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邦必须完善

在联合抗英的过程中，北美人民逐渐超越各自殖民地的视野，将13个州看作统一整体。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采取共同的行动和对策，所以联盟成一个国家是顺理成章之事。各州在独立战争期间，早就纷纷删去了效忠英王的誓言，重新制定宪法，扩大了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权利。他们迅速改组政府，废除源自英王的所有权力机构，赶走了总督和效忠派。新政府中增加了接受民众监督的职位数目，使更多的职位从任命改为选举。民众在政府的权力行使中拥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行政权力被牢牢地置于议会的控制之下。各州的政治行动为统一共和的大趋势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如何设计和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的具体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邦联政府的软弱 早在1776年北美宣布独立后不久，第二届大陆会议就提出并着手起草一部全国宪法——《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简称为《邦联条例》。1777年11月19日，大陆会议通过《邦联条例》，成为北美殖民地筹建13个新州组成的统一政府的第一个正式文件。但由于一些州不愿把自己的统治权交给一个全国政府，这个条例直到1781年才得到13个州全体批准。1781年3月1日，随着马里兰州的正式批准，《邦联条例》正式生效。

《邦联条例》产生的是一个相当软弱的一院制国会，中央权力很小，实权掌握在各州政府手中。邦联国会只有决定权，没有执行权。它只有宣战和媾和、派遣对外使节、掌管邮政、调整各州关系等权力。它无权征税，只能向各州要钱，而这种要求经常被拒绝或被置之不理。邦联虽然可以发行纸币，却不能禁止各州印制自己独立的纸币，因此无法统一货币。邦联在名义上可以制定法律，但却没有法院去执行法律。每个法律的通过都必须得到13州中9个州的同意，而一般情况下很难凑满10个州的代表到会。邦联不能直接征兵建立军队，只能向各州提出要求，因而邦联在军事上也是无能的，不可能有效地对外抵御敌人，对内应付叛乱。邦联也无权管理贸易和协调州际经济关系，州与州之间仍然存在关税壁垒，有些州还在内河航运方面发生争执。邦联在外交外贸上也毫无实权可言，无力保护美国商船在地中海的安全，无力反抗西班牙独占密西西比河航行权的企图，也无力迫使英军撤出其领土，甚至不得不依靠英军来抵御印第安人。至于对《邦联条例》的修改，则必须得到13个州的一致通过。说是邦联，可谓群龙无首，执法全靠各州，还不存在一个公认的法庭来处理州与州之间的民事纠纷。因此，当时的邦联实质是由13个独立州组成的松懈的州际联盟。

这样一个薄弱的邦联所面对的却是立国定邦的大问题，显然它不足担此重任，不仅难以应付国内外各种压力，甚至连基本的防务能力都不具备，合众国面临着存亡的危急。从1783年独立到1789年新政府成立，这个阶段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危机时期”或“关键时期”：旧时代已经结束，新秩序尚未形成，社会处于未定型的过渡时期。

危机时期 首先是边界问题得不到解决。战争后，根据《巴黎和约》，美国的边界北起五大湖，南至佛罗里达，东临大西洋，西达密西西比河，但在具体实施对这些土地的控制权时，英国和西班牙成了两只拦路虎。在确立的13个州版图上，英国确实遵守了诺言，但在西部的边远地区，英军拒绝撤离早已建立在那儿的7个军事基地，理由是美国没有遵守和约中的一些条款，既没有归还所没收的托利党人的财产，又没有归还所欠英商的债款。1784年，美国国会曾派约翰·亚当斯出使伦敦解决上述问题，但没有任何进展。整个80年代，英国政府拒绝礼节性地向美国派遣大使。

另一个麻烦是西南部的西班牙人。西班牙之前与殖民地联手反对英军，仅仅是出于利益。战后的巴黎和谈中，西班牙重新得到了佛罗里达和新奥尔良以东的海湾地区。西班牙战争期间占领了纳其兹港，如今拒绝交还给美国。更让美国人难以忍受的是，1784年西班牙人曾一度关闭了密西西比河下游的美国商贸通道，虽然后来又开放了，要求征收少量关税，但如果西班牙拒绝让美国农产品在新奥尔良停留，那么西部的农产品依然卖不出去。

其次是经济上困难重重。由于不再受到英国的保护，不再享受英国人的权利，邦联失去了不少市场，但还须偿还英国很多欠款，刚从政治上摆脱英国控制的邦联不得不在经济上重新屈服于英国。英国国会投票决定发展对美贸易，但最大程度限制进口贸易，这样一来，美国从英国进口的商品很快接近18世纪70年代的水平，而对英国的出口量却还没有以前的一半，这对战后混乱的美国经济是雪上加霜。1784年至1786年是美国经济的难关时期，债务没法偿还，失业人数增加，退役老兵得不到邦联曾经许诺的服务费。显而易见，要渡过难关，美国就必须对英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但邦联政府缺乏这样的能力。当一个州建立关税壁垒时，英国商人很容易绕过这个州，再通过没有关税壁垒的州，将商品输入进来。

除此之外，经济萧条与外贸失衡使一些州大量印制纸币，发行债券，从而导致通货膨胀。钱币大幅度贬值，导致债权人吃亏，债务人得利。最糟糕的是罗得岛，政府发行了10万英镑的纸币用于借贷，任何地主都可以用不动产抵押向政府贷款，年限为14年。债权人担心这些贷款不会偿还，但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法律，对不接受这项规定的人罚款100英镑，导致很多债权人纷纷逃离罗得岛，逃离罚款。

虽然罗得岛的情况属于个案，但人们依然忧心忡忡。马萨诸塞议会为了还清债务，在1780年至1786年间，征收了高达190万英镑的税收。税收的压力使人们不堪重负，几乎占一个普通农民的年收入的1/3左右。很多抵押品的回赎权被取消，监狱里挤满了诚实的债务人。1786年夏，马萨诸塞州西部的一些民众聚集起来，用武力制止法庭开庭，阻止取消抵押品的回赎权。退伍军人丹尼尔·谢斯率领2000多名农民，在斯普林菲尔德游行示威，阻止州最高法院召开会议，但遭到州政府派出军队的镇压。这次武装叛乱，给社会敲响了警钟。新独立的民族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冲突明显，该怎么办？这个时候，许多人希望加强国会的中央权力，并逐渐形成共识：要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政府。

关于共和制与中央政权的辩论 由于深受英国王室之害，殖民地人民在反对贵族政治上颇为一致。他们把专制和腐败视为孪生，声称“国王和皇帝的历史不过是王室腐败堕落的历史”，决心根除封建贵族政治制度。以自耕农为主的美国人一贯本能地不喜欢高傲、骄横、奢侈的贵族，他们愿意相信人人生而平等，欢迎共和思想和共和道德。又由于殖民地历来处于基本自治的状态，运作良好，这使他们对共和很有信心。但也仍有个别人仍提倡帝制，独立战争快结束时，曾有一位尼古拉上校致函华盛顿，建议他称帝。华盛顿旋即复信，表示深恶痛绝，并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伤害。他问道，究竟自己做了何事，使人误会，以为他会做出这等祸国殃民之事。他请这位劝进者排除谬念，切勿再任其流传。

不过，面对历史上这一规模空前的共和国，许多人对其成功也仍心存疑虑。除了害怕政府权力的腐败和失控外，也因为对民众缺乏信任，他们对暴民政治和对暴君政治一样，均感到同样恐惧。在当时展开的有关共和制和君主制的辩论中，大多数人认为共和国的公民和君主制的臣民存在着本质区别。由于共和国的公民享有更多的权利，尤其是选举领导人和影响政策的权利，他们的素质必须大大高于君主制下只需服从的臣民。但是，美国人是否都具有当公民的素质呢？如果他们还不具备这种素质的话，那么民主将如何运作呢？其结果是否有可能还不如专制呢？为了不冒太大的风险，他们采取了一种稳妥的解决方法，那就是代议制民主——间接民主，而非直接民主。人民并不直接行使政权，而是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来行使权力。

在是否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问题上，辩论则要激烈得多，甚至在革命领袖中也存在着明显的歧见。很多人虽然希望加强国会的中央权力，但还是担心国会权力过大而损害各州的自治权和个人的利益。像帕特里克·亨利这样激进的爱国者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强大的中央政府很可能侵犯州权、限制民权。来自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代表聚集在华盛顿家中，商讨如何改善波托马克河上的航运。这些代表建议召开大会讨论贸易管理的权限问题。1785年1月，弗吉尼亚州议会发出正式邀请函，要求各州派代表前往安纳波利斯聚会，结果大失所望，只有5 个州派人前来参加，计划流产。

这些代表中，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纽约律师。此人年轻有为、机智果断，又具远见，还曾当过华盛顿的军事助理。汉密尔顿坚信只有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国家才不会解体，而现在的美国，“各州之间只有表面团结，暗中却你争我夺，互相嫉妒，故意作对”。他提议第二年在费城召开全体大会，“修改《邦联条例》以应付邦联危机”。倡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支持。当时汉密尔顿有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那就是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麦迪逊。麦迪逊曾就召开安纳波利斯大会劝说过弗吉尼亚议会。华盛顿一开始对此事并不十分热心，但谢斯起义使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的支持为大会添加了一份底气。

这次即将举行的全美制宪会议借鉴了马萨诸塞的经验。马萨诸塞为了制定宪法，曾召开专门的制宪会议，并由公民直接投票批准宪法，从而将宪法的权威置于立法机构之上，这正是美国当时所需要的根本大法的权威。

人物小传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757—1804）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国父、宪法的起草人之一，也是美国首任财政部部长。论立国伟业，他比不上华盛顿；论对独立的贡献，他比不上亚当斯；论制宪成就，他比不上“宪法之父”麦迪逊；论对民主的贡献，他比不上杰斐逊；但论对美国经济与财政的贡献，汉密尔顿一定是在其他国父之上。他是美国经济财政金融制度的总设计师。

在所有国父中，汉密尔顿的一生最为独特，也最具戏剧色彩。他从一个英属加勒比海小岛的私生子和孤儿，上升为华盛顿的左膀右臂，最后死于与阿伦·伯尔的决斗，其间还卷入了一桩性丑闻。

如此丰富的人生，放在哪里都可称为极富戏剧性。出身的卑微使他比常人更具思想与洞察力，也更想出人头地。1772年10月，汉密尔顿身怀抱负，来到北美；1774年5月进入国王学院（今哥伦比亚大学），不久便以敏捷的才智、清晰的思维、雄辩的表达以及深刻的远见崭露头角。人们在报纸上认识了一位“为大陆会议充分辩护”的青年才俊，主张维护人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提出殖民地应联合起来抗击英国，提议要打败英国应避免阵地作战。如此清晰的分析与洞见出自一位不到18岁的年轻人之手，实属罕见。

随后，汉密尔顿加入大陆军，先是在亨利·诺克斯的炮兵连当连长，后因作战英勇、沉着冷静被推荐给华盛顿，当他的副官和秘书，那是1777年3月。在华盛顿身边，汉密尔顿不仅得到了华盛顿父亲般的关爱，还有机会结识了一批豪富与社会名流，并于1780年2月娶了纽约显赫望族舒勒将军之女为妻。1781年7月，好胜好强的汉密尔顿请求华盛顿委任他带兵参加约克敦战役，结果不负众望，成功攻占英军堡垒。

独立战争胜利后，汉密尔顿致力于美国统一以及建立一个坚固的诸州联盟和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他先是回到纽约，钻研法律，1785年被选为纽约州代表参加安纳波利斯会议，力促制宪会议的召开。新宪法确立后，汉密尔顿又以极大热情投入宪法运动。他首先推动纽约州通过了宪法，随后又与麦迪逊、约翰·杰伊一起，宣传阐释宪法，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85篇文章，其中有些篇章明确有力地阐述了司法审查权。后来它成为三权分立中司法部门享有的一项独特权力。

华盛顿担任总统后，汉密尔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此时国库空空、战债重重、纸币贬值、国家信用濒临崩溃。汉密尔顿从国家整体信用出发，设计了一份财政货币金融计划，包括统一国债市场、建立中央银行、统一铸币体系、收取关税和消费税、鼓励制造业。通过与反对派杰斐逊、麦迪逊的协商与“交易”，公债问题最终得以解决。联邦银行也在华盛顿的支持下得以建立。1791年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此报告实属超前，尽管大部分没被接受，但却奠定了未来强国之设计。1795年，汉密尔顿辞去内阁职务，但他依然关注美国与英国的关系，积极推动签订了《杰伊条约》，避免了一场战争，维护了华盛顿告别时的中立立场。

汉密尔顿个性鲜明，性格耿直，说话直率，而且坚持己见，敢做敢当，一生始终如一。他蔑视道德低下之人，不懂拉拢关系，不搞帮派，更看不到他人的陷阱。这样一位有见识、有胆量的男子，最终命丧于伯尔复仇的决斗枪下。

思想史家弗农·帕林顿称汉密尔顿为“18世纪最现代、最具美国性的领袖”。的确，汉密尔顿属于那些少数的天才人物，他有远见，具有超越时代的思维和战略；他务实，所提出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联邦经济体制、工业发展之路完全基于美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如今的美国走的就是汉密尔顿所设计的体例，但遗憾的是，与杰斐逊相比，他似乎没有得到美国人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