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与经济变化

杰克逊时期的民主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民主与权利的意识，提高了普通人的地位。各种社会改革激发了人们的向善热情，同时也搅动了社会中一些阴暗因素。这个时期的美国瞬息万变：人口在增加，领土在扩大，经济活力在加强，社会动荡持续不断，贫富不均日渐明显，传统价值和传统体制面临挑战，新的思想不断涌现。无论是在经济社会领域，还是思想文化领域，都在发生着惊人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人口增长与移民问题 变化首先反映在人口及其结构上。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记录是390万人；到1820年已增加了一倍多，达到960万人；到1830年接近1300万人；到1840年已达1700万人；而到1860年，人口又从1850年的2300万人剧增到3100万人，这个时候美国的总人口已超过英国，几乎接近法国和德国。

人口自然增长的原因之一是出生率的提高。1840年，白人妇女平均生6.14个孩子，而且孩子的成活率与成人率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在南方，密西西比州每年增加大约1万名奴隶，1830年该州的黑人人口已超过白人人口。随着棉花种植的西移，有100万以上黑人奴隶被迫从沿海各州向密西西比河和阿肯色河流域迁移，规模远超最初黑人被贩卖到美国的情形。从詹姆斯敦建成到南北战争这段时间，输入美国的黑人奴隶共计50万多一点，但到1860年，全美的黑人人口已达400多万人，大部分是由生育所致。

人口自然增长的原因之二是公共健康条件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像天花那样的传染病已经不再致命，霍乱的扩散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因而总体死亡率已大大下降。

人口增长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移民潮，大批移民的涌入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19世纪初期，欧洲的战争、奴隶贸易的结束，再加上美国前途的不确定，使得美国人口迁入较为缓慢，这段时期进入美国的外国移民总共不到25万人。但拿破仑战争的失败使许多欧洲人又开始考虑移民。19世纪20年代大约有15万人前往美国，30年代增加到60万人，40年代飙升到170万人，50年代达到260万人。当时移民已占美国人口的10%，东北部地区的比例高达15%以上，纽约居民中几乎有一半是新到的移民，在圣路易斯、芝加哥、密尔沃基等地，外国出生的移民则已超过本土出生的居民。

“土豆灾荒”
这场灾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了近1/4，100多万人饿死，近200万人移民美国。图为爱尔兰科克郡斯基伯林镇艺术家詹姆斯·马奥尼所画的“土豆灾荒”一景。

这批移民中仍以英国、德国和爱尔兰人居多，也有不少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丹麦、挪威和瑞典，还有法属加拿大、瑞士、荷兰和中国等。这些人中有受宗教迫害的德国犹太人，有因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而被迫离开的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有逃离1845年至1852年“大饥荒”（又称“土豆灾荒”）的100多万爱尔兰饥民，有赶来参加1848年加州金矿热的淘金者，更有被1862年《宅地法》吸引来的渴望土地的农民。当时欧洲人口猛增，美国则在加速工业化，挖运河、修铁路、开工厂都需要大批劳动力。刚发明的汽轮和火车更使欧洲到美国的旅途变得空前的简捷和便宜，各州为了发展经济，还纷纷派人前往欧洲招工，预付路费。

很长时期内，美国一直对移民抱欢迎态度。最早的移民政策是1790年的《归化法》，它规定移民在美住满两年后即可归化为美国公民。联邦党执政后，出于不满移民通常支持杰斐逊民主共和党，于1795年将归化年限增加到5年，后又增加到14年。杰斐逊当总统后，于1802年将它恢复为5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不变。

门罗时期，美国的国门也是敞开的，没有海关，没有护照，只要买张船票就可以去。时任国务卿的昆西·亚当斯是这样表达当时的政府立场的：“我们不请人进来，也不请人出去。来者不会被当作外人，但也别指望有何优待。本土出生与外来者机会均等，各人的际遇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能力与努力，还有运气。”因此，相当多的移民怀抱憧憬，其中不少还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有的因为《宅地法》获得了土地，成为拓荒者，在中西部开设农场，成为富裕农场主；有的在西部城镇做生意，成为成功商人。当时的美国被广泛认为是“穷人的乐园、受压迫者的天堂”。

在纽约自由岛自由女神雕像的底座上，犹太女诗人埃玛·拉扎勒斯的诗句曾引起过无数移民的共鸣，这首题为《新的巨像》的十四行诗的最后几句写道：“把你们疲惫、贫困的人全给我，他们蜷缩一团，渴望自由地呼吸，这种可怜的废物你们那边多得数不胜数。把这些无家可归、在风暴中颠沛的人统统送给我。我在金门旁为他们高高地举起火炬！”当然，美国并非所有移民的天堂，梦失他乡、未能称心如意者大有人在。例如：多数贫穷的爱尔兰人支付旅费之后再也没钱前往西部，更不用说去那里购买土地了，他们只能在东北部城市与伊利运河沿岸的港口城市干些低技能的活儿。许多散居在太平洋沿岸的华工，其中不少是为修铁路而被招来，其生活状态之恶劣即便在那个时候也令人咋舌。

随着一批批移民的到来，相关社会矛盾开始出现。先来者通常拥有优势，当他们定居一段时间成为美国人后，就可能对新来的移民加以挑剔、指责。19世纪30年代英裔就曾排斥过爱尔兰移民，说他们是天主教；反对过德国移民，嫌他们不能同化。辉格党政治家也不欢迎移民，因为太多的移民在归化后将选票投给了民主共和党。反对新移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移民抢走了老移民的饭碗，成了他们就业的竞争对手。

因此，宗教、种族、经济等各种原因混杂在一起，导致了19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排外高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秘密组织“一无所知党”。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其成员不仅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统一住宿密码“我一无所知”，而且接受询问时，对其组织严守秘密，回答“一概不知”。该党以保卫新教为由，在东北部活动猖狂，要求延长归化年限，限制选举权，明确提出限制移民，还参与党派政治。1852年大选之后，“一无所知党”组建一个新的政党，自称为“美国党”，并在1854年选举中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获得大量选票。然而当时社会的焦点是奴隶制问题，“一无所知党”影响有限，不久便随着内战的逼近而消失。

经济发展与铁路革命 美国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是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随后的四五十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中叶已经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商业发展迅速。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农民，但已经开始参与国家乃至国际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活动，制造业开始挑战欧洲工业的霸权地位，交通和通信领域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人口的增长带来了商业的发展，这首先体现在零售业，其销售系统与效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一些大城市，食品、干货、五金以及一些专卖店相继出现，以前的物物贸易基本只限于人口稀疏地区。尽管个体经营和有限合作仍是经商的主要模式，商界大鳄仍是个体大商业资本家，但股份公司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这得益于19世纪30年代审批手续的简化，原来烦琐的程序被废除，各州颁布相关法规，规定只要交纳一定费用，就能获得公司成立的许可。新法还允许成立有限责任制，如果公司倒闭，个体股东只承担自己投资的风险，不用承担整个公司的损失。如此一来，大规模的商业企业和制造企业纷纷出现。

企业扩大需要投资，但仅靠投资不能满足雄心勃勃的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贷款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贷款又常带来信贷危机与货币动荡。19世纪初美国的信贷机制还很不完善，由于政府发行的官方货币须有金银作后盾，数量极为有限，因此许多银行开始发行银行纸币。银行纸币的流通与官方纸币相同，但价值相当不稳，依赖于民众对银行的信心指数。有的银行因为发行纸币太多，超出了自身的储备，因此银行倒闭的现象时常发生，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与商业经济相比，19世纪中期，工业的迅猛发展对美国经济影响更大。随着新英格兰纺织工厂在19世纪20年代的蓬勃兴起，到30年代，工业生产开始从纺织业和制鞋业扩转到服装、橡胶、陶器等其他制造业，地域从新英格兰扩展到东北部的其他地区。到1860年，全国已建立有约14万个制造基地，其中一半以上集中在东北地区，东北地区产量占了全国的2/3以上。全国工业总产值在20年间翻了将近5 倍，从1840年的4.83 亿美元上升到1860年的近20亿美元。

麦考密克收割机
塞勒斯·霍尔·麦考密克在1831年制造出第一台马拉收割机，1834年获得专利，1847年在芝加哥建厂制造，并很快风靡美国、欧洲。19世纪50年代的麦考密克收割机制造车间已开始进行标准件生产。收割机的发明对美国农业革命的贡献是难于估量的。图为经过一再更新完善后的1884年的收割机。

如此突飞猛进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技术的进步，美国19世纪的机械技术比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发展得快。19世纪30年代末，美国的纺织技术已经相当发达，英国与欧洲的企业家纷纷前往参观取经。40年代，东北部工厂使用的六角车床、研磨机、通用铣床等机械工具已经比欧洲工厂先进许多，用于枪械制造的通用标准零件生产被引入民用工业。到50年代，美国在精密仪器制造方面已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制造的手枪、钟表、锁具都非常出色。在工业燃料方面，特别是在炼铁领域，煤炭已经取代木材，水力发电也正受煤炭发电的挑战，煤炭工业的发展为工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毫无疑问，工业技术的进步归功于发明创造。一个高度自由的环境鼓励创新，一个不断扩张的市场激发使用新技术。这个时期的专利发明不断增长：1830年全美获得的专利发明只有544项，1850年达993项，到1860年竟猛增到4778项，其中的某些发明几乎是革命性的，如1846年马萨诸塞州伊莱亚斯·豪发明的缝纫机，后经伊萨克·辛格改进，被广泛运用到服装制造业，称为“豪—辛格”缝纫机。新英格兰的查尔斯·古德伊尔发明了一种橡胶硬化技术，其工艺在1860年被运用到500多个领域，成为推动美国橡胶业的主要动力。火柴、铅笔、苏打水制作等小装置发明惠及千家万户。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离不开科技的发展，更离不开交通的进步。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是美国的公路时代，公路是国家的主要交通命脉，之后的20年是水上交通的运河时代，汽船运输的蓬勃发展使得运河建设成为必要。伊利运河从1817年动工到1825年通航，将五大湖区与纽约连接在一起，其建设不仅是伟大的水利工程，更见证了直接的经济效益。伊利运河的成功进一步鼓舞了其他运河的建设，到1840年运河建设总长达3326英里。为了与纽约竞争西部贸易市场，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打通了伊利湖和俄亥俄河，马里兰、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也试图尝试开凿运河，结果因为山地代价过高或是放弃，或是仅完成部分水段的建设。幸运的是，这些地方找到了比建造水路更好的交通方式——铁路。因此，运河在尚未达到建设高潮的时候就被铁路替代了。

美国最早的铁路出现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得益于相关新技术，包括钢轨、蒸汽动力机车和车厢的发明与制造。英美铁路建设的设想起始于19世纪初，经过十几年的探索，第一条短程铁路线于1825年由英国“斯托克顿—达灵顿铁路公司”成功开发运行，但在五年前的美国，约翰·史蒂文斯就曾试着在新泽西铺设过一条环形铁轨。1830年，美国第一个铁路运行公司“巴尔的摩—俄亥俄公司”成功铺设一条13英里的铁路，运输旅客8万人次。之后，美国的铁路建设开始快速增长，到1836年，全美共铺设1000英里的铁路，跨越11个州。1837年的大恐慌使铁路建设放慢了速度，但到1840年，所建铁轨总长已达3328英里，相当于当时美国运河的总长，是欧洲全部铁路总长的近两倍。铁路一度成了与运河激烈竞争的交通方式。

但当时的铁路相对较短，大多数铁路为连接水路而建，而且调度安全也得不到保证，撞车事件时有发生。直到19世纪40年代，铁路技术才得到重大突破，路基铺设也得到改进，蒸汽机车变得更加灵活，动力更大，车厢设计也更加平稳舒适。到1950年，全美共建铁路9021 英里。之后，整个50年代，铁路建设达到高潮，10年间所建里程比前期翻了3倍。工业发达的东北地区有了最完备、最有效的铁路系统；已建成的一条条支线连接起来，与干线形成四通八达的铁路网。铁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芝加哥很快成了西部铁路枢纽，连接有15条支线，每日发车辆超过百列。旅客只需花20—30美元，就可从芝加哥或圣路易斯旅行到东海岸，全程时间不足48小时，而10年前同样的路程要花上两三个星期。

轰轰烈烈的铁路建设得益于充裕的资金支持。美国的铁路资金来自多个渠道，私人投资在1860年之前占了绝大部分，约占总资金的3/4，仅50年代就有高达8亿美元的私人投资。另一部分是国外贷款，地方政府也给予相当大的赞助，如提供贷款基金、捐献股份、给予政府补贴、提供土地使用权等。1850年之后联邦政府也提供大力支持，授予大面积的公共土地的使用特许，到1860年，国会批给11个州的铁路建设用地总计达3000万英亩。

铁路的运行推动了通信领域的革新。电报线路沿着铁路线铺设，一方面为铁路运行时刻与调度安全作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又以即时通信的方式史无前例地将全国连在一起。电报通信于1844年闯入美国人的生活。那一年，塞缪尔·莫尔斯成功地将詹姆斯·波尔克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消息从巴尔的摩传送到华盛顿。铺设电报线路的成本不高，莫尔斯电报系统成为解决长途通信的理想出路。到1860年，全美共铺设5万多英里的电报线，基本连接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一年后，纽约至旧金山长达3595英里的电报线开通，至此，所有独立电报线路并入一个统一的电信公司，称为“西联电报公司”。

铁路革命也毫无疑问带动了地区的农业革命，拉升了沿线地区的人气，刺激了农业的发展。伊利诺伊州紧邻斯普林菲尔德地区的几个县人口激增，小麦与玉米产量大幅上升。另外，新的农用工具和机器的使用，如金属犁头、机械收割机，不仅缓解了一些地区劳动力紧缺的现状，还普遍提高了生产率。

与北方相比，南方受欧洲移民潮、工业化、交通运输革命、城市化的影响要小得多。南方的经济依然以农业为主导，而且很少有真正大规模的经济形式出现。规模大一点的种植园大概在1000—2000英亩之间，大部分不超过200英亩，而很多小农场连100亩都不到。这样的种植园与北方的农业单位不同，更类似于殖民时期自给自足的农庄，与人们想象中的大型种植园也相差甚远。

棉花仍然是南方出口最多、最重要的农作物，随着西部的扩张，棉花种植逐渐向西拓展。烟草种植主要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弗吉尼亚，小麦种植主要在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早在华盛顿和杰斐逊时期，弗吉尼亚种植者就已经开始了作物轮作和对土地施肥的试验。

南方传统的经济形式变化不大，奴隶制依然是其最为独特的制度，由此催生了一种独特的奴隶制经济。19世纪50年代，一名壮年的田间劳动力可值1800美元，而一名奴隶的价格在1859年只有125美元，还不到正常壮年劳动力的1/10。按照1859年的价格计算，除去土地和资金投入，种植园的奴隶人均可赚78.78美元。一名奴隶每年吃、穿、住平均的消费是32美元，这样用不了3年，购买一名奴隶的成本就可收回。

奴隶买卖成为一大商业，盈利丰厚，成本又低。19世纪50年代，在查尔斯顿从事奴隶买卖的商人约有50人，在新奥尔良约有200人。最大的人贩是艾萨克·富兰克林和约翰·阿姆菲尔德，两人收购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来的奴隶，把他们送往位于亚历山德里亚的“模范监狱”，然后再从陆路或水路运到各个中转站。这两位合伙人在洗手不干之前赚得钵满盆满，每人净得约500万美元。

贫富分化与社会分层 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大大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形态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尽管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普遍比欧洲国家高得多，但财富分配不公平、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一个经济迅猛发展的社会，提供了很多经济机会，但当时的征税却很少，结果很快形成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工业化似乎只是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内战之前的美国社会一边是日渐富裕、热爱休闲的商人与资本家；另一边是收入极低、境况悲惨的移民下层。城市里低级的出租公寓楼常常与新贵们居住的豪华大宅和富裕中产阶级居住的林荫大道毗邻而建，贫民窟与富人区的反差一目了然。

据估计，在独立战争年代，美国45%的财富集中在10%的人手中。但到19世纪中叶，财富集中的程度已非常惊人：1845年波士顿4%的人拥有65%的财富，1860年费城1%的人拥有50%以上的财富，1860年全国的平均值是5%的家庭占有全国50%以上的财富。大多数富人居住在城市富人区，他们修建豪华府邸，收藏奢侈用品，穿戴名贵服装，乘坐豪华马车，出入富人集会。为了享受田园美景及幽静安逸的休闲生活，他们还在城区建造花园，纽约著名的中央公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造的。公园于19世纪50年代开建，当时占地843英亩，园内覆盖绿地、小山和池塘，小径纵横交错，树林簇拥严密，成为当时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与富人相比，穷人的日子几乎是民不聊生。工业革命起步时，制造商还能给工人提供较好的工作环境和较高的待遇，渐渐地，工时延长、工资下降、住宿条件越来越糟，1837年经济萧条后工人们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到19世纪中叶，工人每天工作12—15小时，工资还大大低于以往。据记载，一位针线工人每天只能挣得12美分，即使工资拿得最高的白人男性技术工人，每天的工资也不到1美元。美国的工厂再也不是狄更斯当时的印象，曾经作为楷模的厄洛尔工厂也不再是干净、健康、效率和关爱员工的代名词了。建设公路、运河、铁路的生力军主要是移民，尤其是爱尔兰移民。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再加上当地人的歧视，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他们住的是路边的简易工棚，工资低不说，生活和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没有工作的人生活得更惨，这些人到处流浪，没有生活来源，通常也无家可归；有些妇女被迫卖淫为生，街上饿死的、冻死的时常出现。1848年，有超过5.6万名纽约人，也即约纽约人口的1/4，依靠社会救济；1860年的一次驱逐行动中，警方带回的乞丐多达400名。

北方黑人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他们是自由黑人，有的是一直生活在北方的黑人后代，有的是从南方逃到北方或赎身后来到北方的，但机会非常有限，即便能找到工作，也是最差的那类。他们没有选举权，不能上公立学校，享受不到公民权。

南方种植园奴隶制采用的是一种家长制管理方式。白人奴隶主是家长，他的话自然就是法律。绝大多数男女奴隶需要从早到晚在地里干活，人手不够时，仆人奴隶也要被拉到田间，女奴回来还要为自家做饭、做家务，怀孕了也得干活，生育一两个月之后就得回到田间。奴隶的住处搭在主人的附近，屋子大多狭小简陋。黑人孩子由专门的家务奴隶看管，七八岁之前不必干活，可以与白人孩子在一起玩耍，开明的主人有时在教孩子认字读书时也让黑人孩子一起学习。

奴隶制下的奴隶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其命运取决于主人的品性和观念等。有的白人能比较人性地对待奴隶，自觉对他们负有责任，与奴隶相处也比较融洽。有的白人苛刻严厉，主要管理方式就是惩罚，对奴隶稍有不满，便以刑罚伺候。如干活偷懒、偷窃等一般过错要打上20大鞭，逃跑等大错则施以更多更残酷的鞭打或其他刑罚。1821年，南部各州通过法律，允许指控过度处罚奴隶并导致其死亡的奴隶主犯有谋杀罪。尽管这样，仍时有奴隶被鞭打致死，对奴隶主仅罚款了事。

奴隶没有任何权利，有的顺从主人意愿，听天由命，随遇而安，接受自己的处境。有的甚至接受白人的价值观，刻意模仿。这些人看似很快乐，但在白人眼中不过是“忠实可靠的奴仆”。有的则公然反抗，如1831年弗吉尼亚州纳特·特纳的造反，曾轰动一时，让57个白人丢了性命。这次造反对白人来说是个教训，他们在恐慌中加强了对奴隶的管理，结果奴隶的处境更糟，想获得自由的机会更少。1859年，400万奴隶中只有3000人获得了自由，即便获得自由，黑人在南方的处境也很艰难，不但遭遇种种工作限制，很多州还通过法律迫使他们离开。理由很简单，就是害怕这些自由人会影响到其他奴隶，鼓励或帮助奴隶造反或逃跑。

尽管社会贫富差别、社会分层非常明显，但阶级矛盾始终没有上升到美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地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个人的经济地位虽不如意，其绝对生活水平可能还是有所提高，比之前的农场生活或移民前的生活还是要好。其二，美国社会开放，流动性强，机会较多。不少人通过努力，加上智力与运气不差的话，便能在生活上上一个台阶，甚至从贫穷走向富裕，有些人还能走得更远，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其三，广博的西部蕴含着无限的希望。19世纪四五十年代，西部边疆首次对普通人开放，不少人攒钱买地，在西部开农场。史学家弗雷特里克·特纳提出，美国西部是社会不满情绪的“保险阀”，是内战前没有出现重大社会冲突的原因所在。其四，针对社会存在的问题，改革呼声不断，遍及生活的各个角落，尽管有的收效甚微，但在一些领域，其渗透力是惊人的乃至革命性的。

这四大原因的基础，用法国贵族托克维尔的话说，就是其名著《美国的民主》开篇第一句话：“在美利坚合众国期间，我见到了一些新鲜的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地位。”缺乏平等这一基础，当一个社会出现裂痕时，便会越裂越深。相对于当时的欧洲而言，年轻的美国称得上是个“平等”国家：没有贵族阶层，没有君主，自治传统早在第一批移民到来时就深入人心，广泛实施。革命之后，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理念又以法律的形式被固定下来。经历了一代代人的努力，到杰克逊时期，民主理念又进一步提高了普通人的地位，加强了人们对民主与权利的意识。

当然，托克维尔所谓的“平等地位”并非经济上的平等，他所看到的平等是《独立宣言》所言的那种“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民族的精神气质，故而他又说道：“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原因有三项：一是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而幸运的地理环境，二是法制，三是生活习惯和民情。”而在这三项中，民情又最为重要：“按贡献对它们分级……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当然，托克维尔所谓的这种民情在当时仅限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