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北开始分裂

蓄奴制成为西部地区政策的争议焦点，最终引爆了南北地区逐年积累的矛盾。双方互相为敌，党派重新洗牌，导致辉格党的消亡、民主党的分裂以及共和党的诞生。默默无闻的林肯因其对奴隶制的谴责而备受关注，进而赢得1860年总统大选。但还没等林肯上任，南方几个州就宣布脱离联邦，联邦危在旦夕。

共和党的诞生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重新挑起并加剧了暂已平息的冲突。北方反奴派感到忍无可忍，全国性政党开始按地区全面重组。辉格党逐步解体，两年后基本消失。北部民主党出现分化，其中自由土地派在反对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旗帜下，和辉格党良心派走到一起，在各地纷纷举行联合会议。法案通过仅6周，一个新政党——共和党便宣告诞生，从此开始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两党制——共和党与民主党。在1854年国会选举中，共和党与以“一无所知党”闻名的美国人党共获得100多个国会席位。

共和党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将奴隶制遏制在已有的蓄奴州内，决不任其扩展。他们赞成自由土地、自由劳动，但他们并不是废奴派；在排斥奴隶制的同时，他们也想把自由黑人排斥在新州之外。因此，共和党在北方的发展势头很强，不仅吸引了反奴隶制的人，还吸引了希望让黑人离开美国的人，到1856年已经在各州政府中都有自己的同仁。6月，共和党在费城开会，通过党的政纲，并提名墨西哥战争中征服加利福尼亚的英雄、反奴派约翰·弗里蒙特为总统候选人，口号是“自由土地、自由言论和弗里蒙特”。

共和党的政纲明确谴责废除《密苏里妥协案》，认为国会有权在领地内禁止奴隶制，并提出提高关税和国内改进工程等方面的要求。相反，民主党在政纲中否认国会对领地内蓄奴的立法权，他们将《奥斯坦德宣言》策划者之一的詹姆斯·布坎南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抛弃了没用的皮尔斯，但也没敢提名在北方引起轩然大波的道格拉斯。《奥斯坦德宣言》是1854年10月由美国驻西班牙公使索尔、驻法国公使梅森和驻英国公使布坎南在奥斯坦德磋商而成的一份秘密备忘录，意在促使西班牙放弃古巴，由美国来接手。宣言明显代表南方的扩张主义态度，遭到北方的反对，连皮尔斯政府也否认这一宣言，但民主党的政纲却赞成合并古巴。

1856年的总统竞选结果是布坎南以微弱多数获得胜利，他赢得了5个北方州及全部南方州；弗里蒙特赢得11 个北方州，两者的普选票分别为183.3万票与134万票，美国人党候选人、前总统菲尔莫尔只得87.2万票。弗里蒙特在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南方选票的情况下就拿到了1/3的普选票数。

布坎南虽然有30多年的从政经验，24岁就当上了宾夕法尼亚议员，后又在国会工作20多年，还当过驻俄国大使、波尔克的国务卿、皮尔斯的驻英大使，但作为总统实在令人失望。狂风暴雨中的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力挽狂澜、意志坚定、言出必行的领袖，但布坎南既胆小怕事又缺乏主见，先是国内出现了金融危机，后又是连续几年的经济萧条。经济危机使备受挫折的北方经济代表纷纷转入共和党的队列。

德雷德·斯科特案 就在布坎南就职典礼后的两天，1857年3月6日，最高法院对德雷德·斯科特案作出裁决，这一裁决牵动了所有人的神经，全国为之震动。

德雷德·斯科特及其妻子
德雷德·斯科特及其妻子（下）与两个女儿（上）成为《弗兰克·莱斯利文摘报》的封面人物。这一文摘报被看作美国大众新闻杂志的先驱。

斯科特曾是一名黑奴，他的主人是位随军外科医生，因工作关系，曾于1834年将他从密苏里带到自由州伊利诺伊和威斯康星，1838年返回密苏里。1846年主人死后，斯科特夫妇向密苏里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自由，理由是他们曾在自由土地上居住过。此案涉及两个极端敏感的政治问题：一是黑人是否公民？是否有权向联邦法院上诉？二是黑人奴隶在自由领地上旅居过，能否使他获得自由？这中间又涉及领地上的奴隶制问题，即密苏里妥协的合法性。经过长时间诉讼之后，这一案件最终被递交到美国最高法院。全国都翘首以待，等候最高法院的裁决。

国会是否有权决定领地内的奴隶制问题，此乃密苏里妥协是否合法的关键，也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主要争执之一。最高法院最终以6票对3票通过了首席法官罗杰·塔尼的裁决。塔尼宣判：第一，斯科特作为一个黑人，既非密苏里公民也非美国公民，因而不具备合众国公民的权利。第二，斯科特在自由州居住不能改变他的奴隶身份，奴隶仍是私有财产。根据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没有权力“以非正当程序”剥夺他人财产，所以密苏里妥协从一开始就不符合宪法。

法院裁决否定了国会有权决定领地内的奴隶制问题，这完全有利于南方，自然也进一步激怒了北方。愤怒的北方人指责这是“合众国法律史上最大的犯罪”，并对最高法院和总统的公正失去信心。他们担心，按此推理，原本是一种“特殊制度”的奴隶制，是否会变得不再“特殊”？甚至是否会重新扩展到全国？提倡“人民主权”的道格拉斯对此也是忧心忡忡，他表示：“扼杀奴隶心中最后的希望，也许就是奏响彻底推翻奴隶制序曲的必要环节。”最高法院原以为这样裁决能解决问题，结果关于奴隶制的辩论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成为美国政治的中心。

林肯崭露头角 堪萨斯问题上的僵局以及《利康普顿宪法》的最终被否定，使得南北双方的对抗越来越难以调和，再加上经济危机的影响，联邦面临分裂的威胁。北方指责南方控制着国会，应该为1857年的经济恐慌负责；南方认为自己之所以不受经济萧条的影响，是因为奴隶制的优越性。双方都站在自己立场为自己辩护，在这种情况下，1858年的国会选举非同寻常。

对民主党人而言，道格拉斯代表的依然是一股强劲的势力，但共和党很快也产生一位与之抗衡的人物，他就是亚伯拉罕·林肯。林肯于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肯塔基一个贫穷拓荒者的小木屋。7岁时全家迁往印第安那，9岁时母亲去世，1830年全家又迁往伊利诺伊。林肯从小就帮家里搬柴、提水、做农活；长大后种过地、劈过柴、伐过木，当过摆渡工、木工、土地测绘员，还当过兵，并在新奥尔良的新塞勒姆镇管理过一个商店。林肯本性喜静，聪明好学，善于思考，读过许多历史和文学书籍，包括莎士比亚作品、《美国历史》等，还自学了法律，获得了律师资格。贫困艰苦的经历、自强不息的精神、大量的阅读和深刻的思考，使林肯最终走上了一条从政道路。1834年25岁时，林肯作为一名忠实的辉格党人在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获得了一个席位，1847年进入国会众议院，其间一边参政，一边经营自己的法律事务所。

担任一届众议员后，林肯离开了国会，原因是反对墨西哥战争，也强烈反对奴隶制，认为国会有权在领地禁止奴隶制，却没有行使这一权力。林肯反对奴隶制，但不是个废奴主义者，只是觉得还未找到替代奴隶制的方法，不过林肯坚决反对奴隶制扩展。《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使林肯更清楚地看到了其中的道德问题，他义正词严地说过：“如果奴隶制没错的话，那么没有什么事情是错的了。”另一方面，林肯也与自由土地党人不同，没有因为奴隶制而指责南方人，他觉得“他们也处在与我们一样的境地”。这是林肯对奴隶制的基本态度，其思想源头是《独立宣言》，即他所信仰的“人生而平等”的原则。1856年，因反对奴隶制的扩展，林肯退出辉格党，加入共和党，并迅速成为共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其与众不同的温和立场与道德意识使他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拥护者。

林肯的个性非常复杂，也非常矛盾。风趣幽默是他的一大特征，有趣的故事总是张口就来，这也练就了他善于演说的本领，使他成为伊利诺伊和华盛顿的传奇人物。但林肯又极其忧郁悲伤，经常陷入忧郁状态之中。他自己也曾说过：“我现在是活着的人中最可怜的。如果把我的情绪平分给所有人，大地上将不再会有快乐之人。”作为一位领袖，林肯最大的特点是态度诚恳、温和大度，避免直接对抗。他为人宽容，即便是对他流言蜚语，他也能谦虚接受。有一次，有位好事者向他传话，说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骂他是个“该死的蠢货”，林肯想了想说：“那么我肯定是个该死的蠢货啰，因为斯坦顿通常是对的，而且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林肯在工作中尽量避免硬碰硬，手下的军官乔治·麦克莱伦不愿带兵打仗，尽管林肯对此非常恼怒，但还是幽默地说：“如果麦克莱伦将军不想使用军队，那么我就借来用用吧。”

1863年11月8日时的林肯
一个最不普通的普通人，林肯身高6英尺4英寸（约1.93米），体重180磅（约81千克），手大脚大，脸庞凹陷，不喜欢他的人常说他丑得像猿猴或猩猩，但林肯从不计较。

林肯当选总统 在1858年国会选举中，林肯向道格拉斯这位闻名全国的大人物提出挑战。两人在州内作巡回演说，并就奴隶制和种族问题举行了7次著名辩论。

为了争取选民，打动听众，林肯和道格拉斯都使用了政治策略，展现了各自独特的睿智。道格拉斯的策略是想要林肯听起来是个废奴主义者，林肯的策略是将道格拉斯说成是奴隶制与斯科特裁决的支持者，而事实上两人都不是对方所说的那样。在弗里波特的一次辩论中，林肯迫使道格拉斯在奴隶制扩展的问题上表态，他追问道格拉斯：斯科特一案判决后，人民是否可以拒绝奴隶制？面对反对奴隶制的北方选民，道格拉斯不得已回答说：判决虽然从理论上使奴隶制在领地上合法化，但那里的人民仍然有权不使用奴隶，将奴隶制排斥在外。这一被称为“弗里波特原则”的回答使道格拉斯以微弱的优势获得了一时的胜利，但在下届总统选举中却失去了南方的支持，被南方斥之为“弗里波特邪说”。

在这场著名辩论中，林肯第一次用“裂开的房子站不住”来比喻联邦，他坚信美国不可能永远处于半自由半蓄奴的状态，就像他在演说中所说的：“我不希望看到联邦解体——我不想看到这个家庭破裂——但我确实希望看到它不再继续分裂。事实的结果只能是完全联合或完全分裂。”林肯最终赢得了多数选票，但由于民主党在州议会中的优势，道格拉斯再次当选国会参议员。民主党虽然控制了参议院，却无法在众议院占多数，这使1858—1859年的国会例会常常陷入痛苦的僵局。这次竞选大大提高了林肯的知名度，林肯成为一个公开反对奴隶制的全国性政治人物，南方为此感到恐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59年10 月，堪萨斯通过一部禁止奴隶制的宪法，南方更感受到威胁。仅仅10天之后，堪萨斯事件的肇事者约翰·布朗又带领18人对弗吉尼亚哈泼斯渡口的联邦兵工厂发动突然袭击，试图夺取军火武装奴隶，煽动奴隶起义，结果却没有得到奴隶的响应。罗伯特·李将军率领的联邦军队很快将他们团团围住，两天后，布朗损失10人，其他人和他一起被捕，定罪后被判处绞刑。临刑前的布朗沉着镇静，为自己献身于废奴事业感到自豪。他对宣判他的法官说：“如果为了实现正义，必须付出我的生命，必须让我的鲜血与这个国家千百万被邪恶、残忍、有失公道的制度剥夺了权利的奴隶的鲜血混在一起，那就这样吧。”布朗的暴力行动使南方奴隶主惊惶不安，而在北方，反对奴隶制的人却把他看作一位殉难烈士，不少文化名人，包括爱默生与梭罗都支持他，对他表示哀悼与敬仰。

约翰·布朗
约翰·布朗的激进主义对后人产生过极大影响。布朗于1859年12月2日接受绞刑后，爱默生称他为“殉道者”，说他“将把绞索变得与十字架一样光荣”。此壁画由约翰·斯图尔特·科里创作于1943年，画上的布朗如同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此画曾激起异议，反对者声称这是对堪萨斯历史的病态描写。

暴力的迹象也带到了国会。之前是南方议员布鲁克斯用手杖打伤反奴隶制的马萨诸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如今布朗事件后，国会对峙越演越烈，在选举众议院议长时彼此谩骂，僵持达两个月之久，有些议员甚至带着枪去开会。

1860年大选临近，这次选举是美国政坛上四股力量的较量：南北民主党、共和党和护宪联合党。民主党于4月在查尔斯顿召开代表大会，但在奴隶制问题上发生分裂：南方代表不愿意支持道格拉斯，除非他答应不再干涉领地的奴隶制，南方还要求北方支持奴隶制。6月，民主党在巴尔的摩再一次召开代表大会，但仍未能达成一致。下南部的代表离去，自行召开代表大会，选举布坎南的副总统约翰·布雷肯里奇为总统候选人，其他民主党人则推举道格拉斯为候选人。

共和党于5月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一致提名林肯为总统候选人。林肯继续坚持遏制奴隶制的立场，但表示不会干扰目前已存在的蓄奴州，他还谴责布朗采取武装袭击的非法行为。共和党的政纲包括了宅地法、提高关税、降低地税和修筑太平洋铁路等经济方面的建议。

护宪党主要由美国人党和辉格党的残余组成，他们也在巴尔的摩召开代表大会。会议推选田纳西州的约翰·贝尔为候选人，希望通过支持宪法来阻止分离。这一轮总统角逐就在这四人中间展开，普选票的结果是无人赢得绝大多数：布雷肯里奇赢得了大多数蓄奴州，获得84.8万张选票；贝尔在边境州有一定的支持势力，获得59.3万张；道格拉斯得票比较分散，获得138.3万张；林肯几乎横扫北部与西部各州，得票186.6万张。林肯的普选票虽然只占40%，却以绝对优势的180张选举人票当选总统。其他3位候选人的选举人票加起来才123票。道格拉斯接受了自己失败的命运，他呼吁选民，无论谁当总统，都应当支持联邦。

南方的分离及其根源 由于南方没有一个州投票给林肯，因此林肯的当选在南方看来完全是北方的胜利或地区性的胜利，与南方无关。南卡罗来纳是州权派势力最强，也是黑人数目超过白人、奴隶主占州人口比例最大的州。州议会得知林肯当选后，立即于12月20日召集会议，并投票决定脱离联邦。此后，下南部的密西西比、佛罗里达、佐治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纷纷效仿，陆续宣布脱离。这7个州在林肯就职前一个月的1861年2月在蒙哥马利市召开大会，成立美利坚同盟国，即南部邦联。他们选举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并通过《同盟国宪法》，强调州权并保护奴隶制。

当时美国共有33个州，其中15个是蓄奴州，另外8个蓄奴州并不认为林肯当选就必须分离，他们仍希望能通过妥协解决问题，维持联邦。当时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与阿肯色州仍留在联邦，但表示如果联邦动用武力进攻南部邦联，他们也将退出联邦。

12月18日，肯塔基参议员约翰·克里坦登提议回到密苏里妥协，还是以36°30′的分界线一直向西延伸到太平洋，但是共和党不能接受这一扩展奴隶制的妥协。2月，弗吉尼亚州议会邀请各州代表到华盛顿召开和平大会，但努力最终也归于失败。南部同盟决意分离，在联邦内阁和军中任职的南方成员纷纷辞职回南方效忠同盟，他们很快进入军事准备，决心打一场南方的独立战争。

当时尚未卸任的布坎南总统一面否认南方州有分离的权利，一面又否认联邦政府有用武力来对付分离独立的权利，建议双方妥协解决。他派船前往驻扎在萨姆特堡的联邦军队补充军需品，但船只受到同盟军的袭击，未能到达驻地。

当林肯到华盛顿任职时，戴维斯就任同盟国总统已有一周。为了保全联邦，林肯在就职演说中竭力安抚南方。他表示，尽管南北对奴隶制的正当性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保证南方的合法权利不会受到侵犯，答应继续执行联邦法令，包括逃奴法在内，并规劝他们回到联邦。同时，林肯又提醒激进的废奴主义者，面临国家分裂，务必要遵守和服从那些未被明令废除的法令和法律，这比“违反某一法令又指望该法令违宪而免于处罚，要保险得多”。最重要的是，林肯强调联邦的“永久性”和“不可分裂”，坚定地表示分裂、独立不合法，因为“联盟的历史要比宪法更为久远”；因为“就自然条件而言，我们是不能彼此分离的……一对夫妻可以离婚，彼此不再见面，也不再有任何接触，但我们国家的各个部分却不能这样……相互之间的交往无论是友好还是敌对，都要持续下去”。作为总统，林肯宣布他必须“维持、保护和捍卫”联邦，“任何一个州或几个州以武力行动反对美国政府，都应视其具体情形定为叛乱或革命”。最后，林肯呼吁美国民众要冷静，要审慎作出决定，并告诫南方：“内战这个重大的问题乃是掌握在你们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我的手中……我不想就此结束我的演说。我还要说，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千万不可成为敌人。尽管情绪已经绷得很紧，但它决不能断裂我们之间友爱的纽带。”

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08—1889）

林肯的演说理性又不乏热情，坚定又不乏诚恳，平静又不乏和解之意，完美体现了他的就职精神，但真诚的呼唤还是无法穿透分裂的疯狂，这场危机已经累积很久了。

可以说联邦走到这一步有其必然性，现在南方执意要退出先辈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联邦，还不惜动用战争。这里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主要有经济体系、人口构成、土地利益、思想文化观念等因素。

南北的分歧由来已久，可以说从立国时就已显露。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北方要求保护性高关税，支持国内改进工程，并由此倾向于联邦主义和国家主义。而南方农业经济的利益在于降低关税促进自由贸易，不愿动用国库的钱修建对他们用处不大的国内改进工程。由于南方各州地方利益各不相同，南方提倡更独立自主的州权。

北方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向工业化发展，19世纪50年代后发展尤为迅速。1860年南方分离时，北方拥有全美制造业的4/5、铁路线的2/3以及资金的3/4。他们能生产足够的钢铁、棉纱等不可缺少的军需物资。交通革命后，运河和铁路将西北部和东北部更紧密地联成一体。西北由于劳动力短缺，扩大农场有困难，剩余资金也就更多地转入工商投资，在经济上和东北部更趋一致。相比之下，南方以农业经济为主，生产单一作物棉花，必须依赖北方或欧洲国家的购买。英国此时库存有足够的棉花，不必为了棉花影响向北方进口所需麦子。而南方的大部分工业品需从外面进口，但是他们几乎没有海上力量。

东北和西北都是自由州，他们的人口总数超过2000万人。而同盟州的人口不足1000万人，其中包括近400万奴隶，奴隶主只占南方白人的20%。19世纪四五十年代蜂拥而至的300万欧洲移民几乎都在北方落户，只有7%去了南方。到1860年，南方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35%。整个战争期间，北方调动兵力约有200万，而南方只有北方一半的兵力。北方巨大的经济能量和人口优势对南方独立的威胁不言而喻。

到19世纪中叶，南方的奴隶制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他们不得不以攻为守，开始大肆为自己唱赞歌。关于奴隶制的矛盾如果没有西部的扩张，也许还不至于如此爆发出来。如今，每获得一片新土地，就得考虑奴隶制扩展问题；每增加一个新州，便会面临蓄奴还是自由的问题，南北的政治平衡时时遭到威胁。领土扩张得越快，矛盾也越发激化。双方都想通过新领地和新州来扩大自己的力量，控制联邦政府，否则就处于劣势。由于对奴隶制扩展的不同立场，南北在西部扩张和土地政策上的态度必然呈现对抗局面。

对抗的根源也涉及双方不同的意识形态。北方理想的社会结构是“自由土地”加“自由劳工”，他们认为所有公民都应拥有财产权和劳动力支配权，都应有奋斗进取的平等机会，他们将此视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关键。所以在他们看来，北方一直在向前发展，工业繁荣，兴盛进取，富有活力。南方却与之相对立：封闭、停滞、懒惰、不思进取，奴隶制保护着传统贵族阶层，整个社会落后于现代文明。迫于压力，南方不得不为自己的制度辩护：先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种族与宗教角度捍卫这一制度，后是政客约翰·卡尔霍恩将蓄奴制当作“善——积极的善”去鼓吹，说它既对奴隶有好处，又对整个南方有好处，最后又把它上升到南方生活方式的层面去维护。他们提出，蓄奴制是合众国甚至全世界最好的生活方式，稳定有序、节奏缓慢、充满人性，而北方人正在抛弃美国传统价值，代之以贪婪、放荡和卑鄙自私。

随着西部越来越认同东北部，南方感到自己正在逐渐成为少数派，昔日的影响已一去不复返，他们焦虑、担忧，害怕自己被北方的声势吞没，于是断然采取行动，率先脱离。脱离的威胁虽然叫嚷多年，但一旦付诸实践，南方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失败几乎是注定的。这不仅由于维护奴隶制的南方在道义上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更在于双方实力对比实在悬殊。

此外，北方继承了原先合众国的一切体制、机构，而南方却要从无到有筹建一个新国家。南方是在强调州权的理论上建立的，它很快便会自食其果，发现自己的政令也经常受阻，更何况它还有400万奴隶要有人监视，时刻提防。当战争爆发后，双方在人力物力补充上的较量越趋明显，北方的经济开足马达，越打越适应；而南方则捉襟见肘，连食品也供应不上，拖垮崩溃在所难免。

文献摘录

那大多数人肆无忌惮的暴政，那最可憎也是最不负责任的专制形式，剥夺了我们的权利，否定了我们的建议。因此我们联合起来，像我们的先辈一样为了神圣的自由立宪事业而英勇献身。在斗争最黑暗的时刻，永久政府取代了临时政府。

为了不辜负革命志士对我们的馈赠，我们应该更好地继承他们的伟大事业，学习他们久经考验的爱国主义精神。（杰斐逊·戴维斯：“就职演说”，1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