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方的重建

战后的南方千疮百孔，联邦军所到之处，城镇被夷为平地，农田被毁，种植园毁于大火，铁路桥梁被炸。整个南部除了得克萨斯未被战火累及之外，其他11州都是一片凄凉，三大城市——亚特兰大、里士满、查尔斯顿尤其满目疮痍。1865年，一位名叫西德尼·安德鲁的马萨诸塞州新闻记者曾这样描绘他眼前的查尔斯顿：“一片废墟，破败荒凉；空荡荡的房屋，守寡的妇女，腐烂的码头，废弃的仓库，杂草丛生的花园；数英里的街道长满野草，成片的田野荒芜杂乱。”

南方失去了20%的成年白人男性，成千上万的士兵带着伤残与疾病返回，有的已无家可归；有的即便有家可回，也面临重建家业的艰难。黑人得到了解放，但除了自由之外一无所有，既无财产又无土地，更无处可去。所有人都感到前途未卜，南方的重建注定任重而道远，最终还是因党派政治斗争、政府内部矛盾、地区利益冲突、种族与观念差异而以失败告终。

被毁的里士满
里士满，这个被围困了数月的南部“首都”到处都是残垣断壁。1865年年初联邦军占领里士满后，林肯曾去视察过。查尔斯顿、亚特兰大等其他南方城市也同样满目疮痍。

林肯与约翰逊的重建政策 早在1863年12月，对南方的重建，林肯就有一套自己的设想，并在田纳西和路易斯安那等州的重建中进行过试验。林肯认为：重建之权应在总统而不在国会，只有作为统帅的总统运用战时权力和军队才有权操作并完成前同盟州的重建，国会无权干涉州内事务。此想法的依据是：南方从未真正脱离过联邦，分离是不合法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战争仅是南方少数人的叛乱。林肯提出：重建应当本着宽容大度的精神，冰释前嫌，除个别前同盟的要员外，一般支持者只要宣誓忠于联邦便应宽恕；当一个州内参加1860年选举的人中有10%进行宣誓后，该州便可重建，回到联邦。

林肯的这个“10%方案”遭到国会内部激进共和党人的批评和抵制，他们认为南方应该作为被征服者来对待，应该为分离付出代价。1864年7月，国会通过“韦德—戴维斯法案”，对抗林肯的方案。该法案提出：总统有权任命被征服州的州长，当一个州的多数（而非林肯提出的10%）白人男性宣誓效忠联邦，州长才可召开制宪大会；新的州宪法必须规定废除奴隶制，剥夺同盟行政军事领袖的政治权利。林肯对这一法案采用了搁置否决权。

林肯遇刺后，安德鲁·约翰逊被意外地推上总统之位，可他既无林肯善于妥协的政治才能，又无林肯在人民中的威望及其对共和党国会的影响。约翰逊一直是个亲联邦的田纳西民主党人，由于坚决而勇敢地维护联邦而受到林肯注意，第二次总统竞选时林肯当其为竞选伙伴，目的是鼓励南方的联邦派。现在，共和党人突然发现这位曾是民主党，后来归化的共和党人，不仅对战败的南方怀有过多同情，而且还对黑人存有偏见，曾一度宣称“南方必须由白人独自掌管”。

1865年，国会从3月休会，要到12月才复会。约翰逊觉得在这段时间里，自己可以放手规划重建，等国会复会后接受既成事实。他大赦了包括许多前同盟领袖在内的所有向联邦宣誓效忠和同意废奴的南方人（除了拥有价值2万美元土地的人，他们必须亲自向他递交赦免申请），接纳返回的同盟州。至1865年年底，南方各州基本上都重新成立了政府，选举了参议员和众议员，佐治亚州甚至选举了前同盟副总统斯蒂芬斯担任参议员。约翰逊的重建有些依据林肯的计划，有些与“韦德—戴维斯法案”相似，但最终能否实施，还有待国会批准。

国会的重建政策 当时国会两院均由激进共和党人控制，约翰逊的重建措施令他们震惊，也感到愤慨。在他们看来，首先，约翰逊侵犯了国会的权力，因为宪法规定只有国会才有权决定一个州的接纳与否，这当然包括已脱离过的南方诸州的重新接纳问题。其次，约翰逊对叛逆者过于宽容，这样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此外，新建各州所制定的“黑人法规”与战前约束自由黑人的各条法规有许多相似之处，包含大量歧视性内容，不能保护这些新解放的自由民。当然，南方州如此容易地重进国会也威胁到共和党对国会的控制，尤其是奴隶解放后，原先按3/5计算的这部分人口将完全按人头计算，而忠于共和党的黑人又往往被剥夺选举权，南方岂不是会在众议员的人数上大占便宜？如果4年残酷的战争打完后，最终却由挑起战端又被击败的南方来控制国会，那也太荒谬了。

于是，共和党不顾约翰逊的反对，另外成立15人的重建联合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来强化对南方的控制。其中最主要的是：1866年通过《民权法》，规定黑人享有和白人同等的权利，并以联邦军队来强制实行此法；同年，“自由民局法”延长1865年3月成立的“自由民局”的管辖期，扩大其职权范围，规定该局负责向解放的奴隶提供生活必需品和教育，为他们寻找工作，保护他们的公民权益，并负责被没收土地的处理、建立医院学校等重建事务；1868年还通过宪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者，均为合众国及所居住之州的公民”。黑人的公民地位由此得到正式承认，黑人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不执行此法的州将得到惩罚；修正案还规定凡国会未曾宽恕的原同盟领袖不得担任公职。但在批准过程中，修正案遭到除田纳西以外所有南方州的拒绝。

第二年，国会通过更为严厉的重建法令，由联邦军队直接进驻南方，监督执行重建令。一个南方州必须符合以下规定条件方能撤出军队，重入联邦：一是举行对黑人开放的普选，选出州制宪会议的成员；二是新宪法必须保证黑人的普选权；三是新宪法下的立法机构必须通过第14条修正案。对1869年尚未达到这些要求的4个州，还必须通过第15条修正案，禁止各州以“任何种族、肤色或之前奴役的状况”为由拒绝公民投票，保证黑人的普选权。在如此强有力的措施下，到1870年时，所有前同盟州都被陆续重新接纳回联邦。

在南方重建的问题上，国会的所有提案几乎都是在约翰逊行使总统否决权的情况下以2/3多数通过的。约翰逊曾在公开场合谴责国会的重建方案，利用总统职权进行阻挠，其作为使国会十分恼火。为了防止约翰逊彻底解体共和党的战时内阁，国会于1867年通过官员任期法，禁止总统不经参议院同意就罢免政府重要官员。但约翰逊却在来年初马上罢免林肯内阁留下的最后一个成员——陆军部长斯坦顿，以此来测试该法的有效性。众议院随即通过弹劾总统的决议，控告他犯了“任职期间的重罪和轻罪”。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弹劾总统。审讯从1868年3月5日一直延续到5月26日，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主持，全体参议员担任法官。必须有2/3的赞成票弹劾才能成功，由于7个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起投了反对票，弹劾以一票之差失败，约翰逊被宣判无罪。好在总统的任期是有限的，激进共和党人很快支持格兰特将军在当年的大选中将他取而代之。

重建时期 南方的重建从1865年开始，到1877年结束。在此阶段，北方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重建南方，而旧南方的势力则以各种方式对抗，以维持原先的社会格局和地位。南方人谈起战后重建的影响，常常不无痛苦地指责国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们，批评联邦政府腐败无能，损害公民权利，使南方深陷债务危机。

国会于1867年通过的重建法规定对南方实行军管，除了已被接纳的田纳西外，其余10个前同盟州分为5个军区，各由一名司令负责，统管治安、司法和民政大权。首先是包括黑人在内的选民登记。不少北方人被派去筹建新的政府部门，也有一些是自愿前去的教师、牧师、律师等专业人员。南下的北方人中有的抱着高尚的理想，想去帮助黑人；也有的夹杂投机利己的私心。由于他们大多用毛毡包装行李，他们被南方上层蔑称为“毡包客”，帮助重建的政府也就有了“毡包客政府”之称号。

1868年和1869年两年，各州致力于重建的新政府陆续就位。战后的政治普遍腐败，重建政府也确实存在铺张、腐化、弄虚作假的现象，但在联邦军队的保护下，他们也做了大量为南方开先河的重建工作，其中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教育，惠及者不仅仅是黑人，也有大量白人。重建初期的教育改革大多来自民间机构，如“自由民局”、北方私人慈善机构、北方妇女团体等。这些机构顶着南方白人的压力，开办了4000所学校，参与的教师有9000名，其中有一半是北方黑人自由民，惠及学生达20万人，将近占南方自由民学龄儿童的12%。1870年开始，重建政府着手建立公立学校，到1876年，超过一半的白人儿童以及40%的黑人儿童都能上学。重建政府还为黑人建立了几所学院，有菲斯克大学、亚特兰大大学、莫豪斯学院等。除了教育，南方在注重民权、实行普选等方面也都有起色，工业发展和铁路建设也受到重视。

黑人毫无疑问是重建政府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实施重建法后，南方投票登记人数中黑人超过了白人，黑人在制宪会议中成了多数，他们当然支持解放了他们的共和党。这些缺乏文化和政治经验的昔日奴隶在北方人的领导下，不仅从奴隶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成为公民，而且在联邦军队、共和党政府、《民权法》和“自由民局”的保护下，享受到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参与起草宪法，在州议会等政府部门担任职务，首次在南方政治中有了自己的位置与声音，一些黑人还当选为州议员，地位空前提高。在经济上，“自由民局”将成千上万的黑人家庭安置到废弃的种植园，包括格兰特在内的几个联邦将军也曾试图将没收来的反叛者土地分给他们，于是“40英亩一头骡”成了这些黑人自由民的理想。同期，黑人利用重建时期相对自由的气氛，成立自己的代表大会，如1867年亚拉巴马州成立“有色人种代表大会”，宣布“我们要求享有与白人完全相同的人权、特权和豁免权，一点不多，一点不少”。黑人还组建自己的教会，在增强凝聚力、树立自信、维护黑人独立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变化与解放之前相比是惊人的，但还是离真正意义上的解放相差甚远，黑人只在短期内享受到了公民的权利，白人至上主义很快卷土重来，获得土地的黑人又逐渐失去了土地。

1867年获得自由的黑人在新奥尔良投票站投票

重建政府的另一个社会基础是南方的联邦主义者，他们原本就反对分离；还有穷白人，他们从来不愿为维护与己无关的奴隶制去打仗。重建彻底打乱了南方原有的阶级阵线，种植园主丧失了主要财产——奴隶，丧失了领导地位和尊严，这使穷白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平等，因此比较愿意支持重建政府。他们当然也遭到南方顽固派的攻击，被嘲讽为“孬种无赖”。虽然穷白人的政治处境比黑人强些，但经济处境也好不了多少。

重建的结束 以大庄园主为首的旧南方阶层虽然战败而归，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奴隶制和奴隶，但大多还保留着自己的土地和影响。他们不能接受重建所产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也无法忍受昔日的奴隶来参与统治他们。既然已经不能以合法的手段来改变重建的方式，他们中一些人便组织秘密社团，用恐怖手段恫吓黑人，迫使他们放弃选举，放弃公职。其中最著名、最猖狂的就是“三K 党”，另外还有“白人骑士团”“灰脸”等。

“三K 党”成立于1866年的田纳西州。一开始是个单纯的社会俱乐部，后来逐渐变成一种治安维持会，目的是要将黑人赶出政治领域。党徒蒙面夜袭，对敢于参政的黑人处以残酷私刑，焚毁他们的房子，威胁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以致黑人再不敢行使自己的公 民 权 利。对 此，联 邦 政 府 于1871年通过《三K 党和执行法案》，又称“强制法案”，授权总统用军队镇压南方的暴力事件，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三K 党”势力。格兰特总统也曾实施过这一法案，但未能执行到底，将之斩草除根。

“三K党”党徒
1871年9月，密西西比州拘捕了3个“三K 党”党徒，他们涉嫌谋害一户人家。

从北方来说，人们对南方的重建感到越来越厌烦。重建政府的腐败使正直的人们失望，想和南方做生意的人也想早日结束这种骚乱。政坛上那些为黑人权利说话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如萨姆纳参议员等，也陆续去世或退出政界。再加上对经济等其他问题的关注渐渐转移了北方的视线，黑人民权问题便退到次要地位。从政治力量的平衡来说，西北的发展已足以保证共和党的优势，控制南方便不再那么重要了，更何况北方人也并不希望自由民有足够的自由移居到北方来，南方的问题还是由南方人自己去解决吧。

北方人态度的转变使南方上层人物的复辟得以成功，他们自称为“拯救者”，要把南方从“毡包客”和黑人的手里拯救出来。重建政府中的穷白人比较容易倒戈回去，他们与“拯救者”联起手来维持白人的种族优越。这场交易牺牲最多的是黑人自由民的利益，他们虽然不再是奴隶，却毫无独立生活、自我保护的手段。将没收土地分给黑人自由民的做法，很快被尊重私产的约翰逊总统制止了，连激进派对此也并未坚持。南方的黑人法规又对黑人就业制造种种障碍，最后他们只能成为“谷物分成制”中的佃农。“谷物分成制”是南方战后形成的农业生产关系，庄园主虽然还有土地，但已无资金来投资土地、雇用劳动力来进行生产。而自由民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只有劳动力。于是庄园主将土地分成小块，让自由民或穷白人耕种，有时也借给他们工具和房子，收成双方对半。而后者还必须从商人那里去借贷种子等，按商人的要求耕种棉花烟草等单一作物。一年辛苦下来，地主拿去一半，再加上付租金，还债等，所剩无几，有的生活水平比奴隶还不如。自由民虽是自由了，却仍然像奴隶一样依附于一小块土地以及土地的主人，只是不再集体干活了，而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耕作和生活。

格兰特是一位杰出的将军、一位战争英雄，但作为总统却极其乏力，既不能有效处理经济与社会问题，又对战后泛滥的实利主义和贪污腐败一筹莫展。两届任期，劣绩连连，政府以腐败著称。尽管他自己没参与腐败，也没有只拿薪水不干事，但他不会知人善任，既无从政技巧也无政治远见，还常常被损公肥私者利用，结果只是保护了坏人，政府的声誉也每况愈下。再加上1873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萧条，于是在1874年国会选举中，战后不到10年的共和党竟然败北，民主党成了众议院的多数派。

1876年《哈珀斯周刊》登载的政治漫画
这难道就是共和政府？表达了黑人对重建的普遍失望与痛苦。

1876年，被腐败搞得焦头烂额的共和党提名俄亥俄州州长拉瑟福特·海斯为候选人，海斯的最大优点是名声清白，共和党指望他将自由党争取过来并使全党再度团结起来。民主党推选纽约州州长、改革派塞缪尔·蒂尔登为候选人。大选竞争十分激烈，蒂尔登得到南方和若干北方大州的支持，普选票超出海斯近30 万张，但选举人票只有184 张，离多数票只差一票，最终只好交由15人组成的选举特别委员会裁定，投票结果是海斯以8比7获胜。这次选举实际上是两党一系列幕后妥协的结果，民主党曾威胁要推翻选举特别委员会的裁决，共和党参议员领袖便秘密约见南方民主党领袖。民主党提出的妥协条件包括：共和党从南方撤军，内阁成员南方人至少占一席，南方实施“地方自治”，联邦赞助“得克萨斯和太平洋铁路”计划等。共和党接受了这些条件，海斯上任后不久便遵守他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南方恢复“英明、诚信与和平的地方自治政府”，联邦军队从南方撤军。

至此，重建政府垮台，重建结束。

如何评价南方重建？事实上，它既不是南方人所说的邪恶暴政、阴险报复，也不是北方人所说的是彻底改革。值得肯定的地方是：重建为千千万万奴隶的解放作出了贡献，在南方创建了公共教育体系，进行了若干重要的社会改革。尽管种族问题始终没能得以解决，但宪法第14、15条修正案的通过为黑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再次重建”奠定了重大基础。但重建仍给南方黑人留下了诸多失望、痛苦、愤怒，甚至绝望，这一心态将延续百年。

另一相关问题是：如此一项争取种族平等的事业，为什么会以失败告终？这里有时代和思想的局限。南方的社会习俗与保守势力根深蒂固，决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宪法保护个人权利与私有财产，难以动摇昔日奴隶主的经济特权。黑人虽然被解放，但他们缺乏必需的生活资料与手段。而白人心目中黑人低人一等的种族偏见，也很难彻底根除。凡此种种，都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

新南方 尽管从许多方面来说，重建并不成功，但还是使南方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共和党撤出南方，让南方自治，在此后大半个世纪中，南方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社会特色，这是一个漫长的从奴隶制向现代过渡的过程。

首先在政治上，南方成了清一色的民主党地盘。恢复了“自家统治”的南方白人感到欣慰无比。在一些地区，统治阶层依然是以前的种植园贵族；而在另外一些地区，新的统治阶层开始出现，其中有商人、工业家、银行家、铁路开发商、北方移民，甚至还有逐渐发迹的穷白人。从1876年到1928年的50多年中，没有一个南方州选举过共和党的总统，由此获得“坚固的南方”之称。

在经济上，战争造成的破坏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才能恢复，而南方一直缺少应有的手段。摧毁了奴隶制，南方的经济秩序和生产关系不得不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但各阶级在适应上都相当困难。租佃制与“谷物分成制”虽然弊病很多，但与奴隶制相比，多少鼓励了一点积极性。后来农作物也逐渐由单一发展为多种，耕种方法也有一定的革新。

在社会生活中，南方种族主义泛滥，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弥漫。曾一度参政的黑人基本上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南方白人千方百计阻挠宪法第14和15条修正案的实施，如通过文化或智力测试、使用人头税或投票税等手段，轻而易举地将没钱、没文化的黑人排斥在投票箱之外。而为了让同样达不到标准的白人参加选举，他们专门设计了一个“祖父条款”，规定父亲和祖父在1867年前参加过选举的人享有选举权无须具备严格的教育或财产资格。民主党根本拒绝吸收黑人，这样黑人就不可能在南方占统治地位的党派内产生任何影响。更具普遍影响力的是，南方各州实施种族隔离的“吉姆·克罗法”。宪法第14条修正案禁止州政府以种族为由歧视公民，但没有限制私人机构或具体个人的歧视行为。南方议会钻了这一法律空子，在公共场合以及公立学校实行黑白隔离政策，还动用最高法院使种族隔离制度化。在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裁决中，最高法院批准铁路座位分开，从此“隔离但平等”大行其道，直到1954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对1899年的“卡明诉县教育局案”，最高法院裁定建立白人学校的法律有效。因此到20世纪，种族隔离已渗透到南方生活的各个角落，黑白隔离几乎成为常态。除此之外，黑人常遭暴力袭击，死刑盛行。唯一与战前不同的是，黑人教育总算开始发展起来，多亏义务教育的法律，黑人有了自己的中小学、自己的大学。

战后最重要的变化是，南方人的观念开始改变了，他们认识到工业的优越性，也想采取北方人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走北方人的路了。他们以优惠的条件从北方和国外吸收资本，发展工业，修筑铁路，大批刚解放的奴隶正好成为廉价劳动力。南方建设了自己的棉纺厂，烟草制造业与钢铁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南方的优势在煤矿和冶金，亚拉巴马的伯明翰成了南方的匹兹堡。尽管总体上还不能和北方相比，且大部分工业属于粗加工，依附于东部，但到1890年，南方的钢铁工业占全美钢铁总产量的20%。到1900年，南方的工业产品是内战前的4倍，詹姆斯·杜克的“美国烟草公司”曾一度占据行业的垄断地位。

一个新南方要从千疮百孔中诞生必定将历经艰难。在重建新南方的同时，许多人极不情愿与过去彻底决裂。他们在赞美工业化优势的同时，又怀念“旧南方”的好时光，对过去进行浪漫化的描述，此类怀旧情绪在当时的通俗文学中表现得特别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