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时代

19世纪40年代前后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朝气蓬勃的改革时代，这倒并非杰克逊执政的直接后果，相反，支持改革的往往不是民主党而是辉格党。这场改革遍及美国，但主要发生在北方，与“第二次大觉醒”那场宗教复兴运动有关。美国人的思想从传统的加尔文教义中解放出来，不再信奉原罪说、预定论和人的堕落，而是越来越相信人的自由意志，相信人的可完善性和社会的可完善性。改革者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以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从各个方面对社会进行改革，他们天真地以为人类进步的一切障碍很快就能扫除，美国很快就能成为至善至美的国家，成为全世界的楷模。

社会改革活动 杰克逊之后，1836年，民主党马丁·范布伦大获全胜，部分原因是当时美国处于经济繁荣的巅峰：物价上涨，货币充足，贷款非常容易，房地产生意蓬勃发展，联邦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美国政府首次摆脱债务，国库还有大量结余。

不料好景不长，“1837年恐慌”匆匆袭来，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衰退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西部土地投机导致的地产泡沫、棉花价格的下降、国际市场的不可预测和负面影响等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抑制地产投机热，杰克逊在离任前发布了一个总统令——“硬币流通”令，规定政府出售的公共土地交易只接受金币、银币或硬通支持下的纸币，但这也未能阻挡住全国性的金融恐慌席卷而来：诸多银行和企业倒闭，土地销售停滞，大量基础建设工程下马，失业率大幅上升至25%，物价下滑，工资降低，不少大城市出现“面包暴动”。对范布伦和民主党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政治灾难。到1841年辉格党上台执政，依然困难重重，内部纷争不断。恐慌一直持续到1844年，达7年之久。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系列旨在改变社会现状、适应新的社会局势的改革运动。改革派针对社会弊端，提出具体纠正方案。19世纪30年代，有组织的改革团体初步形成，这些组织关心社会不幸者的处境，包括穷人、残疾人、智障人、罪犯等。改革派还提倡禁酒，改善教育，提高妇女权利，反对蓄奴，为广泛的目标而奋斗。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试图解放个性和重建社会秩序的社会改革运动，有广大人民的广泛参与，可谓波澜壮阔。

改革者要求建立特殊机构处理某些社会问题，如：设立济贫院、孤儿院、教养院、精神病院、监狱等。以前在殖民地时期，孤儿、贫困者、精神病者、智障者等都由家人照看或托管给亲戚、朋友或邻居。罪犯也很少被长期关押，通常是接受刑罚，如鞭刑、戴上足枷在公共场合示众或被处死。改革者相信，人主要是受环境的影响，那些行为不轨或没有自理能力的人应该被送往特殊机构，接受改造、训练或照料。因此，他们建立教养所，将少年犯送进去进行教育、改造；设立专门的精神病医院，对精神病人进行控制、治疗；改进监狱系统，让囚犯反思、改造、自新。费城监狱采用的是单独监禁制度，而纽约的奥本系统是在严密看守的前提下允许囚犯之间有一定的交往。改革者还为聋哑人和盲人建立专门学校，帮助他们自食其力。显然，改革者初衷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的措施也为以后的制度化开了个好头，然而万事开头难，由于缺乏人力、物力，他们所能做到的与原先的设想还是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

马萨诸塞首创公共教育体系 19世纪中期最出色的改革运动是创立了一个全民公共教育体系。改革者认为，良好的教育是良好社会的关键，而教育在一个实行官员选举制度的民主社会中显得格外重要，是每个公民作出明智选择之必备。他们提倡免费公共教育，提出教育是平均个人发展机会、缩小社会等级差距的最佳途径。这些想法契合时代精神，符合人们的愿望。19世纪的美国人比前人更懂得民主与平等，更认同教育是不同阶层之间的最大平等因素。他们相信在一个个人奋斗的社会里，教育是最好的投资，能为下层民众在社会上获得机会、创造条件。移民潮开始后，教育又被视为使移民美国化的最好方式。

最先提出这一想法与要求的是马萨诸塞州。1821年马萨诸塞建立了第一所公立中学。1827年马萨诸塞教育法规定，每500户以上的镇必须办一所中学，而每4000户以上的要办大学预科。1837年，马萨诸塞建立教育局，局长霍勒斯·曼是当时最伟大的教育改革家，后被誉为“美国公共教育之父”。曼提出：“在一个共和国，无知是犯罪”，因为“人民若无知识，一个共和形式的政府就会像一个没有院长或管理员的疯人院一样无法无天，只不过后者规模小，前者规模巨大罢了”。他相信教育对培养有纪律、有教养、有判断力的国民意义重大。曼在任期间，构建了马萨诸塞州的教育体系，将学年延长至6个月，加倍提高了教师工资，丰富了课程设置，并引进专业培训教师的新方法。学校向孩子们灌输有益的社会价值观念，即改革者所认可的适合新兴工业化社会的价值观念，包括节俭、纪律、守时、秩序和尊重权威。1852年马萨诸塞州颁布第一个强制上中学的法令。到1860年，该州有公立中学100多所。当时全国只有300多所公立中学，而私立中学则有6000多所，显而易见马萨诸塞州走在公共教育队伍的前列。受马萨诸塞州的影响，美国各州纷纷成立教育局，建立公立中学，发展成人教育。公立学校的思想被普遍接受，由公共税收支持的小学招收所有学龄儿童，不论其家庭贫富。

遗憾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普及教育运动基本上未触动南方。到内战前，南方教育已大大落后于北方。虽然南方白人上大学的比例高于北方3倍，但中小学的入学率却只有美国其他地方的一半，加上实际上学人数和天数等原因，南方白人接受的教育只有其他地方的1/5，更不用说大批黑人奴隶都是文盲。为了让奴隶驯服，不少州明文禁止奴隶识字。尽管每个州的教育发展很不平衡，但到内战前，美国已经是世界上非文盲比例最高的国家，北方人口的非文盲比例是94%，南方是58%。

同期，高等教育也得到了加强。1819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达特茅斯学院归属案的审理中作出有利于私立学院的判决，从此私立大学迅速发展。在19世纪50年代，俄亥俄州拥有大学25所，田纳西州有16所，但多数维持不了多久，原因之一是学生人数实在太少，普通家庭无力支付学费。即便当时大多数学院的学费还不到哈佛大学55美元学费的一半，但对多数家庭来说，还是太多了。19世纪40年代招生最多的耶鲁大学，学生人数从未超过400人，南北战争前最大的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也还不到500人。原因之二，大学主要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除了以后当牧师外，课程设置基本跟实际生活脱节。鉴于上述情况，不少教育人士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布朗大学校长弗朗西斯·维兰德在1842年呼吁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以及经济现实，要求彻底修改教学大纲，增加自然科学、经济学科、近代历史、应用数学等课程，减少希伯来文、《圣经》研究、希腊文、古代历史等课程。维兰德的改革呼声得到了响应。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分别成立理学院，西部高校则开设适合地区发展的机械与农业课程。这些改革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文献摘录

现在，我可以确定地说，除了全民教育，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改变“出资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状况。如果社会中某个阶级掌握了全部的财富和教育，而余下的人全都愚昧无知、穷困潦倒，那么要如何称呼这种关系倒显得微不足道了，因为上天可鉴，这余下的大部分人实际上已沦为前一小撮人卑微的附庸和奴隶。但是如果教育能够得到广泛普及，那么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它将展现出最诱人的魅力，吸引财富常伴左右。永世贫困的厄运从未降临，也决不会降临到勤劳智慧的人身上。（霍勒斯·曼：《马萨诸塞州年度教育报告》，1848）

禁酒运动 这场改革运动中获得支持最多、最具直接效果的是禁酒运动。不少人把社会上的道德沦丧归咎于饮酒，提倡禁酒喝凉水，为此全国性的戒酒联合会于1826年成立。喝酒在美国革命之前就非常盛行，当时美国城市的每个街区，都开有各式各样的小酒馆。根据《早期美国的酒馆与饮酒》一书，“这些城市挤满了酒馆”，仅费城就有160多个酒馆，这些都是拥有执照的，大量没有执照的还没算在内，按当时人口计算，大约每100个居民就有1个酒馆。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的人均年消费酒量高达6.6 加仑，以至于约翰·亚当斯一直为美国人心中普遍存在的腐化堕落感到担忧。像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的人士也一直在呼吁和规劝不要将钱和时间砸在酒馆内，但到19世纪，美国人的酒消费量依然惊人。不仅普通百姓喝，有钱人、政界要人也喝，据说韦伯斯特的地窖中就藏有好几千瓶葡萄酒、威士忌等酒精饮料。

戒酒联合会采用演讲、派发传单、开群众大会、征文竞赛等形式劝说人们戒酒。宗教奋兴主义牧师查尔斯·芬尼在宣讲中反复强调，酒精是影响人们皈依的主要障碍之一。尽管戒酒呼吁遭到了不少德国和爱尔兰移民的反对，但到19世纪40年代初已有好几个州成功立法，实行了严格的买酒许可证制度，并对酒类课以重税。1851年，缅因州通过第一项禁止酒精饮料生产和销售的法令。到1855年，其他州也快速跟上，颁布禁酒令。至此，美国的人均年消费酒量从20年代的5加仑很快下降到了2加仑。

女权主义运动 妇女在这次改革运动中大显身手，不仅积极参与禁酒、废奴等活动，而且提出了女权要求，表达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对自身问题的关注。直接的结果是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首次兴起，其出现为后来长达一个世纪的女权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女性并不享有多少法律权利，相反则受制于家庭的束缚以及社会强加于她们的种种限制。对此，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代言人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深有感触。斯坦顿居住在纽约中部一个名叫塞尼卡福尔斯的小镇，家里有一大帮孩子需要照料，丈夫经常出差，家庭责任与社会活动之间的矛盾使她意识到“必须采取某些积极的措施”。

1848年7月，斯坦顿与柳克丽霞·莫特、多萝西娅·迪克斯等同仁一起在塞尼卡福尔斯组织了一次会议，称为“塞尼卡福尔斯大会”，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女权大会，会上发布的《情感宣言》，成为美国女权主义的奠基性文献之一。《情感宣言》模仿《独立宣言》的格式，开篇就宣称：“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所有的男女生而平等。”宣言接着列举了男人对女人的种种“伤害和侵犯”，如同杰斐逊历数乔治三世的条条罪状一样，最后以控诉的语调结尾：“男人在各方面尽其所能地摧毁女人对自身力量的自信心，降低她们的自尊，使她们甘愿过一种从属、卑贱的生活。”宣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宣布了男女平等的原则，要求和男子一样享受宪法所规定的财产权、就业权、选举权和受教育权，而且向由来已久的男女从属不同“领域”的观念，提出了尖锐挑战，由此掀起了一场持续到1920年的妇女参政运动。

受此鼓舞，美国在19世纪50年代召开了一系列全国代表大会，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女权运动这一事业，很多男性也被吸引加入，其中包括著名的废奴主义斗士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但总的来说，改革时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成果。就拿另一位女性主义活动家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来说，她在1854—1855年间组织运动，要求纽约议会改革财产和离婚法，尽管收集到了6000个签名，最终诉求还是没有得到批准。此场运动的终极意义还是体现在对未来的影响力上。

废奴运动 改革当然还包括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废奴运动。事实上，女权运动是在废奴运动的激发下开始的。蓄奴制一直为美国开明人士所谴责，人道主义者对用皮鞭抽打奴隶以及动用私刑感到愤慨，民主主义者对剥夺奴隶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表示抗议，至善论者对奴隶没有机会改善自身的状况感到痛心，他们一直在为改善奴隶的境况而努力。到18世纪末，北方绝大多数州废除了奴隶制，之后，废奴活动陷入相对沉寂。尽管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中提出：任何人“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但绝大多数人认为奴隶制不在联邦的管辖范围内，因而到19世纪20年代，废奴运动仍鲜有大的动静。但到30年代，改革浪潮终于冲击到奴隶制度，废奴运动逐渐积聚力量，最终发展成为改革时代最重要、最具影响也最复杂的一场运动。

革命时期，南方的领袖并不为蓄奴制辩护，而是把它看作在当时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必要的弊端”。但现在，南方最重要的代表如卡尔霍恩等，都成了蓄奴制的公开卫士，他们从《圣经》、历史、人种等方面引经据典，宣称蓄奴制是件“有益的好事”，是最适合黑人的仁慈制度。他们还攻击北方的雇佣制，指责雇佣制比蓄奴制更为残忍，给出的理由是奴隶从生到死都由主人照管，而雇工只出卖劳动力，一旦失去劳动力，谁也不会管他。照此说法，奴隶的日子简直要令北方工人羡慕不已。南方开动了几乎所有的宣传机器，政治家、思想家、评论家绞尽脑汁，将大量智慧浪费在为蓄奴制的辩护上。

南方的辩护词使北方感到震惊。一些北方人得到的印象是：南方不仅要永远维持奴隶制，而且还想通过西部，将它扩展到北方，这使原本冷落的废奴运动获得了更多同情。早期的废奴组织主要由贵格会成员发起，随着北方各州相继废除奴隶制，废奴主义者把目标转向南方，宣传通过给予奴隶主经济补偿来逐步解放奴隶，废除蓄奴制，然后将自由黑人迁回非洲。但这种和平规劝方式收效甚微，随着形势的发展，更为激烈的废奴派出现了。

1831年元旦，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在波士顿创办《解放者》报。加里森是白人，他提出废奴主义者应该从黑人的角度，而非白人奴隶主的角度去审视奴隶制；不应该像早期改革者那样探讨奴隶制对白人社会的影响，而应该探讨奴隶制给黑人带来的灾难。加里森拒绝“渐进主义”，主张立即解放奴隶，迅速、无条件、全面地废除奴隶制，且不给主人任何补偿。他也反对移民这一解决办法，认为如将黑人从国内赶出去，既对黑人不公，造成有意隔离，又会潜意识地强化奴隶制。加里森措辞激烈、语气强硬、态度坚决，他在《解放者》创刊号上这样写道：“我意识到许多人会反感我言辞犀利，但难道没有必要犀利吗？……我满腔热情——我不会含糊其辞，我不会谦恭让步——我不会退让一分一寸——我会让全世界听见。”

毫无疑问，加里森属于激烈的废奴派，他吸引了北方的大批支持者，当然也遭到了反对者疯狂的暴力报复。1833年，一群反对分子捣毁加里森在纽约的一次集会；1835年，一群暴徒拖着加里森在波士顿游街；1837年，支持加里森的一名报纸主编伊莱贾·拉夫乔伊被谋害，其报社被焚烧；1838年，一群暴徒将准备召开废奴宣传大会的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厅烧成废墟。

暴力抑制不住人们的废奴情绪。1832年“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成立，废奴主义者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1833年，协会更名为“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到1840年，北方已经建立起了约2000个地方协会，会员有25万人，还成立了自由党，推举詹姆斯·吉·伯尼为总统候选人。废奴运动成了当时社会改革运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参与者遍及各阶层、各行业、各地区。

黑人中也出现了不少领袖人物。戴维·沃克是第一位著名的黑人废奴主义者。沃克思想激进，是位自由人，但对奴隶制深有感触。1829年沃克作了一次演说，题为《对世界有色人民的呼吁》，被认为是现代黑人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之一。另一位黑人领袖人物名叫索杰娜·特鲁斯，是位女性，她获得自由后，在纽约参加过一个怪异的宗教团体，后来放弃该团体，投身到废奴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事业之中。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17—1895）
一位黑人废奴领袖，也是一位有才华的演说家、作家、编辑。

废奴运动中最著名的黑人领袖非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莫属。道格拉斯是从马里兰逃出来的奴隶，作为奴隶，他遭受了无数次的鞭打与侮辱，但他也学会了读写，学到了一门手艺。道格拉斯没有加里森那么激烈，他告诉人们：黑人要获得自由，不仅需要解放，而且需要社会、政治、经济上的完全平等。他在1845年出版《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自传》，该书成为第一部富有影响力的详细描述黑奴悲惨境遇的黑人自传，许多人因他改变了对黑人、对奴隶的看法。

“地下铁道”接头站
冰天雪地里，一群黑奴正在得到接应。

总体上，废奴主义者主要从道德上对奴隶制进行猛烈抨击，但不乏激进者攻击宪法默认奴隶制。他们以《独立宣言》中的天赋人权为黑奴权利辩护，不仅言辞激烈，而且随时准备将观念付诸行动。其中最著名的行动有：抵制追捕逃奴，促使一些州通过“人身自由法”，禁止官员执行缉奴的法令；帮助南方的黑奴通过“地下铁道”组织的秘密接头站，一步步逃到北方或是直接送到禁奴的加拿大。到内战前夕，有5万至10万名奴隶经由“地下铁道”组织获得自由。废奴主义者还让获得自由的黑人现身说法，揭露和控诉奴隶制。最终，激进的废奴运动卷入政治，很快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严重加剧了美国南北分裂的局势。

文献摘录

一个多月后，奥尔德先生回家了。发现他太太教我读书写字，就把她狠狠训了一顿。我躲在门外听见他谴责他太太说：“你怎么能教奴隶识字，我们之所以能叫奴隶甘心当奴隶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奴隶一识字就有了知识，一有知识他就不可能甘心当奴隶。不仅如此，奴隶有了知识就会找到摆脱奴隶地位的方法和途径。更坏的是，他还可能在奴隶中煽起不满，实行叛乱。”……那个晚上，我就跪下向上帝发誓：我一定要读书识字，一定要获得知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自传》，1845）

试验性群体社会 美国改革运动的一大特点是其社团性。美国宪法保证人民的结社自由，当人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奋斗时，他们发现联合起来会有效得多。拥有相同观念的人们组成群体社会，进行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试验，不少人将其看作终生事业，其中有些相当极端。

美国这片广袤的处女地无疑是进行社会试验的最好场所，美国人最无历史的负担，最热衷于开辟新天地，接受新事物。这些团体中既有宗教性的、慈善性的，也有傅立叶式的“法郎吉”共产主义社会改良组织，甚至在1825年来到印第安纳州创建了“新协和”公有企业，尽管不到两年便失败了。在很大程度上，社团承担着以前家庭与教会所发挥的作用，提供归属感，给予帮助以及精神指引。托克维尔这样描写美国社团的影响力：“如果你要宣告某一真理或表示某种情感……在法国，你会去找政府部门；在英国，你会去找某一领主”；而在美国，“你当然是去找一个社团”。

在宗教社团中，随着奋兴运动时期旧教派的分裂与新教派的诞生，试验宗教共产主义的也不少，震颤派就是一例。震颤派最初由一位名叫安·李的女性建立，她有过幻觉，相信基督将化身女子重新降临，而她就是这一女子。李吸引了许多信徒，震颤派这一团体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到19世纪30年代已成功建立起大约20个教区。震颤派过的是财产共有的集体生活，推行独身主义，其主要特征是礼拜时的合唱和舞蹈，舞蹈时抖动双手，魔鬼从指尖上抖掉，震颤派由此得名。还有其他宗教团体，如四五十年代活跃在纽约和艾奥瓦的阿马纳教区、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创建的奥奈达教区等。

最富传奇性的还数后期圣徒教会的摩门教。1830年，生于佛蒙特的约瑟夫·史密斯声称受到神谕，发现并翻译了《摩门经书》，进而在纽约西部创建摩门教。摩门教组织严密，实行一夫多妻，所到之处均遭敌视。他们从纽约西部一路退避到俄亥俄、密苏里和伊利诺伊，始终不得安宁，最后于1839年在伊利诺伊建立诺伍市，各地信徒迅速集结于此，人口不久就将近2万人，成为该州最大城市。1844年，在一次与反对派的冲突中，史密斯被捕，后遭暴徒杀害。

史密斯死后，摩门教内部发生分裂，小部分人由史密斯所存的4个孩子中最大的率领，在密苏里定居；大部分人推选杨伯翰为新的教会首领。1847年，杨伯翰率领1.5万名摩门教徒西行寻找福地，历经艰辛，终于在1847年到达荒漠之地盐湖城。他们引水灌溉，改造沙土，发展农业。次年加州的黄金热给他们带来了意外的好运，处于交通要道的盐湖城为来往过客提供物质服务，经济发展得颇为兴旺。随着时间推移，原有的摩门教聚居地开始解散，但这一宗教形式保留了下来，称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1890年，他们宣布放弃一夫多妻，遂被联邦接纳，成为西部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如今，摩门教依然是犹他州最有影响的宗教派系。

在所有试验性社团中，最负有盛名的是超验主义者在波士顿附近西罗克斯伯里开办的布鲁克农庄。这是由乔治·里普利于1841年建立的一个带有乌托邦理想的实验性社区，有不少美国文化名人参与。根据里普利的蓝图，他们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人人都有充分实现自我的机会。他们一边耕作，一边读书，试验着过一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理想生活。可是试验只勉强维持了6年左右，毕竟人实在难于回避个性自由和社会一致之间的明显矛盾。作家纳撒尼尔·霍桑也曾一度加入，但实在难以忍受，最终离开了布鲁克农庄。

南北战争的爆发结束了这个奋发向上的改革时代，虽然许多雄心勃勃的目标并未完成，但改革之风确实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大量社会弊端受到关注和得到治理，人的道德面貌也得到一定的更新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