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杰克逊时期

1829年3月4日是杰克逊的就职典礼日。在1.5万人面前，杰克逊发表就职演说，然后宣誓就职，之后骑马前往白宫，途中受到民众的热烈围观。人群争先恐后涌入白宫，造成一片混乱，推搡拥挤中，叫喊声此起彼伏，家具东倒西歪，杯碟碎片满地都是。在杰克逊支持者看来，这次“乱七八糟的”白宫庆典标志着“民主”与“普通人”的成功，但在其对手眼中无疑是“乌合之众”的胜利。不管怎么说，美国开始进入历史上一个新的民主时期——“平民时期”。

“人民的保护人” 杰克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出生于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总统。在他之前的6位总统不是生于马萨诸塞，就是来自弗吉尼亚，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名门世家子弟。而杰克逊这位新奥尔良的英雄，无论是在出身或教养上，都更接近普通人民。此时美国已经向西扩展了一倍还多，产生了一个更为民主平等的西部，他们要求在政治上有自己的代表，不希望东部的精英永远控制国家的政治，而且他们已经有能力向东部挑战了。到1820年，已经有8个西部州加入联邦，在44人的参议院中占有16席，还有众议员43人。杰克逊的当选正是西部各州民主化的结果，同时又将进一步推动美国民主的进程。大众把杰克逊看作他们自己的总统，把他的当选称作民主政治战胜寡头政治的“1828年革命”。从此，美国的总统候选人都要标榜自己的普通人身份，哪怕他其实并不那么普通。

事实上，杰克逊这位“人民的保护人”绝不普通，虽然他出身贫寒，但由于颇懂致富之道，早已是一个拥有大量土地和100多个奴隶的有产者。他虽未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基本属于无师自通之类，不仅能读会写，还当过律师和法官。因此，杰克逊在许多方面与保守的华盛顿很像：先是一位战斗英雄，接着是狂热的西部土地投机商，后来便成为大庄园主和奴隶主。

在军队当将军时的安德鲁·杰克逊
此画由法国艺术家让·弗朗索瓦·德瓦雷于1815年所画，展现的是杰克逊严厉刚强的个性。杰克逊有“老山核桃”之称，此绰号不仅针对他对英国人的强硬，还针对他对印第安人的冷血。

作为政治领袖，杰克逊也是华盛顿之后各位总统中最具魄力、魅力与感召力的一个。米歇尔·舍瓦利耶，一位精明的法国观察家，是这样评论杰克逊的：“骑士的性格、高尚的人格和强烈的爱国心。”的确，杰克逊身上浓缩着许多美国人崇尚的特性：爱国、不拘小节、举止自然、作风民主；喜欢良驹美女，但遵守道德信条；勇敢坚强，还不乏绅士风度。因此，各地区各社会阶层，包括西部农民、南部庄园主、城市工人、银行家、商人都支持他。而在他的追随者眼中，杰克逊是“天命所归”，普通又不失完美。

杰克逊民主 在杰克逊的两任总统任期内，美国的政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主要是顺应了社会越来越大众化的趋势，普通人的美德和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颂扬。由于杰克逊信任普通人的常识和直觉判断，这段时期也被归纳为“杰克逊民主”。

首先，在政治上，普通民众的参政权得到大大扩展。中西部率先取消了对选民的财产限制，实行全体成年白人男子的普选权，其他州亦陆续效仿。有些州还增加了选举产生的官员，减少指派官员，并缩短他们的任期。在总统选举中，推选候选人的范围扩大了，由党团秘密会议的形式改为全国提名大会。选举人团的人选也从州议会推选改为选民直接选举产生。1800年，国会只在10个州挑选选举人，6个州的公民可以参加普选，到1828年，除南卡罗来纳以外所有州的选举人都从普选中产生。同时，随着民众参政程度和热情的提高，实际投票人数在合格选民中的比例迅速增长，由1824年的25%上升到1828年的58%，再到1840年的80%，大众的好恶对政治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其次，杰克逊对政党采取一种完全不同于他所有前任的新姿态，开创了美国历史上第二次两党制。在他看来，政党之争不再是消极的政治弊病，而是民主体制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是能够活跃政治的积极因素。纽约的一家报纸曾发表评论表示支持：“某种形式的多党制应该存在，这样才符合我们政府的性质和本质。”到19世纪30年代，机构健全的两党制在国家层面形成，每个党都在为自身的体制建设服务，每个党都承认对方的合法存在。更名后的民主党和辉格党正式确立，两党的组织开始变成两架巨大的机器，党务工作者在“开动机器”时竭尽全力、不辞辛苦，目的是让自己的领袖能成功当选。从此，美国的总统选举变得越来越像过节似的热闹非凡，政治家开始走向普通大众，为自己宣传拉票。

除此之外，杰克逊还充分调动和发挥政党的作用，一方面打击政府官员中的终身官员阶层；另一方面公开实行“分肥制”，将一部分公职分给自己党派的人作为酬劳，这在以前多少是要回避的，杰克逊却把它看成一件好事，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形成一个固定的官僚阶层，而且他觉得普通人完全有能力来承担这些政府职位。他在国会曾愤怒地表示：“官职成了财产的象征，政府成了保护个人利益的机器，而不是维护人民大众利益的唯一机构。”结果，杰克逊在任的8年间，共解除了约1/5政府官员的职务，其中许多人的离任并非出于党派原因，而是因为滥用政府基金或者涉嫌其他腐败。不过从比例上讲，杰克逊解除的官员比杰斐逊在任时解除的官员要少。

杰克逊的强硬政策 作为一个总统，杰克逊无论对错，总是表现得刚毅有力，雷厉风行。他相信自己是全体人民的代表，因此是国家权力的化身。除国务卿马丁·范布伦之外，杰克逊的内阁成员都是些平庸之辈，但杰克逊不靠他们出谋划策，靠的是他那个非正式的“厨房内阁”，成员包括他的侄子兼秘书安德鲁·杰克逊·唐纳尔森、多年密友约翰·伊顿·亨利和威廉·刘易斯、忠实的国务卿范布伦，还有就是由《环球报》的实际操控者阿莫斯·肯德尔（后出任邮政部长）、主编弗朗西斯·布莱尔和业务经理约翰·里夫斯组成的媒体小“三人团”。这几个人，外加莫迪凯·诺亚等人都是总统竞选中曾为杰克逊拼过命的角色，也是杰克逊信得过的智囊团。但即便如此，这个“厨房内阁”也只提供建议，最后拍板定夺的依然是杰克逊本人。

杰克逊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并对政府的其他部门施加更大的影响。在8年任期内，杰克逊共使用了12次总统否决权，比之前所有前任加起来的还要多。杰克逊时而否定州权，时而藐视最高法院的裁决，时而不断催促国会通过他认可的法律，但不论怎么做，他都声称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杰克逊认为自己有责任利用总统职权来打击和取消少数人的特权垄断，捍卫和扩大普通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他在土地政策上为拓荒者大开方便之门，批准将公共土地分成小块，以逐级降价的优惠方式出售给定居者，并让未经允许便先开垦的“擅自占地者”享受优先购买权，这使大批无地者获得了自己的农场，大大鼓励了新业主。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也开始出现并扩大，从此工人有了合法的平台提出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

杰克逊是个联邦不干涉主义者，他主张联邦政府的权力有限，防止它变得过分强大。他和杰斐逊一样，厉行节约，缩减政府开支。对于任何无区别地动用联邦资金进行国内改进的工程，杰克逊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这就是为什么联邦在开运河、修铁路的交通革命时代发挥的作用很小。

但当州权威胁到联邦权威时，杰克逊会毫不含糊地站在联邦这边。1832年关税法通过后，以副总统卡尔霍恩为首的南卡罗来纳州权派促使该州议会通过公告，宣布关税法违宪无效，对该州无约束力，并威胁如果联邦动用武力，南卡罗来纳就退出联邦。这是卡尔霍恩效仿麦迪逊1798年《弗吉尼亚决议》和杰斐逊1799年《肯塔基决议》的做法，是提倡州对国会法令拥有废止权这一理论的具体运用，只不过他走得更远罢了。对此，杰克逊决不妥协，坚决维护联邦政府在宪法范围内的最高权力以及联邦的统一和永恒。他宣称分裂联邦就是叛国，他还准备动用军队来保证法律的实施。这一危机最后由亨利·克莱的一个妥协关税法得以解决，但对联邦性质的不同看法却并未消除，它仍然是危及联邦的一大隐患。

杰克逊另一项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是毫不留情地摧毁了第二合众国银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合众国银行想先杀了我，但我要先杀了它”。杰克逊认为设立国家银行本身就是违宪，而且相信这个拥有3500万美元资金、总部设在费城、支行遍布全国的“巨怪”已成为危险的垄断企业，它只为东部和外国少数有产者服务，是特权和垄断的象征，它的存在只会使“富人更富，强人更强”。更使杰克逊坚定决心要废了合众国银行的是，这个“巨怪”还在进行着反对他的政治活动。克莱和韦伯斯特等反对派希望利用它来攻击杰克逊，削弱其威望。1832年，杰克逊断然否决国会向银行继续颁发许可证的法案。紧接着杰克逊受到连任竞选胜利的鼓舞，乘胜追击，并扬言：“在我扼死这腐败的祸害之前，我不会退位。”

杰克逊停止向银行存入联邦款项，并逐渐抽走存款，分别存入几十家州的银行。法律规定，只有财政部长才有提取存款权，时任财政部长刘易斯·麦克莱恩不同意杰克逊的做法，杰克逊就任命威廉·杜安当财政部长。杜安弄明白情况后，也不同意杰克逊的做法，杰克逊就再任命罗杰·托尼为财政部长，托尼执行了他的命令。杰克逊得遂所愿，完全失去合众国支持的合众国银行最终于1841年关闭。

“血泪之路” 杰克逊最无忌惮的做法体现在对待印第安人的问题上。杰克逊瞧不起印第安人，视他们为“野蛮人”，认为“森林中的原有居民不会自治”，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白人到来之前，切洛基人是居有定所，安宁自治的。

白人与印第安人争执的焦点一直是土地问题。白人觊觎切洛基人的居住地，因为那里适合种植棉花。杰克逊比以往任何总统更有力地执行了把所有印第安人迁走的计划，他迫使印第安人签约放弃土地，使用的手段无非是威胁加欺骗。杰克逊认为政府给印第安人的土地价格很公道，政府也承担了重新安置他们的费用，让印第安人迁往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是对他们的保护，是为了使他们避免“更快地退化与毁灭”。

很多印第安部落没有反抗。从1831年至1833年，约有1.5万乔克托族人从密西西比河迁到阿肯色以西地区。印第安部落总共交出了1亿多英亩的土地，换得约6800万美元的补偿以及3200英亩的保留地，可那些保留地全都是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密苏里河和红河之间的不毛之地。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有一段描写，记录的是被驱赶的一队奇卡索印第安人在孟菲斯渡河时的凄凉情景：“天气异常寒冷，地上的积雪已经结成坚硬的冰块，河面上漂浮着大块冰层。印第安人拖家带口地走着，队列中有伤员、病号、新生婴儿和濒临死亡的老人。他们没有帐篷，也没有马车，只有武器和一些粮食。我看着他们乘渡船的情景：在长长的队伍中，没有哭泣、没有呜咽，只有一片寂静。我将无法忘记这凄凉的一幕。”

有些部落敢于反抗，如伊利诺伊州的黑鹰索克和福克斯部落、佛罗里达的奥西奥拉塞米诺部落，他们拒绝迁移，结果遭到军队镇压。有些部落，如佐治亚的切洛基人，试图采用白人的生活方式，想在佐治亚州建立切洛基国，发展农业、喂养牲畜，发展书面语言、起草宪法等，但遭到拒绝。佐治亚州通过法令，拒不承认切洛基立国，于是切洛基人不得不向最高法院上诉。最终首席大法官马歇尔裁定，佐治亚州无权管辖切洛基印第安人及其领土。好像是切洛基人打赢了官司，但事实上还是得不到法律保护。1838年杰克逊卸任后，美国政府依然逼迫1.5万名切洛基人迁往俄克拉荷马州。在被迫背井离乡的路上，116天内至少有4000人死亡，这一旅程以“血泪之路”载入史册。

在整个事件中，杰克逊坚决支持佐治亚州的立场，允许佐治亚州忽视最高法院的裁决。如将此事与杰克逊在关税问题上的决不妥协相对照，可以看出杰克逊的决策偏向：他依据的不是原则，更多的是他的个人偏见与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