回演讲，他在24个州作了600场演说，堪称奇迹。1901—1923年，他创办政治性周报《平民》，年销量达27.5万份。1908年，他第三次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这次他败给塔夫脱——罗斯福的继承人。此时农业状况好转，平民党已近消失，布莱恩在西部的支持减弱，只有民主党铁板一块的南方继续支持他，人口众多的工业州无一给他投票。

1913年，布莱恩由于支持威尔逊竞选成功，被任命为国务卿。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自称和平主义者，对威尔逊谴责德国潜艇击沉卢西塔尼亚号有保留意见，于1915年辞职。但当美国正式宣战后，他又要求国人支持战争。

终其一生，布莱恩是一个在工业化时代里为维护农民利益而奋斗的人，也是进步时代的代表人物。他响应群众意向，心怀为民请命的善良愿望。他争取的事业颇多——自由白银、普选参议员、征收联邦所得税和遗产税、成立劳工部、公民表决权和创制权、公开政治献金、铁路国有化，还积极推动禁酒和妇女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等，其中不少得到实施，扩大了公民权利。

布莱恩的一大政治遗产就是重塑民主党的政治倾向，从信任小政府和自由放任的杰斐逊主义，过渡到强化政府对民众福利的责任，从而导致大政府的结果，可以说为日后罗斯福新政和民主党的现代化作了思想铺垫。

遗憾的是，布莱恩的思想缺乏深度，他从小民的角度反对特权，看问题经常是隔雾看花，找不到症结所在，自由白银和禁酒问题显然都没有找对方向，难怪门肯称他代表“南方的无知”和反智主义。他还支持南方种族隔离的“吉姆·克罗法”，坚持狭隘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将其奉为唯一的道德基础。他指责达尔文进化论违反基督教创世论，物竞天择是建立在冷酷无情的弱肉强食之上，要在全美掀起一场反对进化论的运动。由于他立场鲜明，在1925年田纳西的“斯科普斯猴子案”中受邀担任公诉人，反对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其表现足以暴露他对现代科学的无知。该案结束后5天，布莱恩在田纳西家中去世。

农民反抗运动 1862年，国会通过《宅地法》，鼓励农民西迁拓荒。该法规定，每人可免费获得160英亩土地，凡耕作达5年者，土地即归耕者所有。此法和轮船铁路等发展加在一起，刺激了大批移民前往中西部定居。在1860年至1900年间，农场数激增一倍以上，产生了300万个新农场，耕地增加一倍。但新建农场中有2/3以失败告终，主要因为大平原气候干旱，缺树少水，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加之虫灾等天灾人祸，移民极难适应，其艰苦程度也非常人所能忍受。

最终，农业革命解决了问题。一是农业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二是科学的耕作方法。人们先是学会使用机器挖深井解决水源，之后又研究出旱地栽培法，并引进合适的新品种来适应大平原的干旱。随着播种机、收割机、粉碎机等农业机器的广泛采用，沉重的体力劳动终于由机器替代，土壤、气候的困难也基本被克服。

农业革命的成功得力于政府和民间的通力合作。各种社会团体积极推广农业科学知识，并促使政府立法拨地成立农业院校，加强农业科技的研究。1862年设立农业部指导农业生产。

农业革命极大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从1860年到1900年，棉花产量上升了3倍，小麦上升了4倍。农业人口却明显下降，由占全人口的80%下降到40%。农业机械化减轻了农民的劳动，缩小了工农的差别，农民的生活也不再那么闭塞。美国农业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原先自给自足的小农场迅速向商业化大农场发展，生产数量巨大的单一作物，满足国内外的市场需求。然而，农业的机械化和市场化也带来了不利的方面，一是开办农场的投资大大增加，小农场难以维持，新开农场也更加困难，农场数量锐减，土地趋向集中，大量小农场主被迫放弃家业。二是产品完全依赖市场，生产者对产品失去控制，产量增加不一定意味着收入增加，有时甚至成反比，一个远方市场的变化可以直接影响农民的成败。

内战期间，战争的需求促使农产品价格上扬，农业经历了一番繁荣。战后由于需求急速下降，供大于求，价格随之大幅度下跌。生产越多，价格越跌，出现生产过剩现象。而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竞争也已变得更为激烈，情况都对农民不利。农民要维持农场必须有资金，却苦于找不到借贷。与此同时，工业品由于关税保护、垄断经营等原因而价格高昂，农民两面受压，叫苦连天。南方农民的情况几乎同样糟糕，土地集中，大部分农民成为雇农，靠抵押收成租地借贷，而棉花价格和小麦一样不断下跌。内战后20年中，美国农民的生活一直在下降，到19世纪90年代达到最低谷。

为了改善处境，为自己争一份权利，农民们联合起来行动。他们先是在1867年组织了地区性的农民协进会，积极介入本州的政治，选出自己的议员。有几个中西部州通过立法，对铁路和粮商实行管理，却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农民协进会还组织各种合作社，提供粮食加工、包装、购销等服务，所得利润由会员分享，但此类合作社由于资金短缺，经营不力等原因很少成功。尽管如此，农民有组织的反抗行动对政府构成压力，迫使政府反省一贯的自由放任政策。美国人越来越认为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解决铁路和垄断等社会问题，这对1887年通过州际贸易法起到了促进作用。

农民长期借债，便埋怨流通货币太少。他们要求通货膨胀，主张发行纸币和铸造银币。内战时，联邦政府曾发行4亿绿背纸币美元，其流通靠的是政府信誉而非硬货支持。战后，政府为了使纸币面值和硬通货持平，逐步回收纸币，并于1875年立法，将纸币流通值限制在不到3.5亿美元，同时允许纸币兑换黄金。这样一来，通货更加增值坚挺。对此不满的农民组织“绿背纸币党”，要求取消该法，但未能获得成功。

农民反抗运动的下一个中心是白银。美国一直实行黄金白银双轨制，比价为16比1。由于政府征收白银有困难，国会于1873年通过铸币法，结束原先的双轨制，改用金本位单一制。白银价格因此骤然下降，反对者称之为“1873年罪恶”。银矿利益者要求恢复16比1的金银双轨制，农民以为多铸银币可以增加通货使之贬值，故而也支持白银。国会最后让步，于1878年和1890年两次通过有关购银法，规定政府每年须购白银数量，但均未收到预期效果。由于白银的大量开采，以银换金又十分上算，人们纷纷拿白银和纸币兑换黄金，致使国家黄金储备大跌，到1893年经济危机爆发时，储备量已降到最低点，而农民的利益却仍未得到保护。

愤愤不平的农民感到共和、民主两大党都已被东部工业金融利益所把持，必须有自己的政党，于是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后组织了平民党。1892年，平民党制定的纲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自由铸银币，增加流通货币；分级征税；铁路、电报、电话国家所有；参议员直接选举。在1892年总统大选和1894年国会选举中，平民党候选人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因此颇有信心投入1896年大选的准备工作。

农民和白银派控制了民主党大会，他们推选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布莱恩同时也是平民党的候选人，两党联合起来，准备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和共和党争个高低。然而，大选结果对平民党而言不啻是一场灾难，本想与民主党“联合”，“赌”上一把，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几个月之后，平民党内部开始瓦解，不久便销声匿迹，这一变化完全出于经济原因。

农民处境的缓和发生在1896年，由一些意外原因所促成。一是阿拉斯加及世界其他地方金矿的陆续发现和开采使黄金储备得以充实，流通货币增加。二是欧洲、印度等地农业的减产使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突然上升。三是大批欧洲移民的入境增加了对农产品的消费。随着农产品价格的回升上涨，农民的政治热情下降，他们忙着以增产来迎接这一农业的大好时机。

边疆扩张的结束与西部的神话 1890年，美国调查局宣布边疆扩张已经结束。所谓“边疆”，指的是西部扩张后每平方英里2—6人的居住地带。从300年前开始移民大西洋沿岸以来，美国的西部一直存在着辽阔无边的边疆地区。杰斐逊从他的理想农业国的观念出发，估计光是路易斯安那购地，1000年也开垦不完。然而到1840年，西部边境线已经移到了密西西比河，仅20年的工夫，就到了远西部的太平洋沿岸，而居于密苏里河和落基山之间的中西部大平原就成了美国地理上最后的边疆。到19世纪末，在这片新西部土地上就产生了8个新州。

每当美国准备拓疆开地时，首先必须对付的就是印第安人。当时在美国总数300万的印第安人中，有25万居住在大平原，那里成了印第安人抵御白人的最后一块阵地。平原印第安人处于新石器时代，他们是游牧部落，骁勇善战，纵马于浩瀚无边的大平原上，以野牛为生。内战后期，联邦政府的军队在大平原上就有过数次与印第安人交战的经历，战后更是有空腾出手来解决西扩问题，彻底征服北美大陆上这最后一部分敢于抗争的印第安人。1865年至1867年发生苏族印第安人战争，战争极其残酷，双方伤亡很大。这是苏族印第安人第一次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取得了局部胜利。然而，印第安人奋力获得的任何胜利都不足以挽救其被征服的命运，暂时的胜利更加坚定了敌方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心理。从1869年到1874年，内战英雄谢尔曼率领军队和印第安人打了200多仗，到1890年打完最后一仗时，印第安人已完全失去抵抗能力。除了白人军队的强大武力外，铁路建设等其他原因造成的野牛濒临灭绝也是对印第安人的致命打击。1865年在大平原上生活着约1000万头野牛，到1890年时只剩下1000头还不到，印第安人丧失了赖以生存的资源，不得不投降。

在对待印第安人的政策方面，美国政府中有两派意见。东部温和派主张以安抚为主，西部强硬派则欲诉诸武力。所谓安抚，也就是迫使印第安人放弃原先的土地及其游牧生活方式。黑奴终于在法律上成为自由公民，但印第安人却依然身处种族隔离。1881年，海伦·杰克逊女士曾发表《一个世纪的耻辱》，对白人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作过一定程度的反省，激发过一些人的良心发现，当然此时的印第安人也已不足以构成威胁了。1887年，国会通过旨在归化印第安人的《道斯法案》，解散保留地，瓦解部落，将土地分成160英亩的小块分给每户印第安家庭，让他们学习农耕。凡接受土地者，可以成为美国公民。但此项政策未能收到预想效果，半个世纪后，印第安人2/3的土地都到了白人手里，剩下保留的也大多是贫瘠的土地，印第安人成了日益富庶的美国人口中最贫困落后的一部分。

文献摘录

毫无疑问，在某些时候，在印第安部落需要保护的时候，政府是没有效力的。在许多情况下，政府过于轻易地屈服于那些想占有印第安人土地的人所施加的压力。另外，对于政府试图用新的不公正行为来纠正旧的错误，在没有征得那些平和的印第安部落同意的情况下，将他们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并且使用了一些专横手段的行为，我更不想为其辩护。然而我想指出的是，与印第安人的纠纷更大多数是由于白人对印第安人土地贪得无厌的侵占，并因此使印第安人毫无例外地与白人发生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旧的协议和计划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有着类似性质的新协议，这最终导致相同的后果。（卡尔·舒尔茨：《印第安人的困境》，1881）

在如何对待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态度和政策上，美国一直到20世纪才慢慢有了比较深刻的反思，学会了容忍和尊重。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近百年间，西部一直占据着美国人的想象。经由文学、艺术甚至历史书写的渲染，西部逐渐沉淀成为一个勇敢民主、热情浪漫、自由粗犷的乌托邦式的西部。只是在这幅画卷中，印第安人永远是白人的陪衬。

不过，持久而艰巨的西部开发确实磨炼了美国人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积极探索、开拓进取的意志，激发了他们勇敢冒险、乐观向上的精神，加强了美国式的自由、平等、竞争、民主等意识，培养了个人主义思想，同时也催生了实用主义哲学观。这些对美国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塑造影响巨大，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今美国社会。

西部自然景观也多姿多彩、奇特恢宏，高原、山脉、盆地、平原、沙漠，宏伟壮丽，这种崇高之美是东部移民，甚至欧亚移民很少见到的，再加上画家神来之笔的渲染，更使西部令人向往。但与西部景观相比，美国文化中更具传奇色彩的是西部淘金热与驰骋草原的牛仔，二者都被赋予了无限的冒险与浪漫色彩。事实上，淘金的艰苦与失败远远多过一夜暴富的神话。自从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后，淘金热逐渐东移，从内华达到蒙大拿的西部山区，每一个传闻都能立即吸引成千上万的淘金者蜂拥而至。每一个矿区都杂居着不同种族的各类人，淘金者乱哄哄地把“第一批横财”抢走后，留下一个个空寂的死镇。淘金热不过延续了二三十年，到19世纪70年代末大致告终，但整个戏剧性过程成为美国文化中令人难忘的篇章。

同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是牛仔。得克萨斯州南端是牛仔的故乡，但事实上牛仔不过是牧牛大王的雇工。得州饲养的是西班牙牛，外表粗狂彪悍，极能适应大平原的生活。当时一头牛从得州运到北方出售，可以增加10倍的利润。内战后，牧牛大王雇用牛仔把大批大批的牛从得克萨斯一路赶到密苏里铁路车站，然后运往北方，整个行程将近1500英里。牛仔利用大平原敞开的草地和水源，策马向前，一路放牧至目的地，可谓在马背上走南闯北。他们得忍受驯牛生活的单调、孤独与艰辛，还得时常警惕牛的性情凶野，留意野兽、毒蛇、毒虫的袭击，防范印第安人的冷箭，对付各类偷牛贼；除此之外，还得承受物质生活之极度贫乏，饱受寒冷、痢疾和蚊叮虫咬之苦。

1866年是牛仔时代开始的第一年，当年就往北赶去了25万头牛。在此后的20年间，总共赶去500多万头。这是牧牛王国的时代，也是英雄牛仔的时代。只是好景不长，到了1885年，一连串的灾难使这一奇特景象突然中止。先是牛的数量供过于求，牛肉价格下跌。紧接着是两个寒冬夹着一个旱夏，牛群损失将近一半。再后来是铁路的发展，铁路虽是牧牛王国兴起的条件之一，但铁路也同样在破坏敞开的草地。更致命的是，铁路运来了一批又一批定居的农民，他们用新发明的有刺铁丝篱笆把自己的土地围起来，敞开的牧场从此消失，牛仔也消失在历史中。

但很快牛仔又以某种传奇形象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之中，这完全得益于影视与文学作品。牛仔裤、皮上衣或者束袖紧身牛仔服、墨西哥宽沿高顶毡帽、柯尔特左轮手枪或温彻斯特来复枪、子弹带、刺马钉高筒皮靴、鲜艳夺目的印花大方巾围脖……几乎成为牛仔的标配，威猛洒脱、自由奔放。后经不断渲染，这一形象发展成为自然人理想的化身与英雄人物的代表。

在西部历史的书写中，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更是直接用语言表达了对西部边疆的浪漫情结，成为最有影响的西部史学家。特纳在1893年参加美国历史协会的研讨会，向大会递交了一篇论文，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特纳全面论述了西进运动和西部历史的重大作用。他认为边疆的推进标志着美国对欧洲依赖的逐渐减少以及美国特色的逐渐增长；边疆扩张刺激了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精神；如今边疆消失了，它标志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论文即刻在美国史学界引起轰动，引发了人们对西部研究的兴趣。英国史学家贝洛特曾经这样估价特纳及其边疆学派的影响力：“在1893年到1932年他（特纳）去世的这段时间内，没有哪一个人像他那样对美国的研究和著述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美国人对“边疆消逝”观点的接受带有极大的怀旧与失落，边疆的消失不仅意味着空地的消失，更意味着重新开始的机会的消失以及带有美丽神话的乌托邦的消失。

“水牛比尔”的西部大漠巡回演出
“水牛比尔”的西部大漠巡回演出在19世纪80年代几乎横扫全美。“水牛比尔”名叫威廉·科迪，曾作为骑兵与印第安人作战，参加过内战。一部廉价小说夸张性地宣传了他的英雄事迹，使他成为著名人物，从此科迪开始了自创剧目的巡回演出生涯。许多招贴画只需印上他的照片以及“我来了”的字眼，就能引起轰动。

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 美国在1867年购买阿拉斯加后，几乎有1/4的世纪停止了扩张，忙于国内事务。经历过内战的一代想享受些安宁，对扩张不感兴趣。可是当1890年边疆扩张宣告结束后，美国又开始放眼海外，继续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显性天命”事业。

海外扩张的兴起与国际市场的争夺有关。美国从保护商业利益出发，为了占据领地，夺取市场，加强了海军力量，随后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迫使他国屈服，而这与国内边疆时代结束的观念以及1893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息息相关。海外扩张的另一个原因是转移视线，将国内的愤怒引向国外冒险，期待用海外得到的好处来缓解国内矛盾。这一时期，美国一方面打出门罗主义的旗号，极力抵制英国等欧洲势力插足美洲，把对美洲国家的任何干涉视为对美国的干涉，力图将势力扩展到拉美各国，践行所谓“我的就是我的”的霸权思想。另一方面，美国又实行“你的还是我的”的帝国侵略思想，抓紧机会将势力扩展到亚太地区。一个共和国正在变成一个霸道的帝国。

美国的帝国海外扩张有坚实的思想与理论基础。马萨诸塞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是帝国扩张的先驱之一，他呼吁美国“一定不能在竞争中落伍”。学术界在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中看到的是“强者生存”的外交路径。学者们以对印第安人的征服为“显性天命”之经验、以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引领人类走向自由与纯洁宗教为理想，提出美国要肩负解救世界落后民族的责任。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则更是赤裸裸地提出海权理论，指出美国的强大必须依赖海上权威，因为历史上的强国都具有海上权威。他主张美国在中美洲建立运河以连接两大洋，在太平洋与加勒比地区建立防护基地，并建设强大的海军。

海外扩张首先是处理夏威夷问题。美国在立国后与中国发展贸易时就对夏威夷虎视眈眈。经过长期努力，双方于1875年签订互惠条约，使夏威夷成为美国的蔗糖产地。从此，美国蔗糖市场的竞争及其关税政策直接对夏威夷的经济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在当地白人商人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和参与下，扩张主义者认为兼并的条件已经成熟。1893年2月，哈里森总统在离任前向参议院提交了兼并条约，但是接任的克利夫兰却认为大部分土著仍然支持夏威夷女王，不同意兼并。此外，国内反对海外扩张的情绪也颇强烈，所以兼并未能实现，但不久发生的美西战争很快为兼并夏威夷扫清了障碍。

美西战争的导因是古巴问题。和夏威夷一样，美国也控制着古巴经济，包括制糖、烟草、造船等部门。当古巴经济在美国影响下陷入困境后，古巴人与西班牙统治者发生暴力冲突，美国的扩张主义者便找到了“正当干涉的理由”，并以此说服了怀有人道主义的反扩张主义者。1898年2 月，美国“缅因”号战列舰在哈瓦那港突然爆炸，炸死260人。原因还未查明，主战派就一致将责任归咎于西班牙，国会立刻拨款5000万美元作为国防经费。麦金利总统向西班牙提出和平解决，条件是古巴独立。西班牙考虑到种种后果，迟迟没能同意，美西终于在4月开战。

战争持续了不到10周，西班牙就于7月投降，美国大获全胜，不仅使西班牙放弃了对古巴的主权，控制了加勒比海海域，而且摧毁了西班牙在太平洋的海军，迫使西班牙放弃马尼拉。在1898年年底的巴黎和会上，西班牙将菲律宾割让给美国，为此美国付给西班牙2000万美元。美国还获得了关岛、波多黎各等地。扩张主义者将此举视为“上帝的旨意”，麦金莱总统则用更为谦逊的说法，称之为“白人的责任”。

在远东，欧洲列强此时正在加紧瓜分崩溃中的大清帝国，美国感到自己已经落后于英、俄、日等国。为了保住自己的市场和利益，美国于1899年照会各国，提出在华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意在分享其他帝国主义已经获得的全部贸易权利。1900年，美国派遣了5000人参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在庚子赔款中，美国得到约合2444万美元，超过了为菲律宾付给西班牙的钱。这笔款子除了付给美国侨民的“赔偿”外还有大量剩余，于是美国就将1250多万美元反用于中国，花在办学和派遣留学生等文化事业上。经济的复苏和外交上的连连得手，使麦金莱轻而易举地在1900年成功连选连任。

然而，美国毕竟不是只有一个声音的国家，即便到了扩张主义最嚣张的时刻，反帝的呼声也从未停止。许多社会进步人士联合成立“反帝同盟”，反对和讽刺政府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他们认为，海外扩张违反了美国立国的理想，那就是政府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他们持“大陆主义”的态度，反对在大陆之外谋求领土。到了1900年，海外扩张已经成为事实，此时连共和党领袖们也承认，殖民扩张已不是一般美国人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