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殖民地的抵抗与反叛

英国议会自以为得计，但他们有所不知，这些在美洲土生土长了几代的殖民地人已经自治了一个多世纪，习惯了自行其是，已经完全度过了其“童年期”，不再需要依赖“母国”。“母国”这些企图加紧控制的措施都使他们感到失望，最后发展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在他们心目中，财产是生命和自由的保障，因此征税权关系重大，只有他们派代表参加的议会才有向他们征税的权力。英国议会中没有他们的代表，所以他们不能承认英国议会对他们具有征税权。他们公开怀疑这些新税法是将他们沦为从属、沦为奴隶的第一步。商人船队无视这些法律，仍然不向英国付税就进口货物，甚至还焚烧了一艘英国海军的巡逻舰。拓荒者和种植园主也无视法令，继续越过禁区线去开发肯塔基。律师们则谴责允许搜索住宅的法令违反了英国的习惯法。

在抵制英国的行动中，各殖民地认识到了联合起来的必要，使本来并不团结一致的殖民地发现了共同利益。随着事态的发展，殖民地从抵制开始，逐渐发展到反叛与要求独立。约翰·亚当斯的这句话精辟概括了这个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到独立战争之前，美利坚人已完成思想上的革命和殖民地的联合。”

抵抗英国税法 事实上，早在1754年，7个殖民地的代表就曾在纽约的奥尔巴尼开过会，一向具有先见之明的富兰克林在会上提出了“奥尔巴尼联盟计划”，提议建立殖民地统一议会，以便协调与印第安人的关系以及西部殖民等事项，但是不少殖民地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表示反对，计划未能通过。

《印花税法》公布后，最先吹响“叛逆号角”的是弗吉尼亚，这要归功于殖民地颇具声望的帕特里克·亨利。亨利擅长演讲，时常抨击英国政府。1765年5月，亨利起草了一份决议，宣称英国议会没有对殖民地征税的合法权利，“只有弗吉尼亚议会才拥有唯一的、单独的、专门的对弗吉尼亚征税的合法权”。决议遭到否决，亨利的演说也被指责为“叛逆”，但亨利响当当的回答却成为经典：“如果这算是叛逆，那就算叛逆好了。”

与此同时，在马萨诸塞的倡议下，9个殖民地派27名代表于10月聚集在纽约商量对策。他们一致认为殖民地人民应该享有英国公民的一切权利，殖民地的税收应由当地政府，而不是由不受他们影响的英国国会来征收，英国议会对殖民地只有立法权而没有征税权。他们起草了一份请愿书送往英国，要求废除《糖税法》和《印花税法》，但英国对此置之不理。

请愿无效，殖民地决定抵制英国货，并开始诉诸行动。一些非正规组织如“自由之子”，鼓动人们行动起来。抵制行动在有些地方发展成暴乱：在波士顿，一群人洗劫印花税局局长以及副总督托马斯·哈钦森的家；在康涅狄格，一帮人威胁要求印花税局局长辞职；在一些地方，印花税票被抢走后点火烧掉；还有些人袭击印花税票代销人，迫使他们辞职。当法律生效之日，已无人再敢代售，也没有印花税票可贴，印花税票形同虚设。最终，《印花税法》于1766年被正式撤销。

尽管废除了《印花税法》，英国还是没有放弃对殖民地征税的政策。当初为了反对《印花税法》，殖民地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富兰克林）曾经说他们反对的是直接税。这当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任何人都能看出其中的缘由，但英国人顺着这个逻辑，提出改收间接税。《汤森税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台的。这下，殖民地算是彻底惊醒了，为了抵制《汤森税法》，殖民地发起了新一轮抵制英货活动，并迅速发展殖民地自己的制造业，以改变一向依赖英国进口的状况。1768年，马萨诸塞议会向其他殖民地发布通告，提出《汤森税法》“违反了他们的自然权利与宪法权利”，这激发了殖民地对英国权力与殖民地权利的讨论。消息传到伦敦，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国务卿亲自写信，警告凡响应马萨诸塞议会通告的议会都将遭到解散，结果，各殖民地都站在了马萨诸塞议会一边。到1769年年底，从英国进口的货物将近减半。

“联合或者死亡”
富兰克林这张著名的政治漫画发表于1754年5月9日的《宾夕法尼亚报》，形象地说明了殖民地各州之间需要联合，采纳“奥尔巴尼联盟计划”的必要。特拉华州和佐治亚州不在图内。

虽然抵制效果已非常明显，但波士顿的海关特别委员仍然留在殖民地。大多数海关官员笨拙无能、傲慢自大、强制专横，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骚扰客商与水手，还有的贪污受贿，中饱私囊。这对于已停滞20多年的波士顿经济而言，可谓雪上加霜。为此，冲突频频发生。为了加强管理，英国政府在波士顿市内派驻了4个常规军团。4000名英国“红衣兵”（因穿红衣而得名）出现在1.6万人的波士顿。这对于波士顿人来说，几乎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更难以接受的是，这些士兵态度粗鲁、狂妄自大；而且由于英国所给的待遇很差，士兵们在不当差时还会想着找点活干，这就相当于与本来工作机会就不多的波士顿人抢饭碗。

“波士顿大屠杀”
爱国者保罗·里维尔以“波士顿大屠杀”为题在《波士顿公报》上刊登文章，进一步激发了美国革命和反英浪潮。

1770年3月5日，即在帆船厂工人与前来找事干的“红衣兵”发生冲突的几天之后，爱国者在国王街聚集了大批愤怒的市民，向英国当局抗议示威。8名英军在国王街老州议会大厦的台阶前站岗，双方僵持了数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不断有人在人群中喊：“告诉我——议会里有谁是代表我们的？有谁是代表我们说话的？有谁是代表我们参与法令签署的？告诉我有谁！你没法回答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根本就没人代表我们！”爱国者们向英军投掷石块和雪球，嘲笑并侮辱他们。随着附近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情绪变得越发失控：一名“红衣兵”被打倒，惊恐的英国士兵向群众开枪，随后5人倒在血泊里，有的当场死亡，有的奄奄一息。

此次混战酿成历史上著名的“波士顿大屠杀”，成为历史上英国压迫民众残暴行为的标志。殖民地的激进人物，如塞缪尔·亚当斯，借此表达对英国的愤怒情绪，其抗议之声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一天，新上任的英国首相诺思勋爵取消了《汤森税法》除茶叶税之外的一切税收。此后，殖民地出现了两年的相对平静时期。

1773年，不达目的誓不甘心的英国议会，为了帮助东印度公司摆脱财政困难，又通过了《茶税法》。法律允许东印度公司将大量茶叶存货运往殖民地，但无须像殖民地商人那样缴纳正常关税。有了免税优惠，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售价便可以低于殖民地茶商的价格，这对后者构成巨大威胁，相当于垄断了殖民地的茶叶贸易市场。诺思勋爵原以为此法会受欢迎，因为毕竟没有了转手商，茶叶会更便宜，但殖民地人却不这样认为，《茶税法》重新唤起了“无代表，无税收”的意识，东印度公司可以免除关税，凭啥要对他们收税？

“波士顿倾茶事件”
根据1773年12月23日的《马萨诸塞时报》报道：“涨潮时，水面上漂满了破碎的箱子和茶叶。”后来，美国在已废弃的茶叶码头上立碑，纪念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殖民地的对付方法就是抵制购茶。抵制购茶是殖民地反抗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次活动很快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群众活动，其中还有许多妇女参加，她们组成“自由之女”参与抵抗。1773年的最后几周，各殖民地计划用行动阻止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上岸。纽约、费城、查尔斯顿等港口坚决拒绝英国茶叶卸货，波士顿总督则下令船只不卸货不得离港，结果导致“自由之子”采取极端行动，上演了一出大戏，场面颇为壮观。12月16日傍晚，在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的领导下，几十名“自由之子”化装成莫霍克印第安人，穿过人山人海的旁观者，登上茶船，打开茶箱，将东印度公司3条船上的342箱茶叶全部倾倒入大海。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英国对此十分恼火，决心以更严厉的手段进行强行控制。议会于1774年通过了更多的法令来限制殖民地的自治，其中包括封锁波士顿港、要求茶叶党人赔偿损失、改组马萨诸塞政府、削弱议会活动、加强驻守殖民地的军队、允许被控英国官员与肇事英军回国受审等。殖民地人民把这一系列“强制法案”称为《不可容忍法》。之后，英国议会还通过了《魁北克法案》，目的是为魁北克地区的法语罗马天主教居民提供一个国民政府，赋予罗马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给予罗马天主教扩大省区的合法性。这一法案与前面几个税法相比，性质不同，对殖民地也无多大威胁，但是在当时非常敏感的气氛下，人们如惊弓之鸟，将它看作伦敦的又一阴谋，要让殖民地人服从罗马教皇的专制统治。想想当初他们为了宗教自由，经历多少坎坷，怎能听此传言不闻不问呢？

因此，《不可容忍法》非但没有孤立马萨诸塞，反而使马萨诸塞收获了更多的同情与支持。各殖民地议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声援他们，建立了各种类型的组织、机构与新的权力中心。之前，塞缪尔·亚当斯在马萨诸塞改组了“自由之子”，建立通信委员会；后来，弗吉尼亚迈出了联合行动的第一步，建立了跨殖民地的通信委员会；如今，《不可容忍法》出台后，殖民地迅速采取行动，呼吁在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12个殖民地（佐治亚没有参加）代表于1774年9月5日在费城的木工厅举行会议。会议形成5个重要决议：第一，签署一份声明，向英王乔治三世提出“权利申诉宣言”，谴责英国自1763年以来的所有罪行，要求取消这些不公正法律。第二，批准马萨诸塞萨克福县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殖民地备兵以防英国军队进攻波士顿。第三，组建一个“大陆议会”，协调抵制英国商品，停止所有英国进口。约翰·亚当斯原本还准备允许英国议会管理殖民地贸易，现在也相信英国议会没有这种权利，他表示：“所有自由政府的基础，在于人民都有权参与立法。”第四，否决费城代表提出的在英国政权下建立殖民地联盟的提议。第五，议定下一年春天再次召开代表大会，确定“大陆议会”为常设机构。

由此可见，此时的殖民地已经不局限于反对英国议会的征税权，他们也在反对英国议会的立法权，因为议会通过立法可以对他们实行专制。殖民地开始了对英国的全面对抗，形势显然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约翰·亚当斯在给帕特里克·亨利的信中写道：“我不指望缓和调解，相反，我要的是加倍的反抗与双重的报复。我们要战斗。”亨利回信表示：“上帝做证，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亨利雄辩的口才为殖民地独立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发表了极富煽动性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著名演说，宣布一切缓和事态的企图都不过是徒劳：“屈服与奴役之外，我们再无别的退路！我们的枷锁已经制成！镣铐的叮当声已经响彻波士顿的郊原！一场杀伐已经无可避免——既然事已如此，那就让它来吧！……难道生命就这么可贵，和平就这么甜蜜，竟值得以镣铐和奴役作为代价？全能的上帝啊，制止他们这样做吧！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

“震惊世界的枪声” 殖民地开始训练民兵，筹集军火，准备武装保卫自己的家园和自由。英王乔治三世强硬地发出最后通牒：“如今骰子已经掷了，殖民地要么屈服，要么胜利。”

冲突终于爆发。1775年4月14日，英国部队总指挥托马斯·盖奇将军接到命令，要求搜捕当地的反英领袖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他听说殖民地民兵已经在波士顿附近的康科德囤积了大量军火，就决定采取行动。1775年4月18日晚，盖奇派出近1000名英国士兵从波士顿赶往列克星敦和康科德，企图趁其不备，夺取武器。这么大的动作实在逃不过殖民地民兵骑兵巡逻保罗·里维尔和威廉·道斯的眼睛，两人马不停蹄一路赶到那里预先禀报。马萨诸塞民兵及时出动，待第二天凌晨英军到达列克星敦时，已有近百名民兵严阵以待，美国革命的第一枪打响了。随后，英军继续向康科德挺进，却发现民兵已将大批军火转移，只好将剩余的军火销毁。在返回波士顿途中，英军在康科德北桥又遭遇四面八方赶来的民兵，一番激战之后，英兵弃阵撤离，途中又遭到殖民地非正规军的不断偷袭。就这样，一天下来，英军损失惨重，伤亡人数达273人，而殖民地的损失不足百人。

这次战斗大大激励了殖民地的士气，唤起了成千上万殖民地人投身革命事业。盖奇将军不得不承认：“叛军并非许多人想象中的乌合之众。”事后，殖民地乘胜追击，夺取了附近英军的一个要塞与一个据点。当时很多人把这次冲突看成多年来双方关系紧张的又一表现，但史学家断言，这是决定性的“震惊世界的枪响”，标志着独立战争已经开始。

思想根源与思想分歧 美国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在论著《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中宣称：“革命首先是思想意识形态的、法治上的和政治上的斗争，而不是通过社会或经济组织强行对社会团体之间的争执进行改革。”就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而言，来源是多方面的。有些思想来自美洲本土自身的经历，尤其是宗教与政治经历。有些来自外来影响，如英国一些反政府人士的激进思想，他们批评英国现行体制，认为它腐败堕落、压迫无辜。这些人中，有视英国政府为暴君专制的苏格兰人，也有受到迫害的“乡村辉格党”。还有些思想来自前辈哲学家，如约翰·洛克，他们提出：人类的本性堕落自私，因此有必要建立政府保护人类个体免遭邪恶，但由于政府由可堕落的人执政，因而必须防止滥用职权。

对英国以及殖民地的大多数人而言，英国宪政基本上满足了上述要求。英国社会中君主、贵族、平民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确保任何个人或集团不能凌驾于他方之上独立行使权力，但到17世纪中叶，许多人士发觉国王和大臣越来越腐败独断，英国政体濒临暴政边缘。

对于殖民地而言，他们直接的不满来自英国所实施的一系列税收政策。殖民地人民相信宪法是规定政府组成与权限的永恒的、书面的表达，其中一项应该规定公民认可的赋税权利，但在英国，宪法并不是书面文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律条文。当汤森推行“外部税”的时候，费城律师约翰·迪金森表示，合法的外部税只能用于贸易管理，而不能用于谋取收入。后来殖民地人民根本不管这种区别，提出“无代表，无税收”。不管税收的本质是外部还是内部，是贸易管理还是谋取收入，英国议会在未经殖民地同意下无权推行税法。

在英国人看来，殖民地有关“代表”的呼吁几乎就是小题大做，毫无意义。事实上，在英国也只有4%的人有选举议会权，有些人口众多的县或郡根本轮不到代表资格。这是惯常做法，而且如此不平等在英国根本不足为奇，因为不管这个议员来自何地，他并不代表某个个体或某个特定区域，他代表的是整个国家。因此，完全没有代表的英格兰自治县、整个爱尔兰以及千里之外的殖民地，在名义上都由伦敦议会所代表，尽管这个议会代表并不是这些地方选举产生的。

这就是所谓的“实质性代表”理论。但经历了村镇大会和殖民地议会的殖民地人民相信的是“实实在在”的代表制，每个社区选举本区代表，代表为本区负责。既然英国议会没有殖民地代表，又何来代表权？只有自己的殖民地议会才能代表殖民地人民。这种观念使他们将不满发泄到擅自行使职权的英国议会，而非帝国本身。殖民地人民在几年后才直接批评国王，到1776年宣布独立时才直接批判英国宪法。

另一个不可调和的冲突来自对于政权本质的不同理解。殖民地人民认为，英国议会有权为英格兰与整个帝国立法，但殖民地议会也有权为殖民地具体立法，这一思想实际上就是后来美国的联邦制，它要求权力分割。但对英国而言，这一想法不仅不符合常理，而且显得荒诞可笑，因为既然英帝国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整体就只能有一个权威，那就是英王政府和英国议会，何来双重权威之说？

既然谈不拢，殖民地只有抵抗。如果抵抗不起作用，那只有采取下一步计划，那就是诉诸反叛之权，或曰“革命权利”。殖民地领袖都是理性智慧、博学思辨之士，他们结合《圣经》以及洛克等哲学家的思想，提出如果政府坚持滥用职权，人民有权抵制这个不法统治者，有权与他们解除“契约”，推翻他们，并重建新的政府。

抵抗与革命仅一步之遥，当英国顽固地坚持己见，出台新的政策，试图进一步压制殖民地时，它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致使殖民地人民不得不跨出革命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