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邦危机四伏

1850年妥协后，美国人继续大规模向西移民，包括带着奴隶一同前往的奴隶主。新领地上，支持与反对奴隶制的两派短兵相接，加上新的《逃亡奴隶法》的实施、《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提出、堪萨斯内战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促使联邦分裂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新的《逃亡奴隶法》 新的《逃亡奴隶法》规定：逃亡的黑奴无权出席陪审法庭、无权亲自出庭做证，但联邦法庭有权根据奴隶主法定权利判定在逃奴隶是否应该交还主人，这事实上是鼓励南方白人奴隶主去北方抓回逃亡的奴隶。

可以想象，猎奴分子像猎犬一样到达北方会造成怎样一种恐慌，尤其是在黑人社区。而当黑人被戴上枷锁拖走的时候，许多白人也难以继续袖手旁观，不少人主动出手相救。例如一位名叫詹姆斯·哈姆雷特的黑人在纽约被捕，被宣判有罪，将被带回马里兰州继续为奴，后来白人邻里筹款800美元，赎回了他的自由。还有一位名叫尤菲米娅·威廉斯的黑人妇女已经作为自由人在费城生活多年，也遭到被捕，她以前的主人竟然还要求拥有她的6个孩子，实在贪婪无度，连联邦法院最后也不得不释放威廉斯。此类事情的频繁发生显然加剧了地方性矛盾，同时也加深了北方的废奴情绪。许多城市出现集体暴动，试图阻止逃奴法的实施。

事实上，在新逃奴法实施之前，能有幸成功逃亡的黑奴毕竟是少数。在奴隶总人口达400万人的美国，每年能逃出的黑人总共也就几千人，而且绝大多数是靠近自由州的奴隶。黑奴要能成功逃脱，不仅需要智慧，还得靠运气。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算得上是位幸运儿。1838年，道格拉斯携带借来的海员身份文件，假扮成一名水手，从马里兰的巴尔的摩先搭火车到威尔明顿与特拉华，然后乘船到费城，再乘火车到纽约，最后又坐船到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如此劳顿，能逃脱是不幸中之万幸，而成千上万的黑人没有道格拉斯的运气，他们逃进沼泽、山丘、森林或南方城市，仅有少数能最终活着抵达北方，能到达加拿大者则为数更少。

不少黑奴是通过废奴主义者建立的“地下铁道”逃出南方的。但著名的“地下铁道”既不是一个正规的组织，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广泛，它只是将黑奴运出南方，送到自由州、加拿大、墨西哥乃至海外的一个秘密网络。有数据表明，在1810年至1850年间，经由“地下铁道”逃离的黑奴有6000人，也有数据说有3万人到10万人。事实上，“地下铁道”的政治影响远比其行动规模要大得多：除了推动19世纪50年代的政治危机，“地下铁道”还激发了成千上万北方人的同情，他们或购买废奴主义者的烘焙义卖，或参与帮助逃奴。1854年，波士顿组织过一次暴动，袭击了一个小镇，杀死了一名卫兵，为的就是营救一位被关押的黑奴。

北方法院也几乎都站在废奴的一方。1854年3月，一位名叫舍曼·布思的威斯康星新闻记者率领民众释放史蒂芬·埃布尔曼家的奴隶，后被指控违反逃奴法。最后，威斯康星法院释放了布思，并在“埃布尔曼诉布思案”中宣布逃奴法无效，因为它违反宪法精神。威斯康星法院对联邦法院认为逃奴法符合宪法精神的相反判决置之不理。从1850年起，北方各州陆续通过了自由人法案。

北方的废奴主义情绪加深了南方白人的恐慌，他们一方面指责北方背离1850年妥协，另一方面又加紧迫使北方领袖作出选择，要么站在奴隶那边，要么站在奴隶主这边。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地下铁道”的建设与奴隶制紧密相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铁路建设也逐渐与奴隶制纠缠在了一起。

随着西进的逐步深入，原有各州与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间的交通问题日益凸显，修筑跨大陆铁路的设想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南北双方都支持修建铁路，但东部的终点设在哪里为好？双方都想落在自己的区域，于是，南北地区矛盾又以新的形式出现了。北方人主张设在芝加哥，那是西北自由地区的交通枢纽；南方人主张设在圣路易斯、孟菲斯或新奥尔良，这三个都是蓄奴州。为了各自利益，南方1853年收购了墨西哥的加兹登，以便跨大陆铁路由此通过；北方则想着从密西西比以西的印第安人居住区通过，并提议重新规划艾奥瓦和密苏里以西的内布拉斯加地区。

北方的这一提案由民主党领袖斯蒂芬·道格拉斯参议员提出，但道格拉斯明白南方不会轻易接受，因为接受意味着接受一个自由州。于是在1854年年初，道格拉斯在此基础上向国会提出了一个《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建议在明尼苏达、衣阿华和密苏里以西的路易斯安那购地上建立内布拉斯加领地，领地内实行“人民主权”——由境内居民自己决定是否允许蓄奴。这片土地原是保留给印第安人的，道格拉斯的提案明显是要迫使印第安人再一次出让土地，但为印第安人说话的声音太小，导致不了任何争执。然而，该地区全部位于36°30′界线以北，实行“人民主权”将意味着取消密苏里妥协，这可是个致命的要害。将“人民主权”实施于西南部的新领地是一回事，而要将它实施于早已成为自由州的西北地区则是另一回事。道格拉斯自认为提案涉及的地区不适合蓄奴制，自由州居民自然会将其拒之门外，显然他是错估了形势，提案一石激起千层浪。

道格拉斯本人是个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对奴隶制的道德层面无动于衷，他只想借助“人民主权”这一方法打消南方对于在这块土地上建州的顾虑，克服障碍，尽早向西扩张。他也想以此赢得南方支持，将横穿大陆的铁路线定在北方，直通他所在州的芝加哥。南方则顺势公开提出取消密苏里妥协，并将该地区一分为二，一个是内布拉斯加，一个是堪萨斯。5月，提案在两院通过，成为法律，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两个领地设立，按“人民主权”原则进行组建，密苏里妥协正式被取消。南方表示满意，北方自然是群情激愤。

内布拉斯加位于自由州衣阿华以西，所以蓄奴制在那里扩展的可能性不大，实际上也没有发生麻烦。堪萨斯则不然，位于蓄奴州密苏里以西，争夺堪萨斯便成为南北双方冲突的焦点。密苏里的奴隶主和新英格兰的废奴主义者都赶往堪萨斯，好使自己一派在人数上占优势。马萨诸塞专门成立了“新英格兰移民援助协会”，向愿意迁往堪萨斯的人提供资助，由此动员了1000多移民。但堪萨斯的多数移民还是来自邻近的自由州，当然还有不少蜂拥而至的土地投机商。

1854年秋，堪萨斯举行第一次选举，由于邻近的密苏里人越界投了非法的票，致使票数几倍于合法的投票人数目，结果选出了一个拥护蓄奴制的议会，并提出一部奴隶法，规定凡帮助逃奴者将被处死。倾向于南方的富兰克林·皮尔斯总统批准了这一议会的合法性。

人数3倍于拥奴派的自由土地派当然不答应。他们另外组织自己的政府，起草自己的宪法，把奴隶制和自由黑人都排除在外。于是，堪萨斯就同时有了两个政府：设在利康普顿的蓄奴制政府和设在托皮卡的自由州政府，各有各的宪法、议会、州长和首府。堪萨斯成为南北战争前美国局势的一个小小缩影。双方都武装起来，时有摩擦发生。

流血的堪萨斯 当皮尔斯总统否认托皮卡宪法后，1856年5月，800名拥奴派袭击自由派的劳伦斯镇，洗劫了全城，烧毁“州长”官邸，由此引发了一场小规模内战。

约翰·布朗是一位坚定但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俄亥俄人，自认是上帝废奴的代表，并且坚信不流血不足以制止罪恶。劳伦斯镇事件后，布朗带领6个人来到堪萨斯，其中4个是他的儿子。他们在某个清晨偷偷靠近波特沃托米河畔，潜入一个亲奴村庄，砍死了5名并非奴隶主的南方人。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作“波特沃托米杀人事件”。受此影响，堪萨斯内战随即升级，烧杀频繁，伤亡严重。路人相遇，举枪便问：“自由还是拥奴？”直到9月，联邦部队才终于在该地恢复了秩序。布朗及其追随者逃过了追捕，但迫于联邦军队的压力不得不于10月离开堪萨斯。

同期，国会内部也闹得沸沸扬扬，不仅吵得面红耳赤，甚至还发生了流血事件，起因是马萨诸塞州查尔斯·萨姆纳参议员的一次演说。萨姆纳以“改革者”著称，而且颇具口才，他支持和平运动，呼吁监狱改革，主张废除奴隶制，在新英格兰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对于堪萨斯问题，他表现出冷酷与蔑视，站出来发表题为“堪萨斯的罪行”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批评联邦政府的政策专制、低能、荒谬，要求堪萨斯立即以自由州加入联邦。他还将矛头指向道格拉斯与南卡罗来纳参议员安德鲁·巴特勒，并将后者说成“将妓女与奴隶制作为其情人”的“堂吉诃德”，还借巴特勒说话时经常不由自主地流口水的生理缺陷，讽刺其演讲是“随地吐痰”。

巴特勒自己倒是没有还击，但他的外甥，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却坐不住了，决定要教训一下萨姆纳。在萨姆纳演讲两天之后，布鲁克斯在国会休会时走进萨姆纳的参议员办公室，然后操起拐杖，猛烈朝萨姆纳劈头盖脸地打下去。萨姆纳措手不及，拼命站起来，不料用力过猛，桌子给带着掀翻，随后倒在地上，浑身是血，失去了知觉。事后布鲁克斯还吹嘘说：“我至少狠狠地抽了他30下，到最后他像头小牛一样呻吟。我的手杖也被打坏了，只剩金子做的杖梢还是好的。”此事给萨姆纳的身心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直到4年后他才返回国会上班，其间马萨诸塞州拒绝更换他人。

这场丢人的闹剧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娱乐价值，相反倒是挺有舆论价值。南方将布鲁克斯看作英雄人物，许多人还给他送去新的手杖表示敬意；北方则将萨姆纳看作整个北方的象征以及南方暴力的殉难者。

詹姆斯·布坎南任总统后，向堪萨斯派去第四位总督沃克，希望能通过表决来定下一部宪法，以便该地可被接纳为州。沃克在两派间来回斡旋，但未获成功。最终，投票表决受蓄奴派操纵，自由派拒绝参加，允许蓄奴制的《利康普顿宪法》就获得了通过。1858年1月，自由派占多数的新议会否决了该宪法，但布坎南要求国会按《利康普顿宪法》接纳堪萨斯，对此道格拉斯也恼火了，接纳问题就此耽搁。直到大部分南方州脱离后，堪萨斯才终于在1861年以自由州加入联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