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奴隶制与地区矛盾

领土的扩张带来了社会和经济的繁荣，但距离和谐却越来越远。美国不得不再次面临那个一开始就被搁置的问题——奴隶制。建国后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奴隶制非但没有自然消亡，反而势头越来越强，似乎还有从南方向其他地区扩展的趋势。西部这一大片土地的命运将会如何？是允许奴隶制还是成为自由土地？南北双方各持己见、据理力争，最终以暂时性的妥协告终。

蓄奴还是自由 1787年制定宪法时，北方各州已基本消除奴隶制，而在南方各州，奴隶制却与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紧紧缠绕在一起。当初，为了能将南北13州统一成一个国家，制宪者不得不在奴隶制问题上妥协，默认其存在。不得不说，奴隶制成了国父们遗留给后代的一个巨大尴尬。随着改革运动的逐步深入以及领土的一步步扩张，奴隶制开始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

奴隶制在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并没什么前景，为什么南方要拼命将它引入这样一个不适合他们开发利用的地区呢？这里涉及的已远不止道德问题，还有狭隘的党派观念。早在对墨西哥开战后不久，就有北方议员对波尔克政策的亲奴隶制倾向深感不安，反对在即将获得的领土上实行奴隶制。1846年8月8日，国会在讨论购买领地的款项时，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众议员戴维·威尔莫特提出一项修正草案，规定在从墨西哥获得的领土上不准存在奴隶制。威尔莫特的附加条款在北方席位占多数的众议院获得通过，但遭到南方掌握决定权的参议院的否决。

为了反击这一条款，南卡罗来纳参议员卡尔霍恩呈交提议，认为国会无权禁止任何准州地区实施奴隶制，理由是准州地区也属于联邦，所有的州对这些地区都有权利，而且是同等权利。卡尔霍恩的提案遭到北方唾弃，就像当初威尔莫特的提议遭到南方诟病一样；卡尔霍恩的提议不能获得众议院通过，也像威尔莫特的提议在参议院的待遇一样。这种现象使得美国各派政治力量重新改组，奴隶制问题上升到决定一个人政治态度的关键，原先全国性的党派逐步按南北分解。民主党分为以卡尔霍恩为首的南部权利派和范布伦领导的自由土地派，辉格党则分为良心辉格党和棉花辉格党。

为解决这一分歧，双方提出了两种妥协方案。其一，将密苏里妥协案划定的36°30′分界线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界线以北禁止蓄奴，以南允许蓄奴。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的大部分都在36°30′以南，这一方案毫无疑问得到了大多数南方人的支持，波尔克总统支持这一提议。其二，密歇根参议员刘易斯·卡斯提出：是否实施奴隶制应由新准州地区人民自己决定，这一由民众自行决定自己制度的提案被称为“占地主权”，也叫“人民主权”。

然而，1848年的总统大选使这一争论暂时搁置，民主党和辉格党为了选票都不愿触及奴隶制问题，这导致“自由土地党”的诞生。“自由土地党”主要由现存的“自由党”以及民主党与辉格党中的反奴隶制派组成，他们提名范布伦为总统候选人。该党的迅速崛起说明现存两党在解决奴隶制问题上的软弱，标志着19世纪50年代第二政党体系的瓦解。

加利福尼亚淘金热 1848年的大选结果，“自由土地党”赢得了10%的选票，辉格党候选人扎卡里·泰勒以微弱多数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刘易斯·卡斯，当选总统。

就在泰勒就任之时，一个偶然事件使奴隶制问题的解决更加迫在眉睫，那就是加利福尼亚地区金矿的发现。1848年1月，一位名叫詹姆斯·马歇尔的锯木厂木匠在萨克拉门托附近的萨特锯木场发现了黄金散矿。消息一传出，成千上万的淘金者从全世界蜂拥而至。不到半年时间，近在咫尺的圣弗朗西斯科就成了鬼城。俄勒冈大约有2/3的成年人奔赴矿区。更远一点的地方，如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许多居民，干脆抛弃当地的房地以及还没来得及收割的庄稼，驾驶大篷车，浩浩荡荡，穿越大草原和落基山，赶往淘金地。东部人也不甘落后，或是从陆地长途跋涉，或是绕南美乘船前往。仅1849年一年，从东部到达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者就超过8万人，从墨西哥、南美、欧洲乃至中国去的也不少，有些还是自由黑人或者奴隶主带去的黑人奴隶。整整4年间，加利福尼亚人口增加了20 倍，从1848年的1.4 万人骤然增加到1852年的22万人。

1850年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者

淘金者绝大多数是男性，很少拖家带口。他们天天拿着铁锹，劈、挖、筛、洗，生活单调沉闷，绝无传说中的浪漫可言。有人的确找到了金子，一夜暴富，但更多的人是抱着梦想而去，拖着疲惫失望而归。金子激发了人性中的欲望与贪婪，矿区赌博、偷窃、斗殴时有发生，再加上种族冲突，人际关系极为恶劣。为了垄断，东部人竟将加利福尼亚本地人排除在外，大肆放言：“除了本土美国人，其他人都是私闯者。”白人不仅打击加利福尼亚人、南美人，欺压外国人，甚至还不惜动用法律与武力阻止他们挖矿，对黑人和印第安人更是残忍冷酷无比。他们借州法允许逮捕“闲散游荡者”之名，追捕杀害了大量印第安人，致使1850年至1870年间，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口从15万人降到3万人，当然流行病也是印第安人口锐减的原因之一。

这样的局势迫切需要一个地方政府来管理。泰勒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承认加利福尼亚为联邦的一个州，而有关奴隶制的问题，则由加利福尼亚州自己决定；墨西哥所割让的其他地区组成另一个州。加利福尼亚接受了总统的建议，且以绝对多数反对而否定了奴隶制，原因倒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害怕奴隶制的存在对淘金不利。1849年11月，加利福尼亚通过禁止奴隶制的州宪法，第二年5月，新墨西哥也通过了禁奴的州宪法。两个州要求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

南部对此反应极为强烈，原因显而易见，一是接受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将打破蓄奴州和自由州的平衡；二是如果周围都是自由州，南方将萎缩在一个角落，奴隶制还能持续多久？对此，南方极端分子感到恐惧，发誓宁可分离也不允许奴隶制被排斥在这两个州之外。他们立即在南方召开南部各州的代表会议，商议对策，大有分离之势。

1850年妥协 联邦的前途实在堪忧。当时美国政界的三大巨头是东北部的丹尼尔·韦伯斯特、西部的亨利·克莱和南方的卡尔霍恩，3人都年事已高，分别为68岁、73岁和68岁，健康状况又极为不佳，希望和平解决争端人士请求克莱拿出个办法。克莱曾两次争取辉格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均遭失败，不过这次他没有因为个人仕途的不顺与恩怨袖手旁观。经过深思熟虑，克莱在1850年1月29日向参议员递交了一个方案，递交之前他还征求了辉格党老对手韦伯斯特的意见。几天后，克莱在参议院会议上为这一提案作了一次演说，呼吁南北双方要从大局着眼，要为保全合众国让步，否则会存在内战的威胁。这次演说可谓克莱人生中的最后一次伟大演说。

克莱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其中满足北方的是接纳加利福尼亚为自由州，在哥伦比亚特区禁止奴隶贸易；安抚南方的是对其余墨西哥割让领地上的奴隶制不加干涉，由当地居住者自行决定。他还提出一项更为严厉的追缉逃奴法，以替代1793年的追缉逃奴法。

卡尔霍恩则认为，地区平衡被破坏是危机的根源，南方的州权受到北方的侵犯，禁止奴隶制扩展必然迫使南方作出选择，为了维护联邦，北方必须作出让步。他的提议是：为了平衡地区权力，通过宪法修正案，建立双重总统制——南北方各选一位总统，两位总统都有最终否决权。卡尔霍恩的这一立场基本算是脱离联邦。

人物小传

约翰·卡尔霍恩

约翰·卡尔霍恩，美国内战前重量级政治家、理论家，历任众议员、陆军部长、副总统、参议员、国务卿，可谓长期身居要职。作为当时举足轻重的“国会三巨头”之一，他代表的是南方种植园势力，而丹尼尔·韦伯斯特代表东北部工商利益，亨利·克莱代表新崛起的西部。

1782年，卡尔霍恩出身于南卡罗来纳州一个苏格兰—爱尔兰裔的拓荒者家庭，180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11年从政后始终活跃于美国政坛。他立场鲜明、言辞犀利，政治才干卓越，早年是坚定的国家主义者，是1812年对英战争的鹰派，并支持保护性关税。1817年，卡尔霍恩被任命为门罗政府的陆军部长，1825年当选为亚当斯总统的副总统。

1828年杰克逊当选为总统，卡尔霍恩继续担任副总统。然而此时他的立场开始从国家主义偏向南方，与杰克逊多有矛盾。1832年年底，他辞去副总统之职去当参议员，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辞职的副总统。1832—1850年，他担任了十几年参议员，其间还当过一年泰勒总统的国务卿。

1850年，卡尔霍恩深刻意识到，形势的发展对南方极为不利，奴隶制在新领土上迟早将受到限制，南方必将沦为联邦中的少数，难以自保。他为南方的前途深感忧虑，试图竭尽全力挽回颓势，最终成为奴隶制南方的代言人和维护者。他反对废奴，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由，否定国会或者当地居民有权在任何领地上禁止奴隶。基于该立场，他也反对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反对1850年妥协。他预感到南北力量失衡之日，便是分裂和内战的开始。

作为应对的策略，卡尔霍恩一是强调州权和少数权，二是为奴隶制正名。

美国实行联邦制，联邦和州的两级政府各司其职，然联邦权与州权的关系也从一开始便有争议。卡尔霍恩认为，已经沦为少数和弱者的南方，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和主权，必须有能力抵御多数的威胁。他一方面强调以州权来对抗联邦，步当年杰斐逊和麦迪逊发起《肯塔基决议》与《弗吉尼亚决议》之后尘，主张州政府可以宣布联邦法律无效并拒绝执行。另一方面他强调以少数权来对抗多数，提倡“双重多数”理论，立法时除了联邦立法多数之外，还要同时得到州的立法多数。他主张面对多数强势，少数应该拥有否决权，否则不足以自保。同时，作为维护自身的最后一招，各州有权退出联邦。

早在制宪会议上，奴隶制就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焦点。当时为了南北能组成统一国家，也出于尊重南方经济离不开奴隶的现实，制宪者对奴隶制保持沉默。但从伦理上讲，他们还是普遍以奴隶制为耻，将其视为不得已之恶，认为它迟早会消失。现在随着西部的扩大，南方在联邦中的地位岌岌可危，卡尔霍恩感到这种道德上的被动十分不利于南方，于是他反守为攻，将奴隶制说成一种积极的善，一种适合黑奴的家长制，黑奴得到的照顾和保障远超过北方的自由雇工。这种为奴隶制唱赞歌的做法，当然只能显示卡尔霍恩所代表的南方奴隶主阶级的短视和偏见，在道义上已然输给北方。

卡尔霍恩自成一体的主张和说辞，对南方具有思想统领的意义，为日后南方脱离联邦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他逆历史潮流而行，其失败可以说是注定的。对他而言，幸运的是他没有活着看到奴隶制南方被摧毁的那一天。虽然他对奴隶制的维护早已过时，但在1957年肯尼迪主持的一个国会委员会里，他仍被选为美国史上最重要的5名参议员之一，他对民主政治中如何保护少数权利等问题的思考，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下仍然值得关注。

约翰·卡尔霍恩（1782—1850）

韦伯斯特则含泪恳求北方为了国家的统一接受克莱的妥协提案，否则联邦必将为分裂付出流血的代价。他高呼：“和平脱离！上帝决不允许！共和国的旗帜何处安身？雄鹰何处雄踞？”

国会对各种提案的争辩达7个月之久，在不同观点被提出、论证、反驳、再提出的过程中，国会于7月否决了克莱的提案。克莱疲惫多病，离开华盛顿回山间修养，于1852年去世；而卡尔霍恩则在克莱递交提案不久就离开了人世；韦伯斯特在夏季接到新的任命出任国务卿，从此离开了国会。随着这批元老的离去，第二阶段的辩论开始了。

主辩者是一批年轻的力量。49 岁的辉格党新领袖、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西沃德坚决反对向奴隶制让步。他提出：“宪法的法律”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法律，那就是上帝的法律，上帝的法律禁止一切纵容奴隶制的罪恶行为。南方代表，42岁的杰斐逊·戴维斯代表的是一个新兴的、稳定的、迅速发展的新南方。他与代表南方旧贵族的卡尔霍恩不同，他认为奴隶制问题不仅涉及原则和理想，更与个人经济利益息息相关。辩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37岁的史蒂芬·道格拉斯。道格拉斯来自快速发展的西部，他站在地区经济需求的立场，致力于地区经济和个人利益，不像克莱和韦伯斯特那样口口声声以爱国为口号。道格拉斯废除了克莱的综合提案方法，他将克莱的提案一个个分开，要求逐个提请讨论。这样，来自不同地区的议员就会对有利于自己的提案投赞成票，而对自己不赞成的提案要么投反对票，要么干脆弃权，结果每项议案的赞成票都多于反对票。到9月中旬，议案一项一项得到了通过。

提案能顺利通过，除了道格拉斯的策略之外，还得益于19世纪50年代的经济繁荣。贸易的扩大、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以及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使各地看到了潜在的经济利益，人们希望能早日结束地区争端。除此之外，泰勒总统的离世也给妥协的达成帮了忙。泰勒主政时态度强硬，坚持自己的计划，提出只有在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加入联邦之后，才可讨论其他妥协措施，不料他于7月9日意外离世，总统职位由副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继任。菲尔莫尔懂得政治的灵活性，支持妥协案，并凭借自己的能力说服北方辉格党站在了自己一边。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克莱那份可供参照的明确的折中方案。在那样的时局下，只要稍有理性，大多数人都知道应该干什么。

然而，1850年的妥协仅仅是个妥协，而且还是个暂时的妥协，它与30年前的密苏里妥协不同，已不是人们在广泛国家理想上的普遍认同，而是不同地区、不同个人利益的胜利。尽管国会议员个个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但事实上根本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南北矛盾依然存在，沉寂几年之后，冲突还将继续爆发。

文献摘录

南部所要求的是公正行事：公正，仅仅是公正而已，这是她最低的要求了。她没有什么可以妥协，只有宪法的条文可以出示。她更不会作任何的让步和放弃，因为她已放弃了太多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再放弃了。这个解决方法将会直指罪恶的根源……要想做好它，北方只需主动公正地行使她的职责：在新开发领地公正地给予南方平等的权利，保证有关逃亡奴隶的法规彻底地被执行，停止有关奴隶制问题的宣传鼓动，在联邦宪法内加入一条修正案，恢复南方所拥有的保卫自身的权利，以免让政府的行动破坏南北方的力量均衡。这项法规将会使南方得到保护，同时也会使政府得以改进和加强，而不是损害和削弱。（约翰·卡尔霍恩：《论奴隶制》，1950）

文献摘录

听到“脱离”这词，我感到悲痛、痛苦，尤其是出自那些爱国的、因政治事务名震海内外人之口……脱离！和平脱离！先生们，你我的双眼是注定不会看到那个奇迹的。难道肢解这么大的国家会不发生骚乱！难道地底下喷泉的爆发不会累及地表！……和平脱离，简直是无稽之谈。不，先生们！不，先生们！我不会陈述联邦分裂的原因；但是，先生们，分裂的后果我看得清清楚楚，就像我看见天堂里的阳光一样；我看到必将导致战争。（丹尼尔·韦伯斯特：《3月7日演讲》，1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