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殖民地的宗教与教育

移民将各自的宗教带到北美，形成了殖民地纷繁复杂的宗教传统。而殖民地对宗教差异的容忍程度几乎是任何欧洲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殖民者还排除各种困难，将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体现了传统宗教信仰与启蒙精神的结合，为以后的教育奠定了一个重要基础。

最早在北美传播基督教的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在北美的西部和南部，即现在的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佛罗里达等地，建立了一些天主教教堂。在英国殖民地中，1607年最早一批定居詹姆斯敦的移民属于英国国教。在弗吉尼亚、马里兰、纽约、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法律规定英国国教为官方信仰，但这种信仰一直非常松散。不过无论信仰什么，所有人均应纳税支持官方教会。普利茅斯是清教分离派，马萨诸塞海湾是清教非分离派，但他们移民北美后便与英国清教事实上分离了。

新英格兰清教 新英格兰清教的神学是加尔文宗。约翰·加尔文是宗教改革中仅次于路德的重要人物，他坚持路德的“因信称义”原则，将信仰视为得救的唯一途径，但他更加强调上帝的绝对权威和人的绝对沉沦。加尔文的上帝是位愤怒的上帝，要求人的绝对服从。人由于堕落不能自救，故必须依赖上帝的恩泽。加尔文宗的神学中心是“预定论”，即上帝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了少数人得救，一个人是否得救在万世之前就由上帝决定了，与他本人的努力无关。既然如此，人行善还有意义吗？对清教徒而言，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善行与美德是得救的标志，每个人必须努力去表现。凡有此标志者，被称为“可见圣徒”。但到底谁会得救？谁下地狱？只有上帝知道，凡人并不能见，故最终得救的真圣徒被称为“不可见圣徒”。

清教徒还相信与上帝的信仰契约。上帝最先与亚当订立“行为之约”：上帝对人承诺真正幸福，人则承诺履行上帝所要求的行为。但亚当偷吃禁果毁了约，人就犯下了原罪。然而上帝没有据此放弃堕落之人，他与亚伯拉罕另立“恩典之约”。顾名思义，这是上帝赐予人的恩典，尽管人有许多不是，但只要他有一颗真挚、纯洁之心，上帝依然可以接受他、拯救他。由于堕落之人无力履行道德法规，上帝便以基督之名，主动代人遵守“行为之约”，只要求亚伯拉罕相信基督已经降临即可，基督就是“恩典之约”的“承保人”。如果说“行为之约”是掌握在人手中，那么“恩典之约”则掌握在有赐予权力的上帝手中。基于此，清教徒们将现世视为对来世的准备，将得救看作人生的最高愿望。他们要把一切奉献给上帝，以期得到上帝的恩泽。他们一心一意，热情坚定，充满献身精神，又毫不宽容异端，因为他们深信自己是站在上帝一边的。他们勤劳节俭，将兴旺发达视为上帝恩宠的明证，这一伦理为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思想准备。

清教徒遵循路德关于教会是信徒自由联盟的精神，采取公理会的组织形式，信徒自愿组成教会，自选牧师，自行管理。各教会独立自主，不设主教或其他教阶，取消教会的等级制，强调信徒的平等。他们认为信徒可以直接求助于上帝，不需要任何中介。清教徒有组织、有纪律，更有战斗精神。在新教受迫害的年代里，公理会灵活机动的组织形式帮助他们赢得了生存与发展。马萨诸塞的清教教堂犹如会议厅（一开始也称会堂），朴实无华，虔诚的信徒在那里崇拜上帝，也在那里探讨政治。

但始料不及的是，第一代清教移民高扬的宗教热情并未延续很久，他们的子女竟然就已经没有可以汇报的宗教转变。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按照规定，只有教会成员的子女才能受洗，受洗后长大成人才有可能入会。如果第二代不能入会，那么第三代就无法受洗，他们的入会也就无望，如此下去，教会必将面临萎缩。1662年，教会决定采取“半约”的应变方式，允许不能入会的信徒留在教会，并允许他们的子女受洗。到1691年，只有教会成员才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规定也终于作废了，虔诚严厉的清教徒不得不适应时代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教规。

宗教多元与自由 南方从詹姆斯敦开始便引入英国国教圣公会，牧师由英国委派，教会由当地征税维持。但是弗吉尼亚土地辽阔，居住点分散，居民处于相对隔离状态，很难按时去教堂。北美没有主教，英国能派来的正式牧师数量很少，根本照顾不到所有的教徒，有些地方只能聘用世俗的读经师，有时连婚葬礼仪也没有牧师。一直到1675年以后，伦敦才指派了一名殖民地的代理主教。这样的环境对宗教显然起了自然淡化的作用。

中部各殖民地的宗教相对复杂，这里有新尼德兰时期留下的荷兰改良新教，有从新英格兰南下的公理会，有马里兰的天主教，有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和各派德国改良新教，还有苏格兰—爱尔兰的长老会、浸礼会等。其中有的教派如荷兰改良新教和贵格会，一贯倾向信仰自由。为了生存，杂居在一起的各派教徒不能不学会相互容忍，和平共处。

当然，宗教自由在北美也是靠殖民地人民争取得来的。而北美争取宗教自由的第一人恰恰出在控制最严的马萨诸塞清教徒中，那就是罗杰·威廉斯。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政教分离，他认为宗教乃有关良心之事务，世俗的民事政府无权干涉。凡精神事务，只能服从耶稣基督。威廉斯被马萨诸塞驱逐后，在罗得岛实施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不仅容忍不同的新教派别，也允许天主教、犹太教乃至异教的信仰自由。

1649年，为了解决英国清教革命在殖民地造成的危机，马里兰发布信仰自由法令，规定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有进行宗教活动的自由，但亵渎神明或者否认三位一体的人要处以死刑。与罗得岛相比，这条法令在宗教自由上显然并不彻底，也埋下了天主教日后受迫害的祸根。贵格会的威廉·佩恩认为，信仰自由是明智的治国之道，不同的信仰之间要允许宗教辩论，使用暴力不符合耶稣基督的精神，只会危及公共秩序，因为良心被蹂躏就会产生复仇的动机，宾夕法尼亚对宗教信仰的容忍态度使之成为北美殖民地上又一个宗教避难所。

到18世纪初，北美殖民地的宗教情绪已明显退化，除了上述原因，还有17世纪下半叶的科学发展。哥白尼、伽利略、培根、牛顿等科学家发现了一系列自然规律，鼓励人们用理性去认识规律和适应规律。洛克又将自然法则运用于人，提出人的思想主要是由经验形成的。人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世界，看待自己：原来宇宙是有规律可循的，并非由着上帝的兴致。上帝现在倒更像个钟表匠，创造世界是让它按一定规律去运转，自然灾难也因此变得可以解释和防范了。人们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把握后，就越来越不喜欢加尔文那个愤怒的上帝，也不再愿意把自己看成完全沉沦堕落、不可救药之辈。他们倾向于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有能力完善自身。这种理性思维和自信自立的精神当然是对清教教义的极大冲击，清教领袖想抵挡也抵挡不住。相当一批人开始信仰自然宗教，即自然神教，他们相信有创世者，却不接受神示。

经济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随着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社会也越来越世俗化。随着第二次对英战争结束后大批移民的到来，北美原本复杂的宗教更趋多元，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社会的宗教色彩。宗教本身被理性化，这一状况引起了一些宗教人士的不满和担忧。

大觉醒运动 18世纪三四十年代，殖民地爆发出群众性的宗教热情，掀起了第一次大觉醒运动。这场宗教复兴运动波及整个英属殖民地，极大地改变了殖民地的教会和宗教情绪。先是在中部殖民地，有牧师用地狱之火和永死来迫使听众皈依上帝；接着是1735年春，乔纳森·爱德华兹在马萨诸塞和康涅狄克河流域掀起令人震惊的皈依之风。

爱德华兹是个极其虔诚的清教牧师，外祖父是马萨诸塞著名的北安普敦牧师所罗门·斯托达德。爱德华兹是个早慧的天才型人物，具有非凡的观察与推理能力，13岁就进入了耶鲁，小小年纪就能撰写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21岁已是耶鲁导师，24 岁被选为助理牧师，成为外祖父斯托达德的助手。1729年外祖父去世时，爱德华兹接管北安普敦教区，在之后仅20多年的时间内，一直在这个教区布道、写作。

爱德华兹坚信加尔文教义，相信上帝至高无上，人根本无法凭借出色的工作实现自身的救赎。他心目中的宗教不仅仅是用头脑来理解教义，更重要的是要使灵魂来感受宗教。他要让人们重新体验宗教的激情，感受上帝的权威。他在布道中极力渲染上帝的愤怒和地狱的恐怖，警告罪孽深重的人们，说上帝毫不留情的惩罚将随时降临，吓得听众呼号呻吟着当即请求皈依上帝。就这样，爱德华兹把“迷失”的灵魂重新归拢到上帝的管辖之下。

但后人给了爱德华兹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新英格兰殖民地——甚至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才华、最雄辩的神学家和哲学家。这是因为他的神学充满了哲思，他关注哲学中的存在、心灵、创造、意志、自由、美德、观念、伦理等命题，并将它们用于阐释并捍卫其神学命题。对爱德华兹来说，艺术、科学、哲学在理想状态下并不与神学分离，相反，当日趋完美时，“它们流入神德中，并且与之相符，成为其组成部分”。爱德华兹的这些思想，结合了清教柏拉图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特别是洛克、牛顿、哈奇森等人的思想，在19世纪以唯一神教的形式，主导了整个新英格兰文化。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者如爱默生，尽管反对一切系统的神学，倡导人的神性，但还是把清教徒对神与自然合一的激情探索继续进行了下去。

另一位杰出的布道演说家是英国卫理公会的牧师乔治·怀特菲尔德。1738年，怀特菲尔德到殖民地巡回布道，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听众，被称为“伟大的巡回演说家”。在1740—1770年间，怀特菲尔德在北美大陆一共进行了7次巡回布道，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为期75天，行程800英里，布道175场。怀特菲尔德并不注重教义，他布道起来就像指挥一场交响乐，情绪激昂、语言生动，听众常常听得如痴似醉，有的甚至当场皈依。本杰明·富兰克林记录了怀特菲尔德在1739年费城的一次巡回演说，富兰克林本人不怎么信教，也不怎么容易被感动，下面这段是他的回忆：“我暗下决心，他休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我口袋里有一把铜钱、三四个银币、五枚西班牙金币。随着他布道的进行，我的心开始软了，结果就把铜钱给了他。接下去，又一动人之处让我决定把银币给他。他的结尾实在太令人敬佩，我于是把口袋里金币以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了筹款者的盘子。”

乔纳森·爱德华兹（1703—1758）

读了这段，没有人会怀疑怀特菲尔德是一位“超级明星”。此后几年，怀特菲尔德等牧师四处传播福音，收集皈依的灵魂，其影响遍及各殖民地。一时间，“拯救”成了人们唯一的话题和关注。直到1745年以后，这种宗教狂热才慢慢平息下来。

大觉醒运动对殖民地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与以往的宗教相比，大觉醒是一场群众运动，冲击了传统教会的权威。传统教会否认每个人都能经历精神上的宗教转变，但福音传播者却允许每个人只要愿意，都有可能经历宗教的转变和灵魂的新生，“得救”是人人都有的权利。“普救论”这一新的得救理论使下层人民在精神上感到了与上层的平等，普通人对宗教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他们甚至宣布，只懂教义而没有宗教经验的牧师根本没有资格布道。传统的宗教秩序向大众化发展了，信教入教的人数激增，尤其是浸礼会、卫理公会等普通人的教派。

大觉醒中表现出的宗教狂热和集体皈依引起了宗教界的不同看法，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最终导致了许多教会的分裂。以公理会为例，它分裂成“新光”和“旧光”两派。“新光”派是爱德华兹的追随者，他们从“旧光”派中分裂出去，使“旧光”派损失了不少信徒。同时，大觉醒还创造出新的教派和新的宗教，宗教变得更加宽容了，原先由几个教会垄断宗教的状态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各个教堂之间的自由竞争。

大觉醒是全美第一次社会运动。原先各殖民地各自为政，是独立而分散的。大觉醒时，福音牧师到处巡回布道，打破了殖民地之间的界线，促进了彼此的交流，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民族感，从精神上为即将到来的独立革命做了铺路和准备。

文献摘录

啊，罪孽深重的人！想一想你们所处的可怕险境吧。上帝的手把你们举在上方，下面就是一个巨大的愤怒的火炉，一个宽大的无底深渊，满是愤怒的火焰。上帝的愤怒被激发起来，被激怒了，既是针对地狱里许多遭天谴的人，也是针对你们的。你们悬挂在一根细线上，神的愤怒的火焰在线的四周闪光，随时准备把线烧焦，把它烧成两截。你们对任何仲裁者都没兴趣，抓不住任何东西来拯救自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愤怒的火焰，没有你们自己的东西，没有你们所曾做过或能做的事情可以敦促上帝宽恕你们一点时间……（乔纳森·爱德华兹：《罪人受罚于愤怒的上帝》，1741）

教育发展 在英属13个殖民地中，英国移民是主体，英语是唯一通用的语言。与欧洲相比，殖民地虽然也有穷人、富人之分，但阶级界限不像在欧洲那么明确，也并非不可逾越。且殖民地的教育普遍优于欧洲，个人的奋斗和发展便有了更好的条件和机会。

当时英国政府不向殖民地提供教育经费，各殖民地便根据自己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来兴办教育，从而形成了美国由地方办教育的传统。南方由于居住分散，不利于集中办学，大都由家长们合作聘请一位教师来教育子女。富裕的人家则自请家庭教师，孩子长大后，还要将他们送到英国大学去受绅士教育。中部居住比较集中，有私人办的学校，也有城镇办的学校，经费依靠私人捐款和政府拨款。当时各地贫穷的孩子都有拜师学艺的传统，一面学手艺一面学文化。虽然教育被认为主要是家长的责任，但私人捐赠的教育机构和教会的慈善学校也一直存在。

对教育最有热情的是新英格兰的清教移民。他们在安顿下来以后，首先是进行宗教礼拜，其次是建立政府，然后就开始关注教育，因为他们亟须培养牧师，还要让每个人学会阅读《圣经》。1635年他们开办了波士顿拉丁语学校，为学生进入大学打基础。1636年，也就是他们到达美洲的第6年，就由议会拨款400英镑——即当年税收的1/4——创办了北美第一个学院。由于清教领袖大多毕业于剑桥大学，他们便将该地改名为坎布里奇（剑桥）。两年后第一批新生12名学生入学。同年，约翰·哈佛牧师去世，将他的图书馆及财产的一半留给学院，议会于是决定将学院命名为哈佛学院。在最初近60年的时间里，哈佛是北美唯一的授予学位的学院，主要教授古典语言文学、神学和哲学，授课都使用拉丁语，注重的是学生的精神道德修养，毕业生中有一半成为牧师。

著名的《新英格兰初级读本》
清教徒既强调字母和认读等基本技能，也重视道德与宗教内容，如在教字母A 时，用的就是这样一句话：“在亚当的堕落中，我们大家犯了罪。”

1642年、1647年、1648年，马萨诸塞殖民地连续通过教育法案，要求保证每个需要上学的人都能上学。法律规定，每50户以上的村镇必须指定一位居民教授孩子读书写字，每100户以上的城镇必须开办一所学校。由于清教移民居住集中，学校便像教堂一样，成了新英格兰城镇的特点。学校的教育主要是读写和算术，宗教自然是渗透在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到独立战争为止，整个殖民地的白人男性有一半人可以读写，比例高于多数欧洲国家。但女性的教育非常有限，许多女性停留在儿童时期与男孩一起接受的家庭教育。非洲奴隶则根本没有上学的机会。

到建国时，殖民地一共成立了9所学院，除了哈佛学院，还有英国国教徒在弗吉尼亚威廉斯堡开办的威廉·玛丽学院（1693年）、由哈佛毕业的保守派公理会教徒在康涅狄克纽黑文开办的耶鲁学院（1701年）、由长老会创办的新泽西学院（1746年，今日的普林斯顿大学）、由英国国教教徒开办的英王学院（1754年，今日的哥伦比亚大学）、由富兰克林建议创办的费城学院（1755年，今日的宾州大学）、由浸礼会在普罗维登斯开办的布朗学院（1764年）、由荷兰改良新教在新泽西办的王后学院（1766年，今日的拉特格斯学院），以及由公理会在新罕布什尔创办的达特茅斯学院（1769年）。这些学院大多由宗教教派创办，当时基本上是政教合一，因而政府提供一定的资金，但学院由终身制的校董们控制，现在这些学院都已失去宗教色彩。

受教育人员比例的提高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1638年，殖民地的第一家印刷厂在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建立，主要印刷一些赞美诗、教义问答等为宗教服务的材料和识字课本，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出版了《圣经》的印第安文译本。17世纪末，在费城和纽约也陆续开办了印刷厂，但殖民地的出版物主要还是依赖从英国进口。

除了《圣经》之外，殖民地最流行的出版物是历书。历书最早出现在1638年或1639年，早期内容包括日历、占星术和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后来增加了医学与生活常识、航海信息、讽刺幽默故事等，是人们获得各种信息与生活常识的重要来源。到1700年，整个殖民地已有100来本历书在出版发行。富兰克林在1733年开始编辑出版《穷查理历书》，直到1758年。他在自传中是这样提及他的写作初衷的：“我尽力使它既好读又有用……我认为这是在普通人中间进行教育的一种恰当的工具。”的确，《穷查理历书》不仅实用，而且有趣。富兰克林在其中添加了一个名叫理查·桑德斯的人物。这个穷书生家有悍妇，常威胁他说倘若书中没有黄金屋，便将其付之一炬。双方争执的产物就是源源不断的格言与警句，内容涉及个人行为、人际关系、人性等。有些是富兰克林原创，更多的是出自他的再加工。在当时人口不到400万的整个18世纪末，该历书每年能印刷上万本，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到19世纪，历书依然十分流行，有些历书至今还在出版。

《圣经》和历书之后有了报纸。报纸这一传播媒体特别适合殖民地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特点，很快便成了人们生活之必需，其发行量之大实在是出乎发行者的意料。殖民地最早的一次办报尝试是在1690年，本杰明·哈里斯在波士顿出版了一份国内外时事报，但只办了一期便被当局查禁。18世纪初，报纸开始涌现，主要集中在波士顿、费城和纽约，最早的有1704年发行的《波士顿时事通讯》、1719年发行的《波士顿报》和费城《北美每周信使》。第一份比较综合性的报纸是富兰克林兄弟于1721年在波士顿办的《新英格兰报》。到1765年，发行的报纸已达43家，报纸在传播信息、促进独立、团结组织各殖民地人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最早的杂志也出现在这一时期，有安德鲁·布雷福德创办的《美国杂志》和富兰克林创办的《大众杂志》，这两本杂志主要供中产阶级消遣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