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族文化的兴起
改革时期也是美国思想、文学、文化的繁荣时期。超验主义运动，作为19世纪30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意义不仅在于更新了意识形态，使之适应已经开始的工业化进程，而且在文化精神上使美国摆脱了对欧洲的依赖，赢得了真正的独立。而个人主义，作为美国价值的核心，在经历了几个时代的历史演变后，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美国本土的思想家、作家、画家、建筑家都有意识地从美国本土获取灵感，他们的共同努力让人欣喜地看到了独特的美国民族文化的兴起。
超验主义运动 超验主义运动的中心是新英格兰，由一批文化精英所发起，熔铸了美国这片土地的特点，尽管其产生深受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本质上是真正美国式的。
运动首先在宗教领域发起，矛头所指是当时波士顿地区的宗教权威——唯一神教。唯一神教亦称一位论，信仰上帝一位而非三位一体，它本身就是对正统清教进行改革后的结果。从殖民时期开始，清教思想统治新英格兰长达200年之久。随着时代的发展，清教思想日显落伍，清教内部也逐渐分化成自由派、保守派和温和派。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由派的壮大终于演变成一次重大的神学改革。他们另立门户，改称唯一神教，全面否定正统加尔文教的原罪论、预定论和上帝拣选论，重新调整上帝与人的关系，强调上帝的仁慈，充分肯定人的理性和尊严。1825年美国唯一神教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基督教内产生了最自由化的一派。
但唯一神教的自由化并不彻底，它仍然维护神迹启示，还保留宗教的形式。然而作为一种宗教来说，它又过于理性，难以满足普通人的宗教情感。唯一神教内部的年轻人对此尤为敏感，他们感到唯一神教冷漠呆板、缺乏生气，对灵魂不是激发而是压抑。爱默生是这样描绘这种宗教生活的：“他们读了戒律，读了排除一切、重如泰山的职责；一种义务，一种悲伤，层峦叠嶂般地压在他们身上，生活变得阴森森的，没有一丝欢乐，成了一段天路历程，一种缓刑，后面被亚当的堕落和诅咒的可悲的历史包围着；前面有世界末日，炼狱的刑罚之火，目睹耳闻的人为之心寒。”在欧洲方兴未艾的浪漫主义运动影响下，这些年轻人奋起摆脱精神羁绊，从当时欧洲的新文化中吸取养料，将自己与师长辈的矛盾视为新与旧的矛盾，渴望破旧立新，改变观念，创造新时代。
“超验”本是康德的概念，这批生气盎然、思想独立的年轻人接受了这一概念，相信人的直觉具有超越经验的认知能力，甚至不必依赖逻辑推理，可以完全凭本能感觉，例如人对神圣、对道德、对不朽所具有的直觉。他们还吸收了法国折中主义哲学家维克多·库辛、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泰斗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卡莱尔以及德国大文豪歌德和席勒的真知灼见。当然，他们也得益于美国唯一神教内部先驱，如威廉·埃勒里·钱宁的思想。钱宁曾勇敢地宣称：如果他的理性与《圣经》发生冲突，他宁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这正是保守派所竭力反对的。超验主义者新型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后果，由哥白尼的日心说开始的一系列科学发现使一些宗教教条显得无异于迷信，人们对《圣经》也开始用历史的眼光重新考察。
起初，这批年轻人还能在唯一神教的刊物《基督教审察》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很快他们便被视为异端，不得不自成一体。1836年，在哈佛大学成立200周年之际，乔治·里普利、弗雷德里克·亨利·赫奇、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奥雷斯特斯·布朗森、阿莫斯·布朗森·奥尔科特等在里普利家中聚会，发起了超验主义俱乐部。由于地点在波士顿附近的康考德，他们也被称为“康考德派”。后来经常参与的核心人物还有亨利·梭罗、西奥多·帕克、克里斯托弗·皮尔斯·克兰奇、威廉·亨利·钱宁等。最能显示他们现代性的是这个俱乐部向妇女开放，并拥有几位杰出女性：玛格丽特·富勒、伊丽莎白·皮博迪等。也正是在这一年，爱默生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论自然》。他热情洋溢地呼唤美国精神的觉醒，说出了超验主义俱乐部的共同心声：“为什么我们不该同样地保持一种与宇宙的原始联系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一种并非传统的而是有关洞察力的诗歌与哲学，拥有并非他们的历史而是对我们富有启示的宗教呢？”
超验主义者中的男性大多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哈佛神学院，其中不少还当过唯一神教的牧师，后来又辞去神职。爱默生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他生于1803年，父亲是波士顿最有名的第一教堂的牧师，从小受的是唯一神教的教育。他14 岁进入哈佛，18 岁毕业，工作一段时间后到哈佛神学院学习。1826年他开始作为唯一神教的牧师布道，1829年被正式聘为波士顿第二教堂的牧师。1832年，他要求改革圣餐仪式，遭拒绝后辞去牧师职务，从此以演讲为生，成为超验主义运动的旗手。正是这些类似的背景和经历、共同的思想和追求，将超验主义俱乐部的成员吸引到了一起。他们经常聚会，交流思想，并于1840年创办了自己的刊物《日晷》，发表文章，宣传主张，翻译介绍外国的经典和新思想。俱乐部的活动持续了约有10年之久，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新英格兰文艺复兴运动，终于使超验主义从异端发展为主流，成为真正的美国思想。
超验主义要义 超验主义在思想上彻底冲破了狭隘加尔文教义的束缚，完成了对传统清教的扬弃，对美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具有开拓奠基的作用。
宗教上的自由派 超验主义者对宗教的理解完全超越了传统的基督教，他们认为宗教是精神的，是人的道德情绪的升华。宗教应该是激发而不是窒息人的灵魂，因而一切僵固消极的形式和教义都应被抛弃。在传统新英格兰的宗教社会中，人以上帝为中心，今世为来世作准备。超验主义者将它换成以人为中心，生活在今世。他们反对因循守旧，提出以个人的活的灵魂为尺度来重新衡量一切事物。在新英格兰社会从宗教向世俗转化之际，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完成了由神学向人文主义的转变。
既然道德成了宗教的基础，那么超验主义者对上帝、耶稣、圣经、教会等基督教的基本概念也就全都随之改变了。他们反对界定上帝，尤其反对将上帝人格化，认为将神灵客观化等于偶像崇拜。他们将上帝视为纯粹精神，称之为原始真理、终极真理、生命、良心、人类本质等，目的都是服务于人类，帮助人类超越自身。他们否认神迹启示，说是如果上帝确实创造奇迹，那这奇迹就是人。超验主义者还将上帝从外在变为内在，上帝不再从天上俯视人、监督人，而是就在人的心中。每个人都应该独自面对上帝，直接和上帝交流，不需要包括教会、牧师在内的任何中介。他们也反对向耶稣顶礼膜拜，认为那是迷信，在他们看来，耶稣是人，他的伟大就在于道德高尚，为人服务。他们认为圣经必须从它产生时的精神去理解，而不能把它当成死教条。他们尤其不同意将圣经视为启示的终结，在他们看来，上帝通过大自然，通过生活，永远在向人类作启示。爱默生在对哈佛神学院毕业生的演讲中说，“上帝不仅过去存在，现在也存在，他不仅过去说话，现在也在说话。”他主张将大自然和生活本身看作永恒的圣经。
对于基督教会，超验主义者认为它已经被形式主义者所篡夺。他们将基督教分为传统的（或历史的）基督教和精神的基督教，反对传统的，提倡精神的，认为传统基督教由于过分讲究形式，已经不再是活的精神了。其实，超验主义者对宗教起源的认识决定了他们从根本上就反对教会和宗教。在他们看来，宗教是由先哲们在精神净化、灵感激发的某些伟大时刻所创造的，这种精神本身是无法传递的。人们设立宗教就是试图通过教义和仪式来传递这种精神，但精神一旦转变为固定的形式，便违背了精神本身。每次宗教改革和新宗教、新教派的出现，都是希望用新的宗教来替代旧的，都注定要失败的。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攻击整个教会，谴责其精神死亡，反对一切宗教形式与教义，拒绝一切死的观念对活人灵魂的权威，最后他们不能不与机构化的宗教彻底决裂。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
终于，超验主义者将宗教完全变成纯精神的、个人的和伦理的。所有的宗教都是人的灵魂对道德情操的追求，因此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实际上，他们的宗教观走到了这一步，和无神论也已相去不远。难怪唯一神教的权威们大发雷霆，指责他们亵渎背叛了基督教，是“叛教的最新形式”，是无神论者。而超验主义者自己也觉得不再适合留在教会中，因此大多辞去教职，脱离了与教会的关系。
哲学上的唯心主义 爱默生曾经明确声称，超验主义就是唯心主义在1842年的表现形式。超验主义者认为：唯物主义以经验为基础，唯心主义则注重意识，强调思想意志的力量，强调灵感、奇迹以及个人文化。他们将一切当作精神事物来看待，思想是他们唯一的真实；精神是本质，物质乃现象。宇宙灵魂创造一切，是精神创造物质世界，而不是相反。世界是信仰的产物，永远只是一种表象。
超验主义者反对洛克关于一切知识都是来自感官经验的感觉论和经验主义，他们接受德国时兴的唯心主义，尤其是康德的超验主义唯心主义，认为超验的思想属于直觉性的思想，他们追求超越经验世界，追求顿悟式的认知过程所带来的宗教情绪。爱默生在《论自然》中谈到他在黎明前穿越空旷广场时的感受：“我经历了极度的喜悦。我高兴到了恐惧的边缘……此刻的我变成了一只透明的眼球。我不复存在，却又洞悉一切。世上的生命潮流围绕着我穿越而过，我成了上帝的一部分或一小块内容。”超验主义者颂扬自然，因为自然能给予心灵这样超然的启迪。
超验主义者追溯历史，认为基督教代表精神，否定物质。教会试图消灭物质，但没有成功。宗教改革则代表物质，又返回到古典，唯一神教也属于唯物主义一派，所以唯一神教虽然肯定了人的人性，却丢弃了人的神性。不过人类终究天生具有哲学思考的倾向，不会满足于物质，于是便以怀疑主义、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三种方式来发展。超验主义者认为，唯心主义以一种最为迎合心灵的观念显示了世界，所以会在欧洲兴盛起来。
爱默生关于“超灵”的概念也许最能代表超验主义的宇宙观。爱默生将宇宙视为统一体，物质世界源于同一种精神。超灵就是统辖宇宙的唯一心灵，唯一意志。万物从超灵中产生，被超灵所包含，并通过超灵合而为一。“灵”指的是世界的精神本质，爱默生将灵魂视为宇宙、世界和人的本质，认为精神是造物主。“超”表达的是灵魂的超验性，灵魂高于物质，高于感官，高于经验。世界不过是象征性的，只是灵魂的镜子。不是人拥有灵魂，而是灵魂拥有人。每个人都只是宇宙灵魂的一部分。这“超灵”弥漫渗透于整个宇宙，它就是宇宙的“大我”，而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小我”，“小我”通过超灵与“大我”相通，同时也就能够彼此相通。圣灵就这样注入人们的心中，人因此也就具有了神性。
超验主义者之所以选择唯心主义有多种原因，主要当然取决于他们在宗教背景下形成的世界观。其次与他们的解放思想有关，他们希望超越一切物质和时空的限制，从精神上获得彻底解放，故而强调精神。最后，因为他们对美国当时盛行的物质主义感到不满，所以着意将精神放在首位。
文学上的浪漫主义 超验主义者给予文学艺术极其崇高的地位，这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爱默生说，他们要以大自然、文学和伟人生平来代替宗教对人的意义。由于他们的努力，新英格兰掀起了文艺复兴，迎来了美国文学的第一次高潮，产生了美国首批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家。
超验主义者大都爱好文学，博览群书。他们不仅阅读和传播欧洲文学，还翻译介绍亚洲的经典和文学，如印度的《摩奴法典》和《佛陀经》、中国的“四书”、波斯的《琐罗亚斯德神谕》等，这些在美国都是首次介绍。超验主义者的世界性使他们成为美国最早关注和研究东方的学者。
当然，超验主义者最欣赏的还是浪漫主义诗人——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雪莱等。他们自己也几乎人人写诗，或写文学批评。他们对诗人的高度评价是由他们对于宇宙灵魂的理解所决定的，爱默生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形容了诗人是如何写诗的：“敞开他人间的大门，让天国的潮水涌进他的心田，并在他周身循环，到那时，他就被卷入了宇宙的生命，他的言语就是惊雷，他的思想就是法则，他的话就像动植物一样可以普遍了解。”所以他们所说的诗人并不是会写诗或精通音律的人，而是一个拥有全新经验的思想着的人。根据超灵的理论，每个人的灵魂都与宇宙灵魂相通，所以每个人都具有直觉的领悟力，都是潜在的诗人，但唯独诗人将这些潜在能力发挥出来了。所以别人是局部的人，诗人则代表了完整的人，是超越局限的人，是“解救万物的诸神”。
爱默生对惠特曼的支持很能说明超验主义的文学倾向。惠特曼创作了浪漫主义诗篇《草叶集》，狂放不羁地歌颂自然和自我，受到当时文人雅士的批评。但爱默生却为之欣喜，认为他所呼唤的文学终于诞生了。他在1855年写信给惠特曼说：“我发现它是美国迄今作出的一个最不平凡的机智而明睿的贡献……我十分赞赏你那自由而勇敢的思想。我极为喜欢它。我发现一些无与伦比的东西写得无与伦比地妙，它们真是恰到好处。我看到了那种描述上的勇气，它是那样地使我们愉快，并且是只有巨大的洞察力才能激发出来的。”
超验主义者对自然的态度是浪漫主义的，在他们眼中，自然是“活”的，“万物都在忙着写它们的历史……空气里充满了声音；天空中到处是象征；遍地都是备忘录和签名；每一个物体浑身都是暗示，在向理解力高超的人说话”。与自然合一也就是和宇宙灵魂合一。超验主义者强调主观，这也是浪漫主义的特点，因为他们要做人类的眼睛，要做观察者。
超验主义者的文风通常也是浪漫主义的，他们情绪激昂，突出人性，连思想也是感情饱满的。他们的文章宏伟、优美、语言形象、富于激情，经常使用象征手法。超验主义者的著作甚丰，几乎人人都记日记，发表评论、散文、诗歌等。至今人们常读的除了爱默生的散文外，还有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富勒的《19世纪妇女》等。
社会上的改革派 超验主义者反权威、反传统的思想方式决定了他们成为社会上的改革派。他们赞成“天性反对因袭”的说法，要以活的灵魂来重新衡量一切，无论是书本教条，还是习俗惯例。当他们是牧师时，他们反对教会的传统，提倡改革宗教。当他们到社会中，他们是天生的民主派，信仰人类的平等，站在民众一边。他们天生乐观，相信人类有自我完善的能力，相信进步是灵魂的法则，相信社会只有不断更新，才能免于停滞。他们是一群倡导自立、改造社会、追求完美、献身理想的人。
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正处于改革的时代，超验主义俱乐部的成员积极投身于社会的各项改革运动，如教育改革、监狱改革、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禁酒运动、废奴运动、争取工人权利、缩小贫富差距、提倡机会均等。他们特别重视教育，认为教育是提高个人素质、促使人类平等的最好途径。奥尔科特积极开办学校，改革课程，增加教育的实用部分。爱默生、梭罗等也都当过教师。
1841年，由里普利夫妇带头，超验主义俱乐部在波士顿附近兴办了“布鲁克农业与教育农场”来实践他们的理论。成员过集体生活，一边从事体力劳动，一边从事脑力活动。里普利阅读傅立叶和圣西门，于是在1843年又将农场进一步改革成一个傅立叶式的组织。可是农场的经济遇到很大困难，再加上一场火灾，不得不在1847年就此结束。农场的实验留下了很多的遗憾，爱默生从一开始就拒绝参加，小说家霍桑在那里待了不久便由于忍受不了单调的农业劳动而离去。
超验主义者关心政治，但基本上不直接涉足政坛。他们反对奴隶制态度坚决，当追缉逃奴令发布后，他们不仅公开表示强烈愤慨，还掩护、帮助奴隶逃走。当美墨战争爆发后，他们谴责政府的侵略行为，梭罗写下了提倡消极抵抗的名篇《论公民不服从》，号召人们起来反抗。他自己以身作则，以拒绝纳税表示抗议。当约翰·布朗向南方发动武装进攻失败后被捕，他们公开向他致敬。
布朗森在政治观点上也许走得最远。他也研究傅立叶、圣西门的学说，并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美国的国情，认为美国的阶级矛盾主要表现在商人和工人之间。他坚决支持民主党，想通过它来帮助劳动阶级取得胜利。为此，他于1840年发表了《劳动阶级》一文，结果反遭民主党抛弃。失望之余，他抛弃了超验主义，随后又抛弃了民主，最后在1844年成为天主教徒，并在政治上跟随维护奴隶制的卡尔霍恩去了。布朗森的经历在超验主义者中并无代表性，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理想主义者脆弱的一面。
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美国的最基本的核心价值之一，主要来自两大分支，一是新英格兰清教中的个人主义成分，二是边疆拓荒状态下发展的个人主义。
清教个人主义与边疆个人主义 早期基督教具有反特权的思想，信奉人不论世俗地位高低，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罪人，因而得到贫民奴隶的拥护。而人的平等，即便是抽象意义上的平等概念，也是导致个人主义产生的重要基础之一。宗教改革打击了制度化的基督教，进一步解放了个人，清教作为宗教改革的直接产物，理所当然地继承了改革的这一成就。改革对个人的解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信徒个人从罗马教廷森严的组织控制下解放出来，使教会成为信徒的自由联盟，使拯救成为个人的精神追求，不再需要依赖于教会。二是将信徒个人从罗马教会严密的思想控制下解放出来，肯定了个人的良心和判断，让信徒自己确定信仰，使个人的灵魂获得更多的自由与独立。原先只能由教会和教士解释的《圣经》，现在对所有信徒开放了，新教徒个人可以自由阅读上帝的旨意，作出自己的解释和判断。于是他们宁可听从自己的良心，而不是那个庞大的宗教机构。
移民北美的清教徒具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反权威的传统。他们的公理会教会依据的是自治原则，他们对人类堕落的信念强化了对权力的监督限制，他们关于职业是上帝呼唤的理解有助于个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也增进了平等的观念。尽管他们的社会是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的，却始终能尊重个人的良心和理智，因为这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在否定了罗马教会的权威之后，个人已经和上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清教徒严格的自律自省更是强化了他们关于个人的意识，这一切都为殖民地人民日后接受世俗的个人主义创造了思想上的条件。
杰斐逊的个人主义从理论上说深受洛克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但也已经带有边疆个人主义的一些特点，希望个人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在寻求自我发展的时候，尽可能少地受到来自外界包括政府的干预，这是典型的自耕农的思想。杰斐逊坚决反对社会的贵族化，但是提倡德才兼备的天然贵族。为此，他重视教育，因为他深信只有人民自己掌握自由，自由才有保障，而一个民族是不可能无知而自由的。
最能代表边疆个人主义这一美国本土思潮的人物是杰克逊。在美国不断西扩的边疆地区，社会处于一种相对原始的状态。来自东部或欧洲的移民以他们一贯熟知的竞争精神，充分利用西部广袤的自由土地去发展自己。这是一个与东海岸完全不同的社会，这里没有完善的社会组织，甚至不存在政府。拓荒者披荆斩棘，搭建自己的圆木小屋，自谋生路，自给自足。他们在艰苦劳作的同时，也享受着蛮荒中的自由，摆脱了历史与传统的重负。欧洲的制度与思想对他们影响甚微，他们只根据自己的良心、常识和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办事。对于权威和特权，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和不信任，他们不想受任何限制，也不愿有强大的政府。他们对东部的既存秩序颇不以为然，在他们眼里，东部已经变得如同他们不喜欢的欧洲。他们除了有强烈的成功欲望外，还要求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因为机会俯拾皆是，平等地利用机会和抓住机会是这里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尊崇有能力的白手起家的英雄——他也许没有高雅的绅士风度和学识，却有着倔强的实现个人愿望的意志和尊重他人平等的态度。杰克逊正符合了他们的英雄标准，他代表了拓疆者和自耕农的个人主义。
杰克逊的当选标志着美国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西部已经强大到足以执掌全国政权，标志着训练有素的东部政治家垄断总统职位的时代已经结束。杰克逊将大众意志和大众权力带进了美国政治，他的时代是普通民众开始向名门望族挑战的时代。这时期的个人主义要求充分发挥普通个人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强调平等的追求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权利。这一方面使美国民主从天然贵族走向平民化，但同时也导致了公共精神的缺乏和政治党派分肥制的产生。这些人认为担任公职是行使自然权利的机会，也属天赋之权，而不是某些人的特权，理应轮流坐庄，无须经过专门训练。
托克维尔论美国个人主义 正当杰克逊执政的19世纪30年代，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访问了这个新兴的国家，他感兴趣的问题是民主制度如何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成功运作。在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后，他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这一经典之作。个人主义在当时还是一个新名词，而且在托克维尔心目中基本上是贬义的，但他一眼就看到了个人主义的本质，作了如下定义：“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并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随着封建等级制的逐步瓦解，随着人们身份的日趋平等，“大量的个人便出现了……这些人无所负于人，也可以说无所求于人。他们习惯于独立思考，认为自己的整个命运只操于自己手里”。与欧洲相比，美国社会的得天独厚之处在于“没有经历民主革命而建立民主制度”，美国人“是生下来就平等而不是后来才变成平等的”。正因为美国聚集着大量托克维尔所形容的“个人”，也就难怪个人主义能符合美国的民情了。
托克维尔注意到，个人主义能在美国盛行，与美国人对个人主义中的“自利”达成共识有关。在欧洲，人们耻谈个人利益，“每天装出一副非常具有献身精神的样子，其实他们心中早已没有这种念头”。然而“在美国，人们几乎绝口不谈德行是美的，他们只相信德行是有用的，而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美国人认为，“牺牲精神对于牺牲者本人和受益者都是同样必要的”，这就是所谓“正确理解的自利”。这原则并非美国人的独创，但只有美国人才普遍承认了它。这条原则的本质是以个人的利益来对抗个人本身，使一个人明白为他人服务是符合自己利益的。托克维尔并不认为这一原则无限高尚，只靠它是不足以培养德高之人的。但是在个人利益已经成为主要动力的当代，“盲目的献身和本能的为善”已经成为过去，“正确理解的自利”原则在现有一切哲学中便最能符合当代人的需要，“它可使大批公民循规蹈矩、自我克制、温和稳健、深谋远虑和严于律己。它虽然不是直接让人依靠意志去修德，但能让人比较容易地依靠习惯走上修德的道路”。
托克维尔还发现，为了克服个人主义可能带来的分散、孤立、自私等弊病，美国人采取的对策是广泛的自由结社。美国人为了办成一件事，习惯于联合共同利益的人集体行动，这就使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美国人又走到了一起。这首先是由于立法者在制定法规时，考虑到“使国内的各个构成部分享有自己的独立政治生活权利，以无限增加公民们能够共同行动和时时感到必须互相信赖的机会”。联邦制从地方到州实行各级自治，“美国居民享有的自由制度，以及他们可以充分行使的政治权利，使每个人时时刻刻和从各个方面都在感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里的。”
爱默生个人主义 到了爱默生，个人主义在美国的社会实践终于迎来了一个理论上的总结和提高。
对个人主义产生的根源，爱默生和托克维尔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个人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他说：“这时期的特点看来是思想的自我觉醒，人变得富于反思和心智发达，产生了一种新的意识。祖辈们都是在这样的信念下行动的：社会的辉煌繁荣是所有人的至福，故而一贯为国家牺牲公民。现代思维则相信，国家是为个人而存在的，是为了保护和教育每一个人。在革命和民族运动中已经粗略表现出来的这一观念，到了哲学家的思想中便变得更为精确了，那就是：个人即世界。”
爱默生从超验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个人主义，使个人主义具有了形而上的哲学意味。首先，他的“超灵”概念强调宇宙的大我和个人的小我彼此相通，个人的小我因此能超越经验世界，具有宇宙的神圣性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每个个人都构成一个小宇宙，包含着人类的共性。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上帝的存在，因此，自信并不是骄傲的表现，而是虔诚的表现，是服从内心上帝的旨意。
其次，爱默生提倡人的精神性，认为精神和灵魂才是人的本质。他说，“我们一点一点地看世界，如看见太阳、月亮、动物、树木；然而，这一切都是整体中触目的部分，整体却是灵魂”。对人来说也是一样，“世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活跃的心灵，这是每个人都有权享有的。每个人自身都包含有这颗心灵，尽管多数人的心灵受到了滞塞，有些人的心灵还没有诞生”。为此，他提倡思想的解放，将个人的活的灵魂视为重新衡量一切的标准，反对强加于精神的种种束缚，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
对爱默生来说，个人主义还包含了对个性的尊重。他说：“人不是造得像盒子那样……千篇一律的，一样的向度，一样的能力；不是的，他们是经过令人惊讶的九个月才来到世上，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可估量的性格和无限的可能性。”爱默生极力反对个人违背自己去迎合权势、迎合世俗，“谁要做个人，必须做一个不迎合者”。世界的多样性正体现在个人的多样性中，一个只会盲从模仿的人是无足轻重的。
爱默生对人性的肯定把人从加尔文教的原罪论和性恶论中解放出来，使之具有了无限完善的可能性。然而，具有完善的可能性并不等于已经完善，关键还在于每个个人自身的努力，于是“自立”成为爱默生个人主义的重要内容。他号召每个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充分发展自身，自强不息。爱默生的“个人”决不满足于仅仅成为一个劳动工具，而要实现作为人的更高的价值，做一个思想着的人，一个富于独创精神的人。爱默生自称，他的一生都是在宣扬同一个道理，那就是个人的无限性。只有有了这样自立自强、有尊严有责任心的公民，民主制度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
新英格兰文艺复兴 1830年之前的美国作家，除了华盛顿·欧文与詹姆斯·库柏创作了一些具有纽约地方特色与美国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之外，大多数作家都模仿英国作家，以至于英国的一位作家西德尼·史密斯，在1820年胆敢放言：“在全世界的四个半球上，有谁会去读美国书？谁会看美国剧？谁会去欣赏美国绘画或雕塑？”此言典型反映了当时美国文化的世界地位：与迅猛发展的经济和日渐上升的美国国力相比，19世纪初期的美国文化是贫乏的。
美国知识分子也痛苦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致力于解放和提升民族文化，创作独立于欧洲、代表国家精神的文化艺术。到南北战争结束之前，在以超验主义为代表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激励下，反映民族精神的美国文学艺术日趋成熟，这个时期被称为“美国文艺复兴”或“新英格兰文艺复兴”。这是美国文学的第一次繁荣，大多数作家出自新英格兰地区，包括最有影响力的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与梭罗；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埃德加·爱伦·坡、纳撒尼尔·霍桑、赫尔曼·梅尔维尔、沃尔特·惠特曼等。
爱默生 爱默生是最重要的超验主义思想家，也是美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不仅促进了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形成，而且创作过相当数量的诗歌。但与他的文学成就相比，爱默生的演讲与散文更为著名，他在哲学方面的影响更大。《美国学者》《论自然》《神学院献辞》《自助》《超灵》几乎成为他的代名词；个人主义、崇尚自然、乐观主义等概念之源头都可追溯到他那里。
《美国学者》是爱默生于1837年在哈佛大学所作的著名演说，被霍姆斯称为“美国在文化上的《独立宣言》”。爱默生在演说中敦促美国人放下对欧洲事物的热爱，去自己周围寻找灵感：“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文学研究将不再是个令人怜悯、令人怀疑或仅仅代表了放纵情感的代名词。”《论自然》阐释的思想是个性在追求完美过程中应该寻求和自然的融合，该书由爱默生在1836年自费匿名出版，之后立即被推崇为“超验主义的《圣经》”。
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
爱默生文笔洗练，文中充满格言式的警句。他的散文被看成“一串珠宝”，每颗宝石光彩夺目，每个句子都蕴含着真理的洞察力。相比之下，爱默生的诗歌就逊色多了，在当时被嘲讽为粗略、晦涩，今天的读者也不太重视他的诗歌。
梭罗 梭罗是爱默生在康科特的邻居，思想上深受爱默生的影响。梭罗个性奇特，脾性比较温和，但同时也很固执。与爱默生一样，梭罗崇尚自然与简朴生活，但他比爱默生更善于行动。面对邻居们对财富的普遍追求，梭罗常常感到不安，乃至恐慌。1845年，梭罗前往康科德郊外的瓦尔登湖，在那里搭建了一个小木屋，独自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除了偶尔回家或者去爱默生家吃顿大餐，梭罗在湖畔一住就是两年。1854年出版的《瓦尔登湖》就是他两年生活实践和观察沉思的记录。通过这次实验，梭罗想要证明的是：一个人不依赖于文明、不依赖于社会，也可过上满意的生活。《瓦尔登湖》提倡简化生活、重返自然，对日益物质化的美国社会和美国人进行了强烈的批评指责。
“公民不服从”是梭罗将思想付诸行动的第二个著名例子。与爱默生一样，梭罗也反对社会对个人的限制，他提出“什么都不管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此话实际上比杰斐逊主义者和爱默生更进了一步。梭罗批评政府发动墨西哥战争，认为那既是不道德的，又进一步推动了奴隶制。“公民不服从”事件发生在1846年，当时梭罗独居在瓦尔登湖畔，有天晚上突然被捕入狱，原因是他拒付马萨诸塞州政府要求的人头税。梭罗安然地在狱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一位姑妈帮他付清了人头税，梭罗就被释放出狱。《论公民不服从》就是基于这次经历而写，梭罗在文中理直气壮地表达了他抗拒政府的原因，宣称如果政府强迫人民去做违背良心的事，人民就有抵制和反抗政府的权利。
在瓦尔登湖畔重建的梭罗小木屋（右下方为梭罗雕像）
爱伦·坡 这一时期所有富有想象力的作家都具有浪漫主义倾向，埃德加·爱伦·坡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坡3岁就成了孤儿，后被一位富有的弗吉尼亚人约翰·艾伦收养。坡喜欢酗酒，偶尔吸毒，还与一位13岁的孩子结了婚，一生受死亡困扰，患有忧郁症和妄想症，但他极富天分，算得上是位具有神经质的另类天才。坡深受浪漫主义的吸引，作品充斥着狂野的想象以及对神秘、恐惧和超自然力的迷恋，气氛阴郁，但讲究技巧，对艺术的形式和效果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最精彩的篇章都是精心思考和推敲的产物。
坡仅在世生活了40年，却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与文论，许多作品都是一流的创新之作。坡摒弃了大部分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在那个时代就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诗作《乌鸦》一发表就受到热烈欢迎，它抒发了一位年轻人正在为心爱的人死去而感到悲伤，却受到了一只预示凶兆的乌鸦的打扰，诗中的一句后来成为有名的经典——年轻人尖叫着：“把你的喙从我的心里移开。”乌鸦说：“决不！”另外，《厄舍古屋的倒塌》被看作美国短篇小说的经典；《莫格街谋杀案》与《失窃的信》被推为美国推理小说的开山之作。
纳撒尼尔·霍桑 另一位重要的小说家是纳撒尼尔·霍桑，被誉为“作家的作家”，对后人创作影响巨大。霍桑的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古宅青苔》《重讲一遍的故事》；长篇小说《红字》《带七个尖顶的阁楼》《福谷传奇》《玉石人像》等。很小的时候霍桑就失去了父亲，母亲由于悲伤过度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由于没人照料，霍桑从小就得靠自己生活，久而久之养成了他孤独内向的个性，但他喜欢读书，许多闲暇时光都是在当地图书馆度过的，因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历史，尤其是清教历史与传统，非常熟悉，也非常着迷。1821年，霍桑在亲戚的资助下进入博多因学院，同学中有诗人朗费罗与后来当选为总统的皮尔斯等。1825年大学毕业，霍桑回到塞勒姆镇，从事写作。
霍桑认为，与文明而古老的欧洲相比，美国给作家提供的素材极少，“没有阴影、没有古风、没有秘传、没有绚丽而又阴暗的冤孽，有的只是光天之下枯燥乏味的繁荣”。因此，他把注意力转向过去，尤其是清教殖民时期的新英格兰，采取浪漫主义小说的创作形式，“把过去了的时代与一瞬即逝的现在联系起来”，即通过表面温和、实质犀利的笔锋暴露黑暗、讽刺邪恶、揭示真理，这种被称为“讽喻”的创作风格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那一代作家中的翘楚。
霍桑擅长描写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演变，着重刻画人性中隐秘的恶，作品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和神秘色彩，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涉及“罪”“恶”“救赎”等主题，霍桑称自己写的是“心理罗曼史”。《红字》讲述了一位名叫海丝特·白兰的女主人公因犯了通奸罪，被监禁、示众和长期隔离的故事。霍桑对白兰深表同情，小说谴责的不是白兰而是那些自以为有资格审判她的人，探讨的是有关罪恶和人性的道德、哲理问题。《带七个尖顶的阁楼》描述的是一个古老的新英格兰家庭的衰落过程，祖先的谋财害命最终导致后代遭受内心罪恶的折磨。《福谷传奇》以布鲁克农场生活为题材，表达了作者对这种社会改良尝试感到的失望以及对狂热的改革的不信任与怀疑。短篇小说《小伙子布朗》与《教长的黑纱》揭示人人身上都存在着隐秘的罪。《拉伯西尼医生的女儿》反映了霍桑对科学和理性的怀疑。《通天的铁路》暗示技术的进步在丰富人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败坏了人的精神。
赫尔曼·梅尔维尔 霍桑在写《带七个尖顶的阁楼》时，出版商将他介绍给另一位作家，他就是赫尔曼·梅尔维尔，两人旋即成为好朋友。梅尔维尔的出身与霍桑不同，他生于纽约，年幼时家境富裕，受过良好教育，后来父亲破产并去世。梅尔维尔15岁时辍学，之后做了一段时间的银行工作，1837年开始下海闯荡。1841年到1844年的航海生涯对梅尔维尔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他根据自己在南太平洋岛屿上的水手经历写成《泰比》和《奥莫》两本游记体小说。美国读者对他书中所描写的土著人物风情闻所未闻，再加上梅尔维尔流畅幽默的笔调，因此这两本书畅销一时。
但这两本书的文学价值并不高。梅尔维尔最伟大的作品是《白鲸》，堪称美国最伟大的表现人与自然的象征性小说，场面恢宏，气势雄浑，寓意深刻。故事讲述的是一次捕鲸旅程，主人公亚哈船长是一位毫无怜悯之心之人，他一心想要去捕获咬掉了他一条腿的大白鲸莫比·迪克。1851年出版时，《白鲸》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之后梅尔维尔还创作了其他作品，如《贝尼托·塞莱诺》《文书巴特尔比》《比利·巴德》，诗集《克拉莱尔》《战事集》等。与《白鲸》一样，这些作品也没能受到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梅尔维尔创作的转向：他的人物大都是些善于思考的人，他们都力图从哲学思考中找到某种精神慰藉，大多数读者甚至批评家没有注意到作品的原创性及其深奥的象征意义。到20世纪20年代，批评家才重新发现了他，认定他是美国文学的巅峰人物之一，是美国的“莎士比亚”。英国作家毛姆对梅尔维尔的评价远在爱伦·坡与马克·吐温之上。著名桂冠诗人罗伯特·潘·沃伦认为梅尔维尔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
与霍桑一样，梅尔维尔无法认同当时的乐观主义，他敏感于世界上恶的存在，对人性持有悲观论调，对社会进步持一定的悲观态度，因而无法成为超验主义者。《文书巴特尔比》通过对巴特尔比无声抗争的演绎，有力地回应了超验主义过于乐观的世界观，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超验主义的乐观精神对当时社会与个人的发展并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帮助；个人的力量过于渺小，根本无力与社会抗争。爱默生所描述的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只是空中楼阁，令人憧憬却无法到达。但梅尔维尔又非常敬慕爱默生，支持爱默生倡导的自立以及发展美国民族文学的呼吁。
沃尔特·惠特曼 沃尔特·惠特曼是美国文坛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有“自由诗之父”之美誉，也是那个时代最浪漫、最具美国特色的作家。惠特曼生于纽约，13岁离开学校当了印刷厂的一名学徒，后来从事报刊记者、编辑等工作。惠特曼性格内向，喜欢在大自然、城市以及大街小巷游荡、冥想；喜欢歌剧、舞蹈、演讲；喜欢阅读荷马、希腊悲剧、但丁和莎士比亚等作品，基本上属自学成才之人。政治上，惠特曼是杰克逊的热情拥护者，也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创作上，他深受超验主义影响，感悟于超验主义者认为取得成就的核心是灵感和渴望，惠特曼表示：“我像用温火慢煮的一锅水，一直在慢慢升温，是爱默生使我沸腾起来。”
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
惠特曼最有名的诗集是《草叶集》，它得名于其中的一行诗：“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诗集雄壮粗犷，歌颂自我，歌颂平凡的男男女女，认为他们就像片片草叶，散发着美国独特的泥土芬芳。诗作在形式上打破传统的诗歌格律，采用“自由体”的诗歌形式，以断句作为韵律的基础，节奏自由奔放，汪洋恣肆，舒卷自如，具有一泻千里的气势和无所不包的容量。《草叶集》在1855年初次问世时，共有诗歌12首，后来一版再版，到最后第九版时共收集诗歌383首，其中最长的一首，即后来被称为《自我之歌》的那首，有1336行。
爱默生、梭罗、坡、霍桑、梅尔维尔和惠特曼被普遍看作美国内战之前的文学巨人，他们引领美国文学经历了第一次繁荣。当然，除了这些作家，还有一些作家也为美国文化的兴起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诗人亨利·朗费罗、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詹姆斯·洛威尔等。
建筑与绘画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影响到文学，还促进了建筑与绘画的发展，大大提升了美国的文化品位。
在殖民时期，殖民地的建筑、技法和风格都受到英格兰、西班牙、法国、荷兰、瑞典、德国等欧洲各地移民带来的传统的影响。建国初期，受欧洲浪漫主义影响，古希腊和图斯坎风格的建筑比较盛行。由爱尔兰出生的建筑师詹姆斯·霍本设计的白宫就是古希腊风格和图斯坎风格的结合。英国建筑师杰明·拉特罗柏是把这种风格引入美国早期政府和纪念性建筑的重要人物。费城的公共建筑用的是新希腊主义设计风格，后来又引入首都华盛顿特区的设计，特别是华盛顿巴尔的摩大教堂的设计。在美国早期建立的城市中，如华盛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等，都可找到这种风格的建筑。
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哥特式风格的建筑深深吸引了美国建筑设计师。一方面，哥特式建筑所给予的那种高耸、阴森、诡异、神秘的感觉与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思潮十分吻合；另一方面，尖顶、拱门以及随时可以添加的侧翼使建筑更具艺术上的独特性与灵活性。1846年詹姆斯·伦威克设计的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斯密斯博物馆大楼就是这一时期哥特风格的代表。
同期，联邦风格的建筑在北部城市也得到蓬勃发展。设计师查尔斯·布尔芬奇及其弟子深受英国建筑风格的影响，在英国乔治时期新古典主义宽大而明快的风格的基础上，通过简化在涂金、石膏和大理石方面的装饰，形成了以对称、精巧、幽雅和收敛为主调，比殖民时期建筑更轻快、更雅观的联邦风格，朴素而不乏精致，坚固而不失优雅。这一风格成为波士顿的州议会大厦以及许多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的主要特色。托马斯·杰弗逊喜爱简单的古典风格，他设计的位于弗吉尼亚的蒙蒂塞洛住宅，对联邦时期风格产生了巨大影响。除此之外，希腊和意大利风格也非常盛行，尤其在南部，希腊风格是建筑的主要特色。
美国的美术一直深受欧洲的影响。起先，只有在国内不成功的英国画家才会到北美的文化荒漠来，本土画家更是寥寥无几。殖民时期的美术主要限于肖像画，从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起，政府教会的要人和富商们便开始让画家按照英国风格为他们画像，好寄回英国给家人留念。这些画像虽有朴实的一面，但大多缺乏技巧，人物显得拘谨呆板，装模作样，很是程式化，画家也往往不知名。
美国白宫
上图为北面正立面、下图为南面正立面，由詹姆斯·霍本设计，结合了古希腊风格和图斯坎风格。
到了18世纪，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生活的渐趋讲究，肖像画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技巧走向成熟。1729年，约翰·斯米伯特从伦敦来到波士顿，成为至此来到殖民地的最有才华的画家，他带来了欧洲名画和雕刻的复制品，影响了殖民地的青年画家。18世纪后半叶名气最大的肖像画家是本杰明·韦斯特和约翰·辛格尔顿·科普里，他们同生于1738年，后来又都定居英国。韦斯特的作品风格宏伟，他于1792年成为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院长，对培养北美艺术家作出了贡献。科普里在独立战争前夕由于政治原因去了欧洲，相比之下，还是他在北美创作的早期作品更有价值。他的肖像画善于表现人物性格和身份，如庄重沉静的《理查德·斯金纳夫人》、清秀安静的《男孩与松鼠》等。
华盛顿特区的斯密斯博物馆
詹姆斯·伦威克设计的哥特风格建筑。
美国独立后尤其是进入19世纪后，美国的绘画艺术有了创新和发展，出现了第一次繁荣。内战前文化上的浪漫主义运动渗入艺术，画家们开阔了视野，开始探索新的风格和题材，风景画、风俗画、静物画都有了真正的发展，大自然和历史尤其成为新的热门主题，印第安人的生活也进入了绘画。在确立美国民族意识的杰克逊时代，最流行的是关于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的巨幅油画，如约翰·特朗布尔的名作《颁布独立宣言》、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创作的《乔治·华盛顿肖像》等。还有的画家以近乎宗教的热情和浪漫风格来描绘美洲原野、乡土景色和日常生活，如华盛顿·奥尔斯顿和以托马斯·科尔为代表的哈得孙河画派。随着边疆的西移，这个画派的画家从东部的哈得孙河谷一直画到落基山脉，精心刻画美国大自然的恢弘与神圣。
约翰·辛格尔顿·科普里的《男孩与松鼠》
托马斯·科尔的《田园生活》
这幅画是以纽约哈得逊河谷为灵感的五幅油画《帝国兴衰》中的第二幅。
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大量绘画复制品流行，推动了美国一般民众对艺术的兴趣。1837年，美国艺术协会在纽约成立，宗旨是促进本土艺术。1839年协会注册会员是814人，10年后则达1.9万人之多。1851年，该协会因彩票事件不得不解散。但到1854年，一个新的世界美术协会又在俄亥俄成立。同期，政府和私人对艺术的资助也增加了。1905年肖像画家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创办宾夕法尼亚艺术学院，带动了一系列博物馆和美术学院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