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巴金的文学史意义的讨论

巴金是当代中国的重要作家，研究巴金离不开对他的文学创作成就的阐释与评价，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也是巴金研究领域比较薄弱的地方。长期以来，巴金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拥有较高的地位和肯定性的评价，但这与过去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高度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现代文学史被界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而巴金的主要作品《激流三部曲》正是以揭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为主题的，所以反抗家长包办婚姻、主张青年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鼓励青年男女冲出封建家庭的束缚、歌颂青春和生命的激流，等等，成为巴金创作的主要阐释内涵。许多研究都是依循这样一种理论视角来解释巴金的作品。但这样的意识形态化的解释明显具有遮蔽性，即对巴金创作的整体性艺术追求和深层的意蕴很难客观把握和深入研究。这种研究的偏颇性甚至也影响到作家本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估。如在1970年代末重印《家》的时候，巴金就为这部作品的反封建内容已经过时而感到沮丧^[23]，而到了1980年代，高层的改革派开始用封建主义影响来隐射“文革”专制政治的时候，巴金才感到稍稍心安，庆幸这部小说还没有过时。其实任何一部中外名著，只有艺术上是否优秀之分，没有会不会过时的问题，伟大的艺术从来都是穿越时空，直达人性的深刻透析，只要有人类存在总是不会过时的。

意识形态化地阐释巴金作品，对巴金另外一类风格的作品也是不公正的。从1929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起，巴金曾长时间受到自己内心的折磨，他当时面对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中国彻底失败而烟消云散，通过悲愤的艺术倾诉来宣泄自己内心的政治欲望，可以说，1930年代巴金的创作动力来源于已经失败了的信仰，他为自己的信仰和过去的活动，写出了一篇篇“悼词”，如《爱情的三部曲》、《灭亡》、《新生》和《复仇》、《电椅》等短篇小说集。但是在巴金研究中，这一类最典型地反映了巴金创作风格的作品，总是得不到正面的评价。因为其基本内容与无政府主义信仰和运动有关，1950年代对这类作品不能不采取批判的态度，或者就是抽去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对这些文本作抽象的评价，结果让现在的青年人读了莫名所以，无法真正了解小说的艺术内涵。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年我上课讲解现代文学作品，有意选了巴金的《雷》和《电》，在课堂讨论时，同学们几乎都不理解小说所描写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故事，可是一位来自埃及的留学生却激动地走上讲台，滔滔不绝地谈论对这个作品的理解。这两篇小说描写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如何从一个温和、羞怯、连爱情也不敢吐露的青年人，一步步地转变为自暴自弃、心理变态的恐怖分子，用今天的反恐话语来说，就是“人肉炸弹”。巴金在这两篇作品里极其细腻地展示了这个青年反抗者的心理变化和精神变态的过程，写出了一个正常人在不正常的残酷现实环境下，是怎样被逼向失去爱情、失去事业、失去朋友、失去自信的近似疯狂的悲惨境地，终于成为一个让人感到恐怖的复仇主义者。^[24]巴金在小说里揭示出一个真理：人不是天生要寻死的，他们感受到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起先都是采取了和平反抗的方式，但是在残酷现实面前他们不得不被逼上极端的反抗形式，寻求玉石俱焚的效果。巴金早期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从来就不赞成恐怖主义行为，无论在理论探索还是创作实践方面，他都批判了恐怖主义对信仰的危害^[25]，但是他仔细研究过从俄罗斯的民粹党人到欧美的暗杀风气以及恐怖主义的历史，非常了解造成这种恐怖主义的原因在哪里，所以，他在小说创作和英雄特写中，非常精彩、独一无二地描写了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者的故事。这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独特贡献。我们今天身处全球化的追随美国反恐的政治环境里，可对于真正的恐怖主义的来由和理解却几乎为零。仅从这一点上说，巴金的早期小说在今天的世界范围里一点也没有过时，依然保持了非常前卫的感觉，只是我们今天的读者不关心、或者不敢正视而已。^[26]

因此，我觉得巴金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可能还需要研究者更加深入地去探讨，需要研究者改变以往的话语习惯和思维模式，比较客观地贴近巴金的艺术世界本身去寻求新的理解，在对巴金的经典性著作（如《激流》《寒夜》等）进一步研究和阐释以外，还应该关注一大批被原来的文学史意识形态遮蔽的作品，重新阐释和挖掘其中的思想意义和艺术内涵。巴金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曾经向媒体呼吁，纪念巴金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到巴金的作品，要让巴金活在他的作品里，与一代代的读者交流，而不是活在媒体的宣传与传闻里。我们重新来研究巴金，阅读巴金，阐释巴金，把巴金作品的意义引向多元的复杂的当代理解，使巴金的作品与青年人的当代生活理念结合起来，积极发挥巴金作品在当代生活中的作用。我想，这才是对巴金先生的最好的纪念。

巴金先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活动家，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早期的创作曾经以激进的先锋姿态和批判的反抗声音吸引了大量的青年读者，曾经在1930年代的中国青年读者中发生过巨大影响；他的编辑出版活动曾经在抗战中团结了一大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和诗人，成为鲁迅之后新文学精神传统的继承者之一；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名著，尤其是俄罗斯古典文学著作，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营养。有关这些领域的探究也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才能有助于全面探讨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系。

2006年2月27日于黑水斋

（初刊《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注释】

[1]本文是笔者参加2006年4月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主办的“汉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全文。

[2]巴金去世时，政府评价他的身份是：文学巨匠、社会活动家、著名的无党派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巴金生前，政府给予“人民作家”的称号。

[3]如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葛懋春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里收入了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卢剑波、范天均等人的访问记，似乎有些文献材料都是在“文革”前整理的。应该说当时这些人可能都在文史档案领域发挥着作用，并没有成为政治上的“敌人”。

[4]这一部分文献，巴金本人表示同意收入全集出版，但最后在出版社的审稿过程中被删去。

[5]关于巴金早期资料索引比较完备的有李存光主编《巴金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唐金海等编《巴金年谱》（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有关巴金的传记目前主要有李存光《巴金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徐开垒《巴金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陈丹晨《巴金的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2000年版）等，均有巴金早期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和活动的内容。

[6]该论文曾提交给第三届巴金研究国际研讨会，后收《巴金的世界》，山口守、坂井洋史著，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146—175页。

[7]参见《巴金的世界》，第178页。

[8]山口守这部分整理成果发表为《Labadie Collection 所藏巴金英文书信》《Labadie Collection所藏Agnes Inglis致巴金英文书信》《关于〈巴金与欧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书简目录〉》等，均收《巴金：新世纪的阐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陈思和、辜也平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9—628页。另有《关于巴金与樊塞蒂往来书信》，收《巴金的世界》，第126—145页。

[9]巴金《再思录》，初由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出版，增补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巴金这两封书信初刊《上海文学》2003年第11期，后同安必诺的介绍文章一起收入《生命的开花——巴金研究集刊卷一》，陈思和、李存光主编，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234页。

[11]部分成果发表于《生命的开花——巴金研究集刊卷一》。其中包括巴金在1979—1981年间访问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的日记，二十封家书，未完成的散文《怀念师陀》，以及与巴金相关的一批书信等。

[12]《随想录》是巴金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巴金以随笔的形式，陆续发表在香港《大公报》副刊，1978年12月1日开始写作，1986年8月20日完成最后一篇。共一百五十篇。每三十篇编成一卷，共五卷，分别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先后由香港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卷出版。1987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合订本，2005年改由作家出版社重版。

[13]这批在拍卖行里发现的书信手稿，目前已为上海作家协会收藏。

[14]《随想录》至今仍然是巴金最有影响的作品。有一个数字可供参考：2005年巴金去世，作家出版社重版《随想录》合订本，从10月到12月，短短三个月内销售了12 万册，超过同期发行的巴金的其他作品。

[15]关于对《随想录》的压力，巴金自己有所察觉，他说：“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唧唧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巴金《〈随想录〉合订本新记》，见《随想录》，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原香港《大公报》编辑潘际炯在《〈随想录〉发表的前前后后》中也有记录：“当时报社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继续登《随想录》的，因为巴老讲的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代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呼声的；另外一部分是反对登的，对巴老也不满。”（收《解读巴金》，陈思和等编，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16]陈丹晨《对张放对巴金的批评的批评》，收《解读巴金》，第372—373页。丹晨说《随想录》形成过程中相关评论发表不足十篇，是不准确的数字。这期间的《随想录》仍然是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和评论，也有不少评论文章，只是与1986年以后得到广泛的传媒关注是有区别的。

[17]以上言论，均见《巴金〈随想录〉五集笔谈》，载《文艺报》1986年9月27日。

[18]参见黎活仁等《我们对巴金〈随想录〉的意见》（载香港《开卷》1980年第9期），黎活仁《从巴金〈随想录〉到杨绛〈干校六记〉》（载香港《广角镜》1982年第113期）。

[19]该文原载天津《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6期，后收《解读巴金》，第364—368页。

[20]林贤治的观点见《三地学者谈巴金》，载《南方都市报》2003年11月25日。

[21]该论文初刊《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4期，后收入陈思和等编《无名时代的文学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351页。

[22]笔者拙文《从鲁迅到巴金：〈随想录〉的渊源及其解读——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初刊《文学报》2005年10月27日，现收入本卷第2辑。

[23]参见1977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于“文革”后首次出版巴金的《家》的《重印后记》。但巴金以后在随想录和创作回忆录里多次否定了《家》里的“反封建”已经过时的想法。

[24]参见拙文《现实战斗精神的绝望与抗争：〈电〉》，现收文集第4卷第1辑。

[25]巴金早期发表长篇通信《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答太一书》（收《断头台上》，自由书店1929年版），探讨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巴金的英雄特写有《断头台上》《俄罗斯十女杰》《俄国社会运动史话》等著作，均收《巴金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26]大约在二十年前，我与李辉合作撰写论文《巴金与欧美恐怖主义》，探讨巴金所谓的“心灵的祭台”的问题，以后似乎没有见过研究者从这些角度来解读巴金的早期作品。此论文收本卷第1辑。