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济、社会与文化

独立之后，美国几乎在各方面都仍然落后于欧洲。直到19世纪初，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500多万人口疏散在辽阔的土地上，其中80%以上是农民，全国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达到10万人。政治家可能会将美国的发展和联邦政府的持续归功于他们的政治理念与爱国精神，但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文化的建设，一个蹒跚的国家是无法站立起来的。

工业革命与棉花经济的起步 建国之初，政治独立为经济也赢得了独立和自由发展的机会，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决意推动美国的工商业发展。18世纪末，美国的工业开始启动，它深刻改变了北方的经济和社会面貌，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

促使这一变革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市场、资金、劳动力等，而给予推动力的恰恰是最推崇农业共和国的杰斐逊。由于杰斐逊的禁运政策和稍后的1812年对英战争，英国商品不能进口，一个急需产品的美国市场就应运而生。东北部工商业一贯比较发达，但因外贸受阻积压了一定的资金，此时正好可以用来投资工业。同时美国又认识到经济独立的必要，决心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欧洲的依赖，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于是从1816年起，美国实行保护性关税，以照顾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欧洲的拿破仑战争和爱尔兰饥荒等事件又把大批移民吸引到了美国，补充了原本不宽裕的国内劳动力市场。

新英格兰引领制造业 在种种有利条件下，以新英格兰为主的东北部迅速开展了以纺织业为首的工业革命。1812年战争之前，美国的制造业仅限于个体家庭或小型独立作坊，依靠手工或手摇织布机之类的简单机械制作日常用品。之后，新英格兰地区使用大型水力驱动机，建造纺织工厂，纺织业在1820年代蓬勃兴起，并迅速蔓延。1807—1815年间，全美的棉花纺锤总数增加了15倍以上，达到了13万锭，棉纺厂数量增加到213家。当时，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的波士顿商人，在仔细研究了英国的纺织机械后，制造出了一台大功率自动纺织机，性能超越英国机器。1813年，洛厄尔成立“波士顿制造公司”。到1815年，该地区的工业产值已超过商业。原先单一的家庭手工业作坊受到严重冲击，被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厂替代。在纺织工业之后崛起的是制鞋业和制铁业。

工业革命的关键是机械化和专业化，通过高效率运转的机器来替代繁重的手工劳动。市场需求是创造发明的最大动力。由于美国一向缺乏劳动力，所以机械化的需要比欧洲更为迫切，这就促成了一大批科技发明，如高压蒸汽机、动力织布机等。美国还首创了标准化互换部件系统，将产品的单个生产改为先生产标准化的统一部件，然后成批组装，这样既简化了生产环节，提高了产量，又极大方便了装配与修理。标准件生产最早用于枪炮和钟表制造，后来推广到其他行业。

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业生产形成了新的工厂体系。工厂越办越大，难以独资经营，又产生出各种合资企业形式。工业发展引起新的阶级分化，一些人成了掌握着工厂和经济命脉的资本家，另一些人则成为靠随时出卖劳动力谋生的雇工。有产者的富裕和无产者的贫困，其程度都是原先小农社会中难以想象的。劳资矛盾亦随着竞争的加剧日趋尖锐，但与英国不同的是，在美国工业革命初期，这些固有的社会矛盾并没即刻显现。尽管其间也曾出现工人罢工、使用童工等现象，但总的来说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也能让人接受，这个时期没有出现自觉的无产阶级。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曾去过洛厄尔，那里的工厂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与到处“弥漫着痛苦”的英国工业城镇相比，洛厄尔的工厂女工“穿戴整齐，显得无比健康。她们有着少女的举止风度……厂房和她们一样井井有条。”

轧棉机复兴奴隶制 不过，工业革命的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北方，美国南部一直是种植园经济。殖民时期的烟草经济如今被另一种需求旺盛的棉花经济所替代。尽管刚开始棉田产出率不高，但不乏有雄心勃勃之人到处寻找适合棉花生长的新棉田。1793年，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棉籽从皮棉中分离出来，棉花种植马上成了利润极高的产业，新开垦的土地大多用来种棉花。

棉花种植一方面带动了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快速发展，印第安纳、密西西比、伊利诺伊、亚拉巴马4个新州分别于1816年、1817年、1818年、1819年加入联邦；另一方面却强化了奴隶制，这一原本应该自行消亡的制度在南方居然更加红火起来。南方的烟草、水稻、蔗糖、棉花等生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劳动力缺乏，大规模的种植园必须依赖奴隶劳动。棉花经济大大刺激了对奴隶的需求，仅1790—1800年的10年间，从非洲运往美国的黑奴人数就高达2.5万名，而奴隶的价格在1795—1804年间也翻了一倍。1804年，南卡罗来纳还恢复了奴隶贸易。

然而，美国革命所激发出来的权利意识使许多黑人比其前辈更具自由概念，他们实在不甘心沦为奴隶。1801年，佛罗里达州的黑人奴隶加布里埃尔谋划奴隶起义，但因计划泄露遭到镇压。1804年，黑人建立起自己执政的海地共和国，成功摆脱奴役。当时社会上也有不少人开始思考如何解决黑人问题，但真正支持武力废除奴隶制的人不多。1817年，“美国殖民协会”成立，协会计划将黑人集中到一个地方进行管理，于是就在非洲买了一块土地，想建立利比里亚共和国。有一些黑人民族主义者积极配合，南方还有许多白人显贵慷慨解囊，麦迪逊、门罗、马歇尔等政府领袖也极力支持，但这个殖民运动的结果差强人意，许多已获得自由的黑人不愿远涉非洲，最后总共只有1.2万人去了利比里亚。到1850年利比里亚共和国只剩下6000人，许多人染上热带疾病而亡。

对经济利益的让步逐渐使奴隶制发展成一种顽疾，再加上北方的雇工制工业经济与南方的奴隶制农业经济形成了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势不两立的矛盾冲突，最终为了避免国家的分裂，美国不得不花大血本，用一场战争去解决这一问题。

蒸汽船和伊利运河 工业革命的前提是能源和交通。机器生产需要消耗大量能源，便捷的交通则能把原料和产品运往四面八方，打通全国市场。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与工业革命、棉花经济同步发展的是从水力到蒸汽的能源革命以及公路与运河的交通运输革命。

马车一直是殖民地传统的运输方式，公路建设大大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与西部的开拓。美国的第一条公路建于1794年，位于费城与兰卡斯特之间，当时的建造水平已接近欧洲，但这条公路的造价非常昂贵，普通路段每英里要花费六七千美元，地势险峻路段的造价则高达1.3万美元。纽约州在改善道路交通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到1821年，全州已建设公路4000英里。当时大部分公路与桥梁由私人和商业投资建设，因此属于收费公路。州政府规定收费价格，通行费由出资人自己收取。这样一来，交通是方便了，但运输费非常昂贵。因此商人和发明家转向水路运输，首先是改善轮船设计，然后又开凿人工运河。

新英格兰的工业起步得益于它丰富的水力资源。1790年，约翰·菲奇发明蒸汽机船，之后许多人对汽船航运的发展作过贡献。约翰·斯蒂芬斯改良了蒸汽锅炉，是最早获得专利权的发明之一。1807年，罗伯特·富尔顿设计建造“克勒蒙特”号蒸汽船，标志着蒸汽船时代的开始。到19世纪20年代末，仅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的汽船就有200多艘，接下去的三四十年一直是汽船运行的黄金时代。汽船催生了财富，新奥尔良很快成了与纽约、利物浦一样的世界级港口。

“克勒蒙特”号蒸汽船
长142英尺，宽18英尺，吃水7英尺。8月17日，“克勒蒙特”号从纽约首航，高高耸立的烟囱冒着滚滚浓烟，侧面的轮子推动着汽船稳定前进。全程150英里创造了航行32个小时的纪录。图为1909年的复制品。

汽船的好处使美国人开始思考：如果在中部大平原与流入大西洋的某条河流之间，开凿一条人工运河，那么整个地区的面貌将大大改变。但开凿运河的费用要比修建公路高很多，而且连接密西西比河和大西洋的运河必须绕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因此当时许多人认为开凿运河是不可能的。但时任纽约市长的德威特·克林顿却不这样认为，他经过考察，相信开凿一条从伊利湖上的水牛城到哈得孙河的运河是可行的。随后克林顿递交提议，并说服了纽约议会。

伊利运河于1817年开工，1825年完工，全长263 英里，总造价是700万美元。建成后的运河日夜忙于运输东部的工业品和西部的农产品，同时将成批的移民送往西部领地，不久就收回了成本。加上连接尚普兰湖和哈得孙河的尚普兰运河，两条运河第一年收取的运费就超出了50万美元，之后每年的盈利大约是300万美元。建设伊利运河在当时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对纽约州经济的影响巨大，而且进一步巩固了纽约作为当时美国最大都市的地位。

科技教育 在建国后的最初半个多世纪，美国在科技上也处于起步阶段。1790年国会通过了专利法，但到内战前，登记在案的专利不过3 万多件，着眼点也主要在功利。1793年，惠特尼发明轧棉机，效率比手工劳动提高50倍，后来他又发明了可替换标准化零件，带动了产品的批量生产。1802年西点军校成立，成为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基地。1803年刘易斯和克拉克受杰斐逊委托西行探险，调查路易斯安那购地的自然环境和资源。1807年联邦政府设立第一个科研机构——海岸测量局。

美国有悠久的民间办学传统，《合众国宪法》只字未提教育，因此教育权继续掌握在地方和人民手中。当时13个州中，有5个州的宪法提到了公立学校。从华盛顿开始的历届总统都十分重视教育，他们认为只有普及公共教育才能培养共和国急需的知识公民。杰斐逊尤其关心教育，认为“对人民普遍地进行启蒙教育，暴政和对身心的压制就会像黎明时的鬼怪一样被消灭掉”。他主张培养以美德和才能为衡量标准的天然贵族，取代以前以财富和出身来衡量的人为贵族；他建议在弗吉尼亚建立一个免费的公立学校体系，普及初等教育，选拔优秀生进中学和大学接受教育。有些州接受了公民接受公共教育的原则，但到1815年年末，还尚无一州建立完善的公立教育系统。

大多数学校教育仍然由私立机构负责，而且具有贵族性质。在南方和中部各州，大多数学校由宗教团体开设；在新英格兰和其他地区，仍沿袭菲利普家族1778年在马萨诸塞安多弗镇以及3年后在新罕布什尔州埃克塞特镇创立的学校模式。到1815年，马萨诸塞有30 所这样的私立学校，纽约有37所，另有几十所散见于全国各地。

18世纪的妇女很少能接受系统教育，到了19世纪，妇女受教育的机会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对于印第安人和黑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印第安人在内战后才可归化为公民，黑人则是无自由的奴隶。

杰斐逊提倡更现代化的教育，他试图改革威廉·玛丽学院，遭遇失败后于1819年创办了弗吉尼亚大学。美国大学的总数从独立战争时期的9所增加到1800年的22所，后来还在不断增加，但这些大学中没有一所是公立大学。尽管大学所提供的课程有限，但有些大学课程中还是取消了神学，增加了现代语言、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等内容。威廉·玛丽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在1800年建立了法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在19世纪初建立了美国第一所医学院。

将教育与宗教分开的做法渐成趋势。1827年马萨诸塞州立法禁止公立学校传播宗教，随后又有9个州的宪法禁止拨款资助宗教学校，这促使移民在北方和中西部筹建了许多具有宗教色彩的私立学校。

总之，共和国早期，人人具有平等接受教育机会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后来几十年改革美国公共教育制度的重要动力。

民族文学的诞生 政治独立的美国渴望文化的独立，渴望与欧洲相媲美的文化艺术生活。诺厄·韦伯斯特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位教师兼律师，他推行一种简单的、美国化的拼写系统，编写了《美国拼写手册》《美国英语词典》，奠定了美国英语词汇及用法标准。同时，在浪漫主义运动的推动下，美国萌生了自己的民族文学。美国文学与其民族一样源自欧洲，但由于疆域辽阔、移民频繁、人种混杂，美国人发展出一种豪爽务实的性格，表现在文学上则是平民化与多元化的结合，大多数作品富有阳刚之气，充满对自由民主的热爱。

第一位职业作家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出现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布朗的小说以美国为背景，情节跌宕起伏，注重心理描写和道德说教，但大多具有哥特小说恐怖神秘的特点，最著名的是《威兰德》。

最早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是华盛顿·欧文，他有“美国文学之父”之称。欧文1783年4月3日出身于纽约一个富商家庭，少年时代就喜爱阅读英国作家司各特、拜伦和彭斯等人的作品。1809年，欧文第一部重要作品《纽约外史》出版，该书讽刺了荷兰殖民者在纽约的统治，驳斥了殖民主义者为奴役和屠杀印第安人所制造的荒谬借口，受到欧美广大读者的欢迎。英国小说家司各特曾表示他从未读过如此酷似斯威夫特风格的作品。1819年，欧文又出版了《见闻札记》，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见闻札记》集散文、杂感、故事于一体，共32篇，以幽默风趣和浪漫的笔调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早期殖民地的风土人情，其中《瑞普·凡·温克尔》和《睡谷的传说》等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篇，其散文风格也成为一时仿效的典范。《瑞普·凡·温克尔》讲述的是善良单纯、整天无所事事的温克尔某天独自上山打猎，途中偶遇当年的荷兰殖民者，喝了他们的几杯酒，之后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醒来发现已是20年之后，人世沧桑，一切今非昔比。美国经历了独立战争，温克尔也由英王的臣民变为“合众国的自由公民”。中国近代翻译家林纾将《见闻札记》译成中文，取名《拊掌录》，这是欧文作品的第一个中译本。

另一位具有美国特色和广泛影响的作家是詹姆斯·费尼莫·库柏，他的“皮袜子”系列小说写的是边疆拓荒，表现了欧洲移民与印第安部落间两种文明的冲突。《最后的莫希干人》（1826年）的故事发生在18世纪中叶，英法殖民者为掠夺印第安人土地发生战争，印第安人一方面遭到屠杀或者充当炮灰，另一方面又互相残杀，最终导致整个部落的灭绝。《拓荒者》（1827年）的主人公纳蒂·班波以狩猎为生，与印第安人为伍，因使用鹿皮护腿而得“皮袜子”绰号。班波曾两次救过法官的女儿，法官为表示感谢，拟将班波置于他所代表的“文明”的保护之下。班波不喜欢法官的“文明”，最后走向西部未开发的土地，继续他热爱的森林生活。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 第一次大觉醒运动和独立战争极大地改变了北美的宗教面貌，为更彻底的宗教自由铺平了道路。独立战争前后，各州纷纷取消宗教税款，放宽对任公职者的宗教要求，大幅度提高了宗教自由，最著名的是弗吉尼亚议会通过的由乔治·梅森起草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法案第16条规定：“宗教，亦即我们对创世主所负有的责任以及尽这种责任的方式，只能由理智和信念加以指引，不能借助于强力或暴行；因此，任何人都有按照良知的指示，自由信仰宗教的平等权利；所有人都相互有责任以基督的克制、博爱和仁慈对待他人。”

宗教自由的原则虽已立法通过，但英国国教作为弗吉尼亚州的教会还未实际废除。在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努力下，《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于1786年1月得以通过，它再一次雄辩地论述了宗教自由的权利和政教分离的必要，宣布公民权利不依赖于宗教见解，否定了以强迫方式让人民捐款维持教会的做法。法令颁布如下：“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参加或支持任何宗教礼拜、宗教场所或传道职位。任何人，不得由于其宗教见解或信仰，在肉体上或者财产上受到强制、拘束、干扰负担或其他损害。任何人都应该有自由去宣讲并进行辩论以维护他在宗教问题上的见解，而这种行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削弱、扩大或影响其公民权力。”至此，弗吉尼亚的宗教自由得以彻底完成。

全美国的宗教自由是通过联邦宪法及其修正案实现的。1789年实施的宪法第六条规定：“合众国政府之任何职位或公职，皆不得以任何宗教标准作为任职的必要条件。”1791年正式成为宪法一部分的《权利法案》的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权利。”随着宪法的实施，各州确立的宗教逐一被废除，到1834年马萨诸塞州政府结束用税款支持公理会时，政教分离的原则终于全面落实。

唯一神教和野营布道会 共和国早期，从思想上说，一方面民众要求平等的呼声提高，教会的权威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怀疑思潮、崇尚理性、政教分离的冲击，美国的宗教色彩日益淡薄，连昔日作为宗教摇篮的学院里也出现了宗教信仰危机。在清教大本营的新英格兰，尤其是文化重镇波士顿，宗教在向着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19世纪初，威廉·埃勒里·钱宁牧师开始强调上帝的仁慈而不是上帝的愤怒，强调人的可完善性和自救的能力。由于守旧派坚决不与之“同流合污”，自由派索性另立门户，于1825年成立美国唯一神教协会。唯一神教否认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因而也称为上帝一位论。

像上帝一位论这样高度理性的宗教，也许对波士顿一带有教养、有文化的中产阶级来说正合口味，但却无法满足普通人的宗教感情。物极必反，在宗教的冷漠中必然会迸发出新的宗教热情。早在18世纪末，新英格兰一些地方便出现了福音派加尔文宗牧师向底层人民宣讲普救论。在19世纪上半叶的改革之风中，美国又出现了群众性的宗教复兴，即第二次大觉醒运动，这次运动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才告结束。浸礼会和卫理公会的牧师热情最高，长老会的查尔斯·芬尼也是个代表人物，他们从南到北，由东到西，四处巡回布道。福音派牧师宣扬宗教是行动而非等待，提出罪人只要赶紧忏悔，皈依上帝，便可得救。他们抛弃了宿命论，抛弃了原罪论、预定论和拣选论，宣称上帝已经使人成为一个道德上的自由人，罪是可以避免的，犯罪是人的选择，人人都有平等的得救机会，只要他真心去做，一切就看个人自己的表现——这就是所谓的“至善论”。

西部正在拓荒，传教士随后紧跟。当他们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西部边疆后，宗教奋兴运动达到巅峰，所到之处，激起一片皈依之风。野营布道会搭起帐篷，拓荒者驾车前来听道，可以连续数天。1801年在肯塔基举行的一次野营布道会就聚集了万人以上，马车就有1000多辆。1806年的一次野营布道会结束后，一位参加者如此写道：“我从未想到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人们在奔跑，是的，从四面八方向讲坛奔跑；人们泪流满面，高声叫喊，欢乐地叫喊……人们又唱又喊，回家度过美好的一天。”布道激动人心，尽管有过分的表现，对社会尚处于自发阶段的边区来说，传教士还是代表了一股文明的力量。他们组织教会、规范行为、普及教育，对维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在边疆民主氛围浓厚的地方，当巡回牧师不够用的时候，地方牧师或俗人也同样可以主持仪式甚至布道。

野营布道
到19世纪20年代，类似图中的野营布道每年会有1000场，多数在南方与西部。布道会听众常常报之以强烈的情感反应，或捶胸顿足，或哭泣乱叫，或手舞足蹈，有的甚至以自杀告终。在许多宗教活动中，都有女性身影，这也是宗教奋兴运动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之一。

奋兴运动此起彼伏，如旋风般冲击着所有的宗教派系。旧教派分裂了，新教派诞生了，都是为了各自的得救。许多人相信“千禧年说”，威廉·米勒几次预言世界末日将到，基督将再次降临，不少信徒抛弃家产焦急等待。最后米勒将日子定在1834年的3月21日，当天信徒们身穿白袍在屋顶或山坡上等待，但什么也没有等来。预言屡屡未能兑现，信徒们大为失望。但还是有一批人相信千禧年总要来的，只是什么时候来谁都不知道，“基督复临派”就此产生。更有一对福克斯姐妹，自称能与神灵交谈，传为奇闻，于是阴阳对话又成一派，为“唯灵派”。

与北方宗教强烈的人道主义改良倾向相比，南方的宗教为维护奴隶制极力回避政治，因此显得僵化和教条，但宗教皈依之风也很盛行。大型的野营布道会，热烈的宗教情绪，教会的迅速发展，都同样惊人。南方的信徒中90%属新教，而新教中又有90%属于浸礼会和卫理公会。黑人信徒大多选择这两个教会，因为他们不太讲究教义和文化，礼拜时也更富于激情。

第二次大觉醒使美国教会的人数猛涨了一倍还多。无论从去教堂的人数还是从给教会捐款的数目来看，美国都是最宗教化的国家。宗教的价值观渗透到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传教士不满足于国内的福音传播，开始向海外进军。19世纪初，美国国外传道会成立，各教派都派出自己的海外传教团。在这个统一的组织名下，还成立了全国性的促进宗教事业发展的协会，如美国圣经公会、美国宗教书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