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属北美殖民地有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他们的自由自主提供了广阔空间，这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别处的民众所难以获得的。

其一是北美的近乎荒原的状态。虽然殖民者筚路蓝缕，创业艰辛，但他们有的是希望，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无边无际的自由土地，这在旧世界中永远也找不到。只要熬过最初的难关，就会迎来收获的季节。

其二是英国开放的殖民政策。由于英国本身是崇尚自由的新教国家，王室和国会对殖民地的基本态度是放任发展，殖民者感激地称之为“有益的疏忽”。各殖民地政治虽有不同，却是大同小异，都是自成一体的自治政体，都有民众自选的议会来参与决定殖民地的事务，尤其是对财政的发言权，他们也享有比较广泛的言论、出版和信仰自由。这样程度的自治远超过英国本土民众享有的权利，这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极其罕见。

文明诞生于人类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这一论断在美利坚的诞生中再次得到验证。英国的旧制度和旧观念一旦移植到北美的自由土地上，殖民者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有了更多自由去创造自己希望的制度，也有更多自由抛弃他们不喜欢的观念和方式。于是新的意识产生了，新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新的政治制度出现了，一个新的民族呼之欲出。他们勤劳乐观，充分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他们自由自治，信心满满地拒绝压迫。

自治了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地似乎将迎来瓜熟蒂落，他们在心理上准备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吗？他们有决心、有能力来应对即将到来的考验吗？

在北美的荒原上诞生一个新民族是有代价的，不仅有殖民者的艰苦劳动和悉心经营，更有被他们取代的原住民付出的巨大牺牲。在17世纪的北美，印第安人尚未进入“国家”的文明形态，他们甚至没有土地私有的概念，故而不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国界或边界。殖民者将荒野视为无主土地，任意开垦，扩充疆域。这迟早会侵犯到印第安人的利益，双方发生冲突几乎不可避免。而两种文明处于如此不平等的状态，一旦对决，鹿死谁手便毫无悬念，这是人类文明中又一幕令人痛惜的同类相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